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萧红的文字场：越轨的笔致
“经过留着根的麦地时，她像微点的爬虫在那里。阳光比正午钝了些，虫鸣渐多了；渐飞渐多了！”“她的头发恰像田上成熟的玉米缨穗，红色并且蔫卷。”……这是萧红笔下的麻面婆和老王婆，她们以爬虫的姿态、植物的灵魂，辛苦恣睢地爬行在人生的生死场临界地带。
这些文字，如秋露，一次次打湿我的心。
初读萧红的《小城三月》，颇不耐烦，笔调絮叨，对景物及生活细节不遗余力的描摹与铺陈，无疑挑战了受着正规小说理论教养的我的忍耐极限。对萧红的盛名，未免有“其实难符”的疑惑，头脑打着问号一路读下去，问号全变成惊叹号，萧红敏捷的才思，如一张网，将所有的疑虑一网打尽，唯化作小羊羔，怀着欣悦与感恩的心，低头俯首，啃嚼着她文字里的营养。
《生死场》，有一股北国特有的千里冰封的寒气，自字里行间氤氲而出，攫住你的身，将你冻成冰箱里的一尾鱼，而灵魂兀自脱窍而去，穿越时空，抵达旧中国那个最东最北的偏远小镇，与个中人物共悲喜。麻面婆等愚妇的命运，如虬枝上滋生的藤蔓，纠结在你的心头，让你几欲窒息；而这些文字，明明又是轻盈如高天的云，明艳如秋后的红高粱。
这就是萧红文字的魅力。
萧红的文字有股巨大的磁场。冰心的文字里，总洋溢着人间四月天的暖气；张爱玲的文字，凛然有冬的杀气；萧红，永远是春寒料峭的乍暖还寒。萧红不吝笔力地铺展她所熟悉的人事物景，为我们定格了旧中国东北一隅，奇寒天气，冷硬的，微温的人性，让你震悚，惊惧，而又警醒。
五四以来，真正意义上的原生态写作，唯萧红。
《生死场》，劈头而来的，是一只山羊。将动物人格化，人物化，萧红驾轻就熟而又恣肆飞扬，带着不动声色的残酷。萧红的世界，鸡犬牛羊，蚊蝇蜂蝶，草堆柴垛，在文学的笔调下，纵然牛粪也清新，这种特有的牛粪味儿，在俄罗斯现实主义文学里浸淫过的人想必似曾相识。罗圈腿，二里半，麻面婆……被萧红艺术真实化的残伤世界，如此揪心扯肺，感天动地，大地在阵痛，人性在呻吟，立正。
萧红，是近代文学史上一红色的符号。这个符号，上承鲁迅，下系萧军——在我的意识里，二萧不在一水准线，从狭义的文学意义上说。
与其说鲁迅是萧红的恩师，莫如说，他是萧红的伯乐。在时人对“萧红体”颇不以为然时，鲁迅精当地归之为“越轨的笔致”。“越轨”一词的内涵无疑是多元化的。其一，萧红一笔纤纤，超越了小说的范囿，将小说散文化，萧红代表作《呼兰河传》便为时人诟病“不像严格意义上的小说”，关于这点，茅盾站在现代文学史的高度，有过公允的评价：“要点……而在它于这“不像”之外，还有些别的东西—— 一些比“像”一部小说更为“诱人”些的东西，它是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茅盾将读者视线与思维牵向了萧红的文字场，那才是萧红作品永久的魅力。在萧红的文字面前，狭义的小说理论是那么苍白，固守所谓严格意义小说创作的人，又是多么失意。
其二，这种越轨，还体现在萧红运笔的细腻大胆上，试看《生死场》上一段文字，“姑娘仍和小鸡一般，被野兽压在那里。男人着了疯了！他的大手敌意一般地捉紧另一块肉体，想要吞食那块肉体，想要破坏那块热的肉。尽量地充涨了血管，仿佛他是在一条白的死尸上面跳动，女人赤白的圆形的腿子，不能盘结住他。于是一切音响从两个贪婪着的怪物身上创造出来。”“发育完强的年轻的汉子，带着姑娘，像猎犬带着捕捉物似的，又走下高粱地去。他手是在姑娘的衣裳下面展开着走。”原始的情欲，兽性的生命力，原生态的男女，越轨的笔致后面，是女性作者对于人性的深刻洞察。
