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歌是我的新朋友。到现在为止，我们其实只有一面之缘。之后就是通个电话发个短信邮件什么的。那次见面是在另外一个朋友那里，当时我正坐在沙发上随意翻看杂志，突然风风火火闯进两男一女。两男之中，一个较年轻粗壮，一个面容清癯个头似乎稍矮。我一般不主动和陌生人说话，但那面容清癯的，却不等别人介绍也不自我介绍就主动随意和我聊了几句，聊的什么我忘了。经朋友介绍我才知道，这两位就是鼎鼎大名的“三驾马车”中的两“驾”，年轻粗壮些的是关仁山，面容清癯的便是谈歌了。仔细看时，他俩肩膀脖子上好像也没有拉车的痕迹。关先生将自己新出的画册赠送朋友，也给了我一本。看上面的作者介绍，才知道他竟这么年轻（和我同龄），那书法咱看了只有佩服，画的那葡萄水灵灵的令人垂涎。谈歌兄什么也没带没送，却开口对我说：“我请你喝茅台！”真是“见面熟”。听他说话的声音，有些像“石光荣”。虽然由于双方都太忙，至今茅台我还没喝上，但觉得此人很好接近，可交。后来，我将拙著《中国现代小说史论》分别寄赠关谈二位，关兄马上回赠其《白纸门》。而谈兄在又过了些日子后给我短信，说我的书他全读完了，获益匪浅云云，却还是没有馈我其大作。其实，他的《大厂》等“冲击波”我早看过。我对大厂小厂的生活都不熟悉，所以当时没有产生想写些什么的冲动。这次他发来其三个短篇新作《明天先请谁》《马洪亮的爱情》《建新小区10号楼3单元102》让我看，我一口气读完后，觉得有话要说。又从别的朋友那里找来其旧作重读一遍，除了现实题材的《年底》《车间》等篇，还有《天下荒年》《野民岭》等历史题材。
已有论者指出，“三驾马车”其实是具有不同创作个性的。笔者一直认为，作家若想在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必须有与众不同的创作个性，而这种创作个性集中表现在其创作宗旨、创作对象和创作原则中，我把这三个方面称作“创作方法三维结构”。自谈歌等人的创作引起批评界关注、产生“冲击波”以来，不少评论者除了冠之以“三驾马车”称呼，还把其作为一个整体论其得失，他们本人似乎也认同了这种称呼。思潮流派研究是必要的，对某个作家群体包装一下以扩大影响也未尝不可，但这不能取代对作家具体创作个性的研究。在下以为后者是更重要的。仔细想一下，历史和现实中许多笼而统之之论，在给人以宏观视野的同时，不也导致了一些误读误解吗？比如一直流传的“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之说，我觉得就有问题。你查查，《史记·刺客列传》中包括荆轲在内的五位侠客，有几个是燕赵人士：“曹沫者，鲁人也”；“专诸者，吴堂邑人也”；“豫让者，晋人也”；“聂政者，轵深井里人也”；“荆轲者，卫人也；其先乃齐人，徙于卫。”用今天的话说，他们分别是山东人、江苏人、山西人、河南人、祖籍山东的河南人，就是没有一个燕赵（河北）人！韩愈老爷子一句话使得多少人盲从盲引啊！笔者在此也替河南人不平：这五个最著名的侠客义士里，就有两个河南人！我这么说也绝没有要自轻自贱、贬低自己故乡人民的意思。其他诸如男人怎么样女人怎么样、穷人怎么样富人怎么样、美国人怎么样俄国人怎么样，也属于这种情况。就谈歌而言，愚以为其创作个性还是很明显的，只是批评界对之尚缺乏足够的认识，将他包装进一个大包里与其他两“驾”及刘醒龙等俱荣俱损，也导致一些误读误解。
