缺水缺电可以解决，缺人就彻底没辙了
有“世界工厂”之称的中国不得不严肃面对“缺少熟练工人”的窘境。事实上，“民工荒”现象并不仅限于“珠三角”。中国劳动力市场信息网监测中心一份统计报告指出，在２００４年第二季度，江苏、浙江、福建、广东的“珠三角”、“长三角”等发达地区的１２个城市，有７０．４万人进入劳动力市场求职，但用人单位的招工名额则达到１０８．７万人，缺口３８．３万人。甚至江西、湖南等一些内陆地区也出现了招不到农民工的“民工荒”现象。一时间，“民工荒”成为中国社会关注的焦点，不仅企业叫苦不迭，政府机关、社会舆论都显得猝不及防，议论四起。
“民工荒”为何突如其来？对快速发展的中国经济而言，“民工荒”的出现，到底意味着什么？一些专家指出，“民工荒”现象是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的一种反映，是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与资源供给矛盾的一个信号。应对“民工荒”，就要解决经济发展与资源供给的矛盾。根本出路一是要提高资源供给能力，二是必须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由主要依靠资源数量投入向依靠资源使用质量转变。
７月中旬，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会同财政部、公安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农业部、卫生部、教育部、国务院纠风办、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联合下发了《关于进一步清理和取消针对农民跨地区就业和进城务工歧视性规定和不合理收费的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进一步清理和取消针对农民跨地区就业和进城务工的歧视性规定和不合理收费。
“这个文件出台的原因就是各地都出现了民工短缺，工厂有无法开工的危险。缺水、缺电这些条件还可以想法替代，缺人那可是彻底没有办法了。”中国社科院人口所所长蔡日方感慨地说。
２００４年以来，福建省民营经济发达的泉州、莆田等地，众多中小民营企业为招不到工人而一筹莫展。在石狮、晋江等民营经济重镇，路边劳动力市场上群集的招工摊子、满街的招工广告成了当地最引人注目的景观，“招工难”成为企业老板最忧心的事。
晋江市是福建经济实力最强的县，２００３年财政收入达２７亿元。区内民营经济发展异常活跃，大大小小的企业有１００００余家，形成了制鞋、陶瓷、食品、玩具几大支柱产业，每年吸纳７０万左右的外来劳工。但福建省企调队一项调查显示，从２００４年春天开始，晋江市大部分企业工人尤其是技术工人就严重短缺，影响了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活动，工业企业开工率只有８０％—８５％，其中陶瓷行业的开工率不足５０％。
有着“中国休闲服装城”称号的石狮市，人口只有３０万左右，外来工却有２０多万。在石狮市５０００多家企业中，外来民工构成了最重要的用工来源。严重的缺工问题己对不少企业的生产经营造成严重影响。在香江路临时招工点，众多企业的招工摊子挤满了这个简陋的劳动力市场。小璐璐制衣有限公司的小李告诉记者，明显感到今年来的农民工少了。公司派她在这里设摊招工己经有１个月了，但还是没有招满。江西农民孙克协说，他原在一家叫“巧夺”的运动服装厂做工，２００３年这家厂还有１００名工人，但现在只剩下了３０多人。
晋江市东石镇有“中国伞都”之称，“全家福雨具厂”是该镇一家中等规模的雨伞厂。厂人力资源部主任彭静介绍说，由于该厂能按月发工资，工人相对来说还算满意，但今年找工的农民工也明显偏少。厂里目前己招收了２２０名工人，但还是缺了１００多名工人。在安海镇“晋安职业介绍所”，与外来民工打了多年交道的老板黄珊娜，对当地工人短缺问题有着更为切身的感受。该镇原来有７家服务于找工作的农民工的求职中介，现在只剩３家了，外来农民工的大幅减少让这些求职中介也难以生存下去。黄珊娜说：“这里用工不规范的小厂太多，劳动时间长工资却很低，不少工人就不想再来了。厂家委托我招工的岗位起码在１０００个以上，但一天下来询问的求职者不超过２０个。”
