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20年代，中国文坛冒出一个极具杀伤力的批评家，人称“黑旋风”，鸳鸯蝴蝶派、国粹派、胡适、徐志摩，乃至新文学旗手鲁迅，都吃过他的板斧，此公就是留日海归，“创造社”巨头成仿吾。
按当然的想象，成仿吾的利斧定会抡向过忘恩负义的“小日本”。然而事情似乎有点蹊跷，查阅成仿吾的全部著述译文，除了本文将解读的《东京》，日本在他笔下几乎是缺席的。成仿吾13岁就到日本，24岁回国，在东瀛整整住了十一年，然而，漫长的留日生涯似乎没有在他身上留下任何痕迹，他对日本这个第二故乡也冷淡到极点。想起来是有点不可思议。
《东京》是成仿吾唯一的一篇描写日本的散文。1923年9月1日，日本关东地区发生的8.2级大地震，将东京、横滨的大部分地区夷为平地，夺走14万条生命。这场举世震惊的天灾终于触动了成仿吾的灵感，封存多年的记忆纷涌而出，给他带来不可名状的快感。文章一上来就写道：自从东京大地震的消息传出以来，他每天格外地提早起床，匆匆洗漱之后，就背着手独自在斗室中围桌徐行，等待那天的报纸来饱自己的眼福，此时成仿吾的眼里，那“满纸的大大小小的黑棒”都是美丽的舞蹈，他为这种“死亡枕藉”的壮观折服，只觉得“寻不出适当的文学来赞美”，作者接着这样写道——
我羡慕那些生存的人，因为他们身尝大地震的陶醉，目睹大地震的壮观，尽量享乐了。我也羡慕那些遭难的人，因为死神对于他们特别慈爱，没有使不必要的死之恐怖与痛苦来恼他们，便让他们进天国门去了；而且他们之中的政治家，永远解放了政争中患得患失之心；资本家永远解放了打算的手指与吸血的刺；劳动者永远解放了不平的愤恨；大学者也永远解放了浮士德一样的心焦；文学家更永远由众愚的冷遇和无聊的文人们的嫉妒与才毁解放了——这些都是他们所切要的，死神运用他的全神，一举为他们包办了。
这样不分青红皂白、冷酷的虚无主义言论，出自成仿吾这样的左翼斗士之手，似乎很不相称，然而比起对大地震“醉人的荡摇”和东京火灾“极壮丽的光景”与“诗意”的描绘，那就算不了什么。作者直言不讳地表示：“假如我喜欢日本，那是因为我喜欢她的地震与火灾”，文笔并非一流的成仿吾此时超常发挥，写出了真正的美文：“地震时的光景如像在我眼前。我们的不忠实的船儿，忽然作怪起来了。摇荡，倾斜，覆灭，惊愕的叫喊，这是何等醉人心魄的活动影戏！狂奔，脱险，呆立，号哭，这又是何等催人沉醉的情景！我如适逢其盛，我定蹒跚而奔，教男人用白布缠头，提起木鞋飞跑，教女人卷起长袍，露着腿儿乱窜。于是我将自造一种解释，当他们在酣醉而轻歌妙舞；看花时节的猖狂……”读着这些文字，一股寒气不由从脊后背嗖嗖升起，天性纯朴、疾恶如仇的成仿吾，竟写出了如此有违人性的文字，不能不使人感到深深的困惑。确实，无论是从人道的角度，还是从阶级的角度，都无法解释这种极为失态的表达。成仿吾是若干年后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狂热鼓吹者，曾呼吁作家“要努力获得阶级意识”，“以工农大众为我们的对象”，难道当时就一点没意识到，死于这次大地震的，多数是日本的无产阶级劳苦大众？
除了赞美地震与火灾，日本女人也是《东京》幸灾乐祸的对象，篇幅不长的《东京》三次写到了日本女人，对中国留学生迷恋“易于到手”、肉体丰满的东瀛女人竭尽嘲讽之能事，其中这样写道：“有人听了东京的天灾，便想起了他在东京时爱过的妇女。我不曾爱过什么女人，然而这回女人死的一定不少，却也不免使人觉得可惜。而且混乱之中，多少美丽的‘弱者’为鸡一般淫的男人所毁坏了，尤足使人愤恨。不过她们至少可以与那些穷无所归的女人去以皮肉维持生活，或者组成娘子军，远去他乡，为侵略主义的先锋队。这倒是对于我们的东邻极可欣贺的事。”思想激进、饱读西方文学的成仿吾，此时差不多已经降低到《留东外史》的水平，实在令人诧异。
