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年初的时候，我回了一趟南方。算一下，有七年时间，我没有回过南方了，出差不算，那些结果总是暧昧不明地为了公务的旅行，那些热闹地温情着与虚假地妩媚着的位于南方的城市，譬如杭州，譬如武汉，譬如成都，事实上从来没有把“南方”作为一个词语的形象在我的心底重新激活。我的南方，仿佛我的初恋，潮湿而感伤，有着细腻的忧愁与深沉的温暖。我的南方，只在我的故乡。
七年之前，我回南方只是办了一件事：以合法的名义拥有一个女人。我和我的女人在北方的出租屋里消耗了所有的激情和爱之后，匆匆奔赴南方，仿佛赶赴一场期待已久而且早就备好的花朵和酒的盛宴。那次南方之行，残留的印象所剩无几，也许因为过于匆忙，也许因为对于一张纸的过度焦虑（乡镇府计生办的胖女人一再地强调，我的单位开出来的证明缺少一个公章），我们根本无心关注南方的风景，更没有闲暇透过风景回溯美好的童年和少年。那些风景，那些时光，已被静静地收藏，仿佛尘封的书页，多年之后，我们连快速翻阅的耐心也没有，更不可能让指尖轻轻地、缓慢地落下，在每一个露水颤抖的清晨，在每一个花朵绽放的黄昏。在一个奔跑着纷纷迁移的年代，回忆和追溯成为最奢侈最庄严的事情。
说起来，七年之前的南方之行仅仅是这次迁移的前奏。无论北方的干燥怎样双重消蚀着我们身体里和内心里越来越少的水分，无论北方的沙尘怎样有力地试图磨损掉我们所剩无几的对于未来的向往，迁移，是一定要发生的事情。很小的时候，我们就梦想迁移，仿佛身体里早早地就有无限长的触须伸向无限远的远方。梦见成群结队的牛和羊，梦见转动不息的高大的车轮，车轮承载着一车子的鲜活的希望和跳跃的情感。尽管我们在梦中并不知道将要迁向何方，可是看见了迁移本身，也足够让我们彻夜无眠。父亲们和母亲们也越来越频繁地给我们讲述迁移的美好，许诺我们迁移之后黄金般的草甸和玫瑰遍地的花园。
算起来，我和我的女人在北方已经待了整整十年。我们当初走得多么匆忙，喘息的时候也在奔跑，生怕南方的露水沾湿了我们的衣襟。有人在远处望着我们急慌慌的背影，长叹连连：仿佛在私奔。私奔是允许的，父亲们和母亲们已经预知了这种结果，甚至这正是他们想要的，正是他们构想了大半生的一个棋局。贫穷，疾病，劳苦，掠夺，争吵，斗殴，阴谋，罪恶，这就是此地。富有，健康，安逸，同情，微笑，友好，善良，感恩，这就是彼岸。从此地，到彼岸，迁移是我们的宿命。
二
十年，我们已经大体上习惯了北方。至少，鼻血已经没有了。恐慌也没有了。刚到北方，迁移的兴奋之后紧随而来的就是恐慌，没日没夜，无边无际。出租屋的外边，安徽籍的韩老师的女人从天黑哭到天明。韩老师的小儿子，缺了门牙尘土满面的“韩兔子”跟着母亲不间断地哼哼。谁也不知道韩老师去了何方，同行的人回来说，城管在大钟寺菜市场截住了韩老师的平板车，韩老师说暂住证忘了带，没有人听他解释，他被带上了执法车，平板车也装到了大卡上。房东老板站在出租屋的门前大声训斥韩老师的女人：叫你们去办暂住证，你们偏不去，现在好，到沙河筛沙子去了。韩老师的女人哭得更厉害，传说中，沙河筛沙子一天要筛十八个小时，三个馒头管一天。韩老师的女人哭得很大，惊动了所有的出租屋。大家都从屋里走到屋外，看见满天的星星明明灭灭，看见月亮在洁白的云朵里穿来穿去。大家都是迁移来的人，河南，安徽，湖南，甘肃，陕西，有的五年，有的三年，有男人，有女人，有大人，有孩子。
