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的春天 ，开封街头的洋槐树开始努出米粒大的青色花苞，不久它们就会开放出一串串雪白的花朵，把腻人的甜香弥散到古城的大街小巷。这时，我感到了自己身体的变化。
其实，那时候，我认为自己已经像那些老槐树一样历尽了沧桑，被来自北方的旷野之风吹得枝干佝偻，树身斑驳。我已经历了很多很多，比如爱情上的搏斗和挣扎，比如政治上的狂热和挫折，比如友谊上的患难与共与背叛，比如文字上的尝试和实践。
我觉得自己已经很成熟了。
因此，身体上的变化应该是顺理成章的。我欣然接受了这个变化，虽然不可对人言的不安和期待曾经像大水一样淹漫过我，真实的我却躲藏在潜意识的恐惧中，不以真面目示人。
那是由于我怀孕了。
由此，作为女性，身体上的成熟基本已经得到确认，但作为认识一些汉字并渴望用汉字表达的女性，我还有另外一些憧憬，那就是文字。成熟老辣的文字，精道犀利的认识，深刻独到的思想，风格稳定且自由独特的表达，心灵的歌与哭，这一切，与我的生命有连接的地方吗？现在，它们如两根并不平行的线体，在同一个时间的不同地点生成并向同一方向延伸，注定要交叉在遥远的前方，只是，延伸到什么样的距离才能到达它们的接点呢？
现在，我的生命的线条已经健康地蔓延，文字的线条却生成得弯弯曲曲，像一条在地里拱土的蚯蚓，于黑漆马虎中，忽左忽右忽断忽续地艰难穿行，拐来拐去地在我生命里留下了痕迹。
那一年是1979年。
在此之前，禁欲的时代，我出于对文字表达的爱好和憧憬，在内心没有任何骚动的情况下，偷偷地在日记上用文字描写过同桌少年的样貌，那是一种素描，被人偷看，引起大哗，影响过我的前程。但这些文字只与我的身世有关，与灵魂的连接还早着呢。
文字与生命不能衔接，这是我在１９７９年的焦灼和茫然。
1979年的焦灼
的确，１９７９年的焦灼并非来自将为人母而引起的对时光流逝的感叹，也不是作为一个家庭妇女被日常事物占据了时间的恐惧。而是文字怎么都无法与我的生命相连接，它们游离于我的生命之外。我所使用的那些文字，在某种意义上，只是些文字而已。是为了文字的文字，虽然与理想有关，但却与生命无关。
那时，我用文字组成过不少东西。前面所说的素描是我第一次试图用文字来描写一件事物，但它带来的恶果是很大的。我写作的时候，艰难地把在过往的阅读中获得的意象和只言片语，改头换面地重新组织起来，记录到我的小本子上。那个时代，这已经是精神不健康的表现了。仅仅为了以后的表达准备素材，我竟然会如此地越轨。可见，少年的我，对文字表达的渴望是多么的强烈。
当知青的时候，我就被抽调到市里搞集体文艺创作。
在相国寺藏经楼嘎吱作响的二楼上，古老的经卷早已不知佚散到何处，只留下空旷的大屋供我们居住和写作。清晨，有燕子呢喃在挑檐下，一阵风过来，燕子像黑色的箭矢一般掠去，檐角的风铃叮当乱响。黄昏，有蝙蝠冒冒失失地闯进年代久远的雕花木窗，在高大的梁间乱飞。夜间还常有野猫的嚎叫，从外面传来，打断我们的文思。只有在白日阳光刺透窗纸的时候，才能看见年代久远的灰尘，在被割成一棱一棱的阳光中漫舞。我和企业抽调的干部、机关刚分配来的大学生、文化局的职员、工厂的文艺骨干一起，几乎是不分昼夜地，或席地而坐，膝盖上放着稿纸沙沙书写，或趴在席子上，双手撑起头颅，搜索枯肠。其间，我写过歌词，还写过剧本，也写过曲艺。我无师自通地把戏曲的唱词写成“三三四”，把歌词写成“ＡＢＡ”或者“ＡＢＢ”。我们胸中澎湃的激情和所写的激昂的颂歌，充满了响亮的阳光与火红的色彩，与周围的环境一点也不协调。作为许许多多的知青中唯一被上级发现的写作人才，我的感觉莫名的好。