读完《东京》，人们一定会对作者产生这样的印象：这是一个集偏狭的民族主义、非人性化和性心理变态为一体的令人悚然的人物，并且会发出这样的疑问：作者在日本究竟受了什么气？对日本为什么憎恨到这种程度？然而，无论是成仿吾本人，还是伙伴的回忆，都没有提供这方面的证词，《东京》里透露的，不如说是相反的信息：“我少年时代最快活的时期是在高等学校时代过的，那时候我还只有十八九岁，那南方的小都市的气候既好，大学又如在我们的目前，不断在激发我们的知识欲，而一种少年时代所特有的自负与骄矜又无不在使我们自满，那时候我的心中真只有春朝的宴欢与生之陶醉了。”——这是成仿吾在日本冈山上高等学校时的情形，入了东京大学后，“也没有什么可哀的事情来扰我”，倒是那一次集体罢课回国，目睹了中国的黑暗现实后，让成仿吾感到了真正的“悲哀”。如此看来，成仿吾对日本一面倒的憎恨理由并不充分。
成仿吾写于留日后期的《一个流浪者的新年》，或许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线索。小说描写一位中国学子在异国过年的感受，通篇散发着一种挥之不去的悲伤，一种刻骨铭心的孤独与寂寞。小说这样描写主人公：“他的脸总带着一种惨黄色；他的眼睛，好像被什么东西压住，开不起的一般，小得不称他长瘦的脸，并且时常注视他的前面，好像在默想什么似的。”——不正是成仿吾的自画像么？在这篇小说里，留学的背景被彻底淡化，甚至没有点明是在日本，主人公与身处的环境完全脱节，仿佛置身于一个与周围绝缘的透明玻璃罩里。这种一种绝对的孤独的状态，日本人的排外，对中国人的蔑视，由此得到充分的暗示，成仿吾的憎日也可以得到解释。
但仔细分析起来，事情远不是那么单纯，具体到成仿吾头上，另有一层不利。从照片上看，成仿吾其貌不扬，个头矮小，而据郭沫若介绍，成仿吾是个木讷的人，一口湖南新化腔，总是让人不得要领。对于一个“弱国子民”的中国人来说，这无疑是雪上加霜。这样一个中国人（而且是血气方刚的年轻人），到了日本这个人情丰沛、两性关系宽松的国度，其尴尬是可想而知的，性的苦闷，爱的压抑，是在所难免的，貌似刀枪不入的禁欲外表下，必定涌动着莫名的焦虑，时间一长，就会变成一种病态。
然而，上帝偏偏赋以成仿吾不俗的天才和意志，郭沫若在《创造十年》中这样描述：“我和成仿吾相识是在1916年夏天，我初进六高的时候，仿吾要比我小三岁（按：实际应为小五岁），但他的学级却早我一年。他学的是工科，很有语学上的天才，他对于外国语的记忆力实在有点惊人。他最初是和他的大哥成劭吾一道到日本的。他的大哥进了名古层第八高等时，和几位朋友译过一部英文字典。仿吾在旁边也帮过誊录和校对的工作。他自从有过这样一番根底之后，他在高等学校三年间是没有用过字典的。”“他到日本时年纪很小，但他对于中国的旧文献也很有些涉猎。我们在冈山同住的时候，时常听见他暗诵出不少诗词。这也是使我出乎意料的事。大抵仿吾的过人处是在他的记忆力强，在我们几个人中他要算是头脑最明晰的一个。”
