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2月29日，由广东省作家协会《作品》杂志社举办的“广东文学评论前瞻与发展座谈会”在清远市召开。来自全省的四十多位老中青年评论家就广东文学评论的传统、现状提出自己的看法，并发表了前瞻性的意见。中共清远市委常委、宣传部长雷广财，清远市人大常委会常务副主任邓光荣，清远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廖迪娜会见了与会代表。

广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作品》杂志主编谢望新主持了这次会议。他说，这是《作品》杂志举办的第一次广东省文学评论会议，给评论家们提供一个交流平台，希望评论家就广东文学评论进行观察与分析，并从对历史的积淀与思考中，提出未来发展的前瞻与建设性的意见。未能与会的评论家、暨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饶芃子发来贺信，称这次会议“是广东文艺评论家的一次盛会”。

 

过去的日子

在这次会议中，很浓厚的怀旧情绪让大家回忆起八十年代，并大致梳理了这三十年来广东评论的历程。

广东作协副主席、暨南大学党委书记、博士生导师蒋述卓说：“《作品》杂志能组织这个会议是非常好的事情，让大家有个交流学习的机会，作为文学批评者，我对《作品》表示感谢。广东文学评论界是有成绩的，过去的成绩非常辉煌，尤其是三十年以来的评论是有目共睹的，从第一代到饶芃子、蔡运桂等，他们在拨乱反正、澄清一些问题方面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比如关于悲剧、典型等重大问题……到了李钟声、郭小东这一批则提出岭南文学批评应该建立学派、如何走出岭南……游焜炳在八十年代初对作品进行细读，建立了自己的批评方法。金岱、我、陈志红关注过广东第三种文学批评问题。一些年轻的同志做得也很好，比如谢有顺，在国内影响非常大，温远辉的诗歌批评很到位，后劲非常足。谭运长、李凤亮、向卫国等也作过诗歌批评。陈艳冰等作过音乐评论。柳冬妩，值得重视的诗评家，虽然有待提高，但总体还是不错的。”

回忆起八十年代在全国有重要影响的评论媒体《当代文坛》，原广东作协党组书记、评论家蔡运桂说：“广东文学批评杂志《当代文坛》的失去是阵地的丢失，评论家们不能在广东发表自己的评论文章，气氛搞不起来……希望领导重视起来，拿出些刊物的篇幅，要有阵地、操盘手、策划人，这样才会有气氛。《作品》在以前就用过一些篇幅来搞评论。要有评论的气氛才能对作品进行研究。现在看问题多元化，见仁见智，但没有地方发表，也就不太写文章了。”

广东省社科院哲学文学研究所所长钟晓毅感慨：“这样的会在广东九十年代以来没组织过！八十年代时，黄树森是‘操盘手’，在他的策划下，我们先后出来五本评论集，先出的三本赶上第五届鲁迅文艺奖。当时有激情与氛围。但到了新世纪后‘退潮了’，各忙各的，现在回想八九十年代，风华正茂，听从于生命的追求与需要……那时的《当代文坛》，我与它一道成长，我1983年到《当代文坛》去实习。当时还去叫卖过这个刊物，所以说我对它是非常有感情的。在当时它是个重要的阵地，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平台和凝聚的方向。现在这一切都成了往事……”

广东作协副秘书长、《新世纪文坛》报主编游焜炳则在怀旧的同时，也提出了对后备评论队伍的培养，他说：“看来，这个会特别的地方就是怀旧情绪，以前开会很少这样怀旧，因为在座的都是从当年走过来的。我们要发现与扶持评论新人，不能总是盯住以前的评论家，这样新人很难冒出来。搞评论是愚人的事业，不能太聪明了。要有文学理想与志向，不能功利。但整个社会都这么实用主义与功利，为何评论家不能功利？可是功利会丧失评论的文学品格，出来的不是真正的评论。做长篇评论要花几天，钱也少，这样一来谁干？为何人情评论满天飞？因为作家自己请人写，再找地方发，这样的东西有多少科学品格与深度？要大打折扣了，如果要认真，好处说好坏处说坏，不但没有好处还会得罪人，所以有品格的评论难出来，所以新的评论家也就难成长了。要多做工作，发现新人。”

 

生命的激情

不仅创作需要激情，做评论也是需要激情的，而且是生命的激情，在这个讨论会上，激情成了一个关键词。

钟晓毅说：“当年能做事，很短的时间能拿出一些理论著作，那是生命激情勃发的产物，那时候大家交流非常多，几天聚一次，讨论问题，碰撞出来的一套书。这是‘生命的需要’。”