“珠水流金镕日月，客囊万千下广东”，２０世纪八九十年代成千上万外来民工南下广东。２００４年夏天，“珠三角”令人意外地出现了大面积用工短缺。深圳市台商协会常务副会长刘秋声说，人不知到哪里去了，几乎每个台资厂都在喊缺工，普遍缺工在３０％至４０％左右，一些企业生产线开工不足，订单也不敢接了。
随着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特别是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推进，东部发达地区企业、资本西进渐成气候，“长三角”、“环渤海”、“泛珠三角”经济圈初步形成，“珠三角”首次大面积用工短缺就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出现的。各地对产业工人需求猛增，广东从吸纳全国劳动力的“就业洼地”变成了“平地”。过去湖北、安徽、江西到广东打工的人数要远远超过“长三角”的人数，现在已经基本持平。据有关部门统计，１９９７年至１９９９年，东莞市职介中心每年发布到外省招工的信息约２万人，实际到劳动部门安置的约１万人。而自２０００年开始这一数字逐渐减少，２００２年发布招工信息约４万人，实际到位仅８０００人。
打工没钱赚，不如回家去种地
其实，在２００３年，沿海一些民营经济发达地区严重的缺工问题就初露端倪，不少人士都将原因归于企业管理不规范、用工环境差，地方政府也随即出台了一系列优待外来工人的政策。但种种努力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缺工问题，２００４年大面积缺工现象再次出现。记者调查发现，“用工荒”的最直接原因是当地超低廉的工资。
在石狮市香江路临时招工点，聚集了众多找工作的农民工，虽然他们找工作的愿望十分迫切，但当地过低的工资让他们十分失望。在这里的每个农民工心中都有一笔账。江西省永兴市农民尹斌说：“大家出来打工就是想挣点钱，可每个月６００、７００元的工资让你根本存不下钱。如果算一笔细账，这样打工并不比种地好多少。”郑红奈来自贵州省安顺，暂时在安海镇的一家五金厂做皮带工，他所在的五金厂有５０多名工人，２个人睡一张床铺，月工资７００元左右。郑红奈对记者说：“工厂很不规范，连厂名、老板的姓名都不知道。初中毕业后想出来闯闯，但目前的月工资实在太低，回贵州单程路费就要２００多元，除了糊口，根本存不下钱。在家可以种西瓜、甘蔗等，细算一下收入不比这里低，如果再找不到待遇好点的厂就回家种地去。”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违反《劳动法》、侵犯工人合法权益的事还多有发生。工人短缺使企业间争夺工人的竞争加剧。在石狮市香江路招工点，不少企业负责人明确表示，每帮助挖１名工人，支付１００元的酬金。为了留住工人，一些企业采取扣身份证、强制交押金等非法手段。在石狮市一家“雅碧食品有限公司”，记者遇到了正在向老板追讨身份证和押金的云南农民郭云凤。这家公司招收了６０多名包糖果的工人，在进厂时老板收取了工人的身份证，还要求交押金。在与工人签订的劳动合同上，除了规定工人要“自愿”交纳５０元的所谓培训费外，对工价和工时等主要条款只字未提。公司老板蔡清白说，收５０元的“培训费”是为了稳定工人。就在这家企业的墙上，挂有泉州市和石狮市两级政府颁发的四块“重合同、守信用”的牌子。为了防止工人中途流失，扣发工资是企业老板最常用的招数。一家名为“舟六品牌（福建）鞋服”的公司，在招工广告上明确写道：除车工外年底发工资。在一家名叫“国仕男装”的服装厂，负责人告诉记者，厂里的６０名工人都没有签订劳动合同。
沿海地区“民工荒”的出现有着深刻的经济原因，民企发展将不得不面对日益上升的人力成本压力，超低廉工资的发展模式正面临严峻挑战。
林劝青是制鞋大镇陈隶镇一家鞋厂的老板，厂里有１００多名工人，这种规模的厂在这里数量众多。对于工资成本提高的压力，他感触颇深：“以前招工人要多少有多少，但最近两年情况却大有改变。制鞋是陈隶镇的特色产业，技术要求并不高，有点资金谁都可以办鞋厂当老板。因为工人工资一直很低，产品还是有一定的价格竞争力。后来生产规模不断扩大，小厂变大厂，家庭作坊越来越多，工人的需求量越来越大。而这么多年来工人工资并没有增长，缺工也就成了必然。”据林劝青介绍，制鞋企业一般毛利在１０％左右，工人工资在企业成本中占１０％—２０％。生产１双鞋，大厂可以有１０元的利润，小厂只有３元，家庭作坊只有１元。他认为，现在企业要想生存发展下去，提高工价势在必行，但利润空间也随之压缩，那些利润本来就很低的小厂将首先受到冲击。
