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文学那根“筋”
我怀揣一纸通知到市委报到，一路走来的感觉是没有感觉。霞光融着晨风，把我一步步推进门口有武警肃立站岗的那座高楼深院。我四顾茫然。毕业前夕，解放军文艺社曾来人到南开中文系物色一位毕业生，系里推荐了我，对方看了我的作品剪报也表示满意，此事令我喜出望外，眼看北京就要成行，却不料由于我复杂的家庭原因而搁浅了。经历了这次由喜而悲的高起低落，在别人眼里再“体面”的岗位也无法让我兴奋起来。计划经济年代，大学生毕业分配皆由国家包办，我们是受益者也是受制者。而在这个春天，我必须接受的事实是尽快到市委宣传部宣传处报到，而且还要尽快进入工作状态。
宣传处永远是整个部里意识形态嗅觉最灵敏的处室，“春江水暖鸭先知”，这里的人时时要和最及时的红头文件、最权威的领导讲话精神、刚出炉的内参和学习材料打得火热。我一来就赶上了“五讲四美三热爱”，接着是搜集宣传系统对“新宪法修改草案”的反映，都要求宣传处紧跟形势，明确方向，笔头迅速，立竿见影。这些活动常常“前仆后继”，一个接一个，与之配套的各种材料也必须要以最快的速度“更新换代”，我们常常忙得晕头转向，脑子里却空空如也。我干得很卖力，写的情况简报也多次得到部领导的肯定，但随着作家梦的渐行渐远，我越来越打不起精神。我很担心一辈子就这么交代给了那些无尽无休的速朽公文。一次下班后，我找到处长，吞吞吐吐提出想离开宣传处，处长大吃一惊，不明白我怎么会突然提出这么古怪的要求，而且我的理由还很书生气，比如想有自己的阅读啦，希望学以致用，专业对口啦。处长笑一下说：“是不是你学了中文，就觉得在宣传处屈才啦？告诉你，我们这里才真正是中文系最合适的对口专业，不是什么人想来就能来的，别以为宣传处的工作很简单，表面看，靠一份中央文件、一本《红旗》杂志和一张《人民日报》就可以对付，这里面的学问大得无边！”我蔫巴巴垂下脑袋。处长和善地拍拍我的肩膀，让我别三心二意了：“小伙子，你还年轻，文字也过硬，把眼光放远些，好好干！”
我老实了个把月，内心又开始蠢蠢欲动。我大着胆子找到主管干部的部领导，语无伦次地摆了一堆离开宣传处的理由，我15岁就发表习作，到大学毕业时已有若干诗歌、散文和评论发表，是本年级唯一的天津作协会员，特别是读大学前我还当过两年的文学期刊编辑，希望组织上能考虑我的具体情况，最好能让我的工作与文化更近一些。部领导还算开明，居然点头开了绿灯。我几乎是灰溜溜地把自己的东西从宣传处搬到了隔壁的文艺处。文艺处的工作一言以蔽之，就是把握好全市文化艺术领域的文艺导向，但由于管着很多文化事业单位，还要拿出一定时间下基层检查工作，了解本地艺术家和作家的创作现状，指导、协调文艺团体的体制改革，出席各种相关会议和座谈活动，审查重大节日晚会和一些汇演节目的彩排等等，身份很特别。我的级别不过是副主任科员，却罩着大机关的光环，类似“宰相府里七品官”，可以代表文艺处乃至部领导对下面指手画脚，领受基层的远接高迎必恭必敬，且似乎名正言顺。我却不习惯，不自在。此外，总写那些非文学的材料也使我焦虑。我是处里最不常下基层的人，常找借口躲在办公室，偷偷读心仪的茨威格、雷马克和巴乌斯托夫斯基，即使无故揽了很多收发和文件归档之类的勤杂活儿也乐此不疲，见缝插针的阅读经历也成了我那段日子的小小亮点。
