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问家住何处

答曰开封府！

口气可谓大焉。我所说的开封府，非府治而治所即官衙也，更明白点说就是戏文里唱的那个“包龙图打坐在开封府”的开封府。怎么住进人家官衙去了？口气也太大了些吧！

生于斯，长于斯，一脚踏下火车门梯，一股胡辣汤、炸油馍的混和气味幽幽袭来，立即令我有了一种回家的感觉，一种熟悉的亲切的习惯性感觉。

这感觉既真实又不真实。一想到家，顷刻间我又怀疑了：家在何处？我在开封有家吗？但这种气味却引领我向那个存在又不存在的家走去。

开封人喜欢一口顶头的烈酒，也喜欢糊糊涂涂的胡辣汤；白干烈酒与温温吞吞胡辣汤的混合滋味，也许承载着开封人的性格。可能由于历史积淀太重，可能由于破败太久，这里到处都给人一种洞穿世事的感觉；一种散淡的甚至于慵倦的感觉。张扬与内敛、计算与仗义、如水如乳地混为一体，混为一种性格一种传统。对许多开封人来说，曾在州桥上吟诵、凭吊的王安石、梅尧臣、范成大都被淹没了，古老州桥只留下一个杨志卖刀的故事。杨志与泼皮牛二的混合体，衍生了许许多多后人，这不是一幅魔幻的历史画卷，这是后现代的市井。开封人可以自傲地说：“俺开封早就进入了后现代。俺开封早就解构了，颠覆了。”

历史上开封确被洪水和兵燹解构和颠覆多次。古城留给我的记忆残破而美丽。

作为七朝古都，开封当然一次次地很是辉煌过一阵，而以北宋为最。北宋时，开封是世界最大的城市，是唯一人口过百万的城市。那时候的开封人也许会像如今的纽约人、上海人那样，说起话来喜滋滋的仰着脸，眼睛里闪出几分莫名的自得与傲气。那时候开封之所以成为“八方辐辏，四方云集”的大都会，同隋炀帝开挖汴河密不可分。汴河实质上是条运河，自魏惠王始，几度兴废。隋炀帝为游乐开掘通济渠，想不到这条名为通济渠的汴河尽收交通之利，给开封带来了经济和文化繁荣。那时节称开封为国际大都市一点不为夸张，据载，当年开封有中亚、波斯、大食、阿拉伯、犹太等外国人聚集，仅犹太人就有十万以上。好景不长，从北宋末年黄河改道之后，洪灾频频，战乱连连，开封不断地被淹没被焚毁着，开封人在沉沦与求生的挣扎中，早已是洞穿历史洞穿世事：“咱啥事没经过”。接着是辉煌过后的沉寂，处变不惊，不因大得而喜，亦不因小失而悲，呜呼，泰然中自有一分麻木。

我之所以说到州桥，只是提醒人们不要忘掉那段历史而已。从州桥沿街向南走不足两百步，有一街口，再从斑驳陆离、粉蚀残破的墙角转进去，是一条一直通向包公湖的叫作小纸坊街的街道，我家就在这条街上。当年包公湖叫做包府坑，而小纸坊却没有如此破败。顾名思义，很久以前这个地方应该有个造纸作坊，但我没有见过。风水轮流转，远的不说，包大人在此坐堂的事咱也没见过，咱不说；自我记事起，这条位于城西南的小街风生水起似的颇兴旺过，街道两旁多为高门楼的四合院，有两进三进的，门楼前的青石台阶泛着青光，带铜门环的黑色或红色大门紧闭着，隐藏着门内的神秘与高贵。一些民国要人住在街上。一个省主席住在我家对面，在几个高门楼里住了几个军长、师长之类人物。我家住路南，门牌来回变化，如果路南是双号，我家就是50号，如果路南变为单号，就是51号，这要看不同时代的警察局及公安局的一时高兴。50号也好，51号也罢，正门两进，另外有个后院，后院门前是个大水坑。我想这个水坑原本应该是包府坑的一角，后来被截断了，截断处用土垫高，上面安了两个球架变成一个简陋的篮球场。我和同学黄肖樵常在球场上打球和骑车。黄家的房子在我家西边，隔了几个门楼。黄肖樵的父亲是抗日名将、三十军军长、后被蒋介石杀害于南京雨花台的黄樵松将军。几十年前我家和黄家都离开了小纸坊街，还有一些人也离开了小纸坊街。但我总认为这里有“家”。

