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写作就是一种生存，蔡运桂先生的《紧扣心灵之门》和《我的文学陋见》都带着对文学的热爱与对人生的真诚追求，生存与文学共同在这两本书中熔成了一个人格形象，文学与生命像树那样扎根于大地的坚实与朴质。蔡运桂先生一生的经历和这二十多年的文学经历在这两本书中融成了一种文学感悟，字里行间都透露出片片对文学与人生的真挚之情，表达着对现实与文学关系的思考，这些思考与真情融合为一个人格形象。
蔡运桂先生这两本书的意义在于它们为现实和文学提供了一种对写作和生存的坚守，虽然这只是些只言片语、点滴积累，然而却跟那些随风而转、与钱共舞的时尚写作和势利写作完全不同。这个年代，思想生存早已失去了意义，似乎只有自我的人格形象能去坚守。由于利益主义和实用主义诉求，大多数人已经不屑于思想生存，而更倾向于身体生存。而蔡运桂先生却坚守真挚的文学态度，坚守现实主义的优秀传统，呼唤文学表现生活要有思想和灵魂，就像他在《秦牧：呼唤文学的思想和灵魂》所写的那样，这实际上是一种人格态度，有自我启蒙的意义，也体现了与作者人格相似的文风：率真、质朴、自然、分明，不加矫情掩饰、不虚与委蛇。不论这些文字今天和今后人们怎么看，它们都真实诚恳地表达了蔡先生的文学态度和生命态度。
对于文学的执着与认真，不在于文字功夫的深浅、语言行为的华丽或故作高深的姿态，而在于执着和认真本来就是一种深刻，而这种深刻也许恰巧是一些从文字语言和巨制篇幅看上去很了不起的人所不屑的。在这样一个浮躁华丽、充满肤浅和享受的年代，坚守一些朴质的文字和朴质的态度是难能可贵的，时下更多人宁可华丽也不要朴质，而单纯和朴质却是艺术的本质。那些徒有文字泥瓦匠功夫的人、那些自称发表了千百万文字的人，未必就真正是个文学人，而只是像个弄文学的，以重复制造而舞文弄墨。因为，一个写作者若以浮华虚饰和粗制滥造为荣，他的生命态度已决定他不是个纯正的文学人，而是文学商贩，也不会写出纯正的文学作品或者文学言说。
这两本书中的文学言说，见出蔡运桂先生的思考虽然随不同时代而变化，他适应和理解一些文学现象，却坚守自己的一些人生和艺术原则，并不随波逐流，也不怕别人说他老化、僵化，这正是他的可爱之处。譬如，他在《面对艺术变异，怀疑自己的智商》和《新诗创作的尴尬处境》中对当下诗坛的一些现象进行质疑。这两本书中所论说的一些具体问题已随时代过往，一些文学也已故去，而新的文学写作已演变得没有一定之规。然而，支持这些论说或者说这些论说所包含的某种核心却并没有远逝，就像书的标题那样：文艺在任何时候都要叩开人们的心灵之门，任何文艺见地都应该提升人的真善美，赞扬正气和真诚。而蔡运桂先生自己也表现出一种人性态度，例如对文学新人、文学晚辈以及文学朋友爱护有加，不遗余力地给予扶持，不分贵贱地为其做序做评。他的做序做评除一篇外都是尽义务，没有利益驱动，也就没有廉价吹捧。
汇集这两本文集里的点滴看法，在二十余年里不断地、简捷地、快速地、敏感地触及着文艺问题和社会问题。尤其是他的杂文，批判了一些社会腐败现象，如《漫画博导》、《旅游题外话》对教育和医疗问题以及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表示忧虑，呼吁要整治瞒和骗的痼疾，告诫青年要警惕文化骗子。他对“博士生导师”的一些论说，表明他深恶痛绝于文化、教育、学术界的不学无术、欺瞒混饭的虚假学风，表现出对现实热切的关怀，对社会进步的渴望。广东生活以及中国社会中的经济变化与文艺发展日益一体化，于是，蔡运桂先生这些与时代意识紧密结合的文学言说不停留于单纯文学范畴，而且也快速反应生活风尚、社会态度的变化，断续表现出文艺活动在广东社会的阶段性状况。
