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幼在外祖母身边成长，她老人家是我孩提时代的第一位“良师”。
外祖母不会写字，从我记事的时候起，就没有见过她写字，可是外祖母认得字，会读书、看书。记得我七八岁时，大约是我念小学二三年级的时候，夏天的下午，在外祖父祖屋敦本堂下厅最凉快的地方，她常和一些同辈的妯娌在那里读当时妇女中流行的弹词，我放学回来，也搬一个小板凳坐在她身边听，外祖母用一种近乎讲唱的语调慢慢地读，声音十分悦耳，到现在我还记得她所读的清代女诗人陶贞怀、陈端生作的《天雨花》和《再生缘》，前者是讲明末东林党人左维明、左义贞父女勇斗奸臣魏忠贤的故事，后者是写元代皇甫少华和孟丽君的婚姻爱情，情节都十分曲折，特别是孟丽君女扮男装上京考试的情节，我听了很是感动，久久不能忘怀。外祖母也看古典小说，我曾在她的针线筐里看到过《石头记》和《聊斋》，那是她闲时独自一个人的时候看的。她没有给我讲过宝黛的爱情故事，但夏天夜晚在院子里乘凉时，曾多次教我背林黛玉的《葬花词》，所以我很小就会背诵这首长诗，虽然当时对诗的内容并不理解。
外祖母很少给我们小孩子讲故事，在我的记忆里，她只给我讲过两个与佛教有关的小故事，都是劝人行善的。但她常和我们讲她小时在娘家的事。她说他们庄家是潮安城■伙巷内一个世代书香的大家庭，祖上有人做官，后来不知为什么就弃政从学，父亲是一个饱读诗书的儒生，有九个孩子，八个是男孩，只有她一个女儿，所以父母亲十分疼爱她，给她取了个小名叫“参汤”，喻其贵重如人参，稍大些才有个正名叫“娥仙”。她有七个哥哥，一个弟弟，哥哥和弟弟都很小就进私塾念书，按当时的习俗，“女子无才便是德”，所以没叫她读书，因是生长在诗书之家，故认得一些字。小时她和八弟最好，常在一起玩，八弟还和她一起认字，告诉她私塾里的许多事情。不幸的是，在她十几岁的时候，潮安县城发生大瘟疫（鼠疫），一下子就夺去了她母亲、两个哥哥和小弟弟的生命，她自己也染上疫症，因此前已和我外祖父戴仙俦定了亲，戴家在潮安县归湖乡溪口村居住，离城较远，没有疫事，曾外祖父得知后，就派人用船把她接到溪口医治，竟侥幸医好了。虽然这些已是很多年前的事，但外祖母在讲述这一切的时候，我觉察到，透过历史的烟尘，仍有一种甜蜜而又酸楚的感觉在她心中涌动。
抗战胜利后，外祖父一家搬回潮安县城“双柑书屋”居住，每年春节，我们几个小孩子都跟外祖母到■伙巷向还健在的大老舅、四老舅拜年，二位老舅虽已是七八十岁的人，但每次见外祖母率领儿孙们到来，都十分高兴，亲自安排一切，把我们这些小孩子也当作“贵宾”，让家人拿出最好的东西来给我们吃，还带我们屋里屋外四处游玩。我终于亲自见证了庄家“三进”大屋之大，还有大老舅住的书斋，四老舅作画的画馆。大表姐是我们中最大的，私下跟我们说，抗战前她曾跟外祖母到■伙巷拜年，那时的庄家，不但屋子大，装饰气派，厅堂的摆设，也雅致有序，不像现在这般陈旧、杂乱。可见，在潮安城沦陷期间，这个大家族也遭到很大的破坏。
在封建社会，大户人家的男女婚姻，多是出于双方家族利益的权衡，讲究“门当户对”、“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外祖母和外祖父的结合，虽然也是“门当户对”、“父母之命”，却有他们很特殊的文化背景和缘分。听我姨妈说，外祖母的父亲学问渊博，外祖父是他的入门弟子，因他本性聪慧，诗文特别优秀，庄老先生十分喜欢、器重这个年少弟子。曾外祖父戴清源，又名戴漉巾，是潮汕一带颇有文名的“三布衣”之一，深知庄老先生的学问、家教，听说庄家有一女儿，与外祖父同庚，就请人前往求婚，得到庄老先生的允诺，很快就定下了这门亲事。此前，外祖母并未见过外祖父，直至潮安县城发生瘟疫，外祖母来溪口治病，两人才有机会见面，并且彼此有很好的印象。外祖母病愈后回家不久，双方家长就为他们举行了隆重的婚礼，那时外祖父母都是16岁。因他俩婚前已相识，结婚时并不陌生，婚后感情一直很好。后来，外祖父在庄老先生这位大学问家的栽培下，17岁就中了秀才，因文章写得特别好，得到当时的主考官朱祖谋的赏识，亲自书一对联奖励他。
