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人间终有送行的时候。士非，我给你送行来了。

屈指算过，再过几个月就是六十个年头——我们的友情将整整延续六十年。人的一生难有第二个六十年，六十年无法重复。

六十年前，当淮海战役的炮声正酣，一股巨流把几千个年轻人从四面八方聚集在古城一所刚刚创建的革命大学——中原大学。那一年你十九我十五，多么美好而充满激情的年华啊！一种崭新的生活方式和崭新的理想，在面前展开。我和你同一期而不同一队，接触很少。上课时曾有一位同学轻声说你是会写诗的，我向那边一望，印象中留下一张圆圆的脸。

其实我和你曾两度同学。入中原大学之前，我们都在开封高中就读过，只不过你读高年级，你离校我入学。你去到江南，你是卖掉身边仅有的一床蚊帐，扒火车辗转从信阳穿越封锁线回来的。这条路似乎成了你一生一往无前，扑向光明的写照。

多年后老同学程度告诉我，你成了编辑家、诗人。对这两个称谓你当之无愧。你在著作的“作者简介”中是这样介绍自已的：“1949年参加出版工作，先当校对，后当编辑，边干边学，与书结缘，编了四十年书，离休了还想写一点。”你长期担任出版社总编辑，担任《花城》杂志主编等重要职务，但你重视的不是职务，而是一个编辑工作者的职责。四十年间，你编辑了无数好书，也帮助和培育了许许多多书的作者。

士非，你是我的同学和好友，也是我的师长，我在内心一直把你和程度看作我的师长，没有你们的帮助与培养，就没有我的进步与提高。1973年当程度把我的散文习作《春来早》拿给你，你是那么兴奋，你对我的写作一直寄于很大的期望。如果说，你对我的关怀包含几分同学情谊在内的话，那么你对更多作者的关心则全出之于你博大的情怀和高度的使命感。我想起北京路你那间被戏称为“长篇小说俱乐部”的宿舍，简陋的房间内总多一张床，总有作者在里面写小说。在太平馆烟囱肆虐下一直受着哮喘病折磨的你，一面抱着氧气袋一面看稿，一部部小说由此而生。还有上世纪70年代那些写作学习班，我敢说，如今活跃在广东文坛上的作家，如廖红球、程贤章、伊始、杜峻等等，都不会忘记当时的情景。你的文艺观点是宽容的和开放的，不墨守成规，不囿于一家之言。记得我到出版社之前，一次出差在北京相遇，你拿一篇高行健写的日记体长篇小说让我看，我说不像小说，倒像散文，听说后来编辑部内也有争议，你在审稿意见中写道：“难道小说只能有一种写法吗？”坚持发表。我想这对当时还默默无闻的高行健是一个很大的激励与推动。后来，你对乔雪竹、何卓琼这两位优秀作家的推出，也起着关键作用。

你爱编书，更爱写诗，我知道你心中的这个秘密，诗就是你的生命。从上世纪60年代写长诗《向秀丽》起，一发不可收拾，陆续出版多部长短诗诗集。你在大地上行吟，你在病床上斟句，杜宇啼血，声声情切。由于你的诗写得朴实，直抒胸臆，有感而发，语言明白如话，曾被人诟病为“大白话”。我喜欢你的诗，特别是你的短诗。你的诗，你那些朴素的语言，充满联想、妙思与智慧。你真诚歌颂生活，也勇于干预生活；你用诗写了浴火凤凰向秀丽，又用报告文学写出热血男儿袁庚，你的《热血男儿》和《招商集团》，堪称新时期的黄钟大吕。

其实你何尝不是热血男儿呢？５月25日下午你走了，当我接到红光的电话，一时不愿相信这早已料到的事；我感觉着你血液的热量。一起共事多年，虽然有过矛盾，有过争论，但我始终能感觉你的热量。虽然我们难免有过失误，有过偏颇，但你敢爱敢憎、大智大勇的形象，深印在我的心中。

你走了，无可挽留地走了，虽然我不善写诗，还是要以诗相送：

绵绵一甲子，

不忍再回头，

子期驾鹤去，

谁解碎琴愁。

 

当年追自由，

秉笔投洪炉，

慷慨为国士，

悲歌何时休？

你写过“洁白的病床是思想起飞的跑道”，你曾多次从病床上起飞。三个月前，家俊召集同学会聚会，看你身体尚好，想不到病情急转直下，这次你真的走了，士非，走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