带着这种极好的感觉我上了大学，在河南的某个县剧团实践的时候，写过一个三幕剧本，杜撰了一个生产队，在即将春耕的时候，一个杜撰的对党心怀不满的地主分子，教唆村里不懂事的儿童，试图把耕牛毒死。杜撰的有着高度责任感的妇女队长（满怀革命激情和警惕性，未婚，简言之是个美丽的铁姑娘），查找线索，顺藤摸瓜，把教唆毒死耕牛的地主分子抓了出来，教育了不懂事的儿童，以后春耕得以顺利进行。
由于唱词很美丽，也由于政治上与时代同步，情节上合理，结构上也严丝合缝有头有尾，被县剧团的领导大大夸赞了一番，排练了以后，在县里的剧场连演了三天。据说，卖票的时候人头涌涌。其时，我已经回到了大学，这个消息是那个县的同学暑假回来后告诉我的。
我以为，我的文字得到了承认，我得意地把剧本拿给大学里教写作的杨栋臣老师看，杨栋臣老师浏览了一下我的剧本，轻轻地递回给我，说：“唱词很美，但以后要写自己的东西，这种没有个性的文字，还是不要再写了。”
杨栋臣老师的批评在他与课堂上教给我们的不同，我很错愕，但在内心不得不承认他是正确的。然而，当时，我很尴尬。在杨栋臣老师简朴的家中，我陷入了不知所措的境地。我内心极其认可杨栋臣老师的意见，但我写什么呢？很长一段时间，我没有再利用文字。我甚至很痛苦。
但我很感激杨栋臣老师，他是第一个对我的文字提出如此之中肯的批评的人，在那个时代，他只对我一个人提出了这样的要求。这个批评似乎是浸入了我的灵魂，伴随我一生，使我终生受用。
是的，为了文字，我曾经痛苦过，这种痛苦的来源可以追溯到我的另一位老师，他叫王润本，是我小学时的语文教师。
王润本老师来自豫东的农村，师范毕业后留在开封市县街小学任教，是我从三年级到六年级的班主任。他对我的语文水平很欣赏，曾为我的作文打过９８分，说我作文的思路与别人不同，并在课堂上不厌其烦地诵读我的文章。丁毛毛后来打趣我说，王老师当时在课堂上嘴都笑歪了。王润本老师曾经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对我说：“好好写，你长大了可以当一个作家。”“可以”本身存在歧义性，但我只接受了其中的一个含义，就是我“能够”当一个作家，而对其中表达志向选择的含义视若不见。王老师的这句话，像一阵清风掠过我的心头，并作为我的秘密，在我心中涤荡了很多很多年，成了我痛苦的根源。我把王润本老师的话当成一个预言，使我在以后的时日一直对自己的文字有着稍高的期待，我甚至认为，一个作家的名头终究要降临在我的身上。但这是一个隐秘的期待，我甚至羞于让别人知道。因为我的内心告诉我，那也许是一个狂妄的不自量力的期待。
为了这个由于我的错觉而生成的预言，我把小时候的时间大部分用在了阅读上。
有一个月亮门犹如浅浮雕一般，成为深刻地镌蚀在我脑海中的记忆景象之一。那个有着月亮门的小院子，坐落在当年官家的花园里，是父亲机关的图书室所在地。小院子的青砖甬道上布满了青苔，青苔的尽头就是人迹罕至的图书室。我撩开竹帘对满头白发的李伯伯笑了一笑，就一头扎进书架之间的通道里。我像一个饕餮之徒，迫不及待地把满怀的图书倒在阅览桌上，大口大口地吞吃起来。我囫囵吞枣地浏览一切可以到手的书籍，我的错别字就是在那时开始根深蒂固地植根于我的记忆中的。很多字我还不认识，只好猜测，在以后的岁月里我把这种猜测而来的读音当成了正确，儿时的错误记忆，有一些牢固地跟随着我直到今天。
再后来图书室的书已经不能让我满足，我就到处搜寻能到手的一切文字。一些我至今还记得，记得赫尔岑评价一些俄罗斯小说的雷同时说，风雪交加之夜的驿站，站站倒毙的瘦马，时时准备抢救上尉的女儿的骑兵，动不动就晕倒的贵妇……还有某个小说里对男人的期待，叫做“勇猛如狮子，温顺如羔羊”，《一千零一夜》中对公主和哈里发美貌的描写常常用“如新月一般美丽”等等。
