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秋十月，南国大地依然郁郁葱葱，熏风扑面，气候宜人。

著名作家从维熙老师应邀来到东莞，参加在观音山举办的“中国作家高峰论坛”。 2007  年10月28日下午，我前往他下榻的三正半山酒店拜访，与之有一个半小时的晤谈，聆听了从老的诸多见解，并向他请教了一些问题。

 

从老师说：“我对广东是抱着崇敬的心情的”

我与从老师相识于1983年5月，当时我作为一名读者，曾给他去信请教我当时面临的落实政策问题，他接信后即时给我写了三页复信。1989年10月，我出差北京，特地去作家出版社拜访他，至今还珍藏着他的来信、赠书和我们的合影。

说来也巧，那次见面也是l0月28日，整整相隔十八年。今日重逢，从老师的额头上多了几道皱纹，而精神依然健朗，思路十分清晰。

从老首先谈到他这次广东之行的感受，他说：“我对广东是抱着崇敬的心情的，广东人民始终站在中国发展的潮头。这次来东莞是第一次，一个樟木头小镇，其繁荣不亚于一座中等城市，而这种生机勃勃、争分夺秒的精神，使人感到似乎走路都也比内地人快些，难怪经济得到如此快速的发展。”

从老刚出席作家高峰论坛达两个半小时，但他并无倦意，此时谈兴仍浓。他说：“我18岁开始发表作品，怀着一片童真，在天安门前也曾热泪盈眶，在合唱队也曾歌喉昂扬。那时是以轻歌曼舞的笔调叙写农村生活的，我对家乡河北省玉田抱着深厚的感情。但文学与生活是密不可分的。1957年秋，我与刘绍棠、王蒙、邓友梅等一起打入另册，将近21年的磨砺，那种生活是现在年轻人无法想象的。回到社会之后，我的写作愿望又复萌了。但生活主轴的改变必然会导致创作题材的改变，我一反青年时代歌舞升平的笔调，还社会和大地以原色，开始写人间悲情。20年给予我的体验刻骨铭心，对事物的看法也产生了变化，我感到上世纪50年代初那些写农村生活的作品，是太矫饰了，文学需要去伪存真。我甚至反躬自问，曾发表的那些小说是不是歌颂光明的音符太强烈了？过去我一直写春天，此后我写了几十篇秋天、冬天的。到了2002年，我看看能不能再回到童真的过去，便着手写《裸雪》，虽然我力求用原来的风格去写人叙事，但毕竟阅历了几十年的沧海桑田，已难以寻找到过去的感觉，写出的东西再也不是那种滋味了。”

与我同往拜访的还有《文化周末》的贺晖先生和一位刘律师，贺晖说：“近年来常见您在《文汇报》、《广州日报》、《羊城晚报》副刊上发表随笔，能否给《文化周末》写点稿？”从老欣然应允，并记下了邮箱。

 

任何真实反映历史和关注国家前途的书

都是有价值的

我向从老请教：“现在我们致力创立和谐社会，‘反右’、‘ 文革’虽是刚刚翻过的一页，但已渐去渐远而日趋淡忘。今天的年轻人已对那段历史全不介意了，他们不了解也无兴趣去了解那些与他们无关的事；而今天的中年人，只知道父辈们有类似的遭遇，他们本身也没亲身体验，因而也无关痛痒了。真正能感同身受的，都垂垂老矣！所以今天这类题材已经大受冷落，我们应怎样看待这一现状呢？”

从老点燃了一支烟，缓缓地说：“历史是不能忘记的，我们国家曾经过多次的折腾，知识分子也历尽磨难，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切虽然会被淡化，但决不应该也不可能忘却。这类书刊虽不再畅销，却有存在的价值。不过，作者下笔必须超脱个人恩怨，从民族前途的高度来反思历史，写出那段曾经肆虐的苦难是为了记取教训，使其在中国大地上不再重演。”

我问：“从老师，我现在正在写我经历的那段苦难岁月，但一直不能决定用纪实手法（第一人称）还是用小说形式（第三人称）来写。”

他说：“这类题材我多半用纪实手法写，如这次重新出版的《走向混沌》，便是写的回忆录。”

“您是名家，其传记读者一定爱看，我名不见经传，不能以自传形式写。但如果写成小说，读者又会认为是在虚构，怀疑事情的真实性”。

“以什么形式写是第二位的，小说也有以第一人称写的，自传性的纪实文学也可以用第三人称，如姚雪垠的《李自成》属于传记小说，用的便是第三人称。”

我提到：现在对于大墙类、反思类的题材已经过时，这类书籍的出版有一定的难度。

从老说：任何真实反映历史和关注国家前途的书都是有价值的，有些出版社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或者受观念的束缚一时不愿接受，但还是会有有识之士注意的。

当问到从老是否用电脑写作时，他说，从一开始打字便学习用五笔输入法，虽然得花些工夫，但掌握了速度才能快。我们不禁对他肃然起敬，他能像年轻人那样快速地敲击键盘，可谓是“与时俱进”了。

 

“我着眼于在丑恶中寻找美，

并使之认识严峻的历史。”