比如指责他认同现实罪恶，缺乏人文关怀，我就不以为然。评论作品不仅要顾及全篇，还应将其与作者其他作品联系来看。我认为谈歌那些不同题材的作品有一种贯穿的东西，就是对于个体人格尊严的强调与对人际间“义”的赞美。历史题材的《天下荒年》《野民岭》是对于这种“义”的道德理想的正面描绘，《大厂》《年底》一类则是以这种道德理想为参照对于现实状态的揭示与批判。有人将《天下荒年》的题旨概括为“饿死事小，失德事大”，让人联想到“饿死是小，失节事大”的封建道德规范，话语间不无讽刺意味。可封建的“节”与谈歌歌颂的“义”是两码事，在封建时代，那个“节”常常是被用来束缚正常人性欲求甚至害人性命的异化之物，而“义”未必就是封建的，对于人类来说它具有超越具体历史内容的永恒价值。我认为现今的人性话语片面突出了人现实的世俗的一面，而忽略、漠视乃至抹杀了人类应有的超越性的一面。人有与其他动物类似的饮食男女欲求，面临生死存亡的考验，人有自我保护的求生本能，但人又有其他动物不具备的道德追求；不能要求所有人“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但有些人出于各种不同内涵的“义”的冲动，有时也会牺牲自己利益乃至生命，成全他人或群体，实现自己的道德理想。《天下荒年》正是大肆渲染了人的这一方面，从而显得与同时期类似题材的作品判然有别。而《大厂》一类现实题材作品，作者的叙事语调相对冷静客观，对于道德理想的表现也要隐蔽曲折一些，因而有些读者产生其认同现实丑恶的错觉。我看不出谈歌有认同吃喝嫖赌、唯利唯权是图的意思，但能感到当他用上述道德理想关照现实时的无奈。我觉得他没有对读者“瞒和骗”。
然而，把被公认为政策有重大失误的年代当作精神道德上的理想年代来歌颂，又涉及一个“历史理性”问题。“历史理性”站在“历史必然性”一面，认为发展是硬道理，这对于政治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来说没有问题。但雨果、巴尔扎克们并未一味歌颂“历史进步”，他们没有放弃批判“发展”、“进步”中丑恶现象的道德立场。其实，《天下荒年》与其说是对历史的真实再现，不如说是对作者道德理想的表现。我没有赶上那个年代，无法判断故事的真实性，所以一方面受到感动震撼，一方面又像小说里“我”的女儿那样有些怀疑。小说里“我”对女儿的回答是“是真的，的确是真的”，而现实中谈歌对我的疑问的回答则是“都是虚构，只有情绪是写实的”。带着这种道德理想主义“情绪”的人，能认同于现实中的丑恶吗？读谈歌的某些作品，有时产生似曾相识之感，比如读《天下荒年》让人联想到《犯人李铜钟的故事》，读《野民岭》想起《红高粱》，似乎谈歌有重复别人乃至模仿的嫌疑。可当你去发掘作品骨子里的东西时，却能发现谈歌作品的独特性：《犯人李铜钟的故事》主题是谴责极左路线、呼吁维护人的生存权，《红高粱》是张扬一种强悍生命力并颠覆主流意识形态的历史叙事，而谈歌却意在弘扬人格尊严与道德理想主义。谈歌小说与那些前文本之间是对话性的互文关系。
这里的两篇近作《明天先请谁》、《马洪亮的爱情》，一方面创作对象延续了作者以往关注普通百姓当下日常生活常见问题的特点，一方面又可看出其更为重视故事的讲法、避免主题过于直露单纯地追求艺术。这两个短篇都是稍微带点传奇色彩的写实。第一篇让人联想到果戈理的名剧《钦差大臣》和中国当代剧作家沙叶新的剧本《假如我是真的》，讽刺的也是体制的不完善与官场腐败，但小说没让谜底被揭开，那个假刘部长的真实身份、他和高小琴的关系，以及促成后者被提拔的动机最终没有交代。第二篇给人印象最深的是“第三者”庄子晖，这是一个当代“女英雄”，其性格与道德准则非常现代：强烈的职业道德意识与对现有婚姻道德的蔑视、肉体的随意与精神人格的自立自尊集于一身。马洪亮对这类女人的感受与态度，也许就是作者自己的感受与态度。从这两个短篇可以看出，谈歌其实仍未放弃自己的道德视角，但其道德准则在调整。如果说《年底》中生活作风放浪却有卖身救厂义举的小李形象反映了当时作者道德尺度上的困惑，我感觉在这两个短篇中作者仍未摆脱这种困惑。小说结尾的开放性似乎意味着作者将解答问题的任务交给了读者。
不知我的判断对不对？等见了谈歌本人，我再问他。
责任编辑：欧阳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