我回来过几次。第一次大嫂陪着。那年“文革”开始不久，里面还没有大变样，那门楼，那厢房，还有二门楼旁边那棵酸石榴树，依然故物。第二次是唐山大地震之后，表姐笑我练车技的院子已经没有，被一些临建棚占据了。几年前我又一次造访，已经完全认不出旧居模样，原来的一些建筑已经坍塌，代之而起的是奇形怪状的小屋小棚，不要说院子，甚至连过道都没有。我找不到“家”，以至于走进另一个院子，一位大娘打量我许久，忆起什么似的轻问一声：“是隔壁三少爷吧？”“三少爷”这个几十年前我厌恶了的称呼，像遥远童年的回声，突然带着一缕温情袭上心来，眼睛不觉热了一下。大娘笑着说：“你走过了，你刚才走过的院子就是你家。”她引我进屋，谈起小街的变迁，半是喜悦半是叹息地告诉我一个消息：这一片房子就要拆了。她听人说，这边原先是包公“倒坐南衙”的南衙，政府要在这里建“开封府”，建旅游区。去年又回去，果真出现了一坐“开封府”。小纸坊街路南拆了大半条街面，新出现一片气势恢弘、巍峨壮观的建筑，把我家和黄家原来的院子都包了进去。据说这是依北宋《营造法式》建造的，全部建筑从小纸坊街街面一直伸展到包公东湖北岸。门墙上写有“开封府”三个大字，铁板钉钉地成了老包的地盘，奈何？今日开封府内，有正厅（大堂）、议事厅、梅花厅等数十处建筑，厅堂楼阁，湖池山石俱备，当年老包的南衙大约没有这般奢华。对比方位，我家庭院正在大堂处，而黄家则偏西了。

开封之名不以“开封府”而名。春秋时期郑庄公图霸中原，在朱仙镇古城村附近筑城，取“启拓封疆”之意而名启封。汉代为避景帝刘启讳，将启封改为开封。北宋以开封为京都，称东京，置开封府。仁宗时，包拯任“龙图阁直学士权知开封府”，即包拯以龙图阁直学士的身份兼任首都市市长，府署位于城南，与北边的皇宫遥遥相对，故称南衙。常言道“衙门口向南开”，衙门一般为坐北朝南，身为名臣的包拯不敢屁股对皇帝，故而戏文里才有“倒坐南衙”一说。由于汴河淤塞，宋人孟元老《东京梦华录》描述的景色早已不存，王气黯销，但后来的统治者仍不放过这座残破的城市。今开封龙亭，有人以为是宋代留下的皇宫，非也，那是清雍正为镇压王气所建；城南繁台上有座繁塔，仅三层，又粗又矮，看起来有点怪异，这种怪相也是铲王气的结果。繁塔原高九层，极为壮丽，老年间流传下一个民谣：“铁塔高，铁塔高，铁塔只达繁塔腰。”自明末铲王气，它就成了今日这般模样，简直不可思议。“舞台歌榭,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志气、豪气、几将尽矣，王气更不必提起，似乎开封命定只出市井小民。

小纸坊街紧邻稍北的后河街，小时我常从后河街走过。当年汴河从“利举水道”流入城里，横贯今之后河街、州桥街、袁宅街、相国寺前，折东南经“上善之门”流出城外。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画的就是上善门外一段。我依窗坐在相国寺前一座小酒店里，两杯过后，耳边响起两句诗来：“我归宴平乐，美酒斗十千。”这是曹植的诗，当年曹植饮酒的地方不在相国寺门外，而在张择端画中虹桥南侧的“十千脚店”里。“十千脚店”乃酒店名，并非曹植酒量大，一次可喝十千斗。顺着张择端所画汴河方向寻去，走到禹王台，不由想起梁园。汉时，枚乘、司马相如曾在此雪夜放歌；唐时，李白、杜甫、高适曾在此抚景吟诵，抒尽游子情怀。是的，“梁园虽好，却非久恋之乡”，开封没有他们的家，但开封有我的家啊！