可是，阅读后的我，到哪里去找一个上尉的女儿或者快嘴李翠莲来当我的模特呢？生活是那么的庸常。我曾经让身边的男同学当过我的模特，然后我就遭受了挫折。这不仅是创作上的教训。其实当时由于文字使用上的生涩，艰难，与内心无关等等原因，使我写作时曾经充满了厌恶。为了当作家而生成的文字，就是这样折磨着我。
近期的阅读则让我收获较少，使我对写作更加充满了渴望和恐惧。
那时，刊物和报纸上发表的小说描写的不是先进分子与落后分子之间的矛盾，就是阶级矛盾。但是生活中哪儿有截然的先进与落后呢？我周围的人哪个不是庸庸碌碌，既有好也有坏呢？先进不是英雄，落后也未必就是敌人。阶级斗争真的时时刻刻存在于我们的身边吗？编造与虚构不同，因为编造的结果是虚假。虚假的写作是制造恶心的最佳方式。
作为阅读和教学范本的散文，大都是对大自然的精心描摹后加上一点咏叹，即所谓题材的升华。当它成为了一种模式后，我试图按照这样的模式写作，也发表过这样的作品，但我同时问自己，这就是你的真实吗？我们果然升华了吗？外部世界真的进入到我们的内心了吗？
小学老师王润本给我栽种了一个痛苦，在１９７９年，当我享受着一个生命即将降临的喜悦与忐忑时，它发了芽。
大学老师杨栋臣老师给了我一个忠告，在１９７９年，它深深地植根于我的内心，把我的灵魂搅荡得焦灼不安。
阅读则使我无所适从，从中我找不到适合自己的文字方式。
1979年，我抓不住题材，我不敢碰触内心，我对写作充满了厌恶和期待，我十分焦灼。
是的，1979年，不知道是时代的问题，还是我自己的问题，作为一个写作者，正处于焦灼和茫然状态。事实上，在禁欲的、就连心灵自由也被禁止的时代，我无法突出重围，在心灵的世界里自由翱翔。因此，文字作为我个人的爱好，被我极力地使用时，显得那么虚假、不恭，而且无力。
此刻，开封城的洋槐花已经干枯飘落，在街角的避风处聚集成垃圾，满城的甜香不再，我挺着大肚子，艰难地蹒跚在生命的旅途上，我的文字不知何时才能与我的生命连接。
天色微明
我怎么能够甘心，王润本老师的预言时常前来骚扰，杨栋臣老师的批评与指引言犹在耳。焦灼因此而来。
焦灼是我的，当然也是时代的。题材受到限制，心门尚未打开。文字只能为某种主流观念服务，只能在有限的框架里腾挪，文学创作被理解成了文字上的出新，人物性格上的新颖，事件上的新鲜，结构上的独特，而最重要的思想的搏斗和心灵的挣扎以及灵魂深处的探究这些文学创作的主要命题被人遗忘或者抛弃。作为一个在内心有着固执个性的人，痛苦理当降临到他的身上。
此后的二十年里，我试图冲破这种痛苦，参加各种各样的笔会，结交了不少酒朋诗侣，在各种场合被各个文联当作新秀培养，但是他们最后都失望了。我总是在写出一些文字被发现后，立刻转移了阵地。
我实在愧对那些对我寄予期望的人们，他们刚刚让我在一个小说研讨会上发过言，我就抛弃了小说，开始写诗歌了。刚刚发表了我的一首诗，我就又开始写散文了。刚刚让我代表散文作者发表过领奖感言，我又不写了。他们不知道把我归到什么类别里，只好把我抛弃了。毕竟，一个青年写作者的成长与否，是他自己的事，并不关乎国计民生。只有我自己，感到很羞愧。
我不是不能写作，小说、诗歌、散文等等文体我都触及过，也发表过。只是那种写作是如此苦痛。文字不来自心灵则生涩而不灵动，表达不来自灵魂则浅显而不深刻，关注外部世界使认知和呈现趋同大众一，新观念的抄袭与贴牌是我之不屑。因此写作的过程显得那么令人恶心，堆砌的文字变成铅字丝毫不能引起我的快感和自豪，我甚至不想再看见它们。每当有人夸奖我说我的文字很美时，我都差一点哭出来。
我的这么频繁的转移，使一些人对我的个性产生了怀疑，他们认为，我是个喜新厌旧的人。
其实，我自己知道，我没有找到自己的位置，我在摸索，东捞一把，西摸一把，摸来捞去，捕不住自己的鱼。
