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王宗坤认识的时间并不长，大概有两年多了。第一次相识是在2005年泰安的一个文学活动上。别人介绍说，他是小说家，也就相互寒暄，却没什么深刻印象。现在想来，他似乎并没有太多“鹤立鸡群”的才子气。他是个沉稳的人。个子不很高，削瘦的身材，黑红脸庞，却总是笑眯眯的。他应该是一个典型的山东人，或者说传统齐鲁文化的继承者，为人豪爽大度，说话做事得体入微，又谨慎宽容，好像不太常见文人们尖锐而放纵的言行。
事后证明，我的这种看法，是不准确的。事实上，我忽略了他的眼睛。那是一双锐利的眼睛，透露着小说家特有的好奇心，似乎总要探查什么，关注什么。在那些中规中矩的“表象”背后，却有着犀利的批判、聪颖的睿智、悲悯的气质与一个不安分的灵魂。说到动情处，那双眼睛会突然闪烁几下，小火苗一般，让人难忘。
后来，我们一同参加了山东省作协举办的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我是小说组的组长，而他恰也在小说组。我们都不是爱热闹的人，晚上就在酒店房间里谈天。几天下来，就更熟悉了。其间，又读了他的大作《黑暗中的握手》，很是佩服。宗坤的创作经历大约有十年了，长篇、中篇短篇写了不少，有一些还获了奖，引起一定反响。他是土生土长的泰安人。听说，在泰山脚下还有一处大房子。我时常想象他在那块人杰地灵的宝地上休养生息的情景。打开窗子，面朝高山，手捧香茗，泉韵悠悠，还有良朋自远方飘然来访，真是让人羡慕。
我依然记得，那天下午，研讨班结束后，在从河北回山东的路上，我们愉快地低声叙谈。他谈了生活经历，谈到自己的创作体验，熟悉与喜欢的小说风格。车安静地走在平坦的公路上，天色渐暗了，但还有些疏疏落落的阳光，从枝头漏出来一些，通过玻璃折射在他脸上，变成一条流动而忧伤的霞光；而秋天的风在车窗外掠过，像一片片贝壳在月光下的海滩唱歌，又像是天边飞过一群安详的蝴蝶，舒服极了。我有幸聆听了他心中隐秘的痛楚，爱情的伤感无奈，以及那些不足为外人道的激情与理想。宗坤兄的人生很丰富。他做过领导秘书，当过电视台记者，现在文化部门工作，我的生活经历与他有很多类似之处，而他对中国基层权力运作的细微把握，对民间生活中人性可能性的体验，还有那隐藏于背后的理性批判，都很合我的胃口。
现在，该说说宗坤的小说创作了。他的小说题材十分广泛，原以农村基层题材见长，现在又跨入对时代与历史领域的深入思考，比较有创意。作为一个专业批评工作者，我业余也喜欢写点东西。但常以为，批评和创作的思路很不同。作为批评，我们常常喜欢在作品中挖掘“微言大义”，考察所谓思想的深度与形式的优美，寻找那些作者蛰伏的情绪证据，放大并显微那些作品的脉络与神经。而作为一个创作者，我们首先要面对的，却是自己内心无法遏制的创作激情，我们只是听凭这种激情去指挥我们完成一次情感的冲锋、思想的爆炸与奇情妙想的创造。显然，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状态。而无论是从批评，还是创作的角度出发，宗坤的小说《红袖》，在我看来，还是有些不同寻常之处的。《红袖》这个小说，我认为，是一个回忆之作。虽然，这个小中篇的时间跨度较大，但它的核心还在80年代。这种回忆性，倒不仅是作家某些心灵痕迹的再现，更是作家对青春的一次缅怀，对80年代的爱情梦想的一次温暖抚摸。作家的思索深刻而睿智，又透着几丝心平气和的悲悯，他试图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去思考中国当代社会“梦想”与“现实”的关系的问题。这里，我想用“梦想”这个词语。这是一个“大词”，似乎很不适用于我们这个日益浮躁的消费时代，但是，一个好的作家，肯定是要梦想的。当然，这绝不是文学救世的狂想，而是内心对文字的一份虔诚，对洞察和解剖人性的热情，对生命的存在状态的同情。没有这些，我们很难在这样一个时代去保持对文学的单纯喜爱与持久的信仰。
