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很难想象，一个城市里有几十家博物馆，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风景？
如果不是亲自去了中山，我很难想象，一个较小的城市，居然可以做到博物馆林立，走到街上，稍微一不留意，就看到一栋小小的楼房，当地的朋友说，这就是博物馆，走不了两步，朋友又介绍，这里还有博物馆。
怎么这么多博物馆？我不知道。
二
中山得名，是因为国父孙中山先生的缘故。中山原名香山，名字听起来远远不如中山大气，中山，中华之山。山清水秀，人杰地灵，街道上的风景随处都是精致可观，高楼雅筑，小桥流水，马路和澳门一样，不算宽，但是却井然有序。马路上行人不多，热带植物簇拥两侧，如冠叶茂，看起来很舒服，像是置身于东南亚某个港口城市。
世界上博物馆云集的城市不少，慕尼黑和纽约谁是博物馆之城，一直都没有确切的定论，慕尼黑有50个公共博物馆，而纽约有130个博物馆加私人艺术馆，即使在中国大陆，博物馆之城，也不算少，东莞、成都、厦门，随处俯拾皆是。
但是中山的博物馆，却是有特色的。如果没有特色的博物馆，只能算是杂乱无章的堆积，在中山，博物馆虽然多，但是分别都有联系，若是系统地一看就能看出端倪。朋友说，从博物馆出发，我们到达何处？我们也不知道。
中山是一个安静的城市，它的安静，和成都有很大区别，安静并不是刻意营造出的一种伪装。无论走到什么地方，都能感觉到一种礼貌的距离。这个距离正好是产生美的感觉，在街上，你找不到那种所谓接踵摩肩的繁华，也体会不到车水马龙的紧张，无论是超市还是街心公园，我所遇到的一切，都是静谧，但是在静谧中，却透露出一种来自于历史深处与文化底蕴的高贵。
这一切让我想到了苏州。苏州是千园之城，而中山，则是千馆之城。我曾经在《园林心态》中称苏州人为园林心态，而中山人，却恰恰是博物馆心态最好的体现。
什么是博物馆心态？朋友问。
从博物馆出发的心态，就是博物馆心态。我说。
三
一座从现代性发轫的城市，充满这么多的博物馆，可以说是一种机缘。
就我本人来说，有一种非常强烈的博物馆情结。无论是马王堆，或是金沙，抑或是闽越王城，以及其他的城市，博物馆几乎是我必去的地方。无论是什么样的博物馆，我都非常感兴趣。
依稀记得，2006年底在人民网开会，散会后我第一件事情就是坐公交把北京的博物馆逛了一大圈，最后在沙滩后街的中国美术馆遇到了久仰的徐庆平教授，庆平先生是徐悲鸿先生的公子，能够在博物馆相见，不得不说是一种缘分。
只是可惜，中国的博物馆太少，各种够规格、上档次的展览，则更是凤毛麟角。特别是一些地方的小博物馆，常常都是所谓的“世界名人协会会员”的展览，一走进去，挂着各种排头称呼的商业策划，偶见一个市侩的画家泼墨疾书，旁边是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走进一看，让艺术顿失真正的价值。
这种展览馆，在国内并不是少数，甚至在很多文学艺术不发达的地方，快成为了一种自我生存的主流形式。博物馆的价值究竟是什么？在我看来，真正意义上的博物馆，应该如德国的卡塞尔文献展那样震撼一个时代，挽救一个民族的博物馆展览。说到底，所谓展览，所期望获得的效果还是透过实物进行更加直观，更加透彻的反思。
当然，德国是一个善于反思，勇于认错的民族。我们中华民族没有什么错去认，几百年来，一直是挨打的对象，这几十年才好转了过来。但是反思却是每一个民族都需要去做的。因为世界文明古国里面，唯独中华民族的文明绵延流长，不曾断裂，不似阿卡德人、亚述人以及雅利安人的文化那样，断裂，修复，再断裂。文化说到底，就是一个硕大的花瓶，只能祖祖辈辈呵护相传，越是传得久远，就越值钱，若是隔个几十年摔碎一次，再粘好，再摔坏，也就不值钱了。
但是，中国的博物馆却不是世界上最发达的，且不说文物外流有多少，即使是现有的文物，如何进行利用，进行思想层面的引导，仍然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曾经在长沙马王堆博物馆里面，我就发现文物被送到“国外交流”的事件，然后写了篇《千古遗梦》，表明了我的立场。
我的立场很鲜明，文物就是一个民族的物质见证，必须时刻和民族共存，就像《蒙娜丽莎》永远和意大利同在一样。无论是东迁的宋室，还是南渡的晋室，“怀玺而携鼎”，老祖宗的东西，他们仍然认为是丢不得的。