但我还是很努力的，在时代的引领下，我努力地关注外部世界，经常进行所谓的“采风”。有的是有人组织的，有的是自己去的。去山东开会后写了《我们要去看日出》，在嵩山写了《挑山的汉子》，听到邻居家吹箫就写了《箫声如水》的诗，在兰考写了《泡桐花》和《黄河走笔》。听听，这都是些什么标题？一眼就能让人看到底的东西。任何人都能写的东西。它们关注的都是外部世界，即所谓自然与社会。而灵魂呢，仍在堆砌的文字之外徘徊。
我时常与诗朋酒侣们交流，把自己的作品拿给他们提意见，那个《挑山的汉子》就是一个文友给我改的。本来我是写嵩山的质朴的，树不密，山不峻，像河南的农民。但文友嫌我升华不够，平白把一个汉子添到了我的作品里。我很感激他，但又对这样的文法感到厌恶。原来文章就是这样做出来的，这使我失望透顶。一个作家就是这样炼成的吗？
我宁愿不当这样的作家，因此对发表文字丧失了兴趣。
作品见报，一些人梦寐以求的结果，就这样几乎是永远地被排斥到能使我喜悦的不多的事情的范畴之外。
慢慢的，我卸掉了重负，我对文字的爱好变成了真正的爱好，与发表无关，与成名无关，与能否当个作家无关，只与心灵和心灵的表达有关。
在文坛不愿谋，不想混，只好回到心灵里。我揶揄着自己，心中也不是没有对自己的敬佩。
如果说我的小学老师王润本为我栽种了一颗有关作家名头的种子，至今却只开出了一朵文字表达爱好者的花。知道了这个结果，他是喜悦还是沮丧呢？
我却很欣慰，因为我觉得自己终于知道了使用文字的乐趣所在，领悟了杨栋臣老师。
乐趣体现在不同的人身上，含义是各不相同的。一顿红烧肉是饥饿的乞丐快乐的源泉，船上漂落的一根稻草是溺水者快乐的源泉，存折上添了个０是发展商快乐的源泉，在谀词和逢迎中陶醉是名士快乐的源泉，混迹于青楼和觊觎邻家寡妇是登徒浪子快乐的源泉，各种人都可以用各种方式在社会中找到快乐，不是挺好的吗？
我并不厌恶那些为了吃饭卖文的人。你有什么理由把生存这样最基本的需求看成是龌龊的呢？文字的功能之一就是可以卖钱。我们不也是在出卖自己的文字吗？当你不能做工不能种地不会经商也不会发明的时候，你只能干这一行。
我所在的报社给我工资，职业要求你写版面需要的东西。文化名人的专访，明星的特写，座谈会的纪要，文艺界的消息，画评、书评，间或在补白的时候写一点杂文，或者为摄影作品和画作配一些小诗。后来我到了出版社，出版社也给你工资，又是职业的要求，你要写稿签，写选题报告，写市场调查报告，间或为一些书籍和文章写评论。后来当了一个小部门的掌门，又要沉浸在文牍之中，经常写一些“等因奉此”，用现在的文字来说，就是“以上当否，请批示”。
以上都是文字，但都是“不动声色”的文字，都不是使我自己快乐的文字。虽则如此，大量的写作任务，毕竟锻炼了我的笔，文字不再生涩做作，流畅起来，就像一滴滴山泉汇集成了一条小溪，在山谷里叮咚蜿蜒，渐渐地汇入汉字组成的我真正意义上的写作中。
等着吧，不久，使我快乐的文字即将在这种心灵轻松的状态下生成。
因为我已经明白，你就是生活，生活无处不在。是的，如此浅显的道理，我们为什么到今天才知道。你不是生命吗？你的生命不是在生活吗？你没有在生活的同时思索吗？思索的时候，你没有涉及灵魂问题吗？
一旦知道了你自己就是生活，海就宽了，水也深了，来自于心灵的每一句真实的话，都是创作。
而我的快乐在我自由的写作当中。我不太会说话，所以我喜欢写作，我喜欢一个人的时候对着电脑敲出一些文字，我对着自己说话。
我的灵魂在闹市的喧嚣里沉下去，仿佛躲进一个自己营造的壳。我把自己抽烟时的状态写在了我的文章里，里面有个句子让我至今玩味不止。文章中，当我用打火机点燃了我的香烟，并沉静下去的时候，我说，“一个井掘深了，一个幕帐搭严了，一个世界已被创造，听觉死了。”看到我写出这样的句子，我惊叹不已，这是我写的吗？一个庸常的写作者，一个生涩的汉字使用者，怎么写得出这样的文字呢？有仙人指引着我吗？节奏铿锵，比喻独特，描写准确，余味甚永，这是我对自己这段文字的评价。