这些文学言说将二十几年的历史变化都融进这些评说中。由此既可看到人生的点滴变化，又可看到文艺的波光潋影，还可看到历史的如歌节拍。既表达了对一些文学问题、文学现象、文学作品的看法，也表达了对社会问题和历史变革的看法，其中突出的当然是对于广东文学和广东社会的思考。蔡运桂先生的所有文学见地都密切地与广东社会现实结合在一起，常常由这样的现实而触发感悟。正如在《为吐心声撰拙文》中所说：“我对社会上的各种腐败现象深恶痛绝，但又感到回天无力，只好弄点笔墨抒发内心的愤懑而已。”其实，这两本书中的诸多论说，更多来源于广东社会和广东文学的启示，因此，阅读这些文字，也就是在阅读这几十年广东文学历程，点点滴滴的纪录都流淌在其中，同时，也在阅读广东社会变迁。
在这两本书中，很多言说都是争鸣之作，这也是蔡运桂先生言说的特点之一：爱争鸣。他对自己看到、听到的一些不理解的、不接受的，就表达出来。这些论说出于不同时代，带有不同观念的印记，生活和文学在不同情境中不断发生、不断变化，蔡运桂先生的论说也不断地及时跟踪，这些言说与时代结合之紧，见出论者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读这些论说，最突出的感受是敏于时事、勇于直言，见出论者对生命和文学的真诚与执着。他的不断应该说在表现和推动着他的生命，如果他不说什么了，他就可能就不像个追求文学的人了，如果他依附于时尚、认同于肤浅，他即使说了，也没有价值。
蔡运桂先生的这些言说，代表了个人的争鸣态度，也代表了一些人的看法，也反映了时代环境的特征。所以，蔡运桂先生的这些文艺评说中，坚守了几方面：1、伦理生存的底线；2、人对精神生存家园的依托；3、艺术的经典诗意；4、艺术对于人性的提升。沿着这几方面底线，蔡运桂先生坚持着自己的文艺言说，并提升着自己的生命精神。但这些文艺论说的特点是并不霸道：一是有自我坚守，而这与审美坚守相一致，二不封杀他人空间，承认这个时代文艺的多元性。因此，这些文艺论说既理解文艺的繁荣和变化，又质疑非艺术和伪艺术，对诸多作品和现象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但并不因此而自以为是。文艺写作的特点是独立性，而每个人都有权利言说，对于高雅、粗鄙、诗意、欲望、艺术功利等这些与文艺密切相关的问题，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确定自己的无可置疑性，既是谦和大度与自知之明，又是理解宽容，这反而使他那些简朴直接的言说有了深度和厚度。例如，他对张柠的一些说法的质疑，就体现着各抒己见的态度。
蔡运桂先生是个党务工作者，对广东文学难以进行系统全面的研究，在此也难以对这些文学言说做苛求。但蔡运桂先生在这些论说中，把文学问题与社会问题紧密结合，不但表现了一种审美态度，而且表现了一种伦理态度。因此，蔡运桂先生这些文学言说比较注重一种道德性的审美立场，无论是面对主旋律叙事还是个人化叙事，或者是对市场化的现实品质、社会情境、人物精神等，大都持道德性的审美考量态度，这种态度试图以文学的日常表现与时尚变化、生活风格来共同衡量审美态度，因为一种审美态度就是一种生存态度。在这些文学言说中，明确地要求文学将市场化利益诉求转化为个人生活事件的审美要求，将市场化社会的感性主义移入文学的精神提升。有些言说，更是直接表达了一种社会立场，这两本书中，对体制弊病和社会流弊时有评说，其指点江山的意气，透露出一种生命的勃勃生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