记者在调研中发现，企业主对市场前景普遍看好，扩大生产的欲望十分强烈，但缺工问题成了制约他们扩大生产的最大因素。东石镇全家福雨伞厂老板肖清江说，今年雨伞外销形势十分看好，他正在盖厂房，准备进一步扩大生产规模，现在工人短缺成了最大难题。不少企业主意识到，提高工人工资待遇的问题已无法回避。
成本低廉、供给充分的劳动力资源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大特点，沿海部分先发展地区的民营企业以最低的成本买走了农村中最优质的劳动力，廉价农民工支撑起了这些企业的快速发展。“相对于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民营企业的劳动力成本无疑是最低的，这也是民企最大的竞争优势。”福建师范大学经济学教授林善浪认为。务工是一种市场行为，１９９６年以来粮食价格的持续低迷，使外出打工成为广大农民的唯一选择。但去年底以来粮食价格大幅度上涨，在超低廉工价、高强度工作的现实面前，部分农民选择重新回到农业生产。林善浪教授分析认为，目前沿海地区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已经发展到一定程度，各种生产力要素成本都已经大幅上升，如土地、水、电等，生产力各要素间具有联动关系，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也就成为必然。就全国来说，民工资源供应十分充足，但在局部地区还是有可能出现民工短缺，“民工荒”的出现显示在沿海部分先发展地区，市场正按其内在规律来调整过于低廉的工价，以使劳动力市场的供求趋向平衡。
福建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杨益生指出，东南沿海地区目前普遍出现“三荒”，即电荒、地荒和工荒，而这些地区基本都是以中低端制造业为主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三荒”现象显示企业经营成本正在大幅度提高，资源约束越来越突出，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正处于一个深刻的转型期。
遭遇缺工的地区和企业，一向都是处于依靠低成本劳动力投入进行低附加值的加工生产阶段，其主要利润来源于员工的超时工作，一些企业甚至通过拖欠工资等方式赚取利润。在出现“民工荒”后，如果提高劳动成本，企业利润空间将急剧缩小，一些企业将面临生存问题；如果不提高劳动者待遇，企业又没有足够的可供企业发展的生产要素；只有改变要素投入，企业才有可能继续生存发展。事实上，一些有能力的企业已经着手准备从改善机器设备入手，以尽量减少用工量来做为应对措施。
从地区情况看，我国经济增长的重心也在发生转移，表现为农民工从“珠三角”向“长三角”的流向转移上。“长三角”是在我国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后，在“珠三角”之后发展起来的又一个经济重心。
２００４年１０月３０日，由国家统计局城市社会经济调查总队、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中国信息报社共同举办的“中国综合实力百强城市信息发布会”首次发布了中国百强城市名单。长三角地区不愧为目前国内综合实力最强的地区之一，１６城市全部进入了百强排行榜。谁也无法否认，苏州市经济１０多年来高速发展。２００４年上半年统计显示，全市ＧＤＰ增长１８％，达到１６３０亿元人民币，排在全国大中城市ＧＤＰ总量第４名，这意味着苏州市己成为中国第四大经济城市。
２００４年，招工难同样开始波及苏州高新技术开发区。许多用工量大的外资企业在原待遇不变的情况下，要想招到合适的熟练操作工已变得十分困难。一些企业的人事经理不得不把更多的精力放到从边远省市的职业、技工类学校去招聘学生。
据高新区人力资源开发管理中心经理宋轶介绍，操作工难找的情况是从２００４年７、８月份开始显现的，主要体现在用工单位招不到年轻的操作工。在招聘时，不少企业对面试、学历、年龄等条件己经放宽，但仍然很难找到合适的工人。由于招聘出现困难，不少公司开始尝试“劳动派遣”的用工方式，通过人力中介机构向社会招聘生产第一线的操作工。统计显示，两个月里，高新区人力资源市场的“劳务派遣”高速增长，增幅达到了３０％。
