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听人说，历史不堪细看。无非人无完人之意，于是回眸总令人心伤。但心伤不能成为目的，进而借鉴，或者引发深思，才是我们回眸的终极目的。近来我是常常以文人为例去思考那一种触目惊心的往事，结果或许没有什么惊人之处，但重要的是我们思考了。

 

周扬的目光

王蒙曾在一篇文章里回忆说：周扬病瘫后，他与人去看望。其时周委顿在床，连话都说不清晰，一世之雄也敌不住残酷的病魔。但周扬到底是周扬，当听到王蒙偶然间说及某个文艺座谈会时，立即敏捷问：“什么会？”话居然十分清楚、流利，一点都不像一个病人。而特别给王蒙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他的那双眼睛，犀利、威严、冷峻、警觉、灵敏。在这样的沉疴的情况下，一触及乎文艺，他竟有如此超越常人的反应，尤其目光的威凌依然咄咄逼人，由此可见周扬的目光，是怎么的凌厉可畏。

评说像周扬这样的争议性的历史人物，真的很不容易，稍一不注意，就可能流于轻佻。以不佞之能力，自然捉襟见肘，未必能讨得好来，好在我这不是论文，也不拟作全面的评述，不过说些拙见，未必准确，无非一点思考耳。窃以为于任何历史人物，都切忌超越其所处的历史背景，与时代环境来看待，即如周扬当也不能例外。因此把当时文艺上的一切过失全都诿于周扬，当然不算得十分妥当。因为此时的周扬更多的是被当作一过河的卒子，或者是一种政治的工具。看他在台上攻势凌厉，不断消灭“敌人”，好像无限风光，但其内心未必就好受，夜静更阑，或者午夜梦回，宁无“兔死狐悲”之怛惕乎？掩藏在威严、凌厉、冷峻之下的警觉、灵敏，相信才是其最真实的内心反映——他怕跟不上瞬息万变的政治形势，更怕领会某些意图有误……更可悲的是他这内心的痛苦只能深埋在重重的帘幕中，连个倾诉的人都没有。在他那儿常常只有下属，却从来就没有朋友；而更加不幸的是，他即使当了官，本质上仍然是一个文人。何满子先生对此始终持不同看法，以为周一开始就非纯文学家，是两栖人物，后来更是“政治船”而拖带“文学船”，并借鲁迅之言，称周为“奴隶总管”，无是非曲直，“哪怕整死多少人，他是无介于心的，只要遵从上级的安排就是。”他甚至不同意周后来“忏悔”的说法。是不是如此，恐也难一语以定。说周是“奴隶总管”大约是不错的，这不外乎以上“工具”云云的另一说法，无非是丢掉了自己的思想，心甘情愿，甚至踊跃地充当打人之武器，在这一点上，周扬大约是负有无可推卸的责任的。但说他晚年的“忏悔”是假的，恐也未必，人总会有改变的，何况历劫之后，自己体验到被整的滋味，反思及“忏悔”都是可能的。

对于周扬，应该说是可以“盖棺论定”了，虽然“整整一代的文学沙化和知识群体的失音”，他不能负全责，但“其‘功’也大焉。”（何满子语），不过更值得人们深思的并不是这些，而是为什么会如此的原因。是周扬本人性格所造成的吗？或许可以从中分析一二，但我总觉得这么的分析仍嫌未到其位，也就是说仍囿于个人的纠缠上。其实在一个泥沙俱下的时代，个人的作用，除非某个特殊的居于神位者，大多影响力都很有限，导致恶劣的结果的，常常是在某种强权压力之下的“万马齐喑”的身不由己，这时即使不屈服，你的精神也已软化，最有良知者也不过选择了缄默，更多的却是附和与追随；因此，清末之龚自珍沉重地说：“万马齐喑究可哀”。