我在回南方的这趟直达列车上，一个软卧包厢里，听见车轮滚动，汽笛鸣叫，想起了数年前的安徽籍的韩老师。在西八里庄的那片出租屋，我们共同生活了一年，从秋天到秋天。
第一个秋天，北方的街道上，遍地皆是金黄色的银杏叶子，两只脚踩在地上，金黄色的秋的气息被导入身体，丰盈而有质感。银杏叶子消失的地方，我看到了韩兔子，确切地说，我先叫他兔子，几天之后，我认识了韩老师，才改叫他韩兔子。韩兔子两只泥乎乎的小手竖在耳朵上边，单腿着地，绕着圈地蹦跳着，阳光从两排出租屋的空隙间伸进来，打在他的身上，细碎而柔软。我们和房东老板谈好了房价，跨进霉味浓重的房间，韩兔子也跟了进来。
第二个秋天，我们搬离了出租屋，走的时候，韩老师依然没有回来。韩老师的女人已经停止了哭泣，新买了一辆平板车，凌晨即起，到大钟寺的菜市场去拉菜。韩兔子也重新开始，在细碎而柔软的阳光下面，单腿着地，绕着圈地蹦跳。临走的那天，韩老师的女人一定要用平板车给我们拉东西，其实没什么好拉的，一床棉被，一个皮箱，一个折叠衣柜，燃气灶，碗筷（桌子、椅子我们留给了韩老师的女人），我和我的女人，抱起来就走了。我给韩老师的女人留了家里的电话，告诉她，韩老师回来了，给我打电话，我请他喝酒。她答应了，可是直到现在，也没有她的电话，也许她打过，我们没有接到，后来又搬了四次家，从城市的西边一路东进，最终在黄寺大街扎下，电话，也变了四次了。她只怕，永远都找不着我们了。
三
迁移变得越来越快捷，越来越舒适。不必赶着牛和羊，不必颠簸在两个轮子的马车里，数千公里的迁移，也只是一个天黑到天明的距离，还比如飞机，打个盹的工夫，从南方到北方，从东方到西方，甚至来不及伸个懒腰。飞机，和火车，已经把迁移对于迁移者肉体和心智的双重磨损降到了最小值。
比如这次，我所乘坐的Z17次直达列车，在速度和舒适的程度上已经远远超过了十年前和七年前的普通列车（恕我已经忘记了车次，唯一记得的是两次都在硬座上昏睡不醒，因为临行前的饯行酒麻醉了肉体和心灵），相比于T1次快速列车，其优越性也显而易见，因为途中不再停靠任何站点，关于迁移的叙述省略了顿号和逗号，看上去如此直接而干净。据说，安徽籍的韩老师筛了一个月的沙子之后，被强行遣返，我推测，他乘坐的该是普通列车的硬座，类似于我多年前的迁移。深夜或者黄昏，韩老师挤在同时被遣返的人群中，憔悴而落寞，望着有月亮也有星星的夜空，或者望着天边那片失落的红，遥想他的女人，还有韩兔子，忍不住想要大哭。但他没有来得及，他被人流推上了绿皮的火车，开始一次意外的迁移，意外的程度，相当于花园里分岔的小径，相当于大合唱时突然的跑调，相当于魔术师堪称完美的表演中让人痛惜的失手，他本来是要变出一只鸽子，伸开手，却空空如也。
软卧包厢里有电视，开关和调台就在头顶，耳机也挂在头顶，伸出手就够到。我搜索一遍，都是电影，有的看过，就叫得上名字，比如《东京大审判》、《霍元甲》，有的没看过，就叫不上名字。我没有在任何一部电影停留超过三分钟。我戴上耳机，频繁地换台，仅仅只是体验这一火车上的新鲜事物，迁移的途中，不太可能静下心来完整地看完一部电影。突然出现在脑海里的安徽籍的韩老师已经扰乱了我的心神，对面卧铺上的胡老师也适时地开口说话。四个铺位的包间里只有我和胡老师，我们几乎可以密谋任何事情。
四
胡老师看到了我的书才和我说话的。和往常不一样，这次我只带了一本书，进了包厢就从旅行包里抽出来，放在了托板上。在任何陌生的地方，特别是在迁移的途中，你别指望我会首先开口和素不相识者说出第一句话。我宁愿读书，发呆，或者戴上耳机，频繁地调换电视的频道。我确信，肖邦也是这样。
