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０４年岁末，在全国文物局局长会议上，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透露了一组触目惊心的数字：刚刚过去的一年中，全国共发生３６起馆藏文物、寺庙文物以及田野石刻被盗案件，其中，只有７起案件被侦破，破案率仅为２０％，在这３６起文物被盗案件中，共丢失各级文物２２３件。案件发生率比去年上涨了近八成。
一边是盗窃的猖狂，一边是走私和倒卖的猖狂，１２月２９日，中国文物学会名誉会长谢辰生用“失控”二字来概括这一年的中国文物保护局面。
“中国文物的流失，已经形成了国际化、一条龙‘经营’。”谢辰生说：“从盗掘到走私，直至出现在国外交易市场，常常几天之内就可以完成。”
“要想富，挖古墓，一夜能成万元户”，这是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流行于河南、陕西、山西、甘肃、四川等省份的一句顺口溜。现在，这几个文物大省，群众性的盗墓挖坟以及贩卖文物之风屡禁不绝，在一些地方已经形成行业。据不完全统计，近几年发生在全国各地的盗挖古墓案有１０万余起，被毁古墓２０余万座。即便是一些体积庞大的地上文物也未能幸免，其中包括著名的龙门石窟唐代立佛，甘肃省华池县特大文物系列被盗案，被追回的１１层高的宋代“双塔寺石造像塔”一号塔身。
２００４年１１月，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曾举办了一场打击文物走私展。早期的恐龙蛋化石、新石器时代的彩陶，汉代的陶俑、清代的龙袍，展览中每一件文物背后，都有一段苦涩的“流浪”故事。
来自海关总署的资料显示，近１０多年，仅深圳海关就查扣走私文物近３万起。而这仅仅是在海关对于出境货物５％的抽查中发现的。
自从上世纪８０年代，中国文物在国际市场渐渐热起来后，英国一个著名的古董商人家里，就挂上了一张中国地图，一些重要的考古发现地点被标注出来，形同“作战地图”。这个故事被当成传说，在文物收藏界屡次被提起。
直到１９９４年，当英国警方破获一起盗窃走私文物案，查扣了７个集装箱６０００件中国的文物时，代表中国政府前往英国索回这批走私文物的专家们，才在那栋豪宅里亲眼看见了这幅地图。
在洛阳地区，李玉贤母子虽可堪称“盗墓世家”，但他们倒卖古币，还属零星的，少量的，带有一定偶然性的走私雏型的犯罪活动。与１９８３年“５·１１”特大文物走私案相比，则是小巫见大巫了。“５·１１”特大文物走私案标志着走私文物作案形式从“跑单帮”发展到“策划、走私、倒卖”“一条龙”，与境外犯罪分子相勾结的犯罪团伙。
１９８３年５月８日，这是一个春风沉醉的夜晚，洛阳市贮运公司８０３仓库职工张财宝，得意地坐在三轮车上。三轮车绕过人声鼎沸的车站广场，停在洛阳车站西侧的旅客出口处。司机按照张财宝的吩咐，将车上那只沉甸甸的大木箱搬进了行李房。
女行李员急着准备下班，便对搬运员陶增远交待：“这箱东西有问题，你关照一下。”
陶增远扮了个鬼脸，嬉皮笑脸道：“大姐，你放心，交给我来处理。”
女行李员刚走，陶增远变色龙似地唬着脸问抬木箱的司机：“箱里装着什么？”
司机心情紧张地回答：“缝纫机。”
“恐怕不像吧？”陶增远狡黠地一笑。
“你要多少钱？”司机万般无奈地试探道。
“５０００元。”陶增远说罢，伸出一个手掌。
乖乖，张口就想吞头大象！
正僵持着，张财宝蓦地闯进来，对司机道：“货单丢了，箱子不运了，先拉走明天再说。”
司机如遇救星，扛起大木箱就走。
