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恢复高考了，这对于我绝对是天大的喜讯，我几乎一点没有迟疑就报了名。那时候，高考制度已经中断了十多年，我本人也已离校四年，何况我的小学和初中都是“文革”的产物，基本上什么也没学到，我当时的心情就是撞大运，不光是我，家里也是，那是我唯一的出路，然而这撞大运之中其实也带着很大的期望，特别是妈妈。母亲那时已经六十岁了，膝下子女，竟有三个插队农村，我是她最小的孩子。而且舍此也的确没别的办法，在我们那个集体户，如果抽调轮到我的头上，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事，即使下瓢泼大雨，也不会有雨点落到我头上，后来我虽然考上了大学，但也是我那一批知青中最后一个离开集体户的。
让考大学了，考什么专业呢？我儿童时喜欢画画，大多是简笔画和钢笔画，插队期间和一个鲁美的教师薛红英学过大概不到一个月的素描，是在沈阳哥哥家学的，后来因为嫂子不高兴，总跟哥哥吵架，最严重时会动手，两人都搞得鼻青脸肿——很难相信，她竟会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女人——问题是这样的“最严重”经常发生，我不得不告别什么达·芬奇和米开朗基罗，又回集体户了。嫂子所以和哥哥吵，所以和哥哥动武，目的非常明确，主要是添了我这么一个小伙子，哥哥家粮食不够吃。而且嫂子家境也十分不好，她的父亲是资本家，开木材厂的，父母七十多岁却被赶到辽宁的黑山务农，地点就是辽沈战役黑山阻击战那个地方，老年的他们当然应该接受无产阶级的阻击。嫂子还有一个残疾的哥哥——因为崇尚俄罗斯艺术，列宾和乌兰诺娃什么的，偷渡俄罗斯，被冻僵在边境阿里河，边防军救了他，他却没了六个手指和一条腿，他的另外两个伙伴被冻死——事实证明他们是浅薄的，单纯而又浅薄，艺术在苏联早就被冻结得差不多了，那里也不是天堂，这个世界本来就没有天堂。嫂子下面还有两个妹妹插队，她像哥哥一样，绝对是家中的顶梁柱，手中只要有一点点钱，她就要给家里买粮食，而她和我的大哥，都是“文革”前刚毕业的大学生，工资很低，大概是五十几块几，几块几我记不清了，各省都有一点差价。她和大哥粮证上的定量都是三十一市斤五两，那是他们一个月的口粮。1979年，在我们家族中被认为绝对珠联璧合的哥嫂，因两家的生计离异，如今我的嫂子孤身一人在大洋彼岸的美国。
所谓学一个月的美术，也就见了老师两次，虽然只见了两次，接受的却是正统的科班教育。就凭这个，就以为有了资本，就鬼使神差地报考了美术专业。直到现在我还是不明白，当时报考美术专业是否五门文化课都考，反正我是参加了所有五门课的考试，而且考了二百一十三分，然而我第一志愿报的是美术专业，后来自然是名落孙山。当时我还在生产队赶着一架牛车，那一天，我正在喂牲口，听得公社有线广播通知参加高考的青年去市内体检，通知的第一名就是我。后来得知通知点名的都是过了录取分数线的，我当时高兴得喊起来，以为改天就是一个大学生了，可是生产队院子里一个人也没有，我只能对两头老牛说话，我说，知道吗哥们，我考上大学了。我扔下牛车就回市里了，谁知左等右等也没等来我的通知书，一直等到1978年高考。后来我才知道，我的专业课落榜了。这于我不算什么太大的打击，之所以打击不算大，因本来就没抱太大的希望，要知道那是考大学啊，要知道十年中有多少人有这样的念头啊，还有，我已经相当能承受打击了，私下里，我对那种流放一般的生活还有一点留恋，其实是对假定的新的生活有一些恐惧：未来的大学生活是否还要填表格，表格中有否家庭出身这一栏目？大学是否还有各种各样的组织？我的肉身已经习惯那种类似流放的生活了，说实话，甚至不仅是肉身，如果有精神，我的精神也愿意拥抱那种自由和不羁的生活，而且，对所谓一视同仁的政策也还有怀疑。包括母亲，全家人都对此持保留态度，特别母亲差不多是笃定地认为我是受家庭影响没被录取。我是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父亲是医生，少年时留学日本，曾在伪满的宪兵学校做过翻译，而且是特等翻译——想象一下，电影中那种跟在日本宪兵队长身后，像狗一样狐假虎威的人——事实上，他只是一个文职人员，特等不过是一种学衔。