“1831年9月，最后一个星期二下午的晚些时候，弗里德里克·弗朗索瓦·肖邦，六个月前刚刚过完他的21岁生日，进入了伟大的巴黎城，决心征服它——并准备远在老年降临之前安宁地死去。两个预言都将应验。（另起）随同其他15名旅伴，肖邦乘着拥挤不堪的公共马车，从斯特拉斯堡抵达，结束了两个星期筋疲力尽的旅行。在此之前，他先到了德国的斯图加特，他是第一次造访那里，他以‘活尸’的字样描绘了旅程中的窒息感。” 我对肖邦，这位“19世纪最伟大、最具革新精神的钢琴家”，一无所知，这缘于我对音乐的天生愚钝。肖邦音乐的魅力，并非是我购买这本书的理由。唯一打动我的，是肖邦的迁移。
我所摘录的上述文字作为《肖邦在巴黎——浪漫作曲家的生活与时代》一书的开篇，闪电一般照亮了我混沌成疾的内心。我可以不懂得他的音乐，但我懂得他的迁移，和他迁移背后“征服”的决心，而他在迁移途中“活尸”一般的窒息感受，无疑高度契合了我的内心，大概也类似于安徽籍的韩老师那次意外迁移的感受。迁移者和迁移者，不管是决心征服，还是被迫遣返，精神的底部都有一个大小相似内容相似的诡秘而幽深的黑洞。这将成为迁移者打开心扉开口交谈的理由，和肖邦，我们在纸上交谈，和胡老师，我们面对面地，彻夜长谈。也可以这样说，在公元2007年元月9日的Z17次某个软卧包厢里，肖邦，我，胡老师，三个迁移者，相谈甚欢，无论魏晋。
我也可以叫他胡院长，事实上，我看了他递过来的名片后，第一个称呼就是胡院长。他制止了我。我于是改叫胡老师。胡老师是湖南某大学金融学院的副院长，安徽安庆人。说到安庆，我们说起了安庆的一些人，比如陈独秀，比如海子。胡老师对诗人所知不多，但对海子卧轨一事略有耳闻。逝去的两个安庆人，都在北京，迁移的方向基本一致，其内心，想必也都如肖邦，最初的时候都有着征服一座大城市的决心，这决心有时甚至大到征服一个国度，一个世界。逝去者，时间已经在历史的空白处盖上鲜红的印，他们迁移的足迹和迁移后留在大城市里四处散落的痕迹，被一一收藏，有的镌刻在历史书页最显著的位置，有的永远被深埋，逐渐地将不为人所知。甚至迁移者本身，难免也将被忘记，想一想，安徽安庆会有多少人曾经迁入这座大城市？
陈独秀和海子，因其征服城市的决心及其颇具悲剧性的人生大戏而在观者的心中画了一个粗粗的叹号，其他人呢，比如韩老师（我直觉他可能就是安庆人），一个小学教师，因为超生一个无法上户口的儿子而选择迁移，他何曾起过征服的念头，他只想要一个儿子（他在生了两个女儿之后，终于如愿）。他只想找一个远离安庆的角落，为“黑户”韩兔子觅一个安静些的地方，让其鬼祟地长大。大隐隐于市，他这样想着。虽然也有一些插曲，比如突然地被遣返，但这并不能改变他的初衷，迁移者的韧性和顽强有时真是让人吃惊，甚至这样的事情丝毫没有干扰这一家人的正常运转。至少韩老师的女人在哭过一晚之后，在西八里庄的出租屋里，毅然接过了平板车的扶手，把满满一车的负荷放到了自己的肩上。
五