“不行！”陶增远上前用力按着箱子，一脸横肉：“耍滑头，办不到！”
司机左右为难，眼巴巴地望着张财宝。
“多少先弄点。”陶增远竟把手伸过来，“不给，我马上告发，咱们公安局见！”
司机被震住了，愣在那儿，张财宝向他使了个眼色，司机无可奈何地将开车搬物刚赚来的１００元交给了那只张开的手掌。
大木箱刚搬回张财宝的家，陶增远又幽灵似地跟了进来，顺手从桌上挑了两只汉罐和一只唐朝三彩瓷枕扬长而去。
第二天，陶增远又走进了司机的家，要挟道：“对不起，还是麻烦你去找姓张的，５０００元，一分不能少，否则，咱们走着瞧！”
司机忍气吞声地找到张财宝，张无可奈何地掏出１２０元，让他转交给陶增远。
陶增远贪婪地点了“大团结”，不耐烦地重复道：“不是早就说了吗？５０００元一分不能少。”
司机回到家，躺在床上辗转反侧，越想越害怕，这小子没完没了地纠缠敲竹杠，马脚迟早会暴露。干脆自己去投案算了。
洛阳市公安局深夜１０点接到贮运公司保卫股的电话报案后，迅速赶至赃物所在地。大木箱子被撬开了，见过世面的警察顿时被惊呆了：箱内装满了古文物，有商、汉、晋、唐、宋等几个朝代的４８件完好无损的文物，均是国家二级以上的文物。尤其是商周时期的青铜器，完好无损，更是价值连城。
市公安局立刻传唤了张财宝，在铁证面前，张财宝不得不交待是替香港古玩商何林发、澳门文物贩子苏轮代运的，每代运一箱，收取２００元的好处费。共运了９箱，而已运出境外的８只大木箱，里面到底装了多少稀世珍宝，连张财宝本人也一无所知，至今仍是个斯芬克斯之谜。
香港、澳门的古董贩子，雇用马仔和土生土长的地头蛇，走街串巷收购文物，然后盗运出境。而广州乐团的小提琴手司徒汉却没这份耐心，他干脆以重金雇人挖墓，然后悉数低价收购，坐得渔利。
１９８３年底，司徒汉化名梁鸣辉，通过他人介绍，以１０万元的高价唆使孟津县朝阳乡刘寨村韩永清等６个农民挖墓，结果这伙人在村头挖到了一座隋代的将军墓，盗出文物近百件，司徒汉挑选了其中的５０件精品，连夜包装运走。此举可谓开解放后挖盗洛阳古墓之先河。
港、澳的款爷们，常常在文物黑道上用巨款收购一些珍贵的出土文物，风闻这些罕见的稀世珍宝，大多是河南洛阳盗挖出来的，于是乎，港澳不法之徒便不满足于收购零星的文物了，而是以重金收买文物贩子。
澳门黑社会有个代号叫“黑桃老Ａ”的老板，以广州宾馆为“根据地”，逐渐向内地渗透。从１９８３年底开始，仅１年多时间，就以重金物色收买了河南、山东、山西等地的“四大金刚”，分别以“梅花老Ｋ”、“红桃老Ｋ”、“方块老Ｋ”、“００７”等代号联络。老板自封代号为“黑桃老Ａ”。四大金刚又物色了一帮走卒喽罗，为此形成了一张２００多人的走私贩运文物网。
“红桃老Ｋ”系鹤壁市矿务局司机，绰号叫“肥佬”，此人被文物贩子誉为鲁、豫、晋、冀四省最大的文物走私犯。他在山西省闻喜县苦心经营了一个专门窝藏文物的主要据点。案发后，洛阳市公安局缉私队在此据点内一举缴获大量珍贵文物。见多识广的缉私队员都被琳琅满目的文物惊呆了：墙上悬挂着邓石如的真迹；明、清时代“八蛮进宝”、“八仙过海”、“管鲍分金”等名画；床下塞着一大箱宋、元瓷器、古玩；抽屉里堆满了战国的刀币和布币；粮仓中横七竖八地放着一件件形态各异的秦汉玉器、宝镜等大量稀世罕见的珍贵文物。经一一数点，共计有１０５０件各个朝代的各类珍品。
这个以澳门“黑桃老Ａ”为首的２００多人的文物走私犯罪团伙，究竟盗挖、倒卖、贩运了多少文物，连他们自己也说不清，道不明。
二