但是现在想来，却有些对不住薛红英老师。人家是鲁迅美术学院油画专业（当时是鲁迅艺术学院，还包括声乐专业）叫得响的青年教师，62届的，她的先生是搞雕塑的，当时就已很有声名，他们都是我大哥的朋友。当初，我大哥苦于我在乡下插队，想让我有个一技之长，将来能有口饭吃，就让我去沈阳跟薛红英学了几天画，那时是1975年。想不到我很不争气，没给老师长脸，也没给大哥长脸，还没给嫂子长脸。学画之初，嫂子还送过我达·芬奇的素描练习册和汤小铭的《欧仁·鲍狄埃》图画册，更重要的是，我还吃了他们半个月的口粮。
体检也有问题——制度就是那么的可笑，把人弄下去的时候没有一个体检，弄回来却要体检了——我是先天性心脏病，所谓心室间隔缺如，娘胎带来的，那时的体检十分认真，我们提心吊胆，这可是决定命运的时刻啊，自然也有侥幸的意思。然而还是让医生们发现了，他们非常疑惑，一个心脏病的患者，竟然在乡下劳动了四年多？眼前是一个多么壮实的小伙子啊！而且据我介绍，我从没干过农活以外的其他俏活——他们先是不信，后来是半信半疑，最后不得不信，我的履历表上那一栏填写的是山门公社上二台大队八队知青，证据确凿，那时候鲜有做假的，表格比人本身更具有说服力，这个世界至今也是这样，从来都相信表格。一个在乡下插队劳动了四年多的小伙子，难道不能承担四年大学的压力？医生们研究了好一会儿，最后的结果是我通过了体检。天，我竟然通过了体检！
那一天是大姐陪我去体检的，她说那一会儿她差一点就要休克。
1978年，我又一次参加了高考，我被录取了，读的是中文系。之所以选择中文系，因我的数学极差，只相当于小学三四年级的水准，报理科，担心人家不要我。
1978年的体检竟十分顺利，医生们干脆没听出我是先天性心脏病。难道我的心室间隔缺如痊愈了？七七和七八届只间隔了半年，这期间我不过是长了半岁，又多劳动了半年，我和亲人们百思不得其解。
现在我还能记得报到的那一天，记得我那时的心境。我是让一个中学的同学用自行车推着我的行李送我报到的，是一床棉被，一只红色的牛皮箱，那是三十年代末父亲异国求学时的皮箱，现在竟又为一个少年的求学派上了用场。学校门前有先于我报到的同学迎接，气氛很是热烈，人群和旗帜什么的，但是于我却一切仿佛都在虚实之间，真切却又很恍惚，我很不自信，我不相信我真的考上了大学，要知道我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黑五类”子弟啊，我的少年时代一直是打入另册的啊。
我的大学是一所普通的师范大学。学校环境不算好，大而空旷，入学半年，我们就住在几十个人一张的通铺上。上课时上百人挤在几十平方米的教室，还要自己搬椅子，而且没有课桌。一日三餐两餐粗粮，早晚是窝头白菜汤，中午是一只馒头白菜汤。一天只能吃个半饱。然而即使那样，我仍然满意，学校仍然是我的天堂。我后来才领悟，天堂与你近在咫尺，然而你怎样踮起脚来却总是摸不到。从另外一个意义上说，地狱和天堂就是菜和肉的区别，食肉就是食菜者的天堂，谁能理解一个满面菜色者对一块肉的渴望？食肉者鄙什么？肉吃在嘴里真是幸福啊。天堂是什么？就是一个窖下的工人，对一个热水澡的盼望，就是对一块肉的渴望，对于我来说，就是对一只馒头的盼望。
然而上学没几天，我出事了。还是因为吃。那是一天中午。中午向例是馒头。那时学校发餐票，餐票分细粮和粗粮，都在一联上，标志就是早中晚。那一天轮到我打饭，我鬼使神差地把一张粗粮票递了上去，也就是把晚上的餐票递了上去。说实话我不是有意的，食堂里有差不多几千个学生，有男生也有女生，我不会在那种时候投机取巧。几乎一上了大学，我就晓得斯文了，也可能是假装斯文，但总还是以为这样好些。然而接过我餐票的炊事员看了一眼，一下子把餐票扔在了地上。我莫明其妙，知道他在羞辱我时，我才明白出了什么事。