对于文物价值的认同，中国可以说是一个启蒙较早的国家。这与中华民族悠久绵延的君主制历史与农耕井田的家族式经济是分不开的。在祖先留下的族田里挖到古物，势必是祖先留下的，与祖先的血脉关系马上就能因为这个眼前的古物而变得扩大化。记得前些年，我和几个朋友到乡下采风，听在当地挂职的朋友讲了一个故事：一户农家春播耕地，结果一锹挖出来一个青铜器，一下子引起了不小的震动。当地政府闻讯后赶来，希望他们能把文物上交国家。当家人是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坚决不答应。
“这是我祖宗留给我的，在我家的地里弄出来的，凭什么交？”
年轻的镇政府公务员不能说服这个没有读过书的农民，讲文物保护法？太奢侈，讲文物的收藏与民族文化？太不现实，结果这个垂头丧气的公务员，不得不打道回府，向镇办公室主任报告了这户农家“消极”、“抵触”的态度。长期从事管理工作的办公室主任果然处事有方，只消三两句话，就让当家人把东西上交出来了。
“办公室主任是怎么说的？”我问。
“他说。”这个挂职的朋友自己都忍不住哈哈大笑，“他说，你人都是国家的，东西还有什么不能交的？身为老党员，怎么连这个头都不带好？”
我想，如果遇到某个热衷西方理论的学者，他听说之后，一定会感叹，“这就是有中国特色的‘公民意识’！”
其实，这和公民意识没有什么关系。
四
中山博物馆虽然多，但是值钱的东西并不多，主要是特色。
近代中医药博物馆、收音机博物馆、近代商业博物馆、建筑艺术博物馆、华侨博物馆，这些博物馆，无一例外，都是记录鸦片战争之后那段历史的博物馆。套用一句在文论界很通用的名词，这些博物馆都充满了“现代性”。
我们站在现代性反思就够了，若是站在后现代，什么也反思不出来。
记得中山大学一位非常有名的哲学家袁伟时先生说过，中国历史，精彩就精彩在现代性，最悠久的东方封建王朝遇到最广泛的西方现代社会，几十年的碰撞，相互影响才是真精彩。
中山大学本身就是“现代性”发轫的时候建立起来的，从戏曲学的王季思、黄天骥，到当下文论界的谢有顺，中山大学一直站在思想的最前沿，一如中山市，其实，说到底，“中山”这两个字，都带有“现代性”的意味。
我们中国人，管这种现代性叫启蒙。
面对中山市的博物馆建设，中山大学历史系主任刘志伟提了一个建设的原则——“小型、特色、多样化”，确实，这七个字将中山的博物馆几乎都囊括了。一同随行的几位戏剧界前辈，对博物馆建设赞不绝口，尤其是近代商业博物馆，里面陈设的东西虽然不是价值连城的古董，但确实是最有文化价值的展品。
“这里的东西不值钱，但是只有这里才能看得到。”一个山东的同行说。
“这才是真正的博物馆，都是值钱的东西，那是古董店。”一个杭州的编剧接过话说。
“别处想建，也没这个氛围，也没这个味道！”旁边一位香港游客禁不住感叹，“强势文化，太强了！”
说实话，我走过很多城市，中山是我遇到最满意的城市之一。当然，厦门、香港、澳门、新加坡、苏州、青岛也算，但至少没有中山这样有文化意味。整个城市的命名，就是从文化的角度出发，关于孙中山的研究，无论是日本、香港，还是台湾，包括大陆，都成为了显学。
从孙中山的时代背景出发，直接达到文化、社会、思想与哲学的现代性巅峰，这是中山立市的根本。中山的博物馆，是一种巨大的文化包容。走进收音机博物馆，里面各种年代的收音机，以及三十年代永安、先施百货中最早的私人广播电台模拟厅，其形象化的精致程度，确实让我们叹为观止。
据当地的朋友介绍，中山的收音机博物馆，实际上是一家私人博物馆，馆长是一位在国内收藏界非常有名气的收藏家，这里很多收音机，都是他四面八方淘来的，也有一些是华侨、同乡，以及爱好者的捐献。中山的博物馆藏品，很多都是来自于世界各地的捐赠。这些捐赠者，目的无非是造福桑梓。就像前面说的那样，中国人对于游戏规则、宪章条例，一贯都不是很热衷，他们所关心的，只是停留在公序良俗层面上的价值探讨。东西捐出来，就是为了造福桑梓，这种行为，是祖先血脉的召唤，而不是公民意识的发扬。
无论是为什么，无论是怎么做，我们只看他做了什么，这就足够了。
五
走出中山的博物馆，当地负责陪同的朋友说，来了中山，我们的大剧院是必须要去的。
一行人都是从事戏剧的同行，一听说去剧院，大家都很兴奋。
“剧院也算博物馆吗？”我问。
“我们的大剧院，正式名字就叫中山文化艺术中心，也就是国际上通用的culture and art centre。”负责陪同的是一个重庆女孩子，一口标准的普通话，加上流利的英语，让我感觉不到这里的地域与差异，只知道，这里是现代性的，世界性的。
