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 引
《追忆逝水年华》的普鲁斯特曾说过：“我曾经长久地凝视着一株开花的李子树，贪婪地留恋其中的原理。”这样的执著，使我无限神往。
是啊，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我在遭受过无数的批判、批斗之后，在60年代，又一次被抛入机关单位的隔离审查，原因不过是因为我私下曾窃窃私语，涉及到我对彭德怀的不平之冤，习仲勋的牵涉小说《刘志丹》的风波，等等，被人揭发，列为专案。这一次春节又只能一人独处，妻子儿女与我隔绝，心情的沮丧可想而知。除夕之夜，借酒浇愁，却发现冰天雪地的小院中，有一株也是独处的腊梅树，点点的黄色小朵，傲然屹立，于是我徘徊不已，像“贪婪地留恋其中的原理”。人生苦暂，却为什么我是苦难不已，生活难道尽是悲辛？面对那株腊梅树，除夕之夜，写了几句小诗：“北风呼号百花稀，却有黄蕊傲孤枝；我欲树下久徘徊，寂寥与君差相似。”时在1966年。
然而，岁月侵蚀，到了21世纪的2008年，我已是迟暮之年，早已不是孤独的年月，从上世纪的70年代，到现在的三十年，几乎每个年代我都经历过多多少少的激流，也经历过文坛的兴废，可以说经历过历史的踪迹，这未必都是“原理”，但确实是真实的踪迹，也许不过是“尘与土”，却是接连着历史的冲刷，使人有无限的遐想。
1978年的一波三折
从上世纪的50年代到70年代，我仅仅因为不合时宜的舞文弄墨，屡次遭遇到铺天盖地的口诛笔伐，从反右派运动的扩大到“文革”的浩劫，我几乎成为必然的“运动员”。以至于判刑后的释放，刑期虽满，还要继续劳动改造。在一个劳动改造的工厂里，每个星期周末，没有领取的出门证，还不能自由出外。
也是在1978年，“四凶”剪除，我才有了一点能过上平常生活的希望。尤其是紧接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平反冤假错案提到议事日程上，我走上了申诉的道路，这大概是这一年我最大的兴奋。
人常说不平则鸣，也是1978年的拨乱反正，我开始进入申诉的途程，先是口头申诉，后是不断向工厂，向原单位，向法院呈递连篇累牍的诉状，积累下来，几乎可以写一部多卷本的长篇小说。但在这个时候，却还有人关怀我、同情我，这是1978年里我至今难忘的事情。有一位省委宣传部文艺处的干部，我曾与他在1949年西北军政大学，后来又去西北艺术学院一同学习，我试着写一封信给他，希望能向原单位（原省作协）过问一下我冤假错案平反的情况，当时我并没有一点把握。像我这样冤沉海底的“摘帽”右派、现行反革命分子，招惹我的人不多。我也是在走投无路中才想到一点冀望。他竟然给我回了一封信，言及他已和原单位的领导打了招呼，让原单位领导尽早甄别我的冤假错案。就是这封信，给了我无限的温暖，人世间还是有公平、同情的情谊。不仅如此，那封给我的信，是寄给我那个劳动改造的工厂，信封上还写着“中共省委宣传部”的字样，对一个“不齿于人类”的人，竟然有人写信给我，不免在那个劳动改造的小厂里引起了一阵波澜。最现实的一点是，像我这样孱弱的身躯，不再从事超重的锻工车间的劳动，改变去做仓库的保管员。
经历过多年的沉冤，受到过过多的屈辱、惩罚和冷眼，有了这样的暖意，哪怕是一星一点的待我平等、同情，也会给我最大的熨帖，因此在1978年收到的那封信，几十年欲哭无泪才感到眼角的湿润和心头的温馨。
我不能忘记我的这位同学，名叫杨兴。在改革开放的时代，他当过陕西省戏曲剧院的院长、陕西省戏剧家协会的主席，对古老的戏曲改革，颇多建树。80年代不幸去世，我一直尊他为“老兄”。
时隔不久，我的单位——陕西省作家协会，要甄别右派分子的冤假错案。我是报纸上点名、专文中批判的“臭名昭著”的大右派，自然是最早提上议事日程，结果是彻底平反右派的冤案。
