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来，广东的传记文学在廖琪的《庄世平传》、关振东的《情满关山》、贺朗的《蔡廷锴传》等作品之后，尚没有出现艺术能力和思想能力均令人折服的作品。在我们一贯强调的现实精神、真实性原则和大众意识之外，广东传记文学创作现实中是否还有其它带有关键意义的问题？广东传记文学在文学历史中发展的历程和经验，它累积的现实问题，也包括它未来的发展，都是亟待梳理和探讨的。相当的时间里，我以为广东传记文学创作依然处于沉寂时期，直到漏夜阅读李粤庆的《竹魂》、陈笑音的《民国政坛才子梁寒操传》之后，一丝喜悦，一些压抑不住的对广东传记文学优秀作品的期待，油然心生。无论如何，有李粤庆、陈笑音这样一批作者在默默地努力着，就值得我们去关注，关心他们的创作，广东传记文学创作就有希望。

梁寒操（1898－1975）是广东省高要市新桥镇道悦村人，早年追随孙中山，投身国民革命，怀国爱民，尽职尽责一生皆以三民主义思想为依归。该书对梁寒操的一生为人与行事作了较全面的介绍，此处不赘述。《竹魂》是根据农民运动领袖周其鉴(1893-1928)?的真实故事创作而成。周其鉴，广东广宁县人，学生时代受五四运动的影响，参与领导学生爱国运动，被选为广东省学生联合会副主席，是广东最早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先驱之一,也是大革命时期广东农民运动的重要领袖人物。

杰拉尔德·克拉克（Gerald Clarke）说：“传记是一种效忠的行为。甚至当主人公做事像个傻瓜，你也要爱他，对他负责。传记作家要与主人公站得足够近，以便同情他，但也要站得足够远，以便看清他。要解释，但不要辩护和非难。”（注）《竹魂》不仅做到了“效忠”，还如歌如泣般讲述了周其鉴短暂而又壮烈的一生。老作家孙犁曾经说过：“写传记，应首先理解那个时代。”如果没有对周其鉴所处时代的熟悉和理解，李粤庆的讲述就不可能具有感染力。

世界性的传记文学原本是历史文学的一个分支。在文史不分的古代，史传文学是传记文学的主流，中国司马迁的《史记》和古希腊色诺芬的《回忆苏格拉底》，是最好的例证，它们都是史传的创始杰作。较强的史鉴功能，体现在中国传记文学中就是“史传合一”。

到近代，史学传记和文学传记逐渐分家，文学传记发展成为叙事文学的一种形式，在欧洲文艺复兴以后日益突出。中国自五四文学革命以后，传统的史传文学也开始遭遇变革，西方近代的传记文学不断被借鉴。20世纪30年代，郁达夫就提倡“新的解放的传记文学”。在此前后，胡适、闻一多、郭沫若、沈从文、庐隐等均有过此方面的创作经历，或是写小人物、亲人或名人的传记，或是倾心于写自传。

中国传记文学在新时期得到蓬勃发展，传主形象也取得了艺术性的突破，文体呈现多元化，传记文学的题材领域被大大拓展，人文主义精神在传记作品中得到充分体现，更加强调人的主体价值，传主的轶事、细节和日常琐事被作为反映人物性格的珍贵素材加以利用和刻画。当一些带有商业倾向的传记文学纷纷涌现之后，传记文学的市场化和大众化便日趋明显。同时，大众文化的不断发展和市场经济的繁荣，也促使传记文学由边缘走向中心。早在1998年12月, 世界传记中心在北京大学举行成立大会,这次大会就发出这样一个重要信息：“传记文学的勃兴是世界文坛的一个重要现象。优秀的传记作品具有无可比拟的教育功能、历史意义和文学价值。”北京大学一位教授也特别强调，一些国家每经历一次重大的社会变革,都迎来一次传记文学的复兴！

新世纪的传记文学，明显受到转型期复杂文化语境的深刻影响，传记文本开始转向对日常生活图景的关注和对历史的重新阐释，叙事风格多样。传记文学的功能变得十分广泛，它既是人类纪念本能的需要，更是自我完善的一种手段，因为，它通过对传主形象的重塑，效法传主的榜样，对传主精神力量的张扬，而获得人格教育，获得社会应有的价值观，获得国家、民族精神理念的凝聚和强调。

从这个方面来说，政治人物、民族英雄的传记尤其可贵，他们的成长经历、丰功伟绩和人格魅力，将对后人产生巨大的教育和激励作用，是产生民族凝聚力的取之不尽的精神资源。李粤庆在刻写周其鉴短暂人生经历的过程中，就很好的把握了传主的精神品质和人格意志，对其进行了恰当的表现和开掘，使该书在对民族英雄的塑造和讴歌方面具有一定的力度。

关于如何写好传记文学，传统的观点一致认为，真实是传记文学的生命，传记文学作品中的人物、事件、言行、交往，都必须与历史上的或现实中的人物、事件相一致，不允许有半点虚构，更不允许胡编乱造。但过于拘泥于史实，必然会给传记创作带来困难，依我看，传记文学既是传记，又是文学，在主要、重要的事实和事迹，在性格符合历史的、传主的真实的前提下，可以虚构某些细节、对话，来突出人物的性格。

传记文学作为文学的一个方面军，它是不断发展的。对于传记作家来说，恰当把握文学与社会环境的关系，深化对人性的认识，提高传记作品的整体审美价值，是重要和迫切的。这些方面的欠缺，必然导致作品思想的无力，而表现为对历史的简单复述。《竹魂》对周其鉴及其同时代人精神世界和个性的刻写是单向的，一些历史事实和重大事件也过于简略，流露出作家概括的无力。如果在文学性方面、审美方面做得更好些，就能够将一个惊天地、泣鬼神的风云变幻的大时代中，血雨腥风中的民族英雄、革命先驱，将他的执著顽强的思想追求和精神力量更好的提升、张扬出来。从此说开，我认为传记文学的文学性还需要一再强调，传记作家应该向小说家学习，要对传主的性格有详尽的把握，并能够在其一生当中有连贯的线索和逻辑发展。如果仅仅是在作品中充塞所拥有的材料和事实，那一定是笨拙和臃肿的。当我们描写一个人的一生时，如果能够把主人公的经历变成自己的经历，用主人公的生活、情感与我们自己的生活、情感互相唤醒，那么，这样的创作一定是十分美妙的，它意味着作家创作时候的全部投入。

我一直在想，文学发展到今天，应该有更高的追求。

比如说，关于传记文学的终极目标问题。

我回忆起少年时代阅读《贝多芬传》所受到的震撼。19世纪伟大的法国作家罗曼·罗兰因为“文学作品中的高尚理想和他在描绘各种不同类型人物所具有的同情和对真理的热爱”而获诺奖，他为了让世人“呼吸英雄的气息”而创作系列著名传记，《贝多芬传》与一般意义的传记不同，是一部关于贝多芬的精神传记，其所具有的魅力来源于它并非类似于普通人的生平行状的记录，而是反映传主内心世界的精神传记，通过对贝多芬伟大而孤独的一生的讲述而传达出天才的精神力量，贝多芬“惟其痛苦，才有欢乐” 的名言，则成为后世一切勇敢的人的座右铭。

所以，依我之见，传记文学的终极目标，应该是追求永恒。也就是说，要让传主的生命走向永恒的时间和无穷的空间，让传主的精神和生命价值在读者身上一代一代延续下去，超越时间，超越国界，而成为普遍的全人类的精神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