1988年元旦前，我终于下决心要离开这里了。大概部领导已经看出“烂泥扶不上墙”，干脆放行。结束了大机关的公文生涯，我把工作关系转到了市文联。那时文联只有三十来号人，没有固定的办公场所，只临时租借了一座八国联军时期的百年旧楼，里面墙皮剥落，光线昏暗，空气潮湿，我每天身背挎包，踩着吱呀松动的楼梯，到只有两间窄屋的一家杂志社重操旧业，但只有我能感觉出此时此刻自己的心正在快乐地呻吟。英没有抱怨我的一意孤行，她搞不懂我的新职业，却知道我这辈子很难离开文学了，她说换个环境也未必是坏事。说得轻描淡写，却使我几乎落泪。倒是一些老同学劝我慎重，有朋友甚至直言，早知今日，又何必在宣传部兜个这么大弯子才回去搞文学？到文联就能搞出名堂来？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老农村妇都懂的道理啊！我一笑置之。这件事跟我能不能搞出名堂扯不上关系，只不过是我的那根文学“筋”总在作怪，我已经委屈它快六年了，不能再委屈下去了！
从大机关的干事摇身一变成了普通杂志的编辑，昔日光环在瞬间熄灭得干干净净。如果说这种落差在世俗眼里毫无反应，那是骗人，但无论如何，我体会到了个人性情回归文学轨道的轻松和超越。终于可以踏下心来进入阅读和写作了，那些澄明的文字引领我的日子远离喧嚣，安于平静，进入灵魂的一种自在仪式。
1991，树欲静而风不止
不知什么时候，英的叹息多了起来，且不止一次地感慨着“穷则思变”。人本是趋利避害的社会动物，不足为怪，何况那阵子全民皆商，生意汹涌，人人自危，泡沫泛滥，熟人见面似乎不谈上几句水泥、钢材、水果、服装、粮油、烟酒什么的就是落伍，好像谁手里都皆煞有介事地掌握一些货单、批文、车皮，各种贸易信息五花八门铺天盖地，英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当属正常。到了这年秋末石破天惊，英真的要有大动作了。
我和英结婚九个寒暑，一直没有分开过。我的职业属静，编稿子爬格子数年如一日，如一座巍然不动的山峦；英却好动，似一条时常变幻流向、流速的山泉，早年她是工厂检验员，后进入科研所搞数控机床项目，几年前调入一家国营大公司，开始参与经贸洽谈，是每年广交会的常客，公司的业务红人。英却毅然辞职，不顾公司高价挽留，甚至连档案关系都不在乎了，执意南下，在热辣辣的海南岛注册了自己的旅游公司，继之与人搭档涉足房地产，乘小平南巡讲话的春风事业越做越顺。
英下海伊始，就有好事者预言：这对夫妻是在自寻解体，离婚只是个时间问题。英听了一脸疑云，我说：“你还真信那些乌鸦嘴？去吧，我们的婚姻还不至于这么脆弱！”于是，英把“家庭内务总管”的担子交给我，放心去了。其实我何尝不知道，现代社会的最大特点就是多变，而最多变的就是人心。存在决定意识，分离就是距离，而距离本身就是一种很难把握的东西。柏扬先生不是早就说过“分离法”是结束两人感情的有效药剂吗？时间和空间的分离作用往往使当事人浑然不觉，那些地久天长情天恨海的故事只属于梦呓状态的诗和小说。但我必须无条件支持英的下海选择。英视商场博弈为人生的乐趣与价值所在，实践证明这也是她的强项，我没有这种本事，如果再拖后腿就是别有用心了。即使由此形成强女人和弱书生的婚姻反差，即使一个丈夫对这种格局不无隐忧，也不能以任何借口羁绊妻子的正当自由行为，她快乐，我才有幸福。仅此而已。
英第一次回家是在转年冬季。显然她已习惯了南方的夜生活，每天日出夜归，忙于各种生意应酬。她的服饰在天津这个并不时尚的北国城市显得非常特别，与其说华丽，不如讲是华贵，她手持砖头状的“大哥大”，全身项链、戒指、手链一应俱全，驾一辆崭新的黑色“马自达”东奔西走，如入无人之境。她看重物质，忙于盈利，属于务实派；我依旧编稿子爬格子在一些文学研讨场合发表一些书生见解，立于精神，美其名曰“务虚”。我戏言，1997年才会出现“一国两制”，我们家却先行进入了“一家两制”，英听了不置可否，依然我行我素。