但平反归平反，我还是不能离开劳动改造的工厂，更不可能重回原单位工作。原因是“文革”中，公检法给我判过刑，必须法院再给我一纸判决，撤销原判，才能宣告无罪。尽管“文革”中荡然无存的法院，由公检法替代，但判罪还得承认现在的判决。几十年前，当时二十几分钟的判决，现在却要重新审理，令人啼笑皆非，更可以看出当时借“无产阶级专政”之名，不知造成了多少人间的冤魂，由此更可以看出，1978年的大面积平反冤假错案，是多么的能得人心。
幸亏党的推倒“两个凡是”，有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也幸亏原单位的实事求是，屡次向法院交涉，1979年我才获得了昭雪，重新回到了原单位，仍在《延河》文学月刊做编辑。
但这时也并未一帆风顺，原因是法院判决我无罪时，还加了一段有政治错误的尾巴，所以我第一次收到的判决是，免于起诉，并不是完全无罪。这个“尾巴”却又给我带来了一点隐患，原单位的领导就要研究一番，才能决定我是否能及时回单位工作。这也并不奇怪，从大的格局看，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极“左”的思潮并未消散，而多年的积习难改，“阶级斗争为纲”成为金科玉律，单位领导的慎重也就不足为怪了。
这时，我不能不感谢两位同志，一位是与我从未谋面的人；一位是虽与我熟识却绝无瓜葛的人，而且还是我的老领导。
第一位是陕西省高等法院的审判员，在为我审理平反昭雪时，数次去劳动改造工厂，取证求实，判决后又多次对我申明，虽然有各种原因未能对我判决无罪，但回单位工作也是决定了的，所以他还专门找过我的单位。他的名字叫张居礼，尽管是普通的审判员，却体现了法治的公平、公正和人间的人情。据说他一直多病，早已退休。
另一位是著名的散文家，当时是陕西作协的党组书记李若冰，在研究我的原单位工作时，他曾有一句掷地有声的话，“像王愚这样的同志，应该立即回单位，不要再研究了”。他逝世后，我在追思他的一篇小文中说：“使我领略到若冰同志的凛然正气。”
就这样从1978年到1979年，虽然磕磕碰碰，总算告别了我的一本《落难人生》中所说的，“在重重的‘落难’中懂得人生”，而这又与时代的风云际会和世路兴废息息相关。
80年代的万木复苏
到了1979年，我重回省作家协会，安排我到《延河》编辑部任副组长，十分不幸，同我含辛茹苦的妻子，因病骤然去世，这种刻骨的痛苦，使我陷入沮丧之中，很难烟消云散。
然而，毕竟是改革开放的时代。那时，也可以说是百废待兴，中国作家协会的《文艺报》重新复刊，要组织一次读小说作品，特别是长篇小说的“读书班”，找到的是过去曾经为《文艺报》撰稿的评论工作者，遍及全国约点稿。当时，《文艺报》的编辑部刚刚组成，不少都是曾受过迫害的老编辑，我也被选中，原因是我曾在上世纪50年代发表过文章，而且还小有影响，编辑部的阎纲知道我的一点情况，也细道我当年曾被扩大为右派分子，便点中了我。于是，《文艺报》编辑部写信推荐了我，《延河》编辑部的负责人之一董得理，自然知道我当年受迫害的艰难苦辛，又知道我平反后遭受丧偶，很想我能参加一些社会活动，能多少冲淡一些离乱之苦，便同意我去京华参加《文艺报》的“读书班”。
我几十年来，遭苦遭难，这次是第一次离开西安，奔赴京华，虽然有些紧张，但第一次被人当作人，而且是去久已向往的京华，心情便有了一些豁朗。
去京华后，住在香山的装甲兵司令部里，背山靠水，绿草如茵，确是宁静的读书环境。《文艺报》的郑兴万、李炳银安排得十分妥帖，《文艺报》的几位负责人也来看望了我们，特别是我第一次认识到阎纲，他虽然没有具体负责“读书班”，但数次来香山看望我，问寒问暖，使我又一次得到人间的温暖。现在是著名评论家的雷达，当年还是一个小伙子，也在编辑部工作，第一次见到我，就谈起我在50年代被划为右派分子的情况，好像是一见如故，成为我今后多年的朋友。
这次“读书班”的主要负责人是刘锡诚，刘锡诚是《文艺报》的编辑部主任，前几年他回忆《文艺报》的文章，谈起这次“读节班”，他还能历数几位评论工作者的名字，记得有宋遂良（山东）、黄毓璜（江苏）、钟本康（浙江）等人。