站在南方，我出生和成长的那块地方，那么小又那么大的一块地方，我突然手足无措。熟悉的人一个也见不到，红墙青瓦的里面，空空荡荡。在北方，我并没有给这里任何人南行的消息，尽管这里还有我那么多的亲人。我担心迁移将会出现障碍，我的有限的在南方的时间将不得不用来清除那些障碍。南行之前，我预想过所有要走的程序，并在脑子里一遍遍地演练。当然，我是有备而来。以至于，在火车上的软卧包厢里，胡老师看到我行李箱里的茅台酒和中华烟时，浮现满脸的困惑和惊奇。我想，如果我现在能找到他留给我的名片，告诉他，那满满一箱，从北方到南方的酒和烟都已经物有所属，他只怕会更加困惑，更加惊奇。事实上，到处都是暗礁，到处都是水草，如果不识水性，要么被撞击，血流如注，要么被缠绕，呼吸艰难。还好，我从南方到北方，十年时间，足够学习水性，甚至游刃有余。即使遇到最大的障碍，在人事局，几乎是铁板一块，陪同我的同学已经灰心丧气，我也并不懊恼。我把信封悄悄塞进他的皮夹克，鳄鱼牌的皮夹克，他并没有推挡，他让他的鳄鱼偷偷地饱餐一顿。我知道，我已经成功了。我差点吹起了口哨。我唯一有些沮丧的是：南方早已不是我迁移之前的南方，我，也早已不是迁移之前的我。南方在竭尽所能地算计一个迁移者，迁移者则用在北方学就的百般手艺和南方周旋，力图取得一个双赢的美好结局。
该办的事情，那些只与形式和程序有关的迁移的手续，在市里和镇上，都已经办完。我站在这里，短暂地迷茫之后，开始轻松地打量这块在我的心里那么重那么重的南方。一切依然如故，多年过去，只有这里，依然如故。菜地，菜地里的橘子树，水沟，篱笆，禾坪，和红墙青瓦的房子。那些刨食的公鸡和母鸡，也仿佛从来没有长大，依然是母亲喂养的那些鸡。青菜的香在空气里摇摆，潮湿，缓慢，而且柔软。心也开始潮湿，心也开始缓慢，心也开始柔软。心其实早已背叛了潮湿，心其实早已背叛了缓慢，心其实早已背叛了柔软。心，如同身体，北方十年，已经干燥，已经加速，已经坚硬。
六
女人从远处向这里飞跑。她看见了车，看见了我。现在，这幢红墙青瓦的房子属于她，和她的丈夫——我的堂兄。父亲和母亲北上的时候，打电话问我，房子还要不要。我说不要了，不可能再回去。堂兄要给钱，父亲没要，父亲说，我们回来还要住的。父亲一直认为他终将回到南方，并且死在南方，我却知道，这仅仅只是父亲的一厢情愿，未来的日子里，谁还会轻易生出迁移的心思？我常常嘲笑父亲，既然想要死在南方，为何在我们年幼的心里种下迁移的种子，并许诺迁移之后黄金般的草甸和玫瑰遍地的花园。回迁，仅止于嘴上，谁会真正地回去？“我认为我离开是为了永远地忘记故乡；我认为我离开是为了死去——死在别处，而不是死在一个人生活过的地方，那该有多么令人不快。”肖邦在离开故乡华沙前往巴黎的前两个月，这样写信给他最亲密的朋友。如果不是以此掩饰内心对于迁移后的未来莫可名状的恐慌，那就必定是对于迁移前的岁月怀了莫可名状的忧伤。父亲不会产生这种恐慌和这种忧伤，因为他并没有肖邦那种“征服”巴黎的决心，他要的，只是和孩子们在一起，等待老去，而南方，才是最适合老去的地方。我很难说服父亲，只好无为而治，不再接父亲的这个话题，用玩笑来打岔。时间，会给一切作出决定。
女人叫我别走，因为天色将晚，可以吃饭，也可以住宿。女人看起来有些慌乱，煮鸡蛋的时候不小心把锅铲碰到了地上。我写过这个女人，在《他们的村庄》里，但这是我第一次见她。她和我文字中的那个女人不一样。也许，是迁移改变了她。从华容迁移到这里，同样是南方，可是毕竟不一样，因为一个男人，她背叛了她的父亲、母亲，和所有的亲人（听母亲说，家里人都和她断绝了关系），华容的南方，是她未来岁月里永远的心痛，这里的南方，能给她抚慰的补偿吗？堂兄长年在更南的南方，东莞的一个油漆厂里干着油漆的活，年终的时候才能回来，回来的时候总是佝着胸，整日整夜地咳嗽。他干得太久，油漆的毒已经侵入他的身体深处。