郑君里、阮玲玉、萧友梅、吕文成，这四位中山籍艺术家，构成了中山市的四大文化标志。我不禁赞叹，哪个城市能拥有其中一个，就已经是非常了不起了！中国戏曲的现代性人物，中国电影的开山祖师，中国表演界的第一位现代明星，加上中国音乐现代性的开拓者，这样四位大师，云集中山，我不能不叹服，在孙中山之后，还有这样的文化力量，在支撑着这个城市的文化脊梁。
之所以俗称大剧院，是因为整个艺术中心的核心部位就是一个一千四百多个座位的大剧场。对于剧场的研究，实在是一件有趣的事情。我的老师周华斌教授就是研究中国剧场史的大师。在中国，很多神庙剧场本身就是非常值得探讨的建筑艺术博物馆，而西方的剧场更是最有价值的戏剧博物馆。上次我听一个朋友说，中国没有专门的戏剧博物馆，天津的戏剧博物馆与北京人艺的戏剧博物馆，都是改造装修工程。
我说，你想看戏剧博物馆，就找家不错的剧场，里面全有。
剧场有那么大能耐？她问。
你没去过剧场。我回答。
确实，中山的剧场非常壮观，整个内部结构呈传统的马蹄形。升降舞台、灯光吊杆、多功能小剧场以及循环混响音响，构成了整个演剧结构的外部设备。这样的设备，在全国都很少有。即使世界上久负盛名的斯特拉夫皇家莎士比亚剧院、英国的天鹅剧院、贝尔法斯特大剧院和德国慕尼黑国家剧院，从硬件与装修档次上说，和中山的大剧院相差都不算太大。至少承接一些国际性的演出，特别一些大型的音乐演奏，歌剧演出，都不会太困难。
当地的朋友很骄傲地告诉我，一向挑剔的伦敦莫扎特乐团曾经来搞过一次演出，不用说，走之前人家对这里的设备赞不绝口。
我说，能够让莫扎特乐团赞不绝口，也很难得了。
从剧院下来，一楼大厅左侧是一条长长的文化名人长廊，再往里面则是非常有名的人定美术馆，这里展出的都是一些新锐画家的画展，陪同我们的朋友再三说，这里鲜有商业展览，即使有，也第一顾及到艺术价值。末了，她又说，一个有文化底蕴，且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商业化与艺术是不冲突的。
淡淡的一句话，说得我们很多人都没有回答。因为我们没有谁是中山人，更没有谁敢这样站起来，来反驳她。因为我们几乎所有人，都在她的语气中找到一种骄傲的优越感——这种层面不是我们所能企及的，别人站在比我们高的顶峰，无论人家怎么谦卑，我们都只能仰望。
走出大剧院，魏明伦先生把我叫过来，只说了三个字，壮观吧。
我说是。
他看了我一眼，笑了笑，回头看了一眼身后的大剧院，又笑了笑。
我们谁也没有多说一句话，匆匆上了车。
六
从博物馆出发，本身就是一种拿捏历史，把握文化的优越感，真正层面的优越感，是来自于文化深处的，而不是来源于经济指数这些肤浅的东西。
曾经去过苏州，苏州人不如南方人有钱，但是晚上在苏州的街头，听见苏州评弹的声音，苏州河在身旁哗哗地清脆流淌。吴侬软语，小桥流水，这就是一种境界，一种味道，没有哪个苏州人不自豪的，“侬全国各地走走，园子都不如苏州的好伐”——这是苏州人最自豪的一句话。
成都是我的第二故乡，成都人也很有优越感，“过来耍嘛”是成都人最常说的一句话，耍什么？川剧、麻将、火锅、川菜以及品茶，都可以耍——成都、长沙与北京还是中国酒吧最集中的三个城市，再加上周边大量的旅游景点与各种各样的美酒佳酿，自然能够让成都人不得不优越一番。
中山的博物馆文化也已成气候，就在回来不久，遇到汕头大学一位朋友，她就是来自中山的，没聊几句，就盛情邀请我，“来我们中山吧，看看我们的博物馆。我们的博物馆很有名的，全国都很有特色。”我说我知道，并表示，我去过中山。
“感觉怎样？”她有些迫不及待，“是不是很好？”
“非常好。”我回答。
一个城市要有一种特色，一种品位，比如说苏州，比如说成都，还有中山，这些，自然都是不错的城市。
从园林出发的苏州，就会产生所谓的园林心态，就我本人看来，园林心态是一种善待自我，内敛外慧的准则；而从休闲入手的成都，休闲心态便成为了成都的主流，在这样的心态下，对待生活既是一种休闲的，更是一种乐观的心态，去审视去面对遇到的一切。博物馆心态呢？从博物馆出发又意味着什么？
朋友的反问，一时间，确实让我有些不知如何作答，但是我知道，如果一个城市，它自己化身为一支从历史深处射出的箭，从厚积薄发的博物馆出发，直追现代以及将来，那么，这个城市毫无疑问是充满光明与信心的。
责任编辑：盛可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