高新区人力资源公司的刘学人认为，不能简单地说企业招不到人，关键是企业很难留住人。为什么？因为随着城市生活成本的提高和农村务农收入的增长，不少企业的薪水已激不起打工者继续工作的兴趣。据了解，不少企业操作工到手的实际工资，去掉养老金等，扣除住宿费、伙食费，就不到１００元了，只要有稍高一点薪资的企业招聘，他们便会跳槽。一位在高新区现场应聘的２０多岁的陈姓打工妹说，她已“跳”了好几次槽了，总嫌工资太低，除去吃用开销之外，只能赚取１００元，这在自己家乡也能赚得到。
苏州劳动部门今年８月的一项调查显示，去年全市职工平均收入增长２９．４％，而一线操作工的工资仍“原地踏步”。比如，一般车工的收入去年增长２．４％，铣工增长０．３％，人事经理职位却增长了５６％，企业经理职位增长了４９％。企业薪酬的这种极不均衡的增长，严重挫伤了一线操作工留下来为企业服务的积极性。
招不到“好工人”，招到了又容易“流掉”，这在许多企业已是较为普遍的现象。一家拥有５０００多名职工的企业人事经理说，所有企业都追求效益最大化，事实上，虽然这几年操作工拿到手的工资没有太大增加，但由于养老保险金、公积金等持续上调，企业每月为此要为每个工人多支付４００元左右，企业的人力成本快速上升。如何破解这个既要留住人，又不能过高地增加成本的难题，对用工量大的企业来说，都将是严峻的考验。
“边缘人”的尴尬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有２亿多农业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产业，其中大多数是背井离乡打工的农民，他们为城市的经济发展作出了贡献，但却一直是城市的“边缘人”，与当地市民在福利待遇上存在巨大落差。“民工荒”的出现与此亦关系甚大。
新近被老板炒鱿鱼的湖北农民工陶维强起初在广东省江门市的新会市双水镇轧钢厂找到一份工作，在轧机上传钢，是一个操作工。刚去的时候１个月８００块左右，他很节俭，吃得很差，一分钱都不舍得多花。后来１个月平均有２０００多块钱的收入但非常辛苦，一天工作８小时，但１２小时、１６小时也干过，轧机上面温度５０℃，在上面操作汗不停地流，一般人根本受不了，很多人干不了多久就走了。
“平常我们看病厂里一点补贴也没有，多出力气老板就喜欢，他不管工人累不累，他说要赶货、赶订单，你就得加班。工伤保险以前是自己出钱，现在是老板出钱，但是老板把每吨钢材降了２分钱工钱，所以还是等于自己掏的钱。如果出现工伤，没超过１００块一分钱都不报，费用超过１００块，老板给报医疗费用的３０％，但找他报销很麻烦，他高兴的时候就给你报点，不高兴的话找也没用，所以我们一般很少去报销。如果工伤住院，住院期间老板每天补贴１０元，保险公司每天补贴２０元，我们打工仔也要按一天工作量的３％出钱补贴，别人在住院，我都要出钱，如果住一个月院，一个打工仔平均得出４０元。”
“那个厂的老板经常炒人。他说炒就炒。”
陶维强有些气愤地说：“除非我们拼命卖力，否则老板根本不把打工的当人。”
陶维强的生存境况，也许只是个例，但也可能是城市民工中部分窘困者的生活缩影。
据沿海一个城市外来劳动力服务中心提供的２００４年２月１日至３月１５日的《工种月薪排行榜》表明，在所列的１３３个工种中，最高月薪４０００元（只有电子工程师一个岗位），最低月薪５２０元，月薪１０００元及以下的工种多达８４个，平均月薪９４０元。该中心副主任魏罡告诉记者，排行榜所列月薪是企业开出的价格，民工被录用后是否真的能拿到这个数，还很难说。
据记者了解，由于市区房价不断上涨，能为民工提供住宿的用工单位只有２０％，许多民工还需要自己掏钱在外租房。他们的普遍心态是：收入少、花销大，有的还被拖欠工资，与其到年底两手空空，还不如找工作时就挑一份工资高的活。
另一方面，虽然一些工种收入相对较高，但劳动条件却很糟糕。以杭州市目前用工缺口最大的裁剪缝纫工为例，去年２月份需求人数７１４０人，而求职者只有５６０人。据有关人士透露，一名普通缝纫工人，虽然１个月也能拿到１０００多元，但是她们时常加班加点，有时还得干通宵，所以一提起这个岗位，不少年轻女工避之唯恐不及。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一份报告指出，在广东省６０００多家制鞋企业中，缺工人数超过１０万人。同时，在“珠三角”地区，农民工的工资增长幅度１２年来只有６８元人民币。