“红袖”这个人物形象，很有特点。按照宗坤的想法，她是一个理想化人物，“理想”到了作者似乎“不忍心”让现实的苦痛伤害她。在她绝望的时候，有一个男人给她一个虽不高雅、但却平安的家，当她绝望于这个男人的卑琐与无能，作家又给了她另一个英俊的男人做情人。然而，这也恰是我认为作者的高明之处。因为凭借着几乎本能的敏锐把握，作者最终以一种“温暖的面貌”，写出了“温暖的梦想”，在这个荒谬世界的失败与溃散的真相，揭示了我们这个时代心灵虚无而困窘的境地。也许，红袖只属于“夜晚”，正如她喜爱的电影人物苔丝，黎明的到来只会驱走她的梦，“无边的朝阳”只会给她带来比黑夜更难把握的现实。黑夜像一种“原罪”，不仅改变她的生活，且决定她的命运。父亲被抓、死去，只留下一个漫漫长夜，孤儿红袖继承的只是一场没完没了的梦魇。这梦魇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它不仅影响、限定了红袖的人生走向，且把红袖浸染成一个习惯黑夜的人。
也许，红袖，对于现在的女孩子来说，多了几分古典气息。她似乎是作家对女性美好想象的一种象征，进而变成了一种人生追求的象征，尽管这美好的想象，总不免要失败。宗坤兄自己说，红袖有梦想，有爱心，只不过时代和生存环境没有给她提供释放爱的契机。还有连生，他同样有爱，他爱生活，却不知道怎样对待它。他爱红袖，却不知道怎样读懂她。其实，红袖所梦想的那个高贵浪漫的世界，从来就没有出现过。她用一生营造的有关“苔丝”的想象，既是她对“自我”的想象性定位，又是她梦想世界的“镜像”。而当处于青春期的红袖一旦确认了这种虚幻梦想，她的一生，便成了用这梦想与整个现实世界抗衡的“一个人的战争”。而现实世界对于红袖的意义，只不过是一次次证明她的失败。小金“爱放屁”的恶习，连生家粗鄙的生活环境，以及堕落后的猥琐，都成为了这个世界拒绝她梦想的铁证。现实世界对红袖的伤害和打击越沉重，红袖就越发因行动的被动而退守内心，追求梦想的念头也就越坚定。红袖的伤害，起源于“小金”，而真正成形于“父亲”。如果说，每一个女孩子的潜意识里都有一点“恋父”情结，那么，红袖的父亲，那个风流的小学校长，却成了红袖一生的“梦魇”。一方面，红袖拒绝父亲给她带来的道德耻辱，另一方面，红袖在潜意识里，那份对爱情的幻想，却又暗自契合父亲不为世俗羁绊的“风流”，当然，我们也能把这种行为看作“恋父”情结的一种内模仿。她并不爱连生与小金，而只不过借两个男人来抵抗寂寞和绝望的侵袭，并“半真半假”地做她有关爱情梦想的实验。当红袖嫁给了连生，这种强烈的梦想并没有消失，反而因连生的堕落更加变本加厉。生活的折磨，不仅没有打倒红袖，反而成了红袖寻找梦想的一种“必然考验”，哪怕只不过抓住一点梦想的“影子”，例如改掉放屁恶习的小金“潇洒而坚毅的男人味”，红袖也会迫不及待地跳入这场游戏之中，直至自我和他人的毁灭。
当然，如果我们站在了连生与小金的角度而言，人生也是一场悲剧。如果说，红袖的梦想，是一个虚无缥缈的爱情世界。那么，连生和小金的“梦想”，却是“红袖”——一个有着现实指涉的爱情“能指”。“红袖”对他们来说，既代表了青春所有梦想，也是围绕他们生活的“梦魇”。连生如果没遇到红袖，而是规规矩矩地找个普通女孩结婚，也许会获得一份自信与幸福。而小金如果不是再遇到红袖，也不会成为一个“第三者”。连生的一生，都是用来证明自己可以配得上红袖，然而，课桌上那条长长的疤痕，仿佛就是一条“楚河汉界”，象征性地将红袖的世界和连生的世界永远地隔阂了，断绝了任何沟通的可能。才能的局限与命运的捉弄，让这个昔日在红袖梦里也曾“高大英俊”过的连生，偏偏一再走下坡路，生意做得失败且不说，竟沦为披麻戴孝、张牙舞爪的“医闹”（指医疗纠纷中专门替患者讨说法、索赔，并以此谋生的人）。与连生的目标相同，但却要幸运得多的小金，也是在寻找那块他梦中丢失的“金子”，不惜踏入婚外情的陷阱。红袖命运的两次转折都与小金有关。第一次，小金是“真相”的发现者，结果红袖失去了父亲，让她变成了举目无亲的孤儿。第二次，小金是“真相”的制造者，结果红袖失去了丈夫，变成了身负罪孽的“潘金莲”。小金在无意间启动了红袖的悲剧，又结结实实加重了她的悲剧，当小金试图从红袖身上找回“美好的东西”时，孰不知美好早已毁灭，等待他们的只是无以化解的僵局。没有输赢，甚至没有对错，只有绝望和丧失。无论是连生，还是小金，他们都惶惑地发现，对于“红袖”的占有，不过是一场空虚的胜利。他们占有了肉体，却无法沟通红袖的灵魂。红袖，对于这两个男人来说，永远是一个充满诱惑却无法真正把握的“谜”。