洛阳郊区龙门张沟村农民胡家喜、胡家乙等２０多人，虽未捷足先登，却后来者居上，创下了半年内三盗唐代将军墓的纪录。第一次１２人参加，在本村炮台附近盗挖一座唐代将军墓，挖出了近ｌ米高的三彩马３件，三彩驼等１０多件文物，其中一匹最珍贵的褐色三彩马，以９万元人民币倒卖给王天久、毛韵生两人，王、毛又立刻转手倒卖给大走私犯王茂堂。王茂堂何许人也，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农民，但在港、澳文物黑市上，却是大名鼎鼎的“灰陶大王”。仅１９８８年，司机潘灵军就为他往广州开卡车送货达１２次之多，其中６次就带回赃款１２８．３万元人民币。王茂堂望着这匹唐代最高级的褐色三彩高头大马，以商人特有的敏感，开价１２０万元人民币，毫不犹豫地吃进，３天后就带出境，又以几倍高价转手在澳门抛出。腰缠百万的王茂堂，又以１２０万元高价向王、毛买下了另一马一驼。张志军、李社宾等１１人，听说王茂堂高价买马的“天方夜谭”后，再挖唐代将军墓，盗走三彩马、骑马俑２０余件，三彩俑４０余件。１个月后，毕建国、李社卿等２１人，还不甘心，三盗将军墓，又挖出十几匹三彩马和俑。３次共盗走文物９０余件。
一只体态丰腴的女俑，似睡非睡地盘腿抱鸭，鸭身羽毛毕现，栩栩如生，鸭嘴叼一朵盛开的粉红色喇叭花，花瓣精灵细巧，这只稀世珍宝被盗后在香港仅以４０万美元出手，引起了轰动。于是，港澳古董贩子垂涎三尺，纷纷入境，直奔古都洛阳觅宝。在重金的诱惑下，千百年土里刨食的农民豁然发现“土里刨宝”是不稼不穑发财致富的捷径，于是乎，胆大的率先盗墓挖宝，果然迅速致富。光天化日之下，一群群盗墓者明火执仗，狂挖滥掘，争先恐后，如蚁附膻。
这里我们列举发生在洛阳市的一些案件，从中可以看出愚昧的农民盗掘古墓是怎样的残忍和疯狂：
新安县几年被盗古墓近百座，仅１９８７年冬，磁间乡八徒山一带就有３９座汉墓被掘；
宜阳县丰李乡山底村一带数十座古墓被盗。该县韩城乡的六座战国时期的古墓被盗掘，出土的４个铜鼎，属于国家一级文物，其中３件被盗掘者损坏。
洛宁县下峪乡１００多人在关帝岭台，盗掘了１０多天，毁坏古汉墓２３座。
伊川县境内的宋代大文豪、《岳阳楼记》的作者范仲淹的墓区，被愚昧的盗掘者打下了许多探眼，还不死心，竟将墓前高２米、重达数千斤的石翁仲盗走。
伊川县鸦岭乡于营村村北一座唐代节度使父母合葬的墓被掘，３００余件珍宝出土后，参与盗掘的１０余人你争我夺，不少珍品被损坏……
一些挖红了眼的罪犯，挖不开古墓，撬不动石碑佛像，竟残忍地用炸药炸珍贵文物。孟津县翟泉境内一个１米多高、１米多宽的唐碑顶端的石刻被炸断。洛宁东宗乡大宗村北坡，宋朝年间曾是洛阳至西安的古道。罪犯在盗墓中，用炸药将一石棺炸裂，棺上的二十四孝图被破坏。
盗墓者先富了起来，轻而易举地成了暴发户，强烈地刺激了周围人的神经，在挡不住的金钱诱惑下，一些人的理智被愚昧摧垮，良知成了邪恶的俘虏，伦理道德荡然无存，出现了上至七旬老妪，下至１０来岁的儿童纷纷参与这场毁灭性的犯罪活动，使古都墓葬掘痕累累，满目疮痍。
白马寺有个青年耻于参与盗掘墓葬的活动，老婆骂他没本事，逼着他去干；龙门张沟村村民李有才有５个儿子，父子６人合伙“上阵”。洛宁县下峪乡的庄头、杨楼等６个村１００多号人集中在二亩多大的关帝岭台，盗掘了２０多天，毁坏古汉墓２３座。孟津县的朝阳乡和平乐乡，郊区的白马寺、龙门镇、关林、邝山等７个乡中，有群众性盗挖活动的自然村达２５个之多。孟津有个仅有２０００余人的范村，参与盗墓和倒卖文物的竟有１０００余人，白鹤乡堡子村几乎所有劳动力都参与过盗墓活动。
村民如此胆大妄为，敢在光天化日之下，明火执仗，狂挖滥掘，离不开愚昧的干部作“表率”。宜阳韩城的村委会主任、县人大代表庄作民“身先士卒”，带领村民们挖古墓，以此作为脱贫致富的门路；孟津韩阳乡徐沟村党支书马有民发现盗挖古墓，非但不制止，还积极参与倒卖文物。某区民政干部构长义，在其姐家的责任田里挖出一套“七星盘”，以７００元卖给广州走私犯。