萧红是女性的，又是冷冽的，萧红作品的意境是博大的，有一种凄怆，细细碎碎，却超越时空，到无穷大。评论家胡风看了《生死场》，从“女性的纤细”中，看到了“非女性的雄迈的胸境”。
支撑萧红“非女性的雄迈”的，是萧红对人性，尤其是对女人命运的深切体恤与悲悯。萧红曾经的情感沧海，她的一次次情劫，都已成了历史桑田……
二、萧红的情场：越轨的情致
萧红：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而身边的累赘又是笨重的！
汪恩甲，萧军，端木蕻良，骆宾基……他们如鸟般曾在萧红的情感天空滑翔过。
一直以来，我们都将汪恩甲斥为始乱终弃的浪荡弟子，旧版本：汪和萧红有婚约，但激进的萧红退婚，他含恨于心，以儒雅学子的形象向萧红示好，得其欢心，在萧红怀有身孕时溜走……曹革成《我的婶婶萧红》，匡正了汪恩甲形象，他丢下萧红留守旅馆，并非出于蓄谋已久的报复心理，而是因为他真正的失踪了——可能被害于日本人手下。
这种说法让爱萧红者，如我，松了口气。无论如何，我们不愿才女萧红的人生以如此不堪的方式拉开序幕。
在萧红最不堪之际，萧军如超人般出现。
萧红：我爱萧军，今天还爱。他是个优秀的小说家，在思想上是个同志，又一同在患难中挣扎过来的，可是做他的妻子却太痛苦了。
萧军初见时的萧红，过于狼狈——萧红是尴尬人偏逢尴尬事，在她短暂的31年，她总是以被侮辱被损害的孕妇的姿势，尴尬地面对她试图抓住的男人。这是性格，抑或命运使然？如果，她能以有钱人家小姐，或清纯玉女的形象出现在这些男人面前，可能，他们爱她，会多一点。以我所洞察的男人的劣根性，我非常狭隘地认为。
男人，总是希望自己的恋人，清纯可人，而非为使君妇。
二萧关系中，萧红一开始便处于劣势。这种劣势还一路延伸至端木蕻良及骆宾基。
成长岁月中，母亲制席，父爱贫瘠，如一株先天不足的株苗，萧红对于人生的温暖和爱，有着超乎常人的贪求与依恋，表现在两性关系中，便成了“越轨的情致”。
或许是有意或许是无意，萧红一直有扮嫩的倾向。在鲁迅家，萧红梳着系有蝴蝶结的辫子，海婴喜欢和她玩，许广平说：因为他以为我们是大人，而你梳着小辫，蹦蹦跳跳，他以为和他一样，是孩子。在萧红听来，此话或许有点受用；许广平口里说出，或许是无心，然，在我等读者看来，不无揶揄：萧红并非孩子，而是已生育一女的少妇，只不过，女儿被萧军送人。
无论如何，萧红回不到烂漫的花季——她的身心皆有爱情和以爱情名义伤害她的男人的划痕。可她，偏以这个形象，承欢鲁迅，甚至，迎合萧军。
有一次，许广平以彩衣来妆饰萧红，萧红蹦跳着请鲁迅观赏，鲁迅很严肃：你们不要这样妆扮她。萧红立即安静了。
鲁迅的目光，如CT般扫描了萧红的内心。
鲁迅懂得萧红身的不堪与心灵的疲乏。
“因为懂得，所以慈悲”，鲁迅夫妇对萧红，关爱得近于溺爱。
萧军呢？
萧军：她（萧红）单纯，淳厚，倔强有才能，我爱她，但她不是妻子，尤其不是我的。
萧军承认，读了那首小诗，“那边清溪唱着，这边树叶绿了，姑娘啊！春天到了”，觉得萧红很有才华，很美丽。于是，一见钟情。无独有偶，萧红和端木蕻良相爱时，怀着萧军的骨肉，看似巧合，实则必然，萧红，提一柄文学倚天剑在手，确乎有一种“超轨的情致”：她能在极短的时间内爱上男人，也能让男人爱上她。离世前和骆宾基相处40余天，已令后者刻骨铭心回味终生。