上世纪八十年代与钟晓毅等一起出道的《南方日报》文体中心主任、博士陈志红说：“《作品》的这个会非常有吸引力，1987年到1988年我在《作品》做过理论编辑。《作品》开这个会，我一定会来看看。今天看到许多年轻的面孔，我感觉广东评论界还是有凝聚力与活力的。在这个急剧变化的年代，我有一些困惑、思考，但是没有答案，想来听听大家怎么说。在今天，文学评论者在这个时代如何选择如何自处的问题对我们个人来说不管是作为事业的选择还是人生的、情感的选择都是绕不过去的，还是与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联系在一起，所以在面对时代时不断地追问自己如何找到自己的位置。刚才的评论家们回溯了许多情况，我也感到八十年代的时候有一种激情，有创造的愉快，生命的冲动，那时大家敢于说话，比如郭小东提出文学无批评，朱子庆提出广东文坛为何静悄悄，那时的思想交锋非常活跃，现在有些变化，评论真正的个性与品格在流失，让人遗憾。我自慰的是我写得很严谨。个人的选择非常重要。领导的重视重要，更重要的却是选择与努力。现在许多有影响力的评论家都是从《当代文坛》走出去的……要尊重自己内心的呼吸与感觉，写出评论，才能有所影响，让广东评论的形象更清晰与有影响。”

钟晓毅提出了一些有益的建议：“当下怎么办？第一，要重唤激情，把生命需要的行当再做下去。第二，在阵地上，思路可以放开一点，我这些年的评论往海外发，没有条件，也可以创造。写广东作家的评论我也会往海外发，比如谢有顺也这样。海外的大学都有丛刊与中心，我们也可以试着四方放射。对年轻评论家的成长可能更有好处。”

广东省文联当代文艺研究所文艺室主任谭运长则从另一个角度来解释了激情与评论之间的关系：“不是激情在消退，是时光不饶人，年纪的增长让人对评论的兴趣在减退。评论能不能让人安身立命。现在的评论文章，文居多，史居少。评论的品格、思想资源、方法才是问题，阵地则不是问题。”

暨南大学教授、博士李凤亮却是如此来看：“激情的消退不只是文学自身的问题，与评论的学问学科化有关系。那种体制化与我们以前评论的方式不同，体制化，为何无激情？这与时代的物质利益化有关系。作品的研讨焕发的是作品的激情还是利益的激情？”

中山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谢有顺则更强调的是个人的力量：“现在文学批评的语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要继续批评是要有能力与勇气的。我自我提醒是不怨天尤人，没有刊物，没有保障，没有利益，也不是不能做事情的。”

广东教育学院教授熊国华认为：“重新呼唤批评的激情，一个评论家对批评的萎缩与萎化，要敢于自己批评。我对当下诗歌进行了比较严厉的批评。有反对的有支持的。我说了真话，我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文学视野与广东经验

评论家们也谈到了广东文学与文学批评的问题，提出要扩大文学视野，注重广东经验。

蒋述卓针对目前的广东评论现状，提出了自己的建议：“第一，广东评论家要提高素质，组织好队伍，特别是80后的批评家都有待培养。队伍后继有人是重要的，作协培养后继队伍非常重要，加强理论学习与交流非常重要。许多人不愿写评论，评论比较寂寞，必须有文学理想与志向才行。今天的交流工作正是有眼光的工作，能推动广东文学评论的发展。第二，广东的文艺评论获奖非常少，主要是评论队伍力量不够。第三，评论阵地缺乏，发评论的刊物不多。文学评论与文学创作之间有距离。总之，广东的文学评论在全国水平处于中上，要提升评论的地位，还要靠大家的努力。”

广东社科院研究员朱子庆则以“挽歌式”的语调说：“八十年代的文坛离我们越来越远了……广东媒体在全国非常发达的，尤其是报纸，但需要我们评论者有所作为。希望操盘手、看盘人能看出文学的发展变化、脉络。只有看清问题才能操作，才能与媒体合作。有了阵地对激活批评很重要。学院的批评一大热门，里面有好的也有不好的，比如评论家成为学科带头人之后，出的问题也多、压力巨大。作家也几乎不写评论了。学问文章活跃但影响不够。文学场中的刊物才能影响，而不是学刊。媒体的存在很重要，在场者的看法很重要，在这个时代，尤其需要积极地加柴烧冷灶。”

