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一期的《花城》文学杂志（2008.2.）使用了整整51页的篇幅刊登了一个深圳“无名诗人”赵东理的两首长诗，以及一篇访谈。这样处理一个文学新人的诗作，不仅完全打破了这本文学杂志的记录，而且在我所知道的范围内，非专门诗刊的文学杂志也没有这样作过。仅从篇幅看，说这两首诗是绝世长诗也不为过。我有幸成为这两首大型长诗的最初几个读者之一，是蒙海天出版社一个资深编辑周海彦女士的热情推荐。当时就感到一种久违了的阅读震动。我关注的是，究竟是什么品质，成就了原在文坛上寂寂无闻的赵东理这一番引人瞩目的亮相。
我首先读到的是《哀歌：慌乱之城》。我被它那种奇崛的建行方式，一种逼促中包含着疑惑的语感带着走，感到自己生活的时代被猛然推进了一个大尺度的时空景深之中：
有谁会忽然想起这个时代 并听到我的呼喊 从未来时间的任一点向回巡行 何时才能到达现在
或许因为羞愧 所有的人 所有的时代 都假装不认识我们这一代 一个人人羞于提起的时代
是否还有另一个时间 和我们相对而行 我是第几个 在时空中被找到的自己 有谁能准确地标出我的坐标 听到从无数面虚镜里发出的 一声叹息
如果一颗粒子 在另一个时间里逆行 忽然和我相逢于 一个城市的十字路口 就像看见虚镜里另一个自己 在互相拥抱的那一刻 同时湮灭
在嘈杂的人群中 一个迎面走来的人 就是毁灭我的那颗粒子
也许应该静下来 趁一支烟的灰烬还未掉落 想一想 我们究竟要去哪里
这个开头，使用了类似于托·史·艾略特《J·阿尔弗雷德·普鲁弗洛克的情歌》的调子，把我们徐徐导向了对生活意义的重大质疑。长诗接着用了九百多个诗段、一千三百多行，约近2万字的篇幅探索了它的主题：城市的慌乱。诗人大胆地调用了“深南路”、“华强北”、“莲花山”等深圳地标符号，来为他的多段“哀歌”命名，而圣经经文片段和希腊神祉（特别是酒神狄奥尼索斯）等多种经典元素则穿行其间。中国城市生活于是被置入艾略特《荒原》式的想象之中，我们的生存方式也因此被诗人作了严峻的拷问。
赵东理写出的绝不仅仅是肠胃的“饥饿”，而是多种多样的欲望横流的可怖世相，在这些欲望的不择手段的慌乱满足中，超验的精神真空则如深渊一样使人惊怵。在一个感觉如此沦丧的时代，赵东理决意唤起读者对人的根本意义的追问。他不提供答案，但是一种不懈地寻找答案的姿态，可能正是我们的时代所至为需要的。赵东理因此呈示了他最有吸引力的、作为史诗诗人的潜质。
至于赵东理的《挽歌：与父亲告别》，虽然在主题的宏远、思想的深刻和境界的开阔上不及《哀歌：慌乱之城》，但在内在的意绪上却是连贯的，而且在某些方面更为放纵。如果说，“慌乱之城”是一个意义不明的空间，那么发生在这里的父子世代交替只能是荒谬的：在经历了这么多的“文化大混乱”之后，我们究竟能够从各种“运动”中走过的父辈那里，获取多少历史自豪感并作为自己当下存在的证明吗？如果说一条“伟大的存在之链”在我们的父辈甚至是父辈的父辈那里已经散落（且不说他们中还有人以抛弃、挣脱这种链条作为业绩），他们是否有理由期望下一代认为他们经历了艰难生活就功德圆满？同样，当我们感到自己的更下一代是如此轻浮无为的时候，是否也应有片刻质疑我们所在的世代有多少历史的重量？赵东理于此切入了不仅仅属于一个家族，而且也属于我们这个族群现代性历程的巨大困惑：一种价值生活的无根性。这也许就是当代人的身份疑难中最富于悲剧性的地方，而悲剧感的极致则是一种接近荒诞的自我否定的狂欢——
时间是死刑的执行者它把您一生的重负卸去 终于可以了结了终于可以了结了终于可以了结了 我将亲手将您埋葬亲手埋葬一个时代亲手埋葬我自己和我的时代 四面的墙壁是我的坟墓是时代的坟墓还没有活就已经在等待死亡