萧军和萧红一起在街上走的时候，萧军大踏步地走在前面，萧红在后面跟着，很少看见他们并排走。在外界看来，萧军是英雄救美，可能，萧军本人也有这种观感。对萧红，他有居高临下的心理优势。
萧军是义气的，他的拳头，曾数次痛击他所不耻者，他自诩，他打架的次数比写的文章多，拳头是他打出的另一种文章。可惜，这种拳头一旦如雨般落在共患难的妻子身上，便凸现暴力的狰狞面目。看见萧红左眼青了一块，梅志和许广平关心地询问，萧红掩饰说是晚上不小心碰的。萧军冷笑：别不要脸了，是我打的！萧红尴尬，却仍替他辩道：萧军不是故意的，是喝酒醉了，她劝他时他举手推她不小心碰的。
这段文字，将人的心攫住。萧军的暴力，不仅在行动，而且在语言。那声“不要脸”，从何说起？打人者洋洋得意，因为出语坦白而沾沾自喜，俨然真君子；被打者，妄想扯块谎言遮蔽自尊也不可能！
在挚友眼中，“他们的感情很坏，住在一起，三郎时常用拳头打她，有时把她的面孔都打青了”。
身体上的折磨，或许可以很快痊愈，而精神和情感的磨难，却是无边的黑暗。
“我幼时有个暴虐的父亲，/他和我的父亲一样了！/父亲是我的敌人，/而他不是，/我又怎样来对待他呢？/他说他是我同一战线上的伙伴。”大打出手的萧军，彼时，恰逢桃花运。房东女儿对萧军暗生情愫，一慕名而来的女孩俘虏了萧军的心，萧红在《一个南方的姑娘》一文中称之为程女士，即陈涓。萧军创作之余，便去找陈涓，时常见面的二人，还通信。
萧红在给友人的信中指责萧军，“我不知道你们男人为什么那样大的脾气，为什么要拿自己的妻子做出气筒，为什么要对妻子不忠实？忍受屈辱，已经太久了。”
饱受痛苦煎熬的萧红写下一组《苦怀》诗，他给他新的情人的诗说/“有谁不爱鸟儿似的姑娘！”/“有谁忍拒绝少女红唇的苦！”/我不是少女，/我没有红唇了，/我穿的是从厨房带来的油污的衣裳。/为生活而流浪，/我更没有少女美的心肠。/他独自走了，/他独自去享受黄昏时公园里美丽的时光。/我在家里等待着/等待明朝再去煮米熬汤……老实说，这些诗并不见得怎样优美，但它们击中了我的心。已为人妇的我，深切地触摸到了与萧军同居的萧红的痛苦，这种痛苦是这么真切，这么鲜明，令人动容。
人生若只如初见，萧红若正逢二八花季，遇到萧军，开始一段崭新的爱情，那么，萧军对萧红自然另外看重些——萧军骨子里有处女情结。萧军去世后，其妻王德芬撰文，总结萧军爱她的三大理由，之一便是她是处女。这段话显然是针对萧红所说。萧红不是处女了，在萧军之前，她还有位表哥，还有汪恩甲。这是萧红内心的隐痛。
一切的少女都能击溃萧红的自信。少女之镜，照出了曾为孕妇的萧红的多少不堪。
萧军很容易便爱上了别的女孩，他以此向萧红示威吗？在表示他的不屑吗？
萧军曾目睹萧红产下汪恩甲的女儿，整整6天，没有看她一眼，奶水湿透了衣襟，萧红也没有喂奶一口！萧军暗叹萧红心如铁，焉知萧红的不堪！身为女人，谁无母性，萧红狠心堵住母爱决口，因为她更看重萧军的爱情！为了赢得萧军的爱情，萧红牺牲了母爱。人们认为，萧红迫于生计，将女儿送人。我想，即使有物质条件，萧红也会狠下心肠，送走与汪恩甲的骨肉的，一方面缘于萧红对男人本性的洞察，另一方面，爱情是萧红呼吸的精神氧气。
萧军有了外遇，萧红一定更愧对女儿，嚼读其诗“爱情的账目，/到失恋的时候才算的，/算也总是不够本的”，我在想，这个“本”，一定有狠心抛弃女儿在内。以飞蛾扑火的勇气追求爱情的萧红第一次觉得不值么？