现在再纠缠周扬的是与非，到底意义不是很大；我想，周扬在历史上更重要的意义，应该是提供一种现象，让我们这些后来者，包括知识分子去反省与深思这么的一个问题：当铺天盖地的政治浪潮席卷而来时，面对强大的压力，我们的思想，乃至良知，应该如何妥善安置？

 

话说胡风

近日见到那套湖北出的《胡风文集》，几乎吓了一跳，是用一种黑色做封面封底，整体感觉是沉重甚至有些令人压抑，这似乎让人想到了书的作者的人生。在当代文学史上，胡风是一个凄楚悲怆的符号，谁也抹不掉它给我们的这一份沉重的悲剧色彩。但提笔写胡风，我却想尽可能地摆脱掉某些感情化的成分，竭力平和地，客观地来说，从以上标题所透露出的正是这么的一个信息。

我一直感到疑惑的是，同为左翼文艺理论家的胡风，在衷心地歌唱毛泽东伟大，歌唱崭新的社会主义新时代之后，仅仅不到五年的时间，就成了人民的公敌。他口蜜腹剑，是如林彪那样的政治野心家吗？不是的，据李辉的《胡风集团冤案始末》所写，胡风的歌颂是真诚的，他对这个翻天覆地的新时代充满了激情。作为一个保留着率真性情的书生，他耿直、天真，但又敏感、固执。这就造成了他后来的人生悲剧。他衷心地拥戴，写出了激情澎湃的《欢乐颂》，其执拗程度甚至如后来贾植芳所说的，“有忠君思想，像晁错一样，认为皇帝是好的，只是小人多，想清君侧，这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思想。”因此，自诩坚决贯彻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党的文艺理论家周扬、何其芳、林默涵、袁水拍们说他一贯反对毛主席的《讲话》，是冤枉煞了。胡风并没有反《讲话》，他所坚持的是在贯彻中灵活地运用，而不是机械，一成不变的图解。这些从现在看来都是有相当正确意义的意见，可是在几十年前的那个特殊的年代，就只能连同他的一些其他观点（如主观战斗精神等）一同变成了与主旋律不和谐的杂音，归于被清理之列。从胡风的《三十万言书》，我们可看出他只是一个天真的诗人，于政治上一毫不懂，他把自己同周扬们的分歧，错误地理解为历史上小宗派间矛盾的延伸，把这些都归结于文艺上的争论。建国之后，如胡风集团前之批电影《武训传》，批俞平伯资产阶级红学思想，以及之后的“反右”，“文化大革命”等等，无不是这一要求的具体体现，因此在这么的一种使命下，周扬们也不过一种推行的工具，而这种历史的趋势一如滚滚而前的车轮，这也就注定了胡风们灾难性的命运。或许只有从这一点上去思索，我们才能理解胡风事件，由原来的文艺“小集团”，最终升格为罪大恶极的“反革命集团”的原因。

翻开那段历史，不能不令人感到悲哀，在政治的压力下，更在一种原罪感的驱使下，许多著名的知识分子纷纷真诚地表示了忏悔，同时不顾惜地抛弃了原来的思想，艰难甚至是蹒跚地去接受另一种所谓正确的世界观的改造。正因为这种接受改造“态度的真诚”，就益发地令人哀叹。而因此也更映衬出胡风坚持独立思考，不放弃固有观点的可贵。不管他的文艺思想有否存在局限性，敢于独立思考的精神就已使他的人格高出了同时代的大多数知识分子。或许整个二十世纪后期，正由于有胡风、顾准、梁漱溟、马寅初、遇罗克、张志新等这么一些敢于保持独立思考精神的思想者的存在，才使那时的中国仍然充满了希望。