他的女人常常在除夕的夜里抱着他的身子，痛哭一晚，而外边起伏的鞭炮，听上去和葬礼上的爆竹声没有两样。我的伯母，也给她制造了太多的麻烦。相较于她的嫂子，我另一个堂兄的女人，她显得笨拙，因为她在华容的时候并没有干过农活，她也显得“不懂世事”，因为她缺少笼络人心的本领，她的心事都藏在心的最底层，沉默地度着日月。我的伯母，如此嫌恶她，以至每天总要站在禾坪上指桑骂槐，有时甚至不惜用最恶毒的语言。甚至也轻待她的孩子，不准他上门。吵得最厉害的时候，堂兄从东莞连夜赶回，回来也无济于事，一个是自己的女人，一个是自己的母亲，他又能怎样。
七
女人煮鸡蛋的时候，我在房子里闲逛。堂屋还是老样子，墙壁白了些，原来贴的那些画都没有了，记忆中都是大张的连环画，有《神雕侠侣》、《萍踪侠影》、《狸猫换太子》一类的，现在贴的，左边是十大元帅（只贴了九个），右边是毛、周、朱三个，看上去，整个堂屋比先前长了许多精神。神龛上的油灯依然亮着，“天地国亲师”五个大字还是我的手笔，只是墨迹淡了许多。卧房没敢进去，在门口看了看，瓷砖地板，擦得很亮，照得见人影，大彩电，大衣柜，弹簧床。先前，这是父亲和母亲的卧房，先前的影子一点也没有了，那些六十年代的绛红色的衣柜，书桌，木箱，和床。旧物的影像一件一件地闪现，甚至书桌上的杂乱而琐碎的物事也一一记得，记得母亲的那只木梳子，掉了三个齿，长年平摊在上边的《薛刚反唐》书页尽卷，封面破损不堪。我和弟弟的那间房基本没动，女人过来，说，这一间随时给你留着的。我的心的深处，仿佛要融化，化成水，在那张旧式的床上漫流，流向无限远的美好的童年和少年。然而，在一瞬间，融化的水就冻结了，恍惚中默诵着鲁迅先生八十多年前说过的那几句：“觉得北方固不是我的旧乡，但南来又只能算一个客子，无论那边的干雪怎样纷飞，这里的柔雪又怎样的依恋，于我都没有什么关系了。”其时，先生从北地向东南旅行，绕道访了家乡，到了S城，这几句正是在S城的酒楼上，空空地说出，仿佛空空的叹息。我懂了这叹息，因为此时我也这样空空地叹息了。
吃鸡蛋吧。女人把碗端到我的面前。红枣、荔枝煮的鸡蛋，这是这块地方招待客人的最高规格。门外，站了好些人。他们来得悄无声息。伯父叫着我的乳名，所有的人都开始笑，开始说话。伯父老得不成样子了，他只比父亲大三岁，看上去却是风烛残年。在北方的时候，有几天，关于他病危的消息一个接一个，说他已经哑了，说他呼吸没有了，说他血压没有了，说他的肺彻底地烂了，说白孝做好了道场请好了。他却活过来了。活过来了，三个儿子再次分赴深圳，东莞，和长沙，进塑料厂，油漆厂，或者做焊工。我很想见到伯母，伯父说没在家。其他人，我一一问好，给他们递烟。
曹顺利和石笑真也老了，他们的儿子在东莞一个皮鞋厂里做皮鞋，女儿在广州一家酒店里做服务员。宋罗生和刘友真也老了，他们的儿子在长沙修摩托。李焕武和曹干青也老了，他们的三个儿子在惠州一个彩电厂里装彩电。我有多少年没有见过那些时常在梦里出现的伙伴们了呢，那些样子我都记得，只是不知，比南方更南的那些城市是否已经篡改了他们的容颜，就像篡改面前这个端给我鸡蛋的女人。就像北方篡改了我的容颜，他们还能认得出我吗？我一个一个地问起他们的儿子和女儿，那些伴我度过童年和少年的伙伴，问他们在城市里的生活。这些老人们，或者微笑，或者摇头，他们并不真正清楚自己的孩子在城市里如何谋生，那些苦，那些痛，那些落寞，那些孤单，那些暗夜里的哭泣，没有人会告诉他们。就像安徽籍的韩老师，他的父亲和母亲也许并不知道他被迫遣反的故事，我甚至怀疑韩老师并没有回家，尽管他想回，可他还是强忍着，在站台上转个身，又上了北上的火车。