萧红在香港病危时，交代后事，嘱咐端木蕻良将来有机会一定要去寻找这个孩子——女儿，萧红何曾忘却一日。可以想见，每遇他人子女，萧红内心的痛苦何其深重。
如若萧军对萧红一如既往地忠贞，倒也罢了，可惜，他的绯闻不断，萧红的痛苦无处可藏。1936年7月，萧红接受了鲁迅的建议，赴日本。萧红的离开，是希求借助别离的空间，挽救濒临灭绝的感情。果然，离开萧军，她又开始牵肠挂肚，她记挂着他的头痛病，絮絮地叮嘱他买软被和软枕头，妻性十足。
四十余年后，萧军同从维熙说到萧红：“你们后来人，难以了解她的心，她的心太高了，像是风筝在天上飞。用文学的行话说，空灵是高层次的艺术境界，那是无可厚非的；可生活是具体的，加上当时正处于战争年代。”
萧军说萧红的心太高，明褒实贬，意指她不切实际，文学大于生活。我不能赞同，从那些自日本寄回的信中，我们感受到了萧红低首尘埃的手势，她的言行，与普通妇女并无二致。若说萧红有何过错，那便是，用情太深。
友人黄源夫人许奥华（笔名雨田）回国，带来萧红的消息，许与萧军闪电般相爱——萧军形容为“短时期感情上的纠葛——所谓‘恋爱’”。所谓恋爱，却比南方姑娘来得更为结实，许奥华有了爱的结晶！两人商量后，觉得有愧萧红与友人，决定分手。萧军拍电报给萧红。1937年1月，萧红从日本回来。许住院，打掉孩子，萧军频频往医院跑，照料她。萧红情何以堪。
1937年８月，陈涓在上海看到了散文集《商市街》，和《一个南方的姑娘》对号入座，“真气极了”。1944年６月，陈涓在《千秋》创刊号上，署名“一狷”，发表了《萧红死后——致某作家》，把她与萧军的交往做了一个交代，据陈涓所说，为了证明自己清白，她携男友上门，孰料萧军偷吻她；后，她匆匆离去，初为人母后主动看望了萧军、萧红，之后，“你得便也常上我家来玩，也常邀我去你家吃东西”。“我隐隐地觉得这事越来越糟，你那种倾向实在太可怕了”。对陈涓来说，她只能是“周旋”，只觉得自己有“说不出的委屈”。
陈涓的委屈可能是客观事实，那么，萧红呢，她亲聆萧军和陈涓便“切切察察”，只能装聋；她亲睹萧军往陈涓怀里塞信，却只能装瞎。先是房东女儿，接着是南方姑娘，继而是海归派友人妻……
1934年11月出现在许广平视网膜里的萧红“白皙，相当健康”，经一连串桃色事件后，“面色苍白”，头发更白了，头痛得厉害，每月的肚痛像一场大病。许广平回忆说，萧红他们搬到北四川路离我们不远的地方住下，许广平不得不抽出时间陪她长谈，就这样也压不下去她“强烈的哀愁”。而萧红“个人生活的失调”，又影响别人的“生活也失了步骤”。这年夏日的一天，许广平为陪着萧红，忘了关窗，午睡的鲁迅受凉又病了一场。他已经很虚弱了，６月５日起，多少年的日记也中断了。他给母亲写信，自５月１６日发病到月底“颇近危险”。爱鲁迅的人却危及了鲁迅，是多么不该发生的事！
萧红去世后，已娶妻生子的萧军将和萧红的6年同居生活定义为“夫妻”，对萧红，算是一种安慰吧。在此之前，鲁迅去世后，萧红从日本发来纪念文章，萧军赫然注释为“田军同居恋人”。有意思的是，和萧红结婚后的端木，一度在友人面前极力否认和萧红结婚的事实，但，解放后，萧军和骆宾基否认端木和萧红结婚，端木却又唯恐他人不相信，指出人证，说出结婚细节。原来，承不承让，主要是看萧红给自己带来什么：带来羞辱，便否认；带来荣誉，便承认。
男人啦。萧红地下有知，是否热泪纵横。