把文学理论认识的分歧变成一种政治事件，最后借助强力将有关人员“肃反”掉，这无论如何都是令后人感到颤栗的现实。在胡风们一而再地平反了之后，我们的心情依然难以平复，这也是我写此文的原因：不是总结经验，是一种反思。据说在宣布胡风为“反革命集团”时，同为文人的人们“相煎何急”，可是吕荧，一位学究气很浓的弱书生却敢于仗义直言，说这不是政治问题，是认识问题。他竭力想使分歧的争论归回到文艺上来，这是一种理性的有见地的观点，可惜在当时只能招来毁灭性的打击，他为此付出了可贵的生命。

 

心平气和话舒芜

舒芜的出名，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反胡风” 的那场文坛上著名的公案。于舒芜来说，这是终生之噩梦，梦醒之后更多留下的只能是长久的痛。因为他的主动配合，成了致胡风死地的重磅炸弹，实际上充当了《圣经》中犹大的角色，就颇有些令人不能容忍，如同为“胡风分子”的何满子们就一直不愿意饶恕他。或许多少受了些影响，于舒芜在一段时间里，我是存有成见的，甚至因不齿其人，连其文也不想拿来读。其实这种带有明显感情色彩的偏见，是不足为训的。

近来，随着马齿之增，对某些人与事已少了些感情上的偏激，因为那往往容易盲目，好与坏都拘囿于成见，所见的未必真实，或者说公允，这对于历史事件中的人物，尤其如舒芜者就不很公正了。虽说古人推崇“盖棺论定”，但往往不能，盖了棺，甚至骨朽肉销的，有时若干世纪后又可能会有另外的一种截然相反的评价。最典型的如秦始皇，这位“千古一帝”的始皇帝相信做梦也想不到两千多年后，他会咸鱼翻生，由臭变香。这似乎也证明了论定一个人之难。

 作为后来者，于作古的历史人物，或者未作古的历史人物，其实更好的办法是跳出当时的是与非，甚至不以一时一地去看待历史人物，感情的因素，尤其当事人带情绪化的评判，通通要回避，力求以一种心平气和的，较客观的态度去面对，去分析，这或者不能说绝对的公正，起码显得比较的客观。这就是我当下对舒芜的态度。下面所言事实上也不能算是评论，自己想以一千字左右的篇幅来评说这位敏感人物，是一种可笑的不自量力，那么，只能算是“姑妄言之”的闲话耳。

舒芜的行为是否应该不齿？答案是肯定的。但更深一层上去思考，舒芜的悲剧同时也是所有知识分子（包括胡风），乃至整个民族在某一个特殊阶段里的悲剧。你尽可说他们天真，或者理想主义化了当时的社会，但最重要的，也不能隐讳的却是，几乎所有的人在当时都丧失掉了自己的思想，盲目地服从于一个头脑，并以之是非为是非，这才是无数悲剧发生的根本症结所在。如果当时有更多的人保留下一些思想的独立性，相信情形或许有些改观也不一定。事实已是既定，任何的假定其实都是毫无意义的。那么，于此种历史的大背景下，我们再去谴责舒芜，这个具体的小人物，就会显得一不太客观，二有避重就轻之嫌。因为当时胡风的命运，是“钦定”了的，即使没有舒芜的“立功”表现，他也逃脱不了。舒芜只不过是“无耻”地以行动来洗刷自己，换言之，是一种违反道德的自我救赎。但是，从历史的情况看，像舒芜的表现，显然不自他始，更不自他止，而且数量不少，还不仅限于知识分子。这才是令我们感觉到最可悲哀的。“四条汉子”之一的夏衍先生后来反省说：“试看整人者，人亦整其人。”话说得何等沉痛。当然，历史的责任，如果让个人来承担，不仅不合理，也太沉重了。何况值得反思的，恐怕不仅舒芜一个人而已。应该说，舒芜还是有所反思的，最重要的是拾回了自己曾经丢失的思想。如近日我读到他的《平凡女性的尊严》，就不时闪烁着独立思辨的光辉；这大约可算是痛定思痛后的舒芜，在默默地反思之后的奉献，的确令人欣赏。

 