还有（多举几个例子，你就可以知道我是何等的快乐），我写自己身在异乡的漂泊感的时候，反复用了这样的句子，“没有根，而风吹着”。
不要嘲笑我把自己的破笤帚当成珍宝，我的快乐的源泉就在这里。不管有没有人赏识，我已经很快乐了，并在以后的岁月里继续为我的句子快乐着。
更重要的是，我的文字与我的生命已经有了接触。它们不再是游离于我生命之外的东西，也不再仅仅是外部社会生活的白描，它们不是造出来的，是从我的内心流淌出来的，试图与我的灵魂紧紧粘合，它们经过艰难的摸索之后，正逐渐与我的生命接近。
是的，1979年以后二十年里，我逐渐地从焦灼和茫然的枯山中走出来，走向流淌着汉字的河流，试图在那里游水徜徉。
清风如洗
在１９７９年出生的我的女儿，已经长大。我的文字也正在成长。我不敢说，我的文字与我的灵魂已经成为一体，那是因为我的功力所限。在主观愿望上，我正在攀爬一座文字的大山，道路是那么崎岖，目标是如此遥远。但我毕竟找到了道路，也基本确立了我的文字观。
在攀爬的过程中，我得到的快乐，妙不可言。
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在写作的过程中，我收获甚多，身外的和以后的事情都不重要。犹如施与，授人玫瑰的时候是快乐的。玫瑰一旦授于人，便失去了物质，剩下的仅仅是“手有余香”。而这个“手有余香”，就是对施与者最大的精神报答。就像我的文字，一旦写出，我立刻就得到了回报，快乐就已经生成。我的快乐是否被你知道，这件事情很重要吗？
我渴望文字上的炉火纯青，但是，我还没有达到这样的境界，因为我的文字功底还没有被锻炼成精钢。它们现在不过是刚刚可以表情达意，有时甚至粗糙而且缠绕。皆因为主观上努力地想说明一件事情和一个想法，而客观上却说不清道不明，就只好缠绕起来。这令我苦恼。
我不知道此生能不能达到这样的文字境界，但我在努力。
我在河南有几个诗朋酒侣，当年的文学青年，至真的人。我经常在回河南的时候与他们倾夜长谈。在郑州的一座楼房的七层楼上，窗帘已经拉上，灯光都已经熄灭，黑暗中的话语如蚂蚁，■■■■地互相碰触着触角，爬开去又聚拢来，向着一个方向迤逦。谈话的内容每每在不知不觉中转移到文字写作上。每到这个时刻，我们总是会略带羞涩地自我解嘲，“这个时代，除了咱们，还有没有人会在深夜‘谈文学’了？”谈着谈着，大家纷纷开始自我检讨，把自己以往的作品批得伤痕累累，体无完肤。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会是这样，就像有一只大手在牵引着我们。总是这样，总是这样。
后来女友在黑暗中缓缓地说，这也许是因为我们对自己的文字有着更高的要求，对自己的创作有着永不餍足的期望吧。她的话，如同拨响了一根久已不鸣的琴弦，在我的心中颤动不已。我知道，我们都没有停止对自己的期望，我们都不会永久搁置手中的笔。
2008年，我住在一个远离广州的山庄里，几乎舍弃了一切社会往来，但是我忙得很。
绵延的王子山脉在我的楼后面延伸到看不见的远处，像伸开的双臂把我的楼房揽在山麓，山岚从山涧升起，似雾如水，群山就像漂浮在水中的一座座岛屿。我后窗的山上满是松树，一阵风过来，松涛就“呼呼”地把旷野的吼叫带进我的书房。我前窗面对的是一湾溪水，晚间，蛙鸣会给我的梦里带来和声。远处的水库躲在房屋和树木的后面，在我的张望下偶尔露一小脸，蓝色的水面就像美女的惊艳一现，在绿色的树林里诱惑似的忽而一闪又迅速隐去。在这略显荒芜和寂寥的山庄，偶尔有退休的老人牵着狗，拄着拐杖，斜挎着水壶，在山庄的弯道上散步，眼光里透出悠闲和散淡，间或有一丝柔情从中闪出，那是在呼唤他的狗只。