外祖父性格开朗，幽默、乐观，能诗善文，是典型的文人，他曾先后受聘于韩山师范学校、金山中学和潮安县中教高年级的语文，深受学生欢迎，他还是潮汕一带著名的书法家，所以一年到头都在忙于学事、文事，家里的事情都是外祖母在操持。他们共育有一子二女，舅父最大，接着是姨妈，我母亲最小。外祖父虽是清末秀才，却很早就接受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的影响，给三个孩子起的小名分别是均（平均）、民（民主），权（权利）。据潮汕第一个新文学团体“火焰社”发起人许美勋先生的回忆，外祖父母思想开明，不重男轻女，三个孩子都送到潮安最好的学校金山中学接受教育，还根据各人的兴趣、性格，请老师教他们中乐或西乐，一家人过着有滋有味的生活。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先是舅父大学毕业后投身革命，接着是姨妈出嫁，我父母亲也在舅父影响下先后离家参加抗战和救亡工作，家中第二代的人都在外面，而舅父的三个儿女、姨妈的一个孩子，还有我和弟弟，却都留在外祖母身边。外祖母禀性温和善良，心地慈祥，而且乐于助人。在潮安县城沦陷前夕，敦本堂曾经接待过一批又一批路经溪口到别处避难的亲友，有的家庭孩子多，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地方落脚，在敦本堂住的时间还比较长，外祖母自始至终是热情地接待。她对自己的这些孙子、孙女，就更是呵护、关怀，照顾无微不至。我们表兄弟姐妹六人，在家里就是一个孩子小分队，总有人要做错点什么事，如打破家中贵重的东西等，她虽心疼，但从不大声责骂我们，只是跟我们说一番小孩子玩耍要有“度”，要懂得惜物、爱物一类的话。外祖父也很疼爱孙子、孙女，在他那里，从来没有内孙、外孙，男孙、女孙的分别。抗战期间，我们在溪口避难，外祖父跟着潮安县中，迁到同一区的虎廊村，虽离溪口不远，但不能天天回来，一周只回家一次，那时生活比较艰苦，但只要外祖父回来，家里就有了笑声，他常给我们讲各种幽默的笑话和小故事，那是我们小时候的精神盛宴。
无论是在溪口还是在潮安县城居住，外祖母上街、探亲或到庙里上香，身边都有我们这些小孩子簇拥着她。她乐善好施，对需要帮助的人，出手非常大方，还经常教导我们要同情弱者、残者、贫穷者。她常说：“有东西可以给人，是我们的福气”，“对人好就等于对自己好”。据我所知，受过她帮助的人并非个个都能感恩，但她从来不怪罪人家，她说给人帮助不是为了回报，他（她）记不记得是一种德性，与自己对他们的帮助无关，所以她总是自觉地去做各种各样的善事，但对一些违背祖德和有损公众利益的行为，她却从不模糊，有时态度还很决绝。在我很小的时候，有一次，外祖父的一个侄孙是个赌徒，赌输了钱，趁外祖父不在家，到敦本堂的大厅上用枪对着外祖母，逼她同意卖掉戴家祖上的部分产业，外祖母坐在椅子上，头也不抬，照样做着自己手里的针线活，那人最终没有达到目的。此事在家族内部一直传为美谈。回想外祖母的这种人生态度，说她有什么崇高的理想，她确实没有，但她却有自己待人处事的准则，在各种不同的环境里，她都没有改变自己的准则。