沈从文的遗憾

作为文学家，我们对沈从文先生的正当盛年，就因为郭沫若的一纸檄文、一顶“粉红色小生”的帽子，过早地退出文坛而感到了遗憾。沈先生无疑是大师级的人物，虽然总是自谦“乡下人”，说自己的作品是“习作”，但其《边城》与《湘西》，完全可以超越时空，是能够传世的。然而，这令人喟叹的遗憾，让我们感到的却是一份深深的惋惜，这更多的是属于对天妒其才的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感慨。而我这里想说的遗憾，是另外一个层面上的遗憾。什么遗憾呢？即所谓“人格殇”，缺失独立思想与人格的悲哀，于是有人以《两个沈从文》表示了这么的一种哀叹。人生活在这个世界里，往往可能是多棱，而非单纯的“清水白菜”，两个，甚或三个，实都不足以为奇，何况有时又是生活在某种如噩梦似的特殊的社会环境里。伍立杨先生说：“试想在格别乌（克格勃）那样的机制当中，在盖世太保肆虐的社会气氛里面，在齐奥塞斯库的军警监控之下……刻意的折磨，令人生不如死，然后粉碎阁下的信念和意志，消灭信仰：如不放弃，予以毁灭性的打击，直到生命最终消灭。”这种状态下生活的人们，即使号称“灯塔”与“良知”的知识分子，你还能忍心苛求他们有独立的思想与人格吗？宁愿毁去臭皮囊，也不丧失思想人格的，当然也有，如坚持真理，惨遭火刑的伽利略，如前苏联“白银时代”作家，如傅雷先生。但人各有其性格命运，我们不能要求每个人都是这样的人物。

沈从文不可能成为伽利略、傅雷式人物，他有自己执拗的坚持，在经历了一段迷茫的痛苦之后，他选择了放弃与重新开始，也选择了一种龟壳式的自我保护，这都无可厚非。但我们应该看到，沈从文也曾努力想融入这种新的社会状态，因为他真诚地相信这是一种美好的社会。在《劳动感想》中，他写道：“脱离人民过了六十多岁，过的完全是寄生虫的生活，不以为耻。……但手中的笔还得用，将可用到讴歌这个地方人民的一切新成就。”可惜他有些盲目的乐观，看不到某些别有用心者的“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结果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做出了一些损及自己人格的事，如在某些场合上急于表现自己的“革命”，从而伤害了另一些善良的不幸的人们。比如萧乾，在一本《风雨平生》口述自传中，就回忆了沈先生，1957年“反右”时，曾“揭发”其与“美帝国主义勾结”；1972年，又曾声色俱厉地与好心为之呼吁解决住房困难的他“划清界限”。后来，萧乾说，这都是沈先生为了表示自己在政治上的“优越性”。我但愿相信，这仅仅是萧乾的揣测，而沈先生这么做，更多的还是出于自我的保护。因为以沈氏的性格，谨小慎微或许有之，夸示自己政治上的“优越性”，恐怕仍不至于吧。想想，那年月的知识分子，恐怕谁都活得不会轻松。夏衍先生有一首《整人歌》云：“闻道人须整，而今尽整人。有人皆可整，不整不成人。人自由他整，人还是我人。试看整人者，人亦整其人。”谐谑中带着泪水，不过这正是当时的写实，沈从文何能例外？有人据此而慨叹，知识分子因此沦为了没有思想及人格的小丑。这似乎有些苛责，当一个不把人不把知识当回事的时代，“肉体皮囊或许都不知何处去了，还有什么自由思想，又哪来酣畅淋漓的使酒骂座呢？”（伍立杨语）在这世界，思想家总是少数，即是大师也不能等同于思想家，因此于沈从文，其遗憾当如日月之蚀，惋叹可以，苛责就有些不合乎实际，及不近人情了。

不过，令人庆幸的是，这种把人（包括知识分子）变成鬼的时代，终于过去了，但愿永远成为历史。

 