一座残破而美丽的老城，深深刻印在我少年的记忆里。它的性格就是老城人的性格，几多迷惘，几多挣扎，这是生命的悲哀抑或是生命的欢乐呢？我很佩服开封人乐天达命，自得其乐的精神。即便没有大碗酒大块肉，一碗热热乎乎的胡辣汤也美着哩。几年前，一个蹬三轮车的乡亲告诉我，他下岗了，大部分工人都下岗了，下岗每月有二百八十元的生活补助，大部分工人都用这二百八十元生活着。我赞扬他不坐吃补助的奋斗精神，他却说补助只有三年，如果不是过了三年，他也不来蹬三轮车。听其言我有些吃惊，看着灯光下的小吃一条街，看着路灯微弱光亮下跳舞的一群群舞者，我真真地服了。

现在时兴“幸福指数”之说，开封人的“幸福指数”想来一定很高吧？

我也去喝碗胡辣汤！何需问是我住进老包官署抑或是老包把官署扎进了我家庭院？

 

淡然李老师

李老师是我的小学老师,今年八十九岁了。

李老师名李宏肇。我家住郭村，他家住蔡店，两家相距只四华里，老辈人为世交，所以我又叫他宏肇哥。

因缘际会，几十年音讯全无的李老师，如今与我同住洛溪新城附近，成了邻里。年近九旬的小学老师和我这个七十多岁的小学生每逢节日，常推杯把盏，相聚甚欢。我佩服他的记忆力，一提起《左传》，他就大段大段背诵如流，有时我说他背错了，翻开书查对错的却是我。但有时他又像有点失忆，提起很重要的事，明明是他经历的事，他竟然说不知道。如果我说这事他不可能忘记，他会带几分羞愧地笑笑说：“痴呆了，老年痴呆了。”好像很对不起我似的。

夏季天热，他到北方去了一趟。回来后我去探望他，谈起抗战，我问发给他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章没有，他摇摇头，一脸茫然。

我不平了。我说：“你参加过抗战，你同日本侵略军真枪真刀地打过仗！”

他脸上那团茫然慢慢化开，“那是很早以前的事了。”他轻摇着头，像在回忆。

“为什么没有发给你？”我为之愤然，“我老爹已过世多年还发了。”

“不同。”

“啥不同？不都是同日本鬼子拼过吗？”

“你老爹是将军，是名人，是代表人物，俺算啥？像俺这号领不到纪念章的人，我想不止俺一个。”

谈起教书的事，我问他还记不记得教过我什么，他摇摇头，微笑中又带出几分歉意，好像他从没教过什么似的。

 

村上原本没有学校，后来是父亲出资在村北头盖了一大片新房，开办了小学和中学。小学叫做常渠乡第二中心小学校，中学叫慈云中学。校园分内外两部分，内里是小学，外边是中学，除了教学楼、宿舍，还有大操场、篮球场和排球场，就全县来说，这也算是有相当规模的“洋学堂”了。

记得我上二年级的时候，宏肇哥来到学校。那年他大约二十岁上下、身材瘦高，穿套洗得发白的粗布黄军装，听说是刚从中条山前线下来的。起初同学们有点怕他，毕竟是与日本鬼子拼杀过的军人嘛。其实，他说话特别的和霭可亲，可能是怕学生们听不清楚，说话时瘦高的身子总是向前弯着；白皙的长条脸膛上那双不大的眼睛，闪出几分天真几分智慧几分揶揄的微笑。他为人幽默，书讲得生动。他教国文，讲《抗战三字经》把“昔专诸，刺王僚，鱼藏剑，立功劳”这些句子讲得有声有色。听他上课，同学们从来不打瞌睡。他会变戏法，最拿手的本领是变鸡蛋。看到学生们疲倦了，精神不集中了，问一声要不要看把戏，满堂立即活跃起来。虽然这套戏法已经变过多次，同学们仍然睁大惊奇的眼睛。他掏出手帕抖一抖，再把手帕卷成筒状，抖索着，抖索着，鸡蛋神奇地从空空的手帕筒里抖出来，一个，两个，三个……他这位风趣的老师，深受学生喜爱。