华南师大文学院编辑系主任、教授陈剑晖从自己的研究工作出发，这样去看待广东的文学评论：“这些年来我在做散文研究，感觉与大家联系较少，所以参加会议有回到家的感觉。八十年代大家非常有激情的，举行了许多会议与交流。在我看来，批评的激情、执著非常重要。《二十世纪文学评论史》收了谢望新的文章，这是一种典范。批评是生命的一个部分，当作一种事业来做。第二，我们要有一种开阔的视野与胸怀，我们的悲哀是太容易满足自己，我们要得到全国的承认，要在重要的刊物发表文章，发比较好的文章。广东最大的问题就是有点眼界狭隘，我认为做到在全国有话语权，谈到相关问题是绕不过你，这才有意义。第三，定位的问题。我们不要妄自菲薄。我们在全国排名还可以，有一批人在全国很有影响。广东作家看不起广东批评家，这是没有自信的表现。广东的批评家对广东作品关注得不够，尤其是小说较少。可能是沟通不够，要慢慢地磨合与信任。最后，广东没有批评杂志是过不去的，广西能出《南方文坛》，而广东没有什么理论杂志，说不过去。希望《作品》能做有影响的批评版面。”

李凤亮博士也呼吁一种大胸襟与高眼界：“我们是站在广东来谈全国的还是广东的文学批评？不能局限在一个小的地域。如果从文化的角度，广东很多作家，给当代文学批评提供了非常丰富的文化研究的文本，所以批评要多样化，要突显问题意识。我们应该提出什么样的问题？问题如何反映我们时代的本质，而不仅是描述。我们如何看到进行中的时代的脚步？这是需要的。精神本质是什么样的？广东提供了体验性的经验。要有历史意识，对本土发展的历史，我们如何对广东文学的当代现实发言？这是很难的。如何看广东的本土意识与开放意识？把广东作家放在全国的角度来看，岭南特色会成为优势，但不是决定性的东西。对本土作家多个宽容心态，但对于作家主体的确认，更有其丰富的因素。”

谢有顺也认为广东的文学评论在全国很有影响力，但要扩大对话视野，他说：“在2003年我接受《羊城晚报》访问时说，广东在全国有影响的是文学评论，在文本上广东文学地位是不高的，但评论是有亮点的，比如陈剑晖、张柠等。说没阵地是从广东文学的语境来考虑，而不是没地方发文章。在批评视野方面，仅关注广东是不够的，从全国关注广东才有意义，是影响力而不是数量的问题。广东要扩大对话视野。”

广东社科院研究员陈实则从另一个角度对广东的文学评论作了辩护：“我们做广东评论的前瞻与发展做得少了一点，广东评论是很有特色的，我们提出了全国性的问题，只是我们没有在更大的平台上来展示自己的东西。李凤亮对昆德拉的发现，金岱对知识分子的研究，蒋述卓的都市诗学，在全国都有影响。广东文学不能妄自菲薄，我们在发现广东文学批评问题时，很少有对自己的发现。广东的许多作品没有形成巨大影响力，是自己的发现不够，首先要发现自己，我们的许多东西在全国走在前面，但我们自己不当回事。制度与批评里面，不能总怨制度，八十年代的制度更不完善，广东制度在全国是走在前面的。

熊国华说：“我希望批评家们多发现问题，要多发现广东本土的作家。”

湛江师院张德明博士则提出了值得深思的问题：“广东诗歌批评往左还是往右？以前活跃但现大有些失语，作为经济大省，这种评论的不到位是值得警惕的。”

广东作协副主席、华南师大博士生导师金岱也提出了自己的想法：“珠三角的文化位置如何？为何我们一定要大一统呢？有没有可能发出自己的声音来。大家对广东文化文学如此焦虑，怎么没有激情，如何整合我们的激情与思想？如何创造自己的声音。这才是非常重要的。”

 

评论的转型

今天的文学评论，已不仅仅局限于审美的范畴了，在泛文化的当下，文学评论不可能不受到这种评论潮流的影响，所以评论的转型也成了评论家们在这次会议上重点谈论的话题。

谭运长说：“评论不一定只是把作品作为对象，在全球范围内，从评论的角度来说，不再仅仅是文学、作品的评论了，评论应该有更广阔的空间。整个二十世纪评论都向文化转型了，这是没有办法的事，这也是不可避免的。我有一个想法，现在面临的根本问题是文学评论者、历史者、学者都面对的问题：思想资源与方式。以前使用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法，在‘文革’后僵化崩溃了，在这个过程中，从八十年代开始几十年来我们大陆学界、写作界，它的资源方式在哪里？以前谢望新老师主持讨论过这个问题，但后来没有继续。唯一可以发现的脉络是海外学者的影响，比如余英时、夏志清、黄仁宇。现在说张爱玲被高估了，还有钱钟书、沈从文等。现在改变了我们对以前文学史的看法，所以出现重写文学史的现象。我们的评论要从文学清理、大陆学界受海外学者的影响，这些要清理，这会对现在的问题可以有解释。”