老人们一个一个地问着我的父亲和母亲，我也替父亲和母亲问候他们。这些人，这么快就都老了，下次回来的时候，也许他们中的一个，或者两个，或者全部，就都没有了。他们不曾想过迁移，他们到过的最远的地方，也许就是镇上。他们这辈子，哪儿也不去了，他们一定这样想：一把骨头，哪里不能扔呢。就在这里吧，就在这片潮湿之地，就在这片柔软之地。这里，也许真的才是埋下骨头的好地方，因为灵魂会妥贴而安稳。
或许，我应该好好想想父亲的那个愿望。
八
写到这里，我突然想给胡老师打个电话，问问他迁移是否成功。当时，我们有个约定，等他入住北京，我们要好好地聚一下，他和他的一家，我和我的一家。我们甚至搞清楚了对方的酒量，许诺将要一醉方休。他说过，如果湖南那所大学同意放人，也就是半年时间。半年快要过去了，我很想知道他是否已经从南方——潮湿得仿佛万物都在霉变的南方，迁移到了北方——干燥得仿佛身体里时刻都在燃烧的北方？他上次的北上，类似于我的老乡小喻那次从戈壁到北京的壮举：和北京的大学面谈，大学要考察他的教学能力和学术水平，他则要和大学就工资、住房、妻子的工作安排以及孩子的入学安排等诸多切身利益展开谈判。据他自己说，一切都还顺利，唯一的障碍，只在南方：南方如果不放人，所有的都是空谈。南方的障碍如此巨大，以致他说起来有些心神不宁：他是那所大学里最年轻的教授、博导，最有前途的学院领导。我本想问一句，为什么非要北上？但我终于忍住了，没有一个迁移者能真正回答这样的问题，包括我自己。
我问过自己许多次，也曾无数次做过回迁南方的决定，至少要近一些，再近一些，但最终我依然坚守在这个我并非迷恋有时甚至牢骚满腹的北方城市，并且在此次南方之行中，把与自己息息相关的一切，包括我的女人的户口，我的孩子的户口，全部迁移到了北方。在这之前，我年老的父亲和母亲，也早已搀扶着一路北上，将要长期寄居在一个对于他们充满了新奇与迷茫的北方城市，坐等岁月流逝，坐等容颜一日日地干枯，直到身体也化作烟尘，融入北方的空气。我的迁移，看上去预谋已久，自从年幼的时候看见那个迁移的梦，便稳扎稳打，步步为营，此次南行，近似于攻坚，连根拔除，痛快淋漓，仿佛迫不及待地要斩断与那个潮湿之地的所有联系。
胡老师也会如我这样痛快吗？我基本上已经无从知道，因为我找不到他的名片了。所有该找的地方都找过，许多失去了意义的名片都在，就是没有他的名片。这真是奇怪，当时说得那么坚定，半年不到，就从此音讯隔断，即使咫尺，也是天涯。也许，有一天，我们会遇上，他在西三环，我在北三环，我从北走到西，他从西走到北，我们会遇上。遇上也是擦身而过，仿佛风遇上风。那个时候，我们一定早就忘记了对方的面容，事实上，现在我已经忘记了，甚至也忘记了他的名字，只能叫他胡老师。只有在一些暗自神伤的夜晚，当北方的月光落在我们床头，而世界沙漠一般空阔寂静的时候，我们可能会互相记起，在同一个城市里，有一个来自同样潮湿的南方的迁移者，有着同样的落寞，和同样的孤单。还有韩老师，这几天我一直有个念头，到西八里庄去走走，或许就能碰上他，他推着平板车，平板车上坐着他的女人和韩兔子。他把菜都卖完了，正好可以和我喝酒，欠了近十年的一顿酒，恐怕我们都会喝高了。
责任编辑：张 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