随之发生了第一次婚姻碰撞。那次正赶上女儿杉杉的期末考试，整整一晚上，我一直督促孩子复习却收效甚微，心里便有些冒火。我批评杉杉不是太笨就是心不在焉，二年级的课程都这么糊涂，将来还有什么指望？杉杉未及反应，在一旁描眉画眼的英却答了腔：“有理不在声高，注意孩子的心理健康！” 想起英回来这十几天，对杉杉百依百顺，吃的穿的要什么买什么，一有空还抱在一起嘴对嘴唇对唇地互吻，如此妇人之仁，孩子的考试心思哪能集中起来？于是我说：“孩子学习不争气，将来父母还要养她一辈子不成？”英针锋相对：“怎么不争气？我看比你强。养一辈子我也养得起！”我冷笑道：“那好，你管孩子吧，从今天起拜托了！”英注视我一字一顿说：“我挣钱，再管孩子，要你何用？”我大怒：“带着你的钱，滚得远远的，我要是求你半句，就不是个男人！”英含泪夺门欲出，杉杉哭喊着扑过去拖住妈妈，我自知言重，默默递过去一条毛巾。
我们的自尊心都受到了伤害。一段时间，我们双方都在有意回避关于“钱”的话题。其实，我几斤几两，英并不糊涂。一次通话，英和我商量，随着公司规模滚雪球般不断扩大，需要一位人品牢靠、不贪不沾、且对数字清楚的人当“财务总监”，她虽身为总经理，本着“举贤不避亲”的用人原则，便向董事长推荐了我。我很意外，心热了一下，略作思索说：“能得到‘总经理’如此的信任和栽培，本人受宠若惊！”英让我别瞎贫，考虑一下再答复。我告诉英现在就可以答复。我表示不是什么人都能经商成功，而公司财务管理更是一门系统学问，自己对这些一窍不通，也没兴趣成为一个理财行家，我也不愿意放弃我的文学写作爱好，再者，夫妻同在一个公司，很可能弊大于利，到时候我帮不了什么忙，却还要添乱，可就惨了。英听着连“嗯”几声，认可了我的意见。
其实，一个女人独闯南国的种种艰辛，我并非迟钝到全然无知。有段日子，杉杉被接到姥姥家住，屋子异常冷清。一个深夜，我被一阵急骤的电话铃声惊醒。迷迷糊糊抓起话筒，里面竟是一个有意拿捏出的南腔北调，令人头皮发麻，那声音嘶哑着问我是不是英的老公，然后说：“你老婆和董事长上床了！”我睡意顿消：“你是哪一位？”对方电话已经匆匆挂了。我脑子一片空白，继而乱七八糟。转天上班，正赶上发稿，当中我还和两位作者谈了选题，晚上又赴饭局，事情一多就分散了注意力，给我的感觉仿佛什么事都不曾发生。此后几天，一片风平浪静，我甚至觉得那个电话仅仅出现在睡梦中，是虚幻的，不真实的。然而一个周末的深夜，那个嘶哑着的声音再次出现：“黄先生还没有去捉奸？”我一激灵，反问：“你能不能报一下尊姓大名？”那声音说：“这个不重要吧，我可是为你好！”我说：“你是谁都不肯讲，我怎么相信你是为我好？”那声音停顿一下，忽然变得凄厉了：“傻小子，绿帽子你就戴着去吧！”就挂断了电话。
我拥被而坐，直到东方泛白。当电话铃声又响起来，我抓过话筒喝道：“混蛋！我要报警了！”里面却是英的声音。她莫名其妙，我便如实相告。我自认为并非心胸狭窄，但还是被这件事搞得心情糟透了。我自嘲大开眼界，见识了只有在电影电视剧里才会有的离奇情节。英沉默片刻，说：“让你受委屈了，我真的很抱歉！”又告诉我这种事的出现，很可能与她正在接触的一笔生意有关。大约过了20分钟，英又打来电话，再次表示了自己的深深不安，请我相信多年来她对家人的感情和对家庭的责任，并要我保重身体，带好孩子。我忽然觉得英的处境很难，不仅是生意场形形色色对手的不择手段，还要背负难以洗刷的人格屈辱。那一刻，我鼻子发酸，喉头哽咽着结束了通话。其实我很想对英承诺：“放心，无论出现什么情况，咱家的后院都是安全的！”
