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总免不了和这个扰攘不止、变动不居的人世的联系。钱超英《流散文学：本土与海外》（海天出版社，2007）作为一本评论文选，以一种奇异的内容编排，为看取这个复杂的世界提供了特别的眼光。我起初看不明白该书论题涉及的诗歌、散文、小说、深圳、北国、海外究竟有何联系：从声震当代史诗的顾城、北岛，到属于深圳“地方性知识”的刘西鸿、李兰妮，以及其他名不见经传的创作现象，泥沙俱下。读下去渐渐觉出了笼罩在其上的那个悲悯而犀利的大主题——流散。“流散”（diaspora，又称族裔散居、流离失所）这一来源于西方学术话语的译词，对多数读者来说有些拗口，其实是现代生活的一大特征。百十万的炎黄子孙走向世界，这是流散；数以亿计的中国农民涌进城市，这是流散；我们被迫抛弃了传统精神家园，在西方文化价值中漂移挣扎，这也是流散。越来越严峻的文化心理问题、社会生活问题（具体到农民工问题、留守儿童问题及老人村现象等）也都可以看作流散时代的特产。

除了少数的自愿放逐者，大部分的流散都是被迫的，为政治的、经济的原因所迫，今天世界范围内的流散的一大“幕后操盘手”则是国际资本。全球化与现代化是这个时代的主题，但某种程度上，全球化的本质似乎就是西方化，现代化的体现似乎就是城市化，因此流散的目的地是西方世界，是中国的东南沿海地区。在世界的大舞台上，“流离失所”的是第三世界的国家，在民族国家的大舞台上，“流离失所”的则是弱势阶层。至于文化精英的流散，则又混合了更复杂的哲学－文艺问题，这使流散在当代文学中逐渐占据重要位置。近些年的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很多都是一些有流散身份的作家，如奈保尔（印度裔英国人，2001年）、凯尔泰斯（犹太裔匈牙利人，2002年）、库切（南非人，2003年）、耶利内克（犹太裔奥地利人，2004年）、品特（犹太裔英国人，2005年）等。一些华裔作家如虹影、汤婷婷、严歌苓等在国内外的文学界也有着不小的影响，把海外移民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和本土地区性的文学现象放在一起打通研究的，钱超英可能算是第一个倡导者。

作者强调的是一种看问题的视野——用悲悯的具有时代敏感的眼光解读文学、文化及周边流动的社会人生。这就无怪乎当他“看见一车又一车断手伤脚的工伤者不断地被停放在我住处附近的医院门廊、呻吟于血泊之中的时候”，发出“不敢断定他们一定比躲在三藩市或者墨尔本的血汗工厂里生产成衣或者躲在地下餐馆里洗碗的华人移民活得更好和更有尊严？”的疑惑。也唯有这样，作者才能够从“本少爷不叫马仔，叫一九九七”这样的小说话语中，发现了国际资本、国家政治和弱势打工者之间滑稽而辛酸的交汇。

有着大学教授身份的作者对包括打工文学在内的特区文学的关注，想来与他那段不无心酸的澳大利亚移民生活有着很大的关系。正因为作者深切体味到流散之痛，才见证了“身份认同”问题对文学的重要性。身份是流散文学研究中一个重要的术语，简单地说就是“我是谁”这个问题。鲁迅说“北方固不是我的旧乡，但南来又只能算个客子”；深圳也出现了诸如《你不可改变我》、《别人的城市》、《我们不是一个人类》这样的“流散性”小说标题；海外作家严歌苓曾感慨——即使做了别国公民，拥有了别国的土地所有权，我们也不可能被别人的文化彻底认同。荒诞的是，在本土之内，大量的人们是不是就不被主流的社会－文化结构放逐或自我放逐？某种自觉或不自觉的“外化”，对于人这种注定要执着地寻求归属感、认同感的高等动物来说意味着什么？它更多地是一个喜剧还是悲剧？这就是本书为现代化过程中第三世界的人民提出的严峻问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