萧红念念不忘萧军。一次，胡风夫人说到萧军在甘肃结婚之事，萧红未听完便离开，回家独自流泪。友人回忆，萧红在香港重病期，说什么都提不起兴趣，唯议到将萧军接来，创办刊物，立即容光焕发。离世前，她憧憬着，“如果三郎在重庆，我给他拍电报，他还会像当年在哈尔滨那样来救我吧！”但据萧军子女所说，孩子们问过萧军，萧军断然拒绝：绝不会再救她。
为萧红感到难过。
6年爱情生活，在萧军那儿显然大打了折扣。提及这段二萧神话，萧军何其冷静，作为一个六年文学上的伙伴和战友，我怀念她；作为一个有才华、有成绩、有影响的作家，不幸短命而死，我惋惜她；如果从“妻子”意义来衡量，她离开我，我并没有什么“遗憾”之情！……也许可以这样说：在文学事业上，她是个胜利者！在个人生活意志上，她是个软弱者、失败者、悲剧者！
是因为萧红选择端木刺伤了他的自尊心一直耿耿于怀吗？他出轨在先啊！又是一个“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男权意识的可怕与可鄙可恨！何况，萧红还给萧军留下《生死场》的版权！这份沉甸甸的爱，萧军该掂量出来的。
萧军有一组怀念萧红的诗，其中有这样几句：珍重当年患难情/于无人处自叮咛/落花逝逐春江水/冰结寒泉咽有声/万语千言了是空/有声何若不声声/鲛人泪尽珠凝血/秋冷沧江泣月明，痴则痴矣，然，对照他的大白话，让人感到矫情。
萧红数次喟叹，“最大的痛苦和不幸都是因为我是个女人”，“这个社会，萧军、端木，还有日本人的飞机炸弹，不管是谁……都是我的命运不好。我为什么生下来就是一个女人呢……我败就败在是个女人上。”
萧红作品里几乎是先天性的寒凛之气，何尝不是发自她的内心，被爱情冰冻过的心泉，自有股凄神寒骨的人生凉薄，汩汩流淌在字里行间。
萧红将端木作为感情的出口，对这份“超轨的情致”，萧红离世前，颇感后悔。骆宾基持有一张萧红亲写的纸条，赫然抒有“我恨端木”字样，这张纸条让端木在版权一案中败诉。替萧红略感欣慰的是，溘然而逝前，尚有骆宾基这缕情感慰藉。骆宾基后和萧军握手言和，却一直横眉冷对端木：他在替萧红出气。
萧红多次喟叹女性天空的仄狭，羽翼的软薄，累赘的笨重。但她毕竟，振起文学和情感的双翅，在灰暗的天空中，以婴童的天真与赤诚奋力博翔，飞出了一道独特风景线。有着硬厚羽翼的须眉，又如何？
萧红文字的前瞻性，可能让同时代人接受不了。萧军承认萧红的文学才华，但他会时不时来点打击，有一次，她躺在床上休息，萧军他们以为她睡着了，议论道：“她的散文有什么好呢？”“结构也并不坚实。”她为这背后的轻薄而伤心，竟然离家出走。端木也曾对萧红《回忆鲁迅先生》的文章大砸口水砖。但，鄙视她的端木与萧军皆无多少力作，31岁早逝的萧红的作品越来越受世人瞩目。他们，其实没有资格和权利对她指手画脚。在中国近当代文坛上，萧军、端木，乃至骆宾基，和萧红，本不在同一水平线，尽管当初，他们在同一起跑线。他们，远不如她。他们须仰视她。
菜圃上寂寞的大红的西红柿，红着了。小姑娘们摘取着柿子，大红大红的柿子，盛满她们的筐篮；也有的在拔青萝卜、红萝卜。萧红的文字，随着时光的沉淀，愈加红，这种红，是寂寞红。萧红的文字，是吃着青草挤出的乳汁，原汁原味，滋养着一大批女性作者。越来越多的女性作者，受着萧红文字场的感召，在萧红的文字林里，摘取着柿子，或拔萝卜，盛满篮。读萧红，是文学上的自觉回归。萧红的红，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红。
责任编辑：张 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