被称为“民工城市”的东莞市，已发展成国际制造业基地，仅外来民工就超过５００万人，相当于本地人口的６倍。据统计，仅东莞市从２００３年９月至今，缺工人数已经超过２０万，尤以技术工人居多。以往来自全国各地的民工都到东莞打工，如今只有临近的广西、湖南的民工才来这里。
除了工资待遇极低，民工们的生活难以保障以外，文化和情感问题的匮乏，社会地位低下，人格得不到尊重等等精神因素也促使许多农民工难以融入城市。不久前在北京召开的第２８届国际心理学大会上，就有专家指出，艰难的生存状态和陌生的城市，使中国民工饱受心理疾患之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王春光指出：“城市并没有真正接纳这些外来者。他们远离家乡和亲人，从事高强度劳动，遭受歧视，缺乏适龄性伴侣和社交生活，就像生活在孤岛上一样。”
虽然城里的文化生活是五花八门，丰富多彩，舞厅、茶社、游戏室、电玩城、图书馆等等，令人眼花缭乱，但是，这些高消费场所，有多少属于农民工的呢？据记者对四川省、上海市两地各１００名农民工进行的问卷调查，他们劳动之余的消遣方式十分单一，其中男性农民工的主要消遣方式为：无所事事（６７％），找老乡聊天（４９％），打牌打麻将（９％），给家里打电话（１９％），喝酒（１１％），有５％的坦承自己找过小姐；女性农民工的主要消遣方式：给家里打电话（５２％），逛街（３５％），找老乡聊天（２８％），看书看报（２７％），吃完就睡（２０％）。由于文化生活匮乏，一些民工只得低价从地摊上买来过时的报刊书籍，以打发无聊的时光。而这些书籍报刊大多趣味低级，充斥暴力、枪杀、欺诈、强奸等黄色情节或图片，在这些书刊的毒害下，不少民工走上了犯罪的道路。
进城打工的农民以青壮年为主，不少是刚走出校门步入社会的高中毕业生，到城里打工几年后，谈婚论嫁成了她们生活中的最大难题。进城打工的男性远多于女性。在民工们生活的“孤岛”中，少得可怜的女性还有不少走出“孤岛”，嫁给了城里人；而男性很难找到自己的伴侣，更谈不上走出“孤岛”去结识“城市女孩”。因此，仅仅几年的打工生涯，却耽误了他们的终身大事。而另一部分已结了婚的打工青年，夫妻天各一方，路途遥远，一年难得回家聚一次，饱受夫妻分离之苦。专家指出，如果外来务工青年的心理障碍得不到及时解决，往往会直接导致自杀、酗酒、斗殴、甚至强奸、情杀等恶性治安案件。
农民进城打工，他们的合法权利经常受到侵犯，但维权的道路十分艰辛。有时人格尊严受到侮辱，他们也是忍气吞声，委屈求全，缺乏用法律手段保护自己的意识。农民工包继友、杨海生在私营企业云南起进商贸公司当保安，２００４年７月１日晚，两人到工地巡查，遇到４名鸣泉村（城中村）的护村队员，护村队员对两人进行一顿暴打，直打得包继友大便失禁，掉在地上。护村队员便用棍子挑起大便，强迫包吃掉，还把包的头按到地上，逼迫他把地上的污物舔干净。这种侮辱人格、惨无人道的暴行，遭到了公众的谴责。然而，起进公司的负责人却对包继友、杨海生说：“一个农民还打什么官司，没钱，没势，怎么打？”于是，这起令人发指的凌辱农民工事件，便以“调解”而“私了”。
从目前农民工的生存状况，我们不难看出，现代城市里的“城市人”和农村来的“打工人”之间还隔着一堵坚固的壁垒。一般来说，求职者都有利益比较的天然倾向。农民工选择进城就业，是因为进城打工虽然收入不高、环境不好，但综合效益依然高于留在农村。但农民工一旦决定离开，或者缺乏再度进入的热情，则意味着城市的“打工环境”可能已经到了底线。
善待员工是企业解决
“民工荒”问题的最好办法
２００４年１１月３日，广州市海珠区南洲路珠江御景湾工地工人讨薪被打和灭火器喷射的事件，引起了国务院的高度重视。温家宝总理特意在该《择要》上作出批示：“培炎同志：不知这些信息是否属实？总之，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仍需高度重视。天津的经验可转各地参考。”曾培炎副总理随后将此批示转给建设部部长汪光焘：“明年春节前务必把２００３年底前拖欠的农民工工资全部清欠完。中央一级财政性投资拖欠的建筑工程款基本清欠完成。天津的经验由国办发‘政务信息交流’。本期情况的核实已批另件。”
该批示经建设部转达到了广州市建委。１１月１０日，广州市建委会同广州市劳动局连夜处理此事。涉嫌对此事负责的工程项目部经理等三人被刑事拘留。