一位乡长对公安民警抱怨：“农民挖的是自留地里的东西，一不偷，二不抢，三不骗，都抓起来，我们乡有一村都成了寡妇村了。”
农村的盗墓狂潮席卷到城市，一些具有文化素养的工人、干部、教师、医生也陷入了盗墓的泥潭，甚至军人、警察亦涉足其间。孟津县驻军某部一位连长，发现农民们正在盗墓，便冒充公安局长，叫两名战士携枪撵走了盗墓的农民，自己另找人挖掘。
１９９８年春节、洛阳市郊唐太子墓恭陵被炸药炸开，这被认为是继军阀孙殿英盗挖清东陵之后，最触目惊心的盗墓大案，而盗墓农民事先就得到了香港、澳门不法商人的“订单”，不到１个月，盗挖的文物出现在香港拍卖市场上。
有位考古专家来到被挖得千疮百孔的盗墓现场，手捧被损坏的国家一级文物、战国铜鼎的残片，老泪纵横地对着上苍大声疾呼：“罪孽啊！罪孽！我考了一辈子古，也没见过这么好的文物。这东西不能再生产了，破坏一件，就少一件啊……”
在愚昧和疯狂的盗挖古墓的帷幕背后，“哗哗”的金钱声中，引发了一幕幕人间悲剧。１９９０年５月，孟津县朝阳乡陈村一群村民合伙盗墓，由李会民转手倒卖得款２万元。村干部让他给村里提一部分钱，参与盗墓者又认为各人得款太少，群起而围之，李会民被逼无奈，最后服毒自尽。宜阳县张午乡元过村，６个农民在盗掘一座古墓时，突然塌方，造成两死四伤的惨剧。孟津县一年中就有８人在盗墓中被塌方砸死和缺氧憋死。
金钱，使贪婪者丧失理智。为了得到珍宝文物，一些人挺而走险，持刀、持枪上门抢劫。
偃师县营房口，两个做梦想发大财的农民，挖不到墓，听说邻村有人走私文物发了大财，两人蒙面持刀闯入其家中，将其猛刺数刀，抢走两件三彩马，扬长而去。
郊区白马寺镇竹村村长孙某，１９９０年２月盗挖古墓一座，窃走文物３０余件，回家小心翼翼地擦干净，到处打听买主，想以高价出售。正当他沉醉于发财梦时，４名歹徒开着一辆面包车，持枪顶着他的脑门，将文物全部劫走。
三
面对一座座古墓被无情破坏，一件件珍贵文物、地下珍宝，遭此疯狂的浩劫，法律不容！天理不容！古都公安民警岂能袖手旁观，他们竭尽全力地打击着无法无天的民族败类。１９８３年以来，自始至终贯穿着一场惊心动魄的文物犯罪与反犯罪的较量。
１９７８年走私文物刚死灰复燃，出现了零星少量的走私活动，此时为早期滋生阶段，当初并未引起公安部门的重视，只作为投机倒把案处理。１９８３年５月１１日，发生了“张财宝”特大文物走私案后，才引起政府和公安部门的重视。
以此为突破口，公安民警历时１１个月的艰苦侦查，四下广州，三上西安，十赴郑州，行程万余里，破获了一起以３名澳门不法分子为首的重大走私集团案，挖出了５个重大犯罪团伙，涉及六省共２２８人，其中境外８人，这伙犯罪分子在河南、广东等地建立了秘密联络点，形成窝赃、转运、运输、销售一条龙。此案追缴文物１６００余件，其中二级以上文物７２００件、古钱币２０００余枚，珠宝玉器１０００余件，其中西周玉器、战国玉璧、犀牛型玉佩、北济黄釉乐舞扁壶，均系罕见的稀世珍品。并追回赃款２２万元、港币３万元，抓获罪犯１８２人。此案得到文化部、公安部的通令嘉奖。虽然案件破得出色，但仍然令人扼腕叹息。
１９８４年，洛阳又侦破了“９·１４”特大文物走私案。专案人员历时半年，五下广州、六上山西，破获了境内外犯罪分子相勾结的特大文物走私案件，一举摧毁３个重大文物走私团伙，涉及１０９人，抓获７３人，其中海外５人，收缴文物３０８８件。缴获一级文物１件，二、三级文物２１１件，追缴赃款人民币３０余万元。