南方日报出版社副总编辑谭庭浩也从自己的角度来谈文学评论的转型：“文学与评论是个人的事情，所以我同意‘听从生命的呼唤’，现在没有这种呼唤了，或者听从了别的呼唤，也是正常的。我现在写的评论越来越少，写得多的是工作的终审意见，再一个就是书评。我反思自己为何不写，一是工作时间占用，一是懒散，一是越来感觉到很难写，如果再扩展，还有两方面，一是社会文化变动太巨大，完全是多元的驳杂的状态，另外是社会焦点没有了，文化边缘化有社会合理性，转型之后，对社会文化的东西非常难以把握。大家也注意到时评非常发达，这与文化转换有关系，从社会、政治、经济角度对世界作反映。如果没有进入文化层次的言说，最终难以把问题说清楚。社会现象要从文化来解释，要把握社会巨变需要文化的眼光、素养、胸怀。所以我选择不说，或先不说。”

李凤亮以海外游学的见闻来阐述了转型这个问题：“当代文学评论不能只从文学、作品的角度来看，不能只从文学来解释与考察。我在海外访谈了夏志清等人，王德威是夏氏传人，但他非常清醒，他说夏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给不少作家作了一些定评，现在也还有自己的立场……现在对作家的理解多元化了，但已不是夏那个可以确立一个人的时代了，从审美的角度去鉴定作家，已不行了。对当下批评的知识结构形成了挑战，评论没人看，是因为文体发生了变化。对作家断评式的评论成为历史了，现在不能继续这样。当下的评论平面化了，讲文化、思想、历史，王德威现在在读古代的东西，所以在他的文本中看到古籍的引用。”

《信息时报》副刊部主任白岚，作为媒体文化的特殊身份，更关注两个方面的话题。其一是文学批评向文化批评转化的趋势，特别是在大众传媒上，真正对读者产生影响的往往是更关注文化话题的公众评论家的发言。他们在专业研究领域里也许都有专攻，但当他们在媒体上发言时，他们会注意到话题的及时性和公众性，由此他们的学术深度和文化视野能够相得益彰，和大众媒体这个载体相结合，也因此能够在相当层面上对社会意义上的受众起到引领和启示的作用。另一方面，媒体批评所显现出越来越不可忽视的功能和力量。专业的文学批评包括学院派及主流的批评家们一向不大重视的大众媒体和媒体批评。这样给媒体的从业者和民间的批评者们有了更多表现的机会和空间，包括平面媒体和网络媒体在内的话语权所生发出来的力量有着先天的民间性和贴近性，他们的文本表达方式或许缺少了严谨的学术性，但充满了一语见地的针对性和活泼激情的个性表达，也受到了更广泛的回应。从这个角度看，更需要主流的批评家们更充分地运用大众传媒来传达自己的意见，在某种程度上，当意见领袖越来越为公众所关注时，真正的自由的批评空间和氛围也就形成了。

谢有顺强调的是语境与评论的可持续写作：“九十年代以来的变化，批评的学术化，这是评论的巨大变化，没人可以脱离语境。环境不如意，但个人可以做事情，群体的力量不是很重要。要有写作的可持续发展，如何自处、经营，要通过发言研究建立起影响力。

广东省文艺批评家协会秘书长陈艳冰则追问：“从哪个角度去判断作品？对我们评论制约的因素又是哪些呢？”

 

问题意识

文学的写作是要去解决一个个碰到的文学问题，文学评论也是这样，并且文学评论碰到的问题不只是文学问题，还有评论本身的问题，可以说评论就是一种关于问题的艺术。在这次评论家会议上，与会评论家都彰显了浓厚的问题意识。

金岱说：“《作品》的这个会非常有力量，如果经常开这样的会，与具体的文学刊物开，评论的会议才有作用。《作品》完全可以将评论做得非常好。只有作品与评论互动，杂志才会有影响。现在读者不多，但从深度上而言作者与关心者非常多。其次，文学评论不仅是对作品的简单评论，不是请有名的人来写文章，根本的是你能不能抓住最重要的问题，再带出文学作品的问题。一个阵地能发现文学问题，带出对一系列作品的看法，提出、研究新的问题，它才有可能引起巨大的反响。发表不重要，重要的是问题与影响。就算当时没影响，将来历史一定会给你影响。做人文的不能急功近利，要写出真正的思想与激清，那就是在做人文。”