乡村学校师资缺乏，多才多艺的宏肇哥除国文外还兼教体育、图画。教音乐的女老师走后，他还不得不把音乐也兼起来。他爱运动，上体育课教我们打篮球和做丹麦操（类似当今的广播体操）；美术课也难不了他，他教我们画拳头。他在黑板上用粗线条先画出一只粗壮的胳膊，然后画一只往下砸去的拳头，拳头下有几个小人。握紧的五个指头有固定画法，学起来不难。拳头下几个作翻倒状的小人，有日寇有汉奸任你想象，画起来也不复杂。画这种东西解气，易懂易画，泰山庙会时，宏肇哥把我们的“作品”用麻绳串起来，挂在两棵树上展览，居然吸引了不少赶会的村民。可惜后来我没有成为画家，否则我的处女作就在其中的了。宏肇哥对音乐似乎缺少兴趣，常常把音乐课改作国文课，《抗战三字经》读烦了，有一次我们吵着闹着要他教唱歌，他想了很久在黑板上写了一首歌词，然后教唱。

             

       中条山，高又高，

       铁样坚，钢样牢，

       大炮轰不动，

       飞机炸不平，

       敌人当是盲肠，

       我们作城堡。……

 

宏肇哥原本声音宏亮，教着教着却哽咽了。小学生们惊愕不语，一时讲台下没有一点声响。

我从家人与宏肇哥断断续续的谈话中，略略知道一些他与中条山抗战的故事。

抗战爆发，正在河洛中学念书的他，投笔从戎，到了15军政治部当了一名司书（即文书），驻守中条山北端。

中条山位于山西省南部，紧靠晋豫陕三省边界地区和黄河大转弯处之北岸，东至太行山、太岳山，西接吕梁山；西屏潼关、西安，南屏洛阳，向北俯控同蒲路，是一块东西长约170公里，南北宽约50公里，连接华北、中原和西北的枢纽地带。华北地区除八路军之外，中条山驻守的７个军的中国军队，是日本华北方面军确保占领区安定的最大威胁，日军视其为“盲肠”，必欲割除之。1941年5月初，日军发起中条山战役，我军由于指挥不当，麻痹懈怠，很快被分割包围，致遭惨败。部队突围不出，战前又无粮食储备，不少官兵在山中辗转数十日，饥馁而死者无数，此役我军牺牲42000人，被俘35000人，第3军军长唐淮源等5位将军壮烈殉国。15军奉命从横河镇一带向黄河南岸撤退，中途遇日军埋伏，军部人员溃散。紧急中宏肇哥攀上一个高坎，听到坎下有人呼叫，回头把坎下的人拉上去，一看原是杨副军长。杨副军长问明他的姓名、单位，被赶上来的警卫人员护卫着渡过黄河。河边挤满欲渡无舟的军人，忽然有人大声呼叫：“政治部的李宏肇！”原来是杨副军长从南岸派一护兵带一小筏来帮他渡河。

中条山是他心中神圣而充满创痛的山。唱了中条山的歌，听了中条山的故事，我和同学们不知怎么就感到老师要走了。不久，他给我们讲了最后一篇课文——一篇被他从课本里提前来讲的课文——

 

       月黑雁飞高， 单于夜遁逃。

       欲将轻骑追， 大雪满弓刀。

 

宏肇哥把卢纶这首《塞下曲》讲得痛快淋漓，好像他马上就要跨鞍出征，追杀顽敌，报仇雪耻。他那平日显得苍白的脸，变得通红，额门上迸出粒粒汗珠。

后来听说他去了临嵩师管区，师管区司令正是他曾经救过的杨副军长。

杨副军长安排他当准尉司书，他不当。

杨副军长问：“咋，嫌官小？”

“我要上前线。”宏肇哥说。

“你娃子上啥前线？再说师管区也无前线可上。”