这两次轰动海内外的打击文物走私犯罪，重创了文物走私犯罪团伙的元气，在洛阳的文物保护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但是，就在这看似风平浪静的背后，犯罪势力却在喘息、复苏、养精蓄锐，力图东山再起。至１９８７年盗掘古墓葬、倒卖走私文物犯罪进入了扩展阶段，少数骨干分子装备了现代化作案工具，逐渐形成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同时，出现了群众性盗掘古墓的现象。
至此期间，公安机关从未间断过打击。１９８８年６月１０日，宜阳县文化馆文物仓库被犯罪分子挖洞入室盗走文物４００余件，其中三级以上文物２７０余件。公安部电令：迅速破案！公安机关快侦快破，迅速将罪犯李铁森、陈小山抓获，一个被处决，一个被判死缓。
１９８７年，宜阳县公安局刑侦队侦察员郭玉社，在侦破李石山、王黑娃等重大犯罪团伙案中，一次缴获近千件未脱手的文物，其中有珍贵的国家一级文物西汉房屋造型等。
１９８６年１２月，一个被判刑１５年又加刑１２年的“江洋大盗”，从新疆阿克苏的一个劳改农场又一次逃跑了。他穿过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死亡地带，１年后流窜到洛阳，在几个月的时间里，连续盗窃了３个县市博物馆的文物。１９８８年６月１０日，又流窜到山西省平陆县，盗窃了该县博物馆即将赴日参加奈良国际文物博览会的一批珍贵文物。洛阳市公安局郊区分局缉私队经过艰苦的跟踪、侦察，两个月后，就将这个“江洋大盗”逮捕归案。
１９９２年２月，洛阳市公安局在９县６区全面开展了一场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打击文物走私专项斗争，对盗掘古墓葬、倒卖走私文物犯罪分子发动了一次猛烈的总攻击，给文物犯罪以毁灭性的打击。全市公安机关共出动兵力２０００余名，治保力量１０００余名，党政干部、文管人员１０００余名，出动各部门车辆２００余辆。撒下天罗地网，形成铁壁合围之势，取得了辉煌战果。短短１０天，全市就查获盗掘古墓葬、倒卖文物犯罪团伙１００个，涉及５３８人，抓获违法犯罪分子６１２人，收缴国家文物１０００多件，其中一级文物１件，二级文物１０件，三级文物１０３件，收缴赃款５０万元及大批作案工具和赃物。
１９９７年３月２９日，龙门东山擂鼓台“大万五佛像盒”院内那尊唐代价值１０００万元、被列为国家一级文物、高１９６厘米、宽６０厘米、重７５０公斤的大佛，被南召县的高小健、高小伟兄弟俩，用两根粗树干“吊”出，刚吊出高墙时，因佛像太重，从空中突然坠落，结果这尊雕刻精美的佛像一断成二，稀世珍宝从此永远“残废”了。
据内部职工透露，早在１９９４年３月２７日夜，位于廊院南侧的围墙曾被窃贼凿了一个洞，因当晚被该院驻守民工王德养的两条狗发现，在一阵狗吠声中惊恐的窃贼落荒而逃。翌日，龙门派出所所长到现场勘察时，发现被凿的围墙仅２４厘米厚，当即建议所领导加固围墙，但所长只是指使下属将凿洞补封，年底又撤走了驻守民工和那两条狗，结果导致了３年后大佛被盗的严重后果。
２００１年３月４日夜，经过数天的艰苦侦查，洛阳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四大队一举端掉了一个盗掘、倒卖文物团伙，抓获６名涉嫌盗挖、倒卖和窝赃文物的犯罪嫌疑人，收缴了汉唐彩绘、汉绿釉、唐白釉等５０多件珍贵文物和一辆用于文物走私的“桑塔纳”轿车。
四
近几年来，经过公安部门的严厉打击和文物部门强化防范措施，文物失窃案已大为下降，但仍不容乐观。