才学丰沛、意志坚强而又奇貌不扬、性格木讷的成仿吾来到日本这样一个特别排外、“人情美”与“岛国根性”互补的国度，不受压抑，心理不变态那才叫怪，不像郭沫若、郁达夫、张资平、陶晶孙，个个具备风流气质，往往是一边受着“小日本”的气，一边交桃花运，享受日本女子的温柔妩媚，受压抑的能量多少能够得到一点释放，唯其如此，他们对日本也是既恨又爱，爱恨交加。在这一点上，成仿吾与他的伙伴拉开了距离，他对日本可以说只有恨没有爱，尽管这种恨未必有明确的理由。由于自身无法克服的局限，成仿吾只能在书本里消耗生命能量，无缘通过爱情释放生命能量，日积月累，造成变态心理，成为一个“女性厌恶者”。对此，成仿吾也有自知之明，在1924年3月28日致郁达夫的信中，他这样写道——
关于我结婚的事，我以为你此后倒可以不要再为我忧愁，因为我只要听到了女人二字，就好像看得见一张红得可厌的嘴在徐徐翻动着向着我说；“你虽然年轻，不过相貌太不好，你的袋里也没有几多的钱。”托尔斯泰生得丑陋，每以为苦，但是他颇有钱，所以倒也痛饮过青春的欢乐。像我这样赤条条的人，我以为决不会有什么女人来缠我，对于一个misogamist（婚姻厌恶者），这倒也不是怎样坏的境遇。
成仿吾后来转向文学，放弃学习多年的工科兵造专业，与这种心理压抑应当说有很大的关系。郭沫若曾这样评论他的文学创作：“仿吾初期的诗和散文是形成着一个奇异的对照的。他的散文是劲峭，有时不免过于生硬。他的诗却是异常幽婉，包含着一种不可捉摸的悲哀。你读他的诗，绝对联想不到他在学造兵科，是和大炮、战车打交道的人。” 这种“不可捉摸的悲哀”里，肯定有生命本能受到压抑的因素。然而成仿吾毕竟不是那种通过文学创作就能得到自我救赎的人，他曾发心研究托尔斯泰，却很快放弃，显然托尔斯泰的“非抵抗主义”不对他的胃口；后来又研究屠格涅夫，也是不了了之，显然屠格涅夫的“渐进主义”不符合他的激进的政治理想，总之越到后来，文学的画饼充饥越不能满足成仿吾，成仿吾最终放弃了文学，回到大炮与战车——当然是中国共产党指挥下的大炮与战车，成为万里长征途中唯一的大学教授。他一生的轨迹可概括为：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到“革命”。
回到《东京》。成仿吾写这篇文章时，正苦闷到极点，也亢奋到极点，正如他在信中向郁达夫倾诉的那样：“从小深处僻地的家中，全然没有与闻世事，十三岁时飘然远去，又在异样的空气与特别的孤独中长大了的我，早已知道自己不适于今日的中国，也曾痛苦过命运的悲惨，然而近来更觉我与社会之间已经没有调和的余地了。我要做人生活，社会强使我苟且自欺；我要凭良心的指挥，社会便呼我为疯狗。这样的状态是不可须臾容忍的，而我所有的知识没有方法可以使我们自拔出来；在这样的穷境中，我终于认识了反抗而得到新的生命，不错，我们要反抗这种社会，我们要以反抗社会为每天的课程，我们要反抗而战胜！”这番话告诉我们，成仿吾内在的焦虑在外部压迫的刺激下日趋升级，变成一种“为反抗为反抗”的激进行为，在这种迷狂的状态下，斧法紊乱，伤及无辜，是不足为奇的。梁实秋曾这样批评他：“你未免太气盛了！嫉恶如仇，心直口快，原是我最佩服你的地方，对于正义的热情有时太急烈了，时常反而自陷于理论的错误而不自觉。” 鲁迅也讽刺过成仿吾过激的革命姿态：“好似革命一到，一切非革命者都得死，令人对革命只抱着恐怖。”说得都很到位。从这个背景看《东京》一文的非人道主义，就非常清楚了，与其说成仿吾在日本受了太多的鸟气，不如说他内心积压了太多的负性能量，正好借关东大地震释放一下。他的失态，令人感到历史的沉重。
责任编辑：艾 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