“我不想再干这抄抄写写的事，我要端枪。”

“你娃子不知好歹，我是关照你。”司令带点训斥的语气说，“你娃子肚里有墨水，端什么枪！”

宏肇哥第二天不辞而别，床铺上留了一张纸条，上书杨炯两句诗：“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

新八军移防渑池，他转而到渑池去找我父亲。父亲知道他有文采，想把他留在身边，他不愿意，父亲只好说：“宏肇，你不是军校出身，到下面能干啥？就在我身边当上尉随从参谋好啦。还不愿意？就算帮我好吗？”

宏肇拗着下连队抓枪，父亲笑着把腰间的左轮枪解下来交给他。

      

1944年日军攻占豫西，我家沦陷。日军搜捕抗日军人家属，我和家人天天在山里躬藏，几次遭到围困。半年后，父亲派搜索连过来接我们去到他的防区，每次父亲来家探望，宏肇哥必定同行。他和我大哥、堂哥年龄相仿，又当过我的老师，除与父亲商谈军务，处理公文，他多同我们兄弟一起，祖母、母亲也将他当作自家的孩子。到新八军之后，他随父亲转战渑池、洛阳、伊川、洛宁、镇平、南召、南阳等地，激战十余次，其间不乏与日寇短兵相接。我在南召再见他时，他已是一个真正经受了战斗洗礼的成熟军人。虽然那件单薄的烟尘点点的棉军大衣似乎裹不住他瘦高的身躯，但潇洒依然，习惯的微笑里有一种抑制不住的兴奋。一次他讲起他与李参议在一场激烈的阻击战中，各提两枚已揭盖的手榴弹冲进前方阵地的情景，绘声绘色，情景交融，令我仰望许久。他是个乐观的人，因连续作战部队生活艰苦，装备很差，但他从不气馁，从不言苦。他喜欢夸耀他的马，他的左轮手枪，言语间充满乐观与自豪。记得有一次他随父亲去看望住在伏牛山腹部的母亲和我们兄弟，过河时丢了左轮枪，他一面洗马一面叹气，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他垂头丧气的样子。后来枪从沙窝里出来了，他一抓到枪柄就说：“老伙计，你同我开的是啥玩笑？”

我在家乡小学读书时，每隔几个月就有一个买书和笔墨纸砚的人从洛阳挑担过来。一次一位老师给我选了三本书——《罗斯福夫人》《一个无产者的自述》和《东方莫斯科》。我很珍爱这三本书。“夕阳照耀着山头的塔影，月色映照着河边的流萤，春风吹遍了坦平的原野，群山结成了坚固的围屏”，这个《东方莫斯科》一书的开篇，多年后我才知道原是《延安颂》的歌词。那时候图书奇缺，我很珍视这几本书，在沦陷区天天钻山沟躲避日本人时，十岁的我也把它和几册课本放在小包袱包里背着。到了南召，宏肇哥看到这几本书，拿起翻翻说：“是共产党的书。”他很有兴趣地翻了很久，并把书借了去。他很喜欢书，每次到南阳去都会买回几本新书。有一次他买了本《萧伯纳情书》，就被我拿了去。少年时代，除了童话故事，这本书是我读的第一本外国文学作品。