是非早已凭人说

浩然终于自人生舞台谢幕了，不过这似乎并不令人感觉意外。因为与别的作家不同，这位“八个样板戏一个作家”（茅盾语）的作家，早就是历史里的人物了，是与非如梦魇已缠绕他近三十个春秋，其心情之沉重，我想他是到死都放不下的，——愿他安息。

知堂老人说过这么一句话：“天下最残酷的学问是历史。”这话令我心头沉重了好些时日，对于当事人、他人，历史总是残酷的。有一句俗话：“身后事谁管得？”当然于死者是管不得，结果是与非就只能凭人说了。但浩然不同，他的是非早已凭人说了，尽管活着的时候他心有不甘。记得1998年他曾借助过一篇访问记披露了“惊人”的观点，为自己辩解。其观点概括如下：从未为所创作的作品（《艳阳天》、《金光大道》、《西沙儿女》）后悔，相反，为之骄傲；在“文革”间对人民和社会有贡献，以及称自己是“亘古从未出现的奇迹”。此论一出，一片哗然。在否定“文革”那么多年之后，浩然的内心仍停留在那个虚假的美丽的梦幻中，也难怪人们要感到震惊、不满。其实不奇怪，据不少人的回忆，即使成了作家，浩然身上始终保持一种农民式的质朴，或许这也使他有着农民式的固执。不过，以上的观点有一点还是说对了，那就是称自己是“亘古从未出现的奇迹”，因为一个只读三年半书的人，在哪一个时代都不可能成为一个风靡一时的作家，只有在共和国成立到“文革”期间才有可能，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这是浩然，以及同时代的工农作家们之幸，说“亘古从未出现的奇迹”，也未尝不可。但倘因此而罔顾事实，以自己“美丽的梦”来赞美一种残酷的历史，就不只有违作家的文德，且也有违作人的准则。

不错，“文章是自己的好”，正如自己的孩子，多歪瓜裂枣，也还是有所偏爱，何况那些作品都是自己心血的结晶，虽有“高大全”的迎合，自己也还是认真，自忖没有完全脱离现实生活而写。这都可以理解。只是这生活是一种歪曲了的真实，而创作也是一种先有思想而后的创作，再怎么认真，也总摆脱不了先天的缺陷。因此正如笔者在一篇旧作里所说的，“无论作者怎么不乐意，矫饰和炫耀，《艳阳天》之类伟著存在的价值不外乎起历史镜子的作用，为更年青一代的中国人提供文学的标本，让它们了解那场‘浩劫’中产生的文学究竟是怎样的一种模式。”即使已过去十多年了，我的看法仍是如此。这么评说好像有些苛求的样子，其实，这远不只是针对浩然而已——不幸者是他后来的辉煌，使他成了一个时代的代表性人物。那个时代的文学作品，甚至可以再往前溯，即使公认的名著，都或多或少地带上了时代局限性的烙痕，以农村题材的为例，比如赵树理的《三里湾》、柳青的《创业史》、周立波的《山乡巨变》、陈残云的《香飘四季》，莫不如是；因此，浩然的悲剧，其实也是那个时代作家的悲剧。但深思之，这又何尝仅仅是作家的悲剧？更是一个时代的悲剧。

时代的悲剧让个人去承担，未免太残酷了。浩然完全可以像更多的人，走出历史的梦魇，寻找新的路；可惜浩然毕竟是浩然，那段时光是他创作的黄金岁月，如果抽掉那几部巨著，作为作家的浩然就什么也没有了，或者这才是他誓死捍卫的理由，也是他的可爱之处。不过历史是残酷的，并不因此而改变。浩然当然是有资格走进当代文学史的作家，缺了他历史反而不真实，但他不是以文学成就，而是以一种现象，一种符号，甚至一种警示的意义而存在，这将是毫无疑义的。 

 

责任编辑：艾   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