至于读书，收到的作品主要是长篇小说，虽然比“文革”以前的几部经典长篇，像《红旗谱》、《红岩》、《红日》、《创业史》，所谓“三红一创”，无论就生活的扎实，艺术的精到，还有不少差距。但当时收到的就有几十部，量是很大的，足见改革开放提供了可以驰骋的自由空间，使文学芝术有了新的天地，更何况拨乱反正正在发展，“文革”禁锢的禁区尚待冲破，已经预示着更大的繁荣。
这次我从几十年不能提笔的时候，第一次写出了较长的读书的读后感。这便是我的《有益的探索》（1980年《文艺报》发表，后收入我的第一部书《王愚文学评论选》，1985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我在这篇文章中曾说到，“解放思想带给作家们的是一条宽广、坚实的道路，许多新的探索和突破，表明作家和生活更接近了，作家和人民更贴近了，作家们对生活的意义的思索更深沉了，这才是走向真正繁荣的坦荡大道。”这也是我对改革开放的时代真情的讴歌。就个人而言，陕西高等法院又一次判决我，有四个大字“宣告无罪”。
也就在即将结束长篇小说“读书班”时，我又被中国作协创研部遴选参加首届茅盾文学奖的初选的“读书班”。碰巧这次又在香山，不过是住进了昭庙。主持“读书班”的是谢永旺，他是全国作协党组成员，兼任创研室的主任。他虽然是河北人，却在50年代于西安的西北艺术学院上学，也算是与我前后班的同学。在香山时，读书之余，他总在香山的角角落落搜旧，在香山的双清别墅，在香山万花山的梅兰芳墓、马连良墓，都有我的踪迹。我还发现了一代乐师刘天华的墓碑，可惜已被打断，还迷离在野草之中，无疑是“文革”小将们的杰作。
茅盾文学奖是茅公的遗言，每年评一部长篇小说，由于是“文革”后第一次茅盾文学奖，便要评选五部，这对我则是万分的荣幸，当然我还没有资格当评委，我们初选，不过是筛选出作品供评委选择。就这样我已经是心满意足了。参加“读书班”的人，来自全国各地，陕西只有我一个。初选都是每个人读几部书，彼此交换，然后进行讨论，最后决定出可评的作品，有时也不免激烈地争论起来。记得广东的黄伟宗（中山大学的教授，曾发表过专著）势大声宏，力争要把欧阳山的《一代风流》遴选出来，可惜欧阳老的《一代风流》当时还没有完工，只得舍爱。同样，柳青同志的《创业史》呼声甚高，但由于柳青同志在“文革”中备受迫害，现在正在艰难地继续重写结尾，没有选出。至于姚雪垠的《李自成》，第一部较为完整，所以选出，后来也得到了茅盾文学奖。初选时评价较高的是《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周克芹）、《将军吟》（莫应丰）这两部后来都被评上了。
初选“读书班”，大家来自各地，鉴赏的眼光也各有不同，因此常有争议，也未必没有个人的因素，但那种因素，大多都是为了各个地方推出优秀作品，绝少个人意气或私下授受的风气，可见当时都是为改革开放的文学事业着眼。
当然，当时“左”的思潮还未消失，也未必没有长官的意志。相反还会有不少的禁区。像人情、人性、人道主义的评价，难以得到共识。戴厚英的《人啊，人！》的评价，就争论得比较激烈。那时我对于《人啊，人！》还是比较欣赏的，毕竟充满着对人性摧残的抗争。但我刚刚得到平反，不能不有所避嫌，所以就没有再坚持，归根结底则是内心的脆弱，至今也感到内疚。
80年代后的笔走风云
80年代一开始，时代的前进，固然并非一帆风顺，但改革开放蒸蒸日上，则是明显的进步，我也就在文学这块天地里不断行进。
应该说，我的学识、文采都是欠缺的，唯一的长处是乐于读书，为人乐于谦和。随着时代的进步，我也常常被推到前面。比如1985年的入党，1984年我被推为《小说评论》当副主编以至主编，1986年的享受国家的特殊津贴，1994年的被选为省作家协会副主席，等等。都不是我的刻意追求，没有老一代文学泰斗的青睐，没有中青年文学作家的理解，没有报刊、电台、电视台媒介的扶持，给我有可以展现的平台，也许我至今也不可能有所作为。