外祖母最重的一桩心事，是常常担心在外参加革命的舅父的安全。我舅父戴平万是外祖父母唯一的男孩子，他自幼聪明好学，智慧过人，是广东省立潮州中学（金山中学前身）最优秀的学生之一，1922年中学毕业，同年考上大学，1926年在中山大学西语系毕业后投身革命。因大革命时舅父曾回潮州作公开讲演，宣传马克思主义，在国民党统治的白色恐怖时代，他再也无法回乡。1927年潮汕“七日红”期间，舅父在上海听到起义军进入潮汕的消息，十分兴奋，立刻乘船回潮，但在途中就得知起义军已撤出潮汕，而人在船上，已无法返回上海，登岸以后，回不了潮州家中，只好绕道到潮安县东乡红砂寮村，匿居在他的朋友洪灵菲家中，让人带信到潮州，外祖母得知后，忙装扮成农妇，乘轿赶到红砂寮村和舅父见面。因当时政治环境极其恶劣，她怕特务盯梢，只过了一个晚上，就匆匆回来，但万万没有想到，那次见面竟成了永诀。舅父早期写的书信体小说《出路》，就是取材这次回潮的遭遇，作品中写政治形势的突变，避难农村的险境，母子相见时唤起的种种感情思绪，都是他自己亲身的经历和体验。之后，舅父在上海参加左翼文学运动，并有多本小说和译作问世，是“左联”筹备小组十二个成员之一，也是“左联”时期知名的作家。抗日战争爆发后，在上海“孤岛”，舅父是地下党的组织者之一。在这段时间，外祖母曾两度变卖自己的首饰，把钱寄到上海支持他的工作。30年代末，表姨妈从上海回潮探亲，舅父卖掉了自己一本书的版权，买了两块衣料和其他一些日用品，托她捎给外祖母。1940年，他受党的派遣，离开上海到苏北老解放区工作，在苏中区担任党委宣传部长兼党校校长，1945年初在根据地去世，那时舅父才42岁。由于1940年以后，家中得不到舅父的任何信息，外祖母很为他的安全担忧，记得抗战胜利前不久，有一天清晨，外祖母告诉我们，说她做了一个梦，梦见舅父来和她告别，她从梦中哭醒过来。她一直认为这是上天给她的一种“暗示”。若干年以后，当她得知舅父去世的确切消息时，反而显得较为平静，只是流着眼泪说：“他走的是一条艰难坎坷的路，这是他命里注定的。”
外祖母于1983年3月8日仙逝，享年98岁。她一生经历了许多大事，还有各种不为人知的情感撞击，但始终是那么安详、雍容和矜持，她心中应有一种无形的定力，也许就是她常说的：“平生不做亏心事，半夜敲门心不惊！”她认为她一辈子所做的事，都是对得起人，也是对得起自己的，所以她富有时是这样，不富有的时候也是这样。她爱儿孙，但她从来对我们没有要求。1953年我考上中山大学时，外祖父已逝世两年，家里的经济生活已和从前大不一样，临别时，她从箱子里找出一件她穿过的黑缎子面细毛里子的短皮袄、一件我母亲留在她那里的花布旗袍，包了起来递给我，说需要时也许可以请人改着穿。还再三叮嘱我：“一个人在外，碰到困难不要只想一头，要想去想回来”，又说：“只要自己心定，没有过不了的坎”。她老人家说的这些话虽然平白，却非常辩证，有哲理性，她的这种对人生的达观态度，对我的人生观有很大的影响，可以说是影响了我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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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 图：戚福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