1996，我如期归来
当我在洛杉矶国际机场辞别送行的家人，登上返程航班留下最后一瞥的时候，内心蓦地一阵抽搐。我毕竟在那个新移民源源涌入的美国西部城市，确切地说是在坐落于洛杉矶半山位置的那套大房子里住了三个月，那大房子如此空旷，仅仅住着已显沧桑的英和女儿，我似乎绝无理由继续远隔重洋，分居于地球的另一端，回到我过去的寂寞岁月。
我的如期归来，引来了周围许多异样的目光，问的话如出一辙：“怎么……回来了？”
难道我不该回来吗？我一时迷茫。一种彻骨的孤独使我倦于解释。我知道，怪异源于人们还不曾醒过来的“美国梦”。难道就因为那个国家被许多人视为“天堂”，我就该随波逐流，让生命终老在那里？
五年前，踌躇满志的英被滚滚商潮推到了海南，走得匆匆，别得匆匆。所有的家人，英，我和杉杉，包括她那已显出老态的父母双亲，脸上皆是一派快意融融。只是回到空落的家，四壁依旧，陈设如昔，我才恍然觉出空气里少了一种特殊滋味。夜深无眠，我趴在地图上探寻着那个被古人称为“天涯海角”的地方，内心一阵悲凉。两年前，更加踌躇满志的英办了“L-1”签证远赴美国开拓发展，依然是行色匆匆。那个阴雨的黄昏，准备赶往北京机场的英拎起装有护照、机票和一沓美元的手包，又一次环视她曾经非常熟悉的这个房间，可以想象，这个房间由于她这次跨洋赴美将更加清冷。我催促英该动身了。英的眼里忽然闪出水光，忙低头转身，快步下楼，迅速钻进停在门口的“马自达”。我还没来得及祝她一路平安，汽车便绝尘而去，我没有去机场送行，这是听了她的话。我转身上楼，折返的脚步居然轻捷矫健。只是回到一片狼藉的家里，一屁股陷入沙发的时候，才唏嘘着意识到，我怎么会对“离别”如此麻木不仁？
这就是现代人特有的潇洒？
久远的漫漫岁月中，我们的先人对于离情别恨的人生况味历来有着特殊的敏感和缠绵。古代社会交通闭塞，生活隔绝，“生离”往往无异于“死别”，通过历代文人墨客绵延出了中国古典文学集体无意识的传统主题，一脉相承着我们这个民族不堪别离的情结与根性。曾几何时，依然是这块土地的子民，却变得格外洒脱了。它赤裸裸地向人们的陈旧观念宣战：谁在乎“离别”，谁固守故土，谁就是那没出息、没本事的窝囊废，活该被这个眼花缭乱的世界淘汰掉。“离别”已经失去原始的含义，不再让人畏惧和忧伤，反而被视为闯生活、干事业、奔明天的一种现代人的放达与风范。既然如此，人们应该学会“离别”，学会“离别”就是学会随缘。
却又谈何容易！我在美国探亲的三个月里，从英的言谈举止中领略了什么叫“熟悉的陌生人”。我知道我不该大惊小怪，凡是到域外定居谋生的新移民，需要的不仅仅是改头换面，而是脱胎换骨。无论你以前如何是人之骄子，位尊身贵，最好将这些统统忘掉，当你一踏上异国土地，生存问题便麻团般纠缠上你，你必须正视一种现实：一切从零开始。或者还可以引申为这句话：幸福不会从天降。
关于我的去留，英表示尊重我的选择。那个傍晚，洛杉矶刚下过一场透雨，天空像是一面刚刚被清水洗涤过的巨大镜子。我沿着半山坡道徘徊，直到夜幕垂临。我伫足仰望，深邃的星空像有无数神秘眼睛在注视我。俯瞰山下，浩瀚密集的动态灯光勾勒出的都市轮廓在提示，这就是梦幻洛杉矶啊。冥冥中一个声音在问：既然是脱胎换骨，相当于人在有限的一生中活过两回，又何乐不为？能获得两次生命的人，难道不是幸运吗？我摇了摇头。有过美国留学经历的王小波曾谈到，移民他国，人生主题肯定要被改变。我意识到，这改变主要体现为一种简化——把人生的一切问题都归结为生存层面的那种简化，真如此，人活在何处和活了几次又有多大意义？平凡如我者，并不想用“大事业情结”幻化自己，我只是不愿意让灵魂仅仅匍匐在生存层面。人活在世，既要适应基本生存，又要于精神方面超越于其上，大概这就是我这类男人一种不可救药的悲剧顽疾了。