建筑业企业今后将把工资直接发放给农民工本人，而不是通过“包工头”或其他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组织和个人转发。企业还可委托银行向农民工发放工资。这是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建设部联合发布并施行的《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支付管理暂行办法》中规定的。企业违反国家工资支付规定拖欠或克扣农民工工资的，将被记入信用档案，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可依法对其市场准入、招投标资格和新开工项目施工许可等进行限制，并予以相应处罚。有关人士评价说，《办法》将从制度上有效遏制拖欠农民工工资现象的发生。
那么如何关心外来民工的精神文化生活？如何进一步丰富外来民工精神文化生活？湖州市吴兴区织里镇按照“文化市场管理规范有序，群众文化丰富多彩”的总体要求，积极地开展了探索性工作。以２００４年为例，组织文艺骨干，以送戏、送电影、送书、送春联等形式，开展了文化下乡活动；在第二届中国·织里童装博览会期间举办了“童装名镇、多彩织里”大型民间艺术踩街活动；举办了“外来民工、温馨织里”电影周活动；努力抓好文化阵地和文艺骨干建设，充分发挥全镇１２支业余文化团体和３５０名文艺骨干的作用，广泛开展了大、中型群众性文体活动来满足和丰富人民群众的业余文化生活；一年来举办各类文娱活动３０余次。
精神文化生活渗透到生产经营的全过程。梦圆大酒店是一家三星级酒店，酒店自开办以来始终以“培育酒店文化、酒店经营管理、服务技能竞赛”为载体，把“关心员工、理解员工、尊重员工”贯穿在业余文化生活全过程。
浙江振兴阿祥集团有限公司是省级文明单位，省重点企业。目前，员工已从最初的３００人发展到１０００多人。针对外来员工的特点、企业内部管理的基本要求和文明单位创建标准，该企业几年来把加强外来员工教育纳入精神文明细胞工程的一项重要内容，取得显著效果。
虽然改善民工的生活工作环境，企业一时要付出较大的投入，但是，其长远的收益是无限的，特别是通过环境、氛围的熏陶，对提高员工素质和培养集体观念有着潜移默化的作用。所以，近两年来，凡是新上的项目，首先要把民工的“吃、住、卫生”这三块硬件创造好。达不到标准，不开工、不投产。另一个是有污染、危害民工身体的项目不上。职工宿舍必须做到三配套：有独立的卫生洗漱间，有空调，有电视机。食堂确保环境卫生、食品卫生、营养搭配的合理，同时，又要经济实惠。潘阿祥董事长每星期要下食堂检查，甚至亲自尝菜。
民工普遍存在着一种自卑心理，特别在与当地员工生活落差较大的情况下，这种自卑心理更加突出。为此，企业组织了当地员工与外来员工结对子活动，一对二，或一对三，在生产劳动中带技术，在休息时谈家事，在发生困难时给帮助，在节假日共娱乐等等，减少他们的孤独感，使他们有身在异乡胜似家乡之感觉。目前，几家企业都提拔了一大批外来员工进入骨干岗位。另外，对已稳定的民工给予享受养老保险、劳动安全保险等待遇。
东莞市劳动局局长莫海明认为，中国的第二代民工正在形成并登上经济舞合。区别于普遍文化水准不高、“有工就打”的第一代民工，第二代民工受教育程度普遍提高，自我保护、自我价值意识不断加强，对一些企业的侵权行为，不再像他们的父辈那样忍气吞声、逆来顺受。
目前珠三角地区大量的打工者年龄在１８岁至２５岁之间，普遍文化程度在初中以上，这是第二代民工。他们在寻找工作时有三个明显的特点：敢于挑肥拣瘦；敢于频繁跳槽；敢于为待遇同企业主“叫板”。
福建柒牌集团总经理洪肇奕一番话令人深思：“我们福建柒牌集团经过２５年的发展，目前拥有员工３０００多人，是晋江市很有实力的企业。虽然过去我们企业也押过工人身份证，扣过工人工资，但这都是短期行为，不可取。我深深感到，企业与工人的关系是鱼和水的关系，工人是企业最大的财富，善待工人就是善待企业自己。”
福建菲莉集团（福建）有限公司是一个拥有１７００名员工的私营家具制造企业，所有的员工都与企业签订了每天实行８小时工作制的合同，工人按时拿到劳动报酬，企业内不仅有花园式的厂房，还有高标准的集体宿舍、夫妻室、娱乐室、影剧院，让员工感到这里就是自己的家。企业劳工部负责人告诉记者：“好多工人都想进来，企业不愁招不到工人。”
责任编辑 维 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