特别使我难以忘怀的是1985年的第四次作协代表大会。这次大会，我才获得平反回到单位，而改革开放后的第四次作协代表大会，陕西参加代表的名单早已决定，主要是早已成名的作家，像胡采、王汶石、杜鹏程、魏钢焰、李若冰，大约还有贺宏钧（贺抒玉）等，中青年则不多，于是，在1985年一次省作协扩大会议上，又补选了几位代表，记得有路遥、贾平凹、邹志安等。其中也有我，还是通过省作协“笔耕小组”投票才补选的。
“笔耕小组”的成立，绝对是改革开放后的新事物。当时陕西的文学评论工作者，专业的几乎没有，而从事评论工作的，大约只有胡采，但他当时主要的工作是省作家协会的副主席、《延河》文学月刊社的主编，还是西安市文化局的局长。然而，陕西省的大专院校专门从事教授文学专业的人，为数不少，还有其他行业从事研究、评论的人，也有一批。于是《延河》编辑部评论组的几位便倡议把这些从事文学评论的各位聚集在一起，并专题评论文学作品和作家，然后分别写出文章，不但解决了《延河》评论版面的稿件，也对作家和作品的提高有所促进。《延河》编辑部评论组，当时只有陈贤仲、李星及我，便和愿意结合的各位聚在一起，提名“笔耕组”，记得当时有西北大学中文系的刘建军、蒙万夫、费秉勋、薛瑞生，有陕西师范大学的畅广元，有西安联合大学的王仲生，其他还有在《陕西日报》的肖云儒，陈孝英、王西平则在陕西省社科院文学所任职，后来还有一位在工厂工作，也写过一些评论文章的孙豹隐。这几位都是热心关注当代文学的人，都有经常发表文章或有专著发表的有点名气的文学评论工作者，省作协的领导人也对“笔耕组”十分关注，并且由我同这几位加强联络，被任为组长，确实具有改革开放时代的活力，而且对陕西几位著名的中青年作家和作品，起到了提高思想艺术质量的作用，甚至在全国也引起广泛的反响。老一代的著名文艺评论家胡采同志为我的第一本书写序时，还专门提道：“王愚除了从事《延河》的理论编辑工作外，还接受作协陕西分会领导上的委托，负责‘笔耕文学研究组’的工作，仍然抓紧业余时间，不知疲倦地阅读作品进行研究和评论。”时隔 15年，著名的作家陈忠实，在1998年我的《心斋絮谈》一书出版的讨论会上，语重心长地说道：“从新时期伊始，王愚、畅广元、刘建军、蒙万夫、李星、肖云儒等陕西一批重要的评论家，以民间的形式组成‘笔耕文学评论组’，一直关注全国的文学发展态势，尤其是对陕西新时期以来出现的这个作家群的关注和研究。”并说：“陕西新时期涌现的主要作家，都在王愚和‘笔耕组’的评论视野之内，尤其是那些发生过重要影响的作品：像路遥的《人生》、贾平凹的《腊月·正月》等这些作品都受到过巨大的关注，有过深入的研究讨论，产生了一批评论文章，对作家创作的进一步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对作家群体也发生重要启示。”后来，“笔耕组”还受到《红旗》（现《求实》）的关注，当时的编辑何望贤专门请我去北京为《红旗》杂志撰写成长的专文，并于当期发表。“笔耕”的引起关注，自然是改革开放的促进才有了微薄的劳绩，对我而言，也是新时期文学的发展才使我受到了最大的鼓舞。随后，在全国有数的评论刊物中，《小说评论》的出刊，就是“笔耕小组”的直接延续。而另一个使我的评论文章起到一定反响的作用，就是我参加第四届作协代表大会，亲身体会到改革开放引起的宽泛的文学氛围，1985年第四届作协代表大会，尽管后来有各种争议，但无可辩驳的是，这次代表大会，是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召开的，洋溢着万紫千红的青春气息，对创作自由提供了可以驰骋的文艺天地。