“留守”期间，我经常和一位留校执教的大学同窗“手谈”。我们沉迷于黑白世界由来已久，“何以解忧，唯有弈秋”，这是常挂在那位同窗口头的一句话，特别是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围棋曾陪伴我们共同度过了一段苦闷的精神危机。我的“棋瘾”曾被英深恶痛绝，英去海南经商，有段时间我就在那位同窗的家里过棋瘾，还带来我家杉杉和他家女儿丹丹做伴玩儿。我们公羊抵角般互不服气，直下得两眼发直，面目可憎，常常是天色已晚孩子喊饿，我才恍然想起回家，这时候他的妻子琳总会留我吃饭，然后变戏法一样把几道色香俱佳的热菜端上桌。琳的单位不景气，她就回家做了全职太太，琳给我印象最深的除了橱艺，还有她脸上的温和笑容。我向英推荐了琳。琳在海南干了一年多，直到英关闭了公司去美国才回到天津。但世界实在太小了，两年后，英居然在洛杉矶的女朋友家见到了当保姆的琳，并得知琳是借了亲友五万块钱，通过关系办个商务签证来美的，然后逾期未归“黑”下来，先后偷偷在餐馆和衣厂打工，因吃不消那些劳动强度而改做保姆，干得如鱼得水，月收入千元有余。而我的那位同窗全然不晓，只知道妻子在洛杉矶做公司文员。不久我赴美探亲，琳来看我，并托我给她家捎东西。琳疲惫而憔悴，还多了些悠长的叹息。琳的境遇与英不可同日而语，她没有身份，苦不堪言，一度精神几近崩溃，又没脸回家见亲友，只得硬撑下去。琳的如意算盘是在这里挣三五年美元，之后回家还债，开个小店。琳最怕突然收到报告母亲病危的一纸电报，母亲体弱多病风烛残年，一旦有生命危险，她是家里的长女，没有不回去的道理，但一回国就休想再踏上美国了。琳嘱咐我，千万别让她老公知道她当保姆，他会挂不住面子的。
就这样，我和那位同窗都成了被人羡慕的“留守男士”。他既当爹又当妈，我看见他笨手笨脚地给丹丹弄饭，心里总不是滋味。我们有时还会在一起下棋，却只对弈，不谈其他，这似乎成了一种默契。不知何时，我们都失去了一决胜负的气势，表情空洞着，棋下得越来越沉闷，围棋也不再是“解忧”的灵丹妙药。他情绪不佳，我猜想他很可能知道了妻子的一些情况，但他不提，我也就不说什么。我们越来越疏于联系，一次英忽然来电话说，琳最近闪电般嫁了个美国人，绿卡拿到手，丹丹也被接来，并深得她洋继父的宠爱，英奇怪他们夫妻什么时候分手的？我一愣。这个消息很类似出口转内销。但我清楚，这一天迟早会有的，就像我和英一样，但这么快就到了终局，我还是很意外。
我和那位同窗的这一段人生轨迹实在太相似了，相似得近乎雷同，雷同得有些失真，失真得颇具戏剧色彩，却绝非艺术虚构。我们冷不丁被共同的命运之神相中，我们来不及做出反应，于是躲在各自的空巢同时失语了。以至于数年后我们各自再婚是低调无声的，都没有告知对方。我们彼此彼此，不谋而合。再后来，我们由疏于联系到失去音信，并极力从那段共同的记忆中挣脱，并最终与梦幻般的往事彻底了断，回到坚实的自我。
英们，琳们，还有我们，当初都不曾意识到，另一半的赴美远行其实意味着更换人生跑道，说到底是踏上了一条不归路。这绝非偶然事件。越来越多的“太空夫妻”，几乎在格局形成之日就埋下了致命隐患，以后的终局不过是一种顺理成章。这是现代经济大潮带给中国婚姻现状的“新气象”，也是“新课题”。而我们无论谁，都不该承担伦理责任。我们所能做的或许应该是与往事干杯，对过去的美好真诚凭吊，并默默互予祝福。
2002，天涯背影