有一对布谷鸟，天天在我窗后的矮松林里唱和，寻觅它们的时候，总是使我想起“明月夜，短松岗”的诗句来。有点不祥，但我无所谓。因为清晨，我总是在布谷们的互相呼唤中醒来，沏上一壶茶，开始我一天之始的阅读。绿茶甘冽，铁观音醇香，乌龙隽永，而我更喜欢普洱的温厚。普洱茶温润着我的口腔，绵软、醇厚，一点也不影响我的思考和睡眠。
然后，我开始了一天的写作。
我在电脑的ＷＯＲＤ文档上虚构了人物和故事，我把人物搬来搬去，把他们分开后又交织在一起，我每天都在支配着他们的命运。我模想着自己是一千年以前的人物，用他们的口吻说话，用他们的思想在思考，假装自己是他们中间的任何一个人，并以这个人的身份和其他人物交往。试图以此来展示一个时代的风貌，诠释一个时代的精神。他们的命运驱使着我，他们的时代支配着我，使我沉浸其中，不能自拔。写到得意之处，我反复吟咏，徜徉其中，自己偷笑，乐此不疲。
同时，我迷恋上了人世间的烟火气。人世间的烟火，充满了各种人生况味，复杂、丰富、深不可测，令人难以洞穿它的底蕴。越是这样，它对我的诱惑就越大。因此，在沉静的时候，我的灵魂会经常脱出我的躯体，回到生我的城市，用俯瞰的眼光重新审视那里的一切。与我生活在那里时的心态不同。我曾经寄生在它的血肉之中，但找不到它的魂魄。现在，我试图把平常市民生活中的烟熏火燎，他们为了生存而跋涉的艰辛，以及此间体现出来的人性和灵魂的复杂淘洗出来。
我开始了对“细节”的探究，由于“最深的是皮肤”，把一个不起眼的细节深究下去，你会得到与初始截然相反的结论。
我终于有了自己的文字。我畅游在这些文字当中，仿佛游泳的人和水一块嬉戏，激起点点浪花。仿佛在森林中对着树木自说自话、与鸟儿问答、和蚂蚁开会、看白云来了又走、听松涛呼啸后归于平静，今夜风清。我体会着自由写作的欢乐，并不为了其他的什么。
在经历了1979年的茫然和焦灼之后，艰难摸索三十年，我才算真正进入了用汉文字表达内心的状态，我生命的轨道终于和真正的文字表达相交叉，我还试图把我的灵魂和文字连接在一起。
我偶尔会回到喧闹的广州，在图书馆和书城浏览。身处五花八门堆积如山的汉字书籍中，有一种绝望如清晨的大雾弥漫，笼罩着我的身心，看不到近处的行人，也看不到远处的大海。之所以绝望并不是因为里面没有我的著作，而是因为无法触摸到那些能在文学史上留下痕迹，让人在阅读后获得共鸣，并涉及人类灵魂最深处的著作。是的，我说的是那些永恒的，不朽的，普世的，终极的。
这并不影响文坛是热闹和喧嚣的，社会的反应是冷淡和静谧的。但我已经处之泰然。开放时代的来临，带来了文化的多样。题材、体裁、思想、文字以多彩多姿的样貌纷纷登场。你可以讴歌，也可以批判，可以写平民，也可以写官场。同时你也可以像我一样蜷缩在自己的内心，用文字往最深处挖掘。不再有范本指引，不再有权威指导，你文字的自由时代正悄悄来临。
文学的确不是每个人都需要的，有时候它仅仅是写作者个人表达的需要。所以，我的写作，也许不是为了社会，不是为了读者，但起码是为了一个人，为了那个人的快乐，那个人就是我。这也许是自私的，但同时也是最本真最纯粹的。
还为了一个人的预言，我小学的语文教师王润本先生。因为他，我从小选择了写作这一方式来言说，这使我的生命不再暗淡无味，不再独孤寂寞。他使我有了感激生命的由头。
还为了一个人的批评，我大学的杨栋臣老师。他站在我生命的某个节点，好像就是为了点拨我，使我的生命过程中从此有了与别的人不同的色彩和内涵。
只是这里没有开封的洋槐树，没有雪白的花朵和甜腻的花香，只有粤北苍绿的山林和青草的味道，扑面而来，灌满我的文字。
今夜风清，夜夜风清。
责任编辑：艾 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