这次会晤，使我又勾起二十四年前的投书请教和十八年前的北京拜访。

我认识从维熙老师应是情理中的事，因为我们有相同的命运、相似的经历，而且我也是文学爱好者和习作者。

早在我读大学时，因对“人民公社”讲了些与统一口径不尽相同的观点，并写诗抒怀，被认为是右派言论。又因与朋友的通信中谈到对“大炼钢铁”的看法，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我被逮捕流放是必然的事。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还羁留在江西偏僻的农场里。一次我偶然发现了一本《收获》期刊，上面有一篇中篇小说《大墙下的红玉兰》，作者便是从维熙。又陆续找到他的《远去的白帆》、《雪落黄河静无声》等篇。我像遇到了知音，为之激动不已！

我从从维熙的小说中得到启发，写成一篇12000字的纪实小说《苍茫的湖滩》寄给了《上海文学》。但一直没有见到回复，直到一年多之后，才知道事情的原委。

原来《上海文学》编辑部及时给我作了复信，将原稿寄回并提出意见要我修改。但这封信却落到一名中队管教的手里，他看到厚厚的信封不同于通常的信，便擅自将信拆开，发现是写这里面的事，便“对号入座”，认为是“阶级斗争新动向”，上缴大队，又立即转到总场，从此没了下文。

然而，《上海文学》编辑部认为我对他们的建议没有回应，而我则以为投稿石沉大海！这时期通信要查，投稿寄不出去，设法寄出的稿件却被扼杀在摇篮里。 

1983年5月，我给从老师寄去一封长信，诉说我的遭遇并向他请教关于大墙题材还能不能写的问题。很快收到他的三页复信，他首先鼓励我说：

 

你很用功，在十分艰苦的环境中能够不随波逐流，这是难能可贵的。巴尔扎克说：不幸是个老师。我想，你能正确对待生活，在社会大课堂里学习，迟早会有所收益的。

 

谈到写作，他说：

 

“关于写苦难生活的题材，我个人始终遵守二条：第一，我写东西不是为了发泄个人恩怨得失，落墨时必须考虑有利于中华民族的兴旺发达；第二，我着眼于在丑恶中寻找美，因为只有美好的东西才能启迪后代并使之认识严峻的历史。当然，我不回避丑，并且揭露丑，但揭露它的目的是为了用美的东西去取代它、战胜它。”

“我个人认为题材无禁区，作者有立场，这点至关重要。”

“我希望你刻苦上进，应当看到从1957年之后，我们民族潜在的灾难就开始了，到了‘文革’达到了高潮。这不是一个人的问题，重要的是使我们的国家大伤元气。我们在严峻的历史中付出的牺牲，只不过是大海中的一滴浪花。”

 

时间推移到1989年，其时我早已平反并落实政策在江西珠湖制药厂工作。10月份我出差北京，28日上午，我特地前往作家出版社去拜访从老师，他不在办公室，接到电话后立即骑自行车赶来了。他当时是社长兼总编辑，但没有坐在办公椅上与我谈话，而是拉我到一边的沙发上并肩坐下，使我倍感亲切。

这次见面，又当面请教了许多问题，他给我的鼓励于今未曾忘却。

我把主编的《珠光报》给了他一套，他拿出一本出版不久的《走向混沌》（第一部的初版本）题字赠我，并请人为我们拍了合影。

 

进入人生之秋的从老，生活得从容而淡定

从维熙老师是“大墙文学”的鼻祖。张贤亮也曾写过不少“大墙”题材的小说，但他后来却把精力放在经商上，对文学便疏淡了。而从老却始终坚守在纯文学的营垒里，直到74岁高龄的今天，仍笔耕不辍。

从老师早年取材于农村新生活的作品，格调清新隽永。1979年平反回京后，他又重新拿起笔，一连写了十几个反映劳改题材的中篇小说，其格调冷峻而沉郁，笔墨震撼人心。此后评论界把揭露“四人帮”横行时期监狱生活的小说称为“大墙文学”，从老自然成了最有代表性的作家。

从老以炽烈的热情辛勤耕耘，写出了大量的散文、随笔和短、中、长篇小说，出版了《从维熙小说选》、《从维熙中篇小说选》和《从维熙文集》8卷，其作品被译成英、法、德、日、韩、塞尔维亚等文本。他的名字被载入英国剑桥编撰的《世界名人录》和《国际名人传》。

由于生活环境的巨变和创作题材的转移，从老师新时期的创作虽然已不同于早年的“荷花淀派”，而在他心灵深处和笔下的字里行间，仍然充满着勃勃生机，只是对生活的观察和对现象的思考更臻成熟，行文走笔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高度。2003年底出版的长篇小说《裸雪》，是作者意图回归到早年那种情感浓浓而文字淡淡的境界，写出了童年情感的依归，追寻一种超越世俗、重返家园的乐趣。

进入人生之秋的从老，生活得从容而淡定。除应邀参加各种文化界活动外，还常到各处走走，他经过涅■而得以重生，所以更懂得珍惜人生。

感谢从老为我们带来如此丰厚的精神财富，衷心祝愿他在文坛上继续闪耀着灿烂的光华。

 

责任编辑：艾   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