之后，我和杉杉的通信越来越少了。我给她寄出了许多次信，最初她还可以有来有往，渐渐地能拖就拖，还偷工减料，草草一页信纸就对付了。我提出质疑，杉杉就和我商量，老爸，可不可以用英文回信？我说不可以，我让她不要图省事，我们既然是中国人，就不能放弃母语交流。杉杉的普通话说得很标准，但那一笔歪七扭八的中国汉字还停留在当初小学五年级的水平。当然也怪不得她，但无论如何，我不希望杉杉就这么丧失掉汉语书写能力，这已经是最后的底线。
但是我确实后悔不已。本来我并没打算把杉杉留在美国。孩子太小，而我目睹的美国小学教育又实在不敢恭维。首先是课时短，美国小学生每天放学很早，早得离谱，到下午两点钟学校就都空了，保守地估计，即使不算假期补习和晚上做作业，国内学生用于学习的时间也要比美国学生多出一倍；其次是授课方式，我透过玻璃窗看过杉杉上课的情形，教室内学生围成一圈儿，老师坐在中间讲课，据说这种近距离便于师生之间沟通，也利于大家动手做实验，学生上课坐姿各异，还伴有欢声笑语，可以随时去卫生间，举手示意一下就行，那场面很像我们这边幼儿园过家家玩游戏。此外，作业量少得同样离谱，学生更多的时间在玩，变着花样玩，当中国孩子在这边为升初中和中考疲于奔命的时候，美国孩子却在那边漫不经心地发展自由天性。其过度开放的风气，常常使一些学生家长表示忧虑，加州就发生过因一些公立学校六年级教材中有同性恋性交方法的内容，而使家长义愤填膺的事情。但英希望把杉杉当个“伴”带在身边，那时候人们把美国想成“天堂”，小学教育自然也是世界一流，还哀叹孩子在中国只有“法西斯般”的学习而没有花季童年，我不能表现得太过自私，一味把女儿绑在身边而误其前程，另外我考虑到美国公立学校实行免费教育，孩子吃饭也很便宜，对英来说，经济负担有限而精神慰藉无限，也就同意让杉杉在美国陪她妈妈生活一段时间。
这一陪，便彻底改变了杉杉的命运。杉杉离开天津那年只有10岁，第一次回国探亲却是亭亭玉立的17岁了。那是2002年初夏，我得知杉杉将回来，每晚都要端详一阵摆在床头的她的儿时照片，眼前便有些模糊。明明知道女大十八变，杉杉早已不复我记忆中的稚嫩模样，但没有亲眼见到，我还是无法想象。杉杉一个最重要的成长阶段对于我这个当老爸的是个空白，且永难填补，我只能用无数个夜梦代替。梦中的杉杉时而缠着我要听故事，时而被我逗得大哭，转眼又破涕为笑，赖在我怀里撒娇，抻耳朵揪鼻子做鬼脸，还眉飞色舞地给我讲她刚听来的小笑话，我和杉杉像两个忘情的顽童，头顶头脸对脸笑个没完没了。那真是一种揪心的享受啊，它曾经不是梦，真真切切发生在已经属于历史的那片日子，如今成了十分十分久远的记忆，而且绝无重复的可能了。
接杉杉那天，我早早赶到北京机场。出站的人流一波波汹涌而至，我东张西望了好久，正怀疑是不是误记了航班，这时候一个白皙、颀长的长发少女远远地出现了。她背个双肩包，身子挺拔，目视前方，推着带轱辘的硕大箱子走得不紧不慢。我不敢确定她就是杉杉，就挥手试探，那少女也看见了我，微笑着招手“嗨”一声。我的神思恍惚了。
接下来，我被杉杉带进了一种“全新”的陌生之中。那种陌生的感觉由整体而向所有的细节蔓延，几乎是全方位的。我发现杉杉的每只耳朵都扎了好几个眼儿，一问，果然是临来时才把饰物摘下，而这之前她环佩叮当。我问她一个耳朵扎一个眼儿还不够用？她解释这是时尚，年轻人如果对时尚无动于衷，精神状态就成问题。我早就听说她已经学会了驾车，由于学校比较远，每天上学都开一辆二手的红色本田，她学习态度散漫，回家没有准点，甚至还发生过夜不归宿的事情。她妈妈已经组织了新的家庭，疏于对她的管教，还常常在电话中向我抱怨孩子不听话。我一阵黯然，曾问英，杉杉还有可能回国读书吗？英断然摇头。我也知道绝无可能，杉杉从表到里已经越来越接近美国化了，中国的国情对她已经非常遥远了，重新回炉她会很不适应。