离开南召，再见已是几十年后的事了。上世纪60年代一个寒冷的冬夜，我向父亲问起他，父亲想了许久才说：“他现在好像是在张家口一带吧，失去联系好多年啦！”父亲的语调中隐含着无限感慨。宏肇哥长期担任父亲的随从参谋，可以说是父亲最亲近的助手，怎么会失去联系呢？在我追问下，父亲说了一段传奇——一段传奇性的经历。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内战在即，父亲奉命率部北上，两个月后——1945年10月30日，新八军在邯郸马头镇举行反内战起义，宣布退出内战战场，此即《毛泽东选集》称之谓的“邯郸起义”。起义后部队改编，宏肇哥在民主建国军第一军任父亲的随从参谋兼一军军部特务团第三营营长。1946年9月，父亲奉命率民主建国军军官参观团赴延安参观学习，宏肇哥为参观团成员之一。在延安，他和父亲不仅受到毛主席、朱总司令等中央领导同志多次接见与教导，并于1947年1月由组织部安子文与他个别谈话后，加入中国共产党。1947年3月，胡宗南进犯延安，父亲和他及部分参观团成员随杨尚昆为首的后方工作委员会到了山西兴县晋绥军区司令部，受到贺龙热情接待。8月，不幸发生了所谓“民主建国军叛变事件”，父亲急于整顿部队，经批准并由晋冀鲁豫边区参议长申伯纯陪同前往民主建国军原驻地长治。一天行至壶关，天色将黑，他们一行准备走进一家小饭店用餐，申伯纯让他们先进去，说他随后就到。等了一会，他们发觉申伯纯迟迟未来，正犹疑间，忽然进来一支队伍将他们逮捕关进一间房子，由十多个地方人员审讯。这些人加给父亲的罪名是“私自逃离延安，企图拉队伍叛逃”，父亲否认，被打得吐血，血吐得满墙都是。宏肇哥出来制止，说他那么大年纪了（作者注：那年父亲49岁），你们怎能这样打他。打人者说他是反革命！宏肇哥说，他是共产党员，他不是反革命。打人者冲到宏肇哥身边，“你说他不是反革命你就是反革命！”接着对宏肇哥也是一顿暴打。几天后他门一行被送到长治，戴上脚镣手铐押进神泉训练班。民主建国军的中高级军官都被押到神泉审查，高级将领被一人一户地关在老乡家，父亲被关在一家驴圈；宏肇哥等中级军官被集中于一座大庙改成的“神泉学校”。自此宏肇哥与父亲再未相见。

无疑，这次变故对父亲对宏肇哥来说，都影响深远，影响一生。宏肇哥记得父亲给他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太冤枉啦，这问题如果搞不清楚，今后可就再想革命也革不成了。”

宏肇哥后来的革命路又是怎样走过来的呢？这些陈年旧事，宏肇哥不想提及或者是真的忘了。坐在一旁的大嫂摇着头说，他从来不讲，孩子们都不知道他过去的事。

谈起过去，他没有夸耀，没有后悔，也没有怨恨，或者说他根本就不想重提。从他零零星星的话语中，我大致理出了他后半生的生活轨迹。

1948年3月间，被关押审查的民主建国军干部，陆续恢复自由。不久他被送到华北军政大学学习，毕业后随19兵团进军大西北，参加解放银川和西宁的战役。1950年底，随65军入朝，任195师作战参谋及教导营长。第五次战役后，驻守开城三年。他一直要求恢复党籍，但组织要求他重新入党，他认为他不能辜负原先两位入党介绍人的信任，不同意重新入党，于是问题拖了下来。1953年回国后转业到张家口专署教育局，接着是层层下放，由张家口而蔚县而公社而大队而西合营中学。有一次我问他：“宏肇哥，你是从哪一个岗位上离休的？”他说，他是从中学总务主任的岗位上离休的，离休后每月离休费一千余元。

他与日本侵略者打了八年仗。他与美帝国主义打了三年仗。别人告诉我，“文革”中他被说成是旧军官、反动军官受到惨酷迫害，我问及此事，他淡然一笑。

我向他提及1980年“民主建国军冤案”彻底平反，邓小平题写的民主建国军纪念碑立于邯郸街头一事，他淡然一笑。

提起他的党籍问题，提起他每月那一千余元的离休费，他也淡然一笑。

我带几分悲愤、几分不平地提及他那本应得到的抗日纪念章，我说抗日战争中，中国人最应尊重的是抗日将士，最不可原谅的是汉奸，凡是为抗击日寇作过牺牲的人，中国人民都不应该忘记。他盯着我看了许久，摇摇头说：“不就是一枚纪念章吗？”

孔子称道不已的那种“贫而乐，富而好礼”的生活境界，我的李老师是达到的了；对一切淡然了的李老师保持着恬淡和安宁的心境，身体很好。对一切淡然了的李老师却记挂着我这个年纪不算小的学生，时时给我鼓励。前年他写了一首嵌名诗并书赠于我，我将其悬堂上常勉：