位于北京市东三环南路的“潘家园旧货市场”，号称全国最大的旧货、收藏品、民间工艺品市场，也是亚洲最大的旧货市场。
１９９０年，潘家园开张，作为北京在全国率先设立的三个试点古玩市场之一，这里一度成为全国文物市场的风向标。谢辰生介绍，当时其它省市认为，全国各地的倒卖文物会因此集中到北京，其它省市正规文物商店会收不到好东西，容易导致市场混乱。
两年后，国家文物局没有就此试点发表任何看法，于是，其它省市也纷纷开设民间收藏文物市场。
１９９４年左右，潘家园的摊位达到了上千个。“在潘家园旧货市场能脱手文物”的说法不胫而走，渐渐地，跳蚤市场也就演变成古旧物品市场了。１９９５年开始，潘家园街道办事处陆续投资３５０万元扩建市场，并正式定名为潘家园旧货市场。
“这个命名明显是经过考虑的，古玩、文物太惹眼，工艺品又不说明问题，旧货的涵义就宽泛多了。”国家文物局社会文物流通处资深调研员任杰介绍，按照设市之初的规定，潘家园由工商部门审批建立，文物部门负责日常监管，只能出售１９１１年至１９４９年的旧货和文物。“但文物局哪有那么多专家整天守在市场上看着。”北京文物局一名官员说。
玩古董的人都知道，虽然国家规定乾隆６０年前的文物不能出境，但潘家园的货主什么都敢卖，青铜器、陶俑、唐二彩……外国人常常一次买上百件、上千件，用集装箱运出境。
在任杰看来，民间藏品市场的出现，虽然暴露了老百姓手里的一些好东西，方便了博物馆和文物商店收购，但紧接着文物拍卖公司的出现，使得百姓自己的藏品可以直接通过拍卖公司拍出高价，博物馆也只能通过竞拍购回。失去了优先购买的权利。市场的形成，反而以正规的交易形态掩盖了非法的文物贩卖，成为文物倒卖、走私的主要渠道。“１５年过去了，回头再来看这个市场的发展，对国家是没有好处的。”
１９９７年，一只恐龙蛋化石在美国拍卖行卖出了１００万美金的高价，此消息一经报道，中国各地盗挖恐龙蛋化石就猖獗一时，在河南一些地区，经常爆出恐龙蛋被盗挖的新闻。
几年后的今天，一位文物专家说，自己在国际市场上，用１０元人民币就能买到一只恐龙蛋化石。
任杰认为，中国文物在国际市场上的售价一再降低，很多博物馆将中国文物摆在走廊上，究其原因，正是由于大批量的文物走私败坏了市场。
２００４年５月，安徽省公安厅侦破了一起特大盗掘古墓葬、走私、倒卖文物系列案，捣毁了６条文物走私通道。
但几名国际文物贩子的供述令警方吃惊，在他们长达１０余年的走私活动中，文物出境从未被查获过。
案件审理中，文物贩子交待了惯用的几条走私文物出境的方式：一是自己携带出关。文物贩子用纸箱包装好从内地收购的文物，将其放在汽车后备厢中，然后大摇大摆地开车通关前往港澳地区。二是通过“文物带工”出关。由于文物走私贩卖猖獗，一些专门携带文物出关的“文物带工”也应运而生。
三是通过菜农出关。文物贩子将文物交给经常往来内地和港澳地区的菜农，让其将文物放在菜农的背篓中，每次付给菜农１００元至２００元报酬，文物贩子尾随其后。
据犯罪分子交代，这种方式走私文物出境的“成功率”非常高。
一位文物商人用“挂一漏万”来形容中国海关截获的走私文物。海关总署缉私局一名官员告诉记者，近年来，我国文物走私的规模越来越大，从个人随身携带少量文物，发展到通过集装箱夹藏，以及通过邮递快件渠道大批量、多品种走私文物出境。走私者成分日趋复杂，走私流向主要是韩、日、美、英等国。
这位官员称，近两年，各海关在重要的航线上配备了先进的监测仪器，增加了专业的检测人员。但这位官员同时承认，目前查获的走私文物几乎都没有经过任何伪装，对于一些经过伪装后出境的文物，查获率依然不高。