我知道现在的杉杉，边读书边打工，打工是挣钱以维持比较舒适的生活消费支出。她对衣着穿戴几乎到了挑剔的地步，绝不肯未经装扮就出来示人，这次见了面果然如此。杉杉回津的日程很满，忙得像个陀螺，就是没有时间看一眼她带回来的作业——一叠英语单词卡片，她每天都要出去，和过去的小学同学东游西转，约新结识的朋友唱歌蹦迪，不管回来多晚都会看一盘影碟，还要打没完没了的长途电话。那些电话遍及洛杉矶、天津、北京、香港、台北和韩国，常常聊得忘了时间。我不得不提醒她电话费的问题，杉杉说我都是让他们把电话打进来的。说得我都不好意思，杉杉怎么会有这么一位吝啬的老爸？
我们的冲突终于爆发了。这次回国，我带她去上海和南京旅游，一路还算开心，却因我们在返程列车上的一次激辩，而几乎形同陌路人。事端还是我挑起的。我一直为杉杉回来一个多月竟从未翻过一页作业而匪夷所思，我遗憾地向她指出：“这种事对于国内中学生是不可想象的！”杉杉却说：“你不觉得国内的学生很累很可怜吗？我的作业我自有安排，我回国就是来玩的，而不是为了什么学习！”我很失望，一时间满眼都是杉杉的毛病。我批评她不求上进，过于讲究物质生活，杉杉凛然说：“讲究物质生活有什么错？我没偷没抢，钱都是我自己打工挣来的！”我教训她：“你这样的年龄，挣钱不重要，服饰也不重要，你的主要精力应该用在读书学习上，只有考上好大学，你才能摆脱低级打工！懂不懂？”她忍耐地听完我的话，摇头道：“你的道理人人都懂，但这不是我的选择，也不适合我。请不要再说这个问题了！”我几乎是吼着说：“你混出这样子，还有什么资格夸夸其谈？”杉杉含泪冷笑，此后几天一直不再和我说话。
我检讨自己，究竟在什么地方出了问题？我明白了，美国青年很早就具有独立意识，他们视依赖父母为耻，视自食其力为本，在这一点，国内的年轻人就显得很没出息，根子却在父母，许多做家长的常常抱着不切实际的期望值，为让儿女将来能出人头地，千方百计用国内那套教育模式规范孩子，读名校、拼学历，而从来不去顾及儿女的感受，结果大人孩子都累。而且我很少意识到，当初她来美国完全是父母越俎代庖做出的决定，孩子根本没有能力选择自己在哪里接受教育和完成学业，甚至不具有这种选择的权利，事至如此，之后的任何得失成败，孩子都不该承担原始责任。杉杉没有走这条路，就该被指责吗？孩子活得健康，活得尊严，活得快乐，难道还有什么比这更重要的？
那天杉杉在北京机场乘机返美，定格了一个默然独行的背影。视线朦胧中，我意识到她的背影最终属于茫茫天涯。世间之情，一旦隔绝于生存、岁月和文化，都不可逆转地会改变什么，甚至会面目皆非，即使血浓于水的亲情也常常难以幸免。杉杉当然还会叫我爸爸，还会把我视为她的亲人，但她已经永远不会赖在我的怀里撒娇，让我给她讲白雪公主和丑小鸭的故事了。我们共同被一个叫做距离的东西击中和伤害了。
杉杉在她20岁那年成了美国公民。刚参加入籍仪式回来，她给还在睡梦中的我打了电话。我的心倏忽一沉。这意味着杉杉从此不再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女孩了。选择做哪国人、持哪国护照本是女儿的权利，就像我选择如期归来一样，可身为父亲，我总是无法超然地对待这个问题。不久杉杉又来过电话，提到她17岁时的那次回国，她说，其实那次不愉快对她的触动还是很大的，她觉得自己长大了，或许今后不会再走同样的弯路了。我沉吟说，未必是弯路，很可能还是我的好杉杉迈向成功的一段华彩序曲呢！
责任编辑：艾 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