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无文学”，这是改革开放后不很久那阵儿，北方文学界评家对广东创作状况的一种评论。此刻重翻旧纸堆，全无要为这句话争个是非曲直之意，只想借用一下，来为本文充当“导引”。

诚然，由于文化积淀的深重，中原和西部的那片热土，以古老称著，长居那儿的作家、诗人和评家们出手的作品，多数表现为一种古朴、沉雄、恢宏、浑厚、深邃以及充满批判意识和忧患意识，而确立其传统的主导文学地位。改革开放以后的广东诗歌走向，却离此较远，因为，一阵阵锐劲气流，已把禁锢锁国的窗户荡开，随着锈粉、尘埃、蜘蛛网和枯枝败叶的跌落，清新的空气、阳光、雨露乃至霜花冰雹也一齐涌入。得风气之先的广东诗人，随之而惊叫、慌跳、喜唱、狂歌！得意至极的诗人们狂吻生活，颠搂生活，忙于拣拾被改革开放的熏风润雨抖落地下的花瓣而唯恐来不及，实在顾不上去思索更多更深传统意义上的问题，这也是事实。

记得儿时的一段旧事：我的家乡有一户在南洋回来盖房子的人家，高墙之内，种上一株从热带带回的“番茉莉”，树高枝繁，一到花期，满树肥叶衬托蛋黄色厚瓣大花，绚丽夺目，飘香四野，小孩们喜欢到树下拾花编织花环花篮，大人们却说此花是“妖花”，力阻小孩与之接近。我家乡相传又是中原移居来的，比如郭氏一族称“汾阳世家”，盖出自汾阳王郭子仪后；邻近陈姓称“颖川世家”，源于河南颖河；杨姓称“弘农世家”，源于唐末弘农郡公等等。不消说，这儿的人们虽经历千年繁衍演化，传统意识却仍沿袭流传。比如对花的看法，一直尊称牡丹为“花王”，誉之为“国色天香”，崇赞魏紫、姚黄、赵粉、宋白为：“洛阳地脉花最宜，牡丹尤为天下奇”；余如“兰为王者香”，“梅为花中魁首”,“芍药调和宰相样”，喻葵花为进士，拟丹桂为状元，等等。好像天下除了这些名花之外，其它都难以入雅入流了，“番茉莉”之被诬为“妖”，“邪”，既有渊源，又有偏见，也可以说是少见多怪习性使然吧！

我因爱诗，对八十年代以后广东诗人的诗，我略有关注和了解，繁荣和活跃，这两点，应该是要首先肯定的，至于对其文学质量的评定，那就要看拿什么标准了。它们不像“红牡丹”雍容高雅，妩媚富贵，却像“番茉莉”，在没有渊源成见的人看来，就颇具难以抑止的感染力和诱惑力。我觉得，至少有如下五个特点：一是他们对新鲜事物很敏感，凡来自港澳台、新马泰、日韩、澳纽和欧美加的新潮新事，唯恐其不鲜灵，见鲜灵则蜂起效仿，抢成时尚，好多诗取材于新观念，给人以新奇新美的愉悦，因而，这类诗被众多评家定格为“新观念诗”；二是他们的作品较少传统生命意识，而更感兴趣于现代前沿的生活意识，读来可闻到改革开放浓烈韵味，虽让人觉得有点儿“轻”，却呈现出生活的多彩感、多元感、多极感和多味感；三是他们的思考，和理想主义的梦境拉开了距离，倾于务实，诗行之间常流映出一种“实际效应”，更为接近现实人间烟火；四是在艺术的表现技巧上受四面八方流派的感染和影响，吸收的信息量大，接收的参照力强，因而，作品中常常表现出杂然相陈相交，看得出他们在摆脱束缚，在冲破定式，诗人们诚实地履行着自己的意志，自由地表达自己，灵活地观照世界，落笔自然成趣；五是少数作品商业韵味较浓，在市场经济汹涌澎湃的浪潮冲击下，诗人激情和浪花媾合，诗神走下高雅殿堂，步入市井，带有广告色彩和民俗色彩的诗被另一部分人所喜爱……当然，还可再列出一些。总之，我认为这是特点，却未敢强说它就是优点，当然，也难说它便是缺点。论优道缺，要看用什么衡量标尺。广东诗人作品的某些特点，从客观上探讨，这是国家、民族、世界大气候下的必然；从微观上管窥，这是从国家改革开放兴旺事业中，释放、飞迸出来的点点鲜活亮丽斑纹。

我想，在这样现实生活中从事写作的广东诗人们要写出像中原(西部)诗人们那种黄土高坡式的作品是不大可能的。“红牡丹”与“番茉莉”怕也要和平共处并存下去了，可以争妍斗丽，可以互相透释比较，当然，花和文学作品同样要看生命力和拥护者，都要经受时间和读者的检验，都得有人理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