中佳国际拍卖公司董事长康连生告诉记者，伪装过境是文物走私屡试不爽的方法，许多出土文物都以打上“出口艺术品”标签的集装箱成批出境，顺利通关。特别是一些发掘时间不长的文物，不为大众所熟悉，更容易逃过海关检查而流失到境外。
上世纪８０年代末，有关方面对文物管理工作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认识，一种观点强调要开发利用，“以文物养文物”，另一部分人坚持认为文物不是摇钱树，保护第一。现任中国文物学会名誉会长的谢辰生就是后一种观点的主要支持者。
１９９０年，李瑞环接手主管文物文化工作，当年４月，他去西安检查工作，一些地方领导再次提到了要开发利用文物的观点。为慎重起见，李瑞环连夜把谢辰生请到西安，就文物保护和利用的利弊长谈了两个多小时。
１９９２年，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文物工作会议在西安召开，李瑞环发表讲话，再次重申文物是一个民族不可再生的宝贵遗产，要保护为主，抢救第一。面对文物被盗仍屡禁不绝，他愤然地说：“要坚决打击这些明目张胆的文物犯罪活动，把这股嚣张气焰打下去。”
但相对的观点在地方实际操作中还是占据了上风，自民间文物流通市场放开后，文物拍卖再次暗流涌动，１９９２年，北京开始了文物拍卖试点工作。
“这个口子一开，就封不住了，现在很难收。”谢辰生有些无奈，“现在，中国文物拍卖企业有１６０多家，过多过滥，假冒猖獗，也助长了文物的盗窃和走私。”从事多年文物拍卖行业的康连生坦陈，拍卖市场确实提供了一个充裕的洗钱机会，很多拍卖公司充当了文物走私和文物新主人的中间人。
据了解，每年的春拍和秋拍，各拍卖公司都积极去国际市场搜集宝贝，因为征集相对容易，也没有进出境的限制，各公司都主打海外流失文物牌，对外宣传５０％以上的拍品征集自海外。“这一现象在某种程度上也造成了走私的加剧。”康连生说。
２００４年，国家文物局社会文物处开始了一项复杂的工程。
负责此项工程的任杰说：“我们将从法律法规方面，规范和细化整个的文物流通环节，在一些模糊的环节将有具体的认定标准。这将是国家文物局对文物市场的一次重要整顿。”
２００４年５月，国家文物局根据２００２年修订的《文物保护法》，对全国的文物拍卖公司进行资格审定，截至２００４年底，全国取得文物拍卖许可证、有权进行文物拍卖的拍卖公司共有９０余家，其中北京２９家。任杰表示，这是第一次对文物拍卖公司进行资格认定，此前相当长的时间，所有的拍卖公司，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决定是否拍卖文物。
民间文物流通市场是另一整顿重点。任杰说：“国家文物局正在起草一部文物流通法规，在这部法规中，民间文物流通市场的批量经营将受到限制。”国家文物局将考虑与海关总署联合，从进出境的数量方面进行限制。这个数字目前尚在调研中。另外，可以出境的文物的年代也将有所更改。
据任杰讲，新中国成立至今，我国通用的仍然是乾隆６０年（１７９５年）之前的文物不允许出境。现在看来，这个时间肯定要推后。长期以来，因为在数量上的不限制，清后期和民国的文物大量出境，几乎造成这个时期的文物断层。而一些有特殊纪念意义的纪念品，比如毛泽东像章等，也会被视同文物，在出境方面予以限制。
祖先给我们留下的遗产，是世世代代的无价之宝，是不可能再创造的财富。保护这些遗产是我们的责任和光荣，否则，我们就会上无以对祖先，下无以对子孙，成为千古罪人！我们怀着难言的痛惜和忧虑，期望法津的利剑，立刻制止这种罪恶悲剧的重演！
责任编辑 维 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