80年代使我受到另一次感动的，是在京华由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发起的十年新时期文学讨论会。那个会主持负责的是刘再复。刘再复关于性格组合的专著，曾引起广泛的讨论，而参加讨论会的青年评论工作者甚多，因此具有不同的观点，引进了许多现代的意识，甚至有个别的青年朋友认为旧的文学观念应当结束，或者说早已过时。但这个研讨会并没有一边倒，展览新的各种流派和观念，也请了一些中年的朋友参加，并要求作专题发言，我就是大会专门通知来参加的，陕西还有一位是著名的评论家肖云儒。我在会上主要讲的是关于现实主义的流变。事后我写过一篇《无边与有限——关于当代文学中现实主义的思考》，曾被几个刊物转载。从这个研讨会上我才真正体味到改革开放的新风气和新思路，是那样各抒己见，互相争论，而又融洽一堂，互相尊重。使我体会到这次研讨会的融洽无间，所以难得，是因为后来参加的有些会，也许因为形势比较紧张，常常沉闷异常，甚至时有声讨的声音。可见改革开放并非坦荡的大道，而是有许多艰难险阻，“左”的思潮也并非彻底结束。倒是邓公后来一再讲到的“不争论”，表现了睿智的阔大气魄，也使我在文学事业上形成一种有容乃大的心胸，在改革开放中做了一点微薄的力量。
80年代中期和90年代初期，我又两次参加茅盾文学奖的初选“读书班”。一次是在1985年的第二届，另一次是第三届，已在90年代了。1986年“读书班”仍在香山，是香山国务院招待所，那是过去中央领导人周末休假的场所，群山屏障，错落着几幢楼，都不高，倒是十分宁静适合读书的地方。这次参加初选“读节班”，人员增加了不少。我记得当时就有河南的孙广举（孙荪）、福建的王炳根、湖南的胡良桂、江苏的吴秀明、江西的吴松亭、辽宁的刘齐、四川的陈朝红、天津的盛英，还有北京的蔡葵和山东的宋遂良，当然也因为各地推荐的长篇小说为数不少，足见改革开放、文艺自由为文学创作创造了繁荣。这次“读书班”的主持人，已成为顾骧。
不过这一届推选的长篇小说，数量不少，质量却缺少较高水平的作品。正像著名的文学评论家蔡葵说的，这一届茅盾文学奖比起前一届的获奖作品，似乎略逊一筹。这也并不奇怪，文学作品，特别是长篇小说，需要厚积薄发，也和整个时代有关，意识形态、观念的更迭，常常陷入忽左忽右的争论，不免影响到作品的视角和视点的切入，后来我曾写过一篇文章《视角的转换与视点的高移》，曾说过：“新文学度过了步履蹒跚，然而充满了自信的十年开始感到选择的困惑。”因此，可以看出在这一年或以后的时期，“视角”和“视点”的转换和高移才能带来一种历史的深刻性和审美的深邃性，也必然会使长篇小说出现代表一个时代艺术高峰的作品（这篇文章后来还被《新华月报》转载）。自然，这正是改革开放的时代，虽然并非心想事成，诸事顺遂，但总是在不断的超越和发展中趋向文学的成熟。
而在第二届茅盾文学奖的初选“读书班”中，对第一届初评“读书班”争议较多，加以评委中有不少分歧的张洁的《沉重的翅膀》，只好搁置。这不难看出，对现实的生活中改革开放的诸种阻力，在初期还是难以达到完全的共识。这一届初选“读书班”则达到一定程度的共识，进行再一次的推荐，评委们也基本认可，终于获奖。我也从中看到新时期文学的不断开拓大有作为。
90年代，我又一次被遴选进入了第三届文学奖初选“读书班”。那次是住进了北戴河的中国作协创作之家。北戴河的色彩当然是迷人的。而对我而言，面对北戴河，那沙滩、那海水，经历过长期的苦难，几乎是如入福地。更不用说那卵石铺就的小径，那一阵阵吹来的微腥味的海风，滋润着我的心灵，不免心旷神怡。
这次主持初选“读书班”的还是顾骧。我认识他是在1984年，他温文尔雅、头脑敏锐，特别是待人亲切，于是便熟识起来。那时他还在中宣部文艺局工作。周扬同志对他相当器重，周扬同志晚年，特别是粉碎“四人帮”之后，他的反省受到文艺工作者的尊重，不久又着重写他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的文章，助手就是王若水、王元化和顾骧。那篇文章引起了强大的反响，也引起极大的争议，后来还引起胡乔木同志的注意，还写了专文批评。也算是粉碎“四人帮”以后，一重沸沸扬扬的公案，可见顾骧的品格。1984年，阎纲提议，同朱寨、何西来、白烨和顾骧以座谈会的形式，集结成一部《评论家十日谈》，陕西人民出版社的郭继明为责任编辑，出版时又有一个总名《新时期小说论》，我也叨陪末座。这部书在粉碎“四人帮”后，批判“左”的思潮，鼓吹新时期的文学作品，起了拨乱反正、“正名”的作用，也是较早评论新时期文学的书籍，还荣获过全国文学研究会第二届文学评论奖。所以，这一次算是重逢，有了进一步的交往。