广东作协主席团成员、广东技术师范学院教授郭小东却尖锐地从制度方面谈了广东文学的生态问题：“广东文学批评是制度性问题，没为评论创造好的条件，现在一个理论刊物都没有。《作品》少发一点文本没什么关系，如何针对广东文学多谈一点问题会更好一些。如果办成《作品与争鸣》那样，发行量就上去了。一篇作品配评论，效果会更好。广东文坛多年来没有谢望新这样的人，所以评论才会萎缩。八十年代在广东文学批评的版图上，有谢望新。现在谢有顺却不对广东作家发表意见……我们的评论生态是有问题的。谢望新对广东评论起着承先启后的带头作用，他曾提过的一些问题今天还是很新。我们不是没有传承，而是缺少制度性的保障。”

中山大学博士郭冰茹更重视的是评论的学理化：“评论除了激情与才华，也要学理化。评论要通过文学去看世界，寻找问题，要摆脱纯粹审美批评的局限与标准，因为现在更多元了……批评家被学院收编是一件好事，以前作协在评论上有话语权，现在高校教师的评论学理化，是有好处的。”

谢有顺则从自己的工作方面提出了“评论的自我设限”：“为何我不评论一些作家？因为我的理念，一个人是不能包打天下的，我的成长，先是只做先锋小说研究。我对年轻的作家更关注，做老作家的评论不是我的专长，这是我的自我设限。要考虑自己的领地在哪，专长在哪？我关注年青的一代，比如以私下交流的方式、邮件的方式。”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教授伍方斐关注的是评论主体：“我感兴趣的是批评主体。为何八十年代与今天不一样？那时是精英主义时代，评论家以俯视来看作品，但现在我很迷惑：我们如何建立自己的价值，可以延续下去？”

茂名学院教授向卫国却从制度方面提出了评论所面临的困境：“诗越读越没趣了，写的评论再多也‘评不到教授’，在学院有用的是搞学术。现在写评论只是兴趣，它不能解决现实问题。我感觉现在的学术体制里面有些问题。一篇好的批评里是有理论的，但是评委会认为没有价值。评论是很难做的。现在写批评有很大的人情问题，只能表扬不能批评。批评如何与学术更好地结合？”

 

广东评论再次涨潮

在评论家们热烈的超时发言之后，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文艺处副处长吴佳联在发言中指出：“品格缺失、激情、眼界、思想资源、提出问题、面对消费知识的方式、坦诚地对评论的表述，可持续发展……这些说法，如同一颗颗珍珠在闪光。我强调谢有顺“可持续写作”的问题。在大家谈论的问题之后，我认为还存在一种评论思路拓展的问题。评论家们如何发出自己评论的声音？那就是思维的拓展。评论家不能只在文学这个领域，要从文学转移到文艺，文化，才能在大众传媒中发出应有的声音。”

最后，广东省作家协会党组书记、专职副主席、《作品》杂志社社长廖红球作了总结：“会议开了一个上午，我代表作协、杂志社对大家表示敬意与谢意，对大家的发言表示钦佩，对大家表示新春的祝贺。大家对中国文坛和广东文坛指点江山，评论家们齐集一堂，让我感觉到长江后浪推前浪。广东的文学批评界在全国有相当重要的位置，又能看见许多新面孔是好事。正是说明我们的事业在不断地壮大与发展。有两句话使我震动，一句是文学评论是生命的需要，一句是文学评论是心灵的呼唤。文学评论不仅是作家的需要，也是社会的需要，广大读者与人民的需要。近年来，广东文学评论家思想活跃，在许多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显著的成绩……引领了广东文学创作的方向，指引了广东文学的前景与方式。这是一次加温鼓劲的会议。以此为契机，广东评论会迎来新的局面，广东文学事业将攀新的高峰。”（全文另发）

谢望新最后对广东评论致以热情的希望：“期盼广东文学评论再次涨潮。”

参加这次评论研讨会的还有：申霞艳、谭畅、曾创、胡磊、温远辉、周西篱、艾云、朱春花、张鸿、黄金明、世宾、张林婴、梦亦非及清远市作家协会主席唐德亮等。

 

（梦亦非根据座谈会记录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