 

       河汉星斗高愈深，人生知交老更亲；

       桑榆非晚常欢聚，谈笑风生酒盈樽。

 

多少事，淡然已去，唯对其学生尚有期待乎？洛溪街上，偶有一对年过古稀的师生，边谈边走，那就是我与李老师了。

 

歌与童年记忆

我没有音乐天赋，但我有几首佑护和启迪我的歌——童年记忆中的歌。这几首歌与我风雨同行，相伴数十年。

它们不是摇篮曲，也不是儿歌。我是随乳母长大的，在我的记忆里没有母亲的摇篮曲，更没有老祖母催眠的歌谣。乳母很爱我，但性格粗砺的乳母不会唱歌。

歌声对我来得很迟。

记忆里最早的歌声，是在我大约四岁时候留下的。

住在东院的跟随父亲从前线回来的特务连，每天早晚集队唱歌，清晨唱得鸽子盘旋，黄昏唱得老鸹匝树。我好奇，一天壮着胆走进院子，惊讶地看着队列前一个挥动双臂的年轻士兵，好像在比划什么。后来听说，这叫打拍子。我喜欢看他打拍子的姿态，他脸上忽儿怒火欲喷，忽儿热泪盈眶。父亲的贴身随从有时也哼唱这首歌，听多了，听清他们大约唱的是：

 

       向前走，别退后，

       生死已到最后关头，

       生死已到最后关头！

       同胞被屠杀，

       土地被抢占，

       我们再也不能忍受，

       我们再也不能忍受！

       ……

       拿我们的血和肉，

       去拼掉敌人的头，

       牺牲已到最后关头，

       牺牲已到最后关头！

 

             

没有谁给我这个四岁的孩子解释歌词的意义，但我懂。我想起我和家人因战事由开封回乡路过洛阳时看到的伤兵——那些令我吃惊也令我不解的盖在灰线毯下的伤兵。我想，那些伤兵和他们那些已经阵亡的战友，是唱过这首歌的。

“向前走，别退后”，想不到这句歌词陪伴我几十年，每当我遇到困难与挫折，它常常从天空飞到耳畔，一直激励着我。

我五岁上学，设在村公所的私塾正在向“洋学堂”转变。学校里除了一位头戴帽壳、背拖辫子的老先生外，新来了一位常识老师和一位音乐老师。音乐老师身体粗壮，貌甚丑，紫色脸膛上有一条长长的刀疤；右眼失明，一个灰白色的鸽蛋般的眼球外翻着，有些可怕，学童们都不敢与他亲近。为了像一个“洋学堂”的样子，村公所把大堂让出来做教室，摆几排课桌、几排方凳，甚至挂了黑板并在黑板上方挂了孙中山先生的头像。音乐老师多在这间教室上课，教唱的不是《三只老虎》，而是一支悲愤的歌。

 

       河里水，黄又黄，

       日本鬼子赛野狼。

 

音乐老师的声音低沉而雄壮，震得窗纸瑟瑟响，这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特别是音乐老师唱歌时青筋暴突，一个白眼球微微颤抖的样子，至今历历在目。听大人说，音乐老师是一位从前线下来的连长，和敌人在黄河岸边拼刺刀负了伤。不久他走了，回他的部队去了。以后再没有他的消息。他留在我童年记忆中的只有一首歌和一条黄水滔滔的大河。

学校搬进村北边新校舍后，有了一个“中心小学”的校名，这意味着学校的一切要按照当时的教育制度正规化。学校分班，我成了二年级学生。这个新式学校给我最深的感受是早操。六点半钟开始下早操，北方冬天的天空这时还未亮，跑步声和口令声已越过校墙在灰暗的荒野中回荡。跑了许多圈之后，老师鸣笛整队，指挥唱歌。老师大都是从洛阳来的热血青年，教的歌叫做抗战歌曲。每天早晨最常唱的是《保卫黄河》：

 

       风在吼，马在叫，

       黄河在咆哮，黄河在咆哮……

 