在这次“读书班”，还有几位熟识的朋友，像蔡葵、宋遂良、王炳根、盛英等，还有头一次见面的记得有北京的牛玉秋、解放军的丁临一、武汉的陈美兰等。
经过几番讨论，就我而言，最早提出的作品是路遥的《平凡的世界》，我曾在“读书班”多次讲到《平凡的世界》，认为作品对普通农民心灵隐曲的体察，对那块黄土地的一往情深，给作品注入了鲜活的生机和生命，而作者对深沉地揭示平凡土地上不平静的潜流，具有较为深广的社会历史和社会心理的内涵，是取得史诗品格的一个坚实基点，的确是具有现实主义的功力，也有文学观念上的新的突破，后来初选的“读书班”的绝大多数朋友一致推荐了《平凡的世界》，经过评委的讨论，《平凡的世界》终于获奖，成为第三届茅盾文学奖。
《平凡的世界》获奖，对我最大的欣慰是我三次参加茅盾文学奖初选“读书班”，前两届我作为对陕西作家的深厚积淀是深有所感，虽然在第一届茅盾文学奖初选的“读书班”，我曾提出过柳青的《创业史》是一部深沉的作品，但由于诸种原因，未能选上，总觉得有些遗憾。面前两届茅盾文学奖，成为陕西长篇小说的空白，更使我感到心情的郁结，这一次陕西长篇小说获茅盾文学奖，当然是我最大的欣慰。因此，也可以说是显示了陕西长篇小说的实力。
果然，90年代后期，文学作品尤其是长篇小说，多少有些没落。但不久，陕西的五部长篇同时推出，引起了文学界的重视，仅仅在1993年的北京五大出版社就集册出版了陕西五部长篇小说，而且也即时在京华召开了研讨会，当时参加研讨会的著名评论家、专门研究长篇小说态势的何镇邦提出了“陕军东征”的名词，随后优秀的散文家韩小蕙在《光明日报》撰文，正式提出“陕军东征”现象，这个研讨会我也参加了，参加者相当踊跃，并特别认为陈忠实的《白鹿原》大气非凡，内涵丰瞻，历史深厚，无愧是具有史诗品格的艺术精品。后来，又在北京专题讨论 《白鹿原》，许多著名的作家、评论家都少长咸集，不仅许多从事当代文学评论的评论家都作了专题发言，而像专攻现代文学史的严家炎、曾任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辑的屠岸，也都在会上肯定了《白鹿原》的成就，当时也打破了讨论会的旧例，中饭之后，又继续讨论，也算是一次盛会。《白鹿原》后来果然在第四届茅盾文学奖获奖。
到了90年代中期，我患中风，又多年辗转病榻，现在，终于到了离休之年，已逾古稀，这三十年的途程，虽然也经历了不少并非都是坦荡的路程，但改革开放则是不断地吹响，代表着时代发展方向，正在继续发展，因此使我充满着未来的信心。
应该说，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现在党的十七大，没有改革开放的春风，就不可能有绚丽多姿的文艺繁荣，对全国如此，对我自己也是如此，就我大大小小的亲历而言，这就是真实的见证，因此我亲自耳闻目睹的文艺发展的园地，虽然也只是一隅之地，也是这三十年的“尘与土”，是历史的“尘与土”。
事隔数十年，碰巧的是，今年党的十七大，以思想解放为主旨，以政治体制改革为重点，我虽然在卧榻之中，看到这些兴奋的气象，无任感慨。偶成小诗：“僵卧病榻冷如冰，迟暮却逢盛世开。曾忆旧园腊梅花，心头犹有馨香来。”时在2008年，恰似这几十年的沉浮，也应该说，我经历了三十年的岁月，今日才真正看到盛世的不断的发展。
责任编辑：艾 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