说到这里，我想顺便指出，赵东理的诗显然对有关“深圳”的书写提供了新的启示。他没有从“特区题材”的现成套路出发，而是把深圳景观作为“城市生活”的符号加以虚化、象征化、哲学化，锻造成了一种有效地审视现代生活的感觉方式，相当独特。在赵东理那里，“城市”就是现代人生活的必然的、无可奈何也不需逃离的处境，无论是惨烈的厮杀还是孤独的厌弃，“每一个人都在城市中或者在对城市的向往中，我们的命运与现代城市纠缠在一起，爱恨交织，那个理想的精神家园已经坍塌了，我们已经回不去了。因此，我们必须认识这个城市，城市就是我们的命运，必须面对城市加给我们的一切，质问它，怀疑它，重新理解我们的命运、我们的精神本质。”“现代诗歌不是要回到田园牧歌，而是在长街上终日奔波。”（赵东理语），质言之，“城市”就是现时代的舞台，是新与旧、功与罪、文明与野蛮、真实与虚假、理性规划与欲望颠狂的混合体。正是这种“混合”的视野使诗人看出一个“正以最华美的方式坍塌”的城市世界。
我觉得赵东理在对这个生活混合体进行诗性的哲学概括的时候，所着力发展的一种感悟，不是如他诗题所标记的“慌乱”和“荒诞”，而是一个更重要的关键词：“羞耻”。
我点算了一下，有关“羞耻”的词汇（“蒙羞”、“羞辱”、“羞愧”等）可以在他的大部分诗段和诗行中找到（如“一个人人羞于提起的时代”、“这是哀伤的长街 这是羞耻的长街”、“以光速逃逸依然无法摆脱羞耻感的追逐”、“从一种幸福生活到另一种幸福生活 羞耻感如影随形”、“抓住的越多 耻辱越多”、“屈伏着灵魂穿过命运羞耻的裤裆”等等）。这样触目的提示，的确有力地抓住了当代人深重的伦理困境。他的歌声中有一种神圣的逼视，尖锐地指向时代和自我的存在，令人难堪和坐立不安。
十多年前，客人的一首短诗《全深圳响彻晚祷的钟声》就引起过我的惊奇：为什么深圳那种据说可与芝加哥媲美的雄伟景观曾触发了数不胜数的赞叹诗句，但此地一个大学生诗人眺望这座城市黄昏灿烂的剪影，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听到的却是低回的“祈祷的远钟”？此外，人们也不应该忘记小说家谭甫成的中篇小说《小个子马波利——一个孤独的舞者》，里面那个满身怪癖又满脑袋沉甸甸疑问的书生，发出了这样的灵魂独白：“我所在意的，使我十分苦恼而又无能为力的，是这城市几十万人的灵魂，这几十万人每日每时急急追追飞蛾扑火一样扑向金钱，扑向商场，扑向灯红酒绿的大街，毫不顾惜自己的灵魂，我甚至怀疑过他们是否有过灵魂”。
当然，我们不能说这些就是深圳书写的典范，它们如何与“深圳文学”的“主流”构筑对话关系，仍然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如今与赵东理的相遇，使我更为相信：一种穿越生活表象的真诚疑惑，和未被限定的语言张力，应是“移民文学”创造性的指标之一。“移民”关乎漂泊感，而漂泊就是对于稳定意义难以复得的意识，同时又是对它的不懈寻求。
似乎是出于对这一点的感悟，赵东理对自己的写作深具雄心：“我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创作，给现代诗歌增加一点高度：一个是思想的高度；一个是技巧的高度。同时也给现代诗歌增加一点难度”，“为了获得尊重，诗人就必须完成一些不可能的任务，攀登一些智力的高峰，把握别人不能把握的时代内涵。”在我们这样烦嚣的世界，赵东理的承担极为可贵，并且需要勇气——道德的和艺术的勇气。
面对《哀歌：慌乱之城》和《挽歌：与父亲告别》这样的作品，我知道，尽管生活中处处是“稀释价值 降低纯度 添加虚假”的市声，但文学的天空斗转星移，总还会有令人心动的景象乍现。诗人就是那种透过包围着我们的浓浊污染的大气指点星光的人，我们要做的是与烦嚣共处，而仍能屏息凝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