于是，小学生们怒吼了，吼得额头津汗，吼得泪眼朦胧，吼得太阳渐渐露出地平线，吼得黄河水淌在脚下边。有时集队不唱《保卫黄河》，而唱《难童谣》，调子悲伤：

 

日本鬼子的大炮，

轰毁了我们的家，

破庙里挤满了我们一群可怜的难童。

 

日寇铁蹄由远而近，声声踏在稚嫩的心灵上。

一天美术老师给我们布置“劳作”作业，他把岳飞的“还我河山”四个字剪成几幅剪纸，要我们摊在一幅白纸上，周边配上野花小草，用毛笔弹上不同颜料，制成一幅色彩变幻的阴文“弹画”。老师上课常讲到日本侵略、山河破碎的悲痛，讲到许许多多的“国耻日”，讲到收复失地的岳飞，所以都明白“还我河山”的意思。弹画时都不吭声，快到下午自由活动时间了，三个一堆、五个一堆地仍聚精会神地制作手中的作业。不知谁轻声说了句“我要是岳飞就好了”，忽然引出一片低低的啜泣。想到“五三”、“五卅”、“九一八”等等这些国耻日，大家禁不住哭出了声。夕阳的反光分外明亮，映得旗杆上的国旗和十几个孩子脸上的泪花似燃烧的火。泪花颗颗滴落，把手中的画图烧出一个个小洞，如大好河山间燃烧的烽火。

一位算术老师知道了这件事，把一节算术课变成了音乐课，教我们唱起《满江红》。他是个学业优秀的高中毕业生，据说功课很好，特别是数学，主张“科技救国”，正准备报考飞机制造专业，在等待大学招生期间，临时到学校代课。他听到“劳作”课上的事，竟不顾校规，在算术课上教唱《满江红》。

 

怒发冲冠，

凭栏处，

潇潇雨歇，

抬望眼，

仰天长啸，

壮怀激烈。

 

这是一首老歌，后来地方上组织河南民众抗日自卫军，军队临别故乡唱的也是这首歌。一批批几十人、几百人、几千人的队伍，穿着杂乱的衣服从四里八乡集合而来。他们都是自愿的，有老有少，有五十多岁的老汉，也有十六七岁的少年；他们的武器更是杂乱，步枪有汉阳造、中正式、德国造、老套筒、三八式、大盖，甚至还有土铳；机枪有捷克式、歪把和俄罗斯老掉牙的水压马克沁；枪管上满是小洞的手提机枪（冲锋枪）也有，被几个骑马的护兵耀武扬威地挎在肩上。自卫军集中在秋收后的原野上编队、听长官讲话、唱歌和喝壮行酒。秋风已有寒意，收割过的大地一片白。父亲是他们的长官，同几千人一起告别故乡，长歌当哭！他们还未来得及学会新歌，除了吼几句靠山簧调，唱的就是这首老歌——《满江红》。虽然常常走调，但他们唱得悲壮、豪放。有一次我一个同班同学的父亲也在队伍中，我和他一起目送自卫军出征。秋野上一条黑线般的队列渐行渐渺，终于消失在苍茫的地平线后面。

同学忽然问：“他们已过龙门口了吧？”

“过龙门口了。”我随着他说。其实我知道队伍离龙门口还远。

龙门口离村子七十多里，听父亲说，他们要在后半夜才穿过龙门，天亮到洛阳整编和换装，两天后渡过黄河，从济源五龙口进入太行山。

这支队伍里的人，很少能重回故乡。他们有着不同的期待，却有一个共同的命运；他们接受了这个命运，义无反顾地走去。

一阵秋风迎面扑来，隐约传来歌声：

 

待重头收拾旧山河，

朝天阙。

 

歌声反复飞过耳际，我和同学不禁大声唱和。多少年后我听坐在炉火旁的老父亲说，抗战中他带出去的数万豫西汉子，绝少回来，绝少再跨过龙门山口。父亲的声音很苍老，他的眼睛里有丝泪光。

我的童年记忆是与歌混和一起的，如今耳畔又响起这些歌，我童年学唱的歌呵，你伴着那场神圣战争，永远铭刻于我的童年记忆！

 

责任编辑：艾   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