在我看来，红袖的故事恰是一个寓言。在那些80年代的梦里，还有意识形态在道德禁忌中留下的伤痕，也有那朦胧而纯真的爱情。而欲望释放的年代，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跨越道德的边界，实现欲望的表达，却发现欲望之上的那份纯洁与美好，却连同宏大叙事的“大意思”，以及那份宝贵的道德底线一起烟消云散了。“无梦”的我们要向何处去呢？宗坤用温暖而柔软的笔触，将这样一个沉重的话题又交还给了读者。
不可否认，开始于80年代中后期的先锋小说，宣告了中国宏大叙事解体的某些迹象，而这些迹象，又呼应着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的巨大转型，最终形成一股不可抗拒的社会潮流。西方文艺界解构主义、现象学与后现代主义的不断强势登陆，也进一步造成了中国文坛的混乱。而我们也不无痛苦地发现，那些所谓弑父的先锋逆子，不过是一些聪明的逃离者，他们在迅速强占话语滩涂后，也迅速走向了招安与妥协。可是，“中国的故事”还要讲下去，如果拒绝“悬置”生命创伤与现实疾苦，拒绝那些粗鄙化的“欲望叙事”，拒绝那些以噱头为生的“故事悬念”，汉语小说要怎样发展呢？米兰昆德拉曾在一本书中说，所谓“当代小说”，就是对“存在可能性”的探索，是一种智慧的游戏狂欢，是高傲的讽刺与天马行空的想象力，是酒神的酣歌与深入迷宫的力量，是对现代以来我们习以为常的庸常生活的挑战。宗坤的这个小说，就其对“存在可能性”的探讨上，还是有一些意思的。他通过对80年代爱情梦想的另类思考，探索了现实对“梦想”侵犯的问题。时代在进步，那个红色禁忌的年代已离我们远去，而我们心灵的自由和解放却陷入了另一种“欲望的圈套”之中。那不仅是对生命的引诱和放纵，更是对诗意的扼杀，在那些歌舞升平的“繁华”背后，我们却看到异常震惊的生活的真相，是生命的锐痛所带来了对生命的强硬的陌生化“进入”。宗坤更像一个耐心的结构主义学者。他深入到了当代生活的想象细节，探究每个生命的情感轨迹与内心体验。他从不主动地“攻击”那些“大意思”，却也绝不“弘扬”什么“大意思”（诸如“和谐文化”、 “启蒙现代性”、“后现代性”等），但却更为擅长对过去年代的不断“延留”与“回顾”中，将那些看似普通的“小悲欢”、“小离合”积蓄起来，为我们勾勒一副在这个消费时代“大意思”撤退时留下的“雪泥鸿爪”，或者说，文学的价值对于人性生存的“可能性”。他就像一只耐心而美丽的“狐”，不悲观，不抱怨，也从不轻易相信或期许什么，而是在银子般的月光下顺着飘满白雪的山丘悄然而行，细致地收集所有生命“来时”的信息。可以说，虽然，作家冷静地放弃了“大意思”所能带来的虚假而美好的“能指”。然而，他追踪那些隐藏在我们心中的“红袖们”、“连生们”、“小金们”，在一个个生活化的、想象化的回忆片断里，在那些 “似水流年”之中，考究他们个体灵魂的“重量”，感受他们或强或弱的生命“热量”，拍摄他们屈辱的“经历”，抚摸他们受伤害的“情感”，也时不时地停下来，观察一下他们的“伤感”，击打一下他们的“恐惧”，不动声色地嘲讽他们的“退缩”与“卑微”。但是，他绝不肯“伤害”这些生命，也绝不承认“绝望”的永恒胜利。他总是在我们最意想不到的地方，停下来，提醒我们注意那些我们习以为常却充满谎言的“符号”，在我们试图否定一切时，提醒我们关注那些符号背后的温情与人性尊严的可能。
我想，《红袖》也许是宗坤的小说创作进入新阶段的标志吧。当然，我们也看到，他的路还很长，还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有待提高。在中国当代社会，作为一个小说家，有很多苦恼。不可否认，经过几十年发育，中国当代汉语小说已达到了相当高度，而就世界范围而言，纯文学的发展，也已到了一个很吓人的水平。你的作品要有特点，既要有读者喜欢的故事，又要有批评家关注的内在深度，更离不开精粹绝伦的小说语言形式。作家王小波说过，当代小说，都是建立在一些不长的中短篇上的，例如迪伦马特、杜拉斯、卡尔维诺等人的作品，但这些作品简直精炼得让人无可挑剔，它会让喜欢读小说的读者狂喜，而令其他想写小说的人“望而却步”。我衷心地希望宗坤兄，坚持自己的“梦想”，广泛阅读，深入思考，创作出更多优秀的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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