他为什么羞辱我，是妒忌还是轻视？抑或是另有因由？我已来不及去想了。我一下子爆发了，我的劣根性一览无余——我曾经在乡下插队五年，身体里有着野蛮的基因，那当然不亚于上山下海——我冲上去，要打那个家伙，那个炊事员是个和我年龄相当的家伙，也是个白面小生，他被另一个歇斯底里的白面书生吓跑了，躲到了灶房。
这是一个重大的事件。此后，我们班的班长受系里的委托，让我做检查。其实我后来也懊悔得要命。我在检查中说，为食堂“馒头事件”有辱斯文追悔莫及，今后一定要培养良好的风度——这是我的原话。这一个小小的遭际证明我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其实我是可以原谅的，那个炊事员也是应该原谅的，罪魁祸首是粮食供给的体制，粮食为什么那么紧张？
除此之外，我还是感到快乐，那是天堂中的快乐。在树林里散步或读书，那绝对很惬意，可以听到鸟叫，也可以听到树叶落到地上的声音。假若你走在林中的小路上，每每就会迎面走来一个女同学，彼此并不认识，当然也不会打招呼，但是经过时，都能感受到一点微妙的东西，如同电流击打在你的身上，其实对面也会走过来男同学，但常常只是一个普通的注目礼。还有，自习时，阅览室满满坐了一屋子的人，有认识的，也有不认识的，人们都在安静地读书，从不大声喧哗，即使是做样子，慢慢也就读下去了。最多的，还是读书的快乐，虽不能说眼界大开，至少是慢慢打开了，与此同时，情欲也打开了，一切都在觉醒，都在复苏，因为我们渐渐可以吃饱了，一年以后，食堂完全没有了粗粮。
影响我最深或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老师，那是我永远不能忘记的。刘新友，我一直把他当作我的恩师，入学不久，教我们语言，后来教逻辑学，无论是教语言还是教逻辑，都精彩得要命，幽默得要命，是我们七七、七八届中口碑最好的。我后来才明白，幽默是大智慧，很少人能达到的。刘先生身材很高，很挺拔，常穿一袭深蓝色的中式罩衫，气度非凡，现在想起来，他特别像日本电影《华丽家族》里面的大公子，那个一号人物，只是他的个子比那个人还要高。刘先生当时大概四十岁左右，正是最出男人味的时候，他每次上课只凭一支笔，从不看讲义，不光课讲得好，板书也漂亮得要命，粉笔字写得出神入化，竟可以写出骨感来。不久我知道他毕业于科学院的语言研究所，不知道他是不是吕叔湘的弟子，因为和妻子两地分隔，调到了本地。刘老师的妻子张亚珍先生，也是我们的老师，朗诵极好，人也美丽。有一天小雨，刘先生和张先生两人合打一把雨伞，恰巧被我们几个同学碰上了，我们惊为天人。不过是夫妻合打了一把雨伞，我们却觉得无比震惊，在班上，在宿舍议论了很久，私下里认定上大学果然“不虚此行”。
当年刘老师刚刚调到本地，曾经教过我的二姐。凭我的名字，他就断定我们是姐弟。他对我的姐姐很有印象，说我的二姐作文写得很好。刘老师后来调到位于大连的辽宁师范大学了。入学的第一个月，刘老师对我说，该考虑配偶问题了吧？我吃了一惊，我还不能透彻地理解“配偶”这个概念，后来我才明白，刘老师的意思是，像我这个年纪差不多应该大学毕业了。那是刘老师的幽默。但是渐渐我发现，刘先生是一个受到孤立的人，不知道为什么，语言教得好好的，却让他教了逻辑，然而在校四年中，不光我们没发现他有什么问题，即使是老师们也找不出他的什么问题，瞧，这就是当时人们的思维定式——总要找出某个人的什么问题。但是奇怪的是，老师们就是孤立他，他总是形影相吊。表面上看他是自由的，然而我理解，离开了人群的自由往往要打上一些折扣，这样的自由并不纯粹，我感觉刘先生不是十分开心，他本应当是个倜傥的人，但是却没有倜傥起来。后来我知道，原来中文系的教师，从来源上，一部分是留校生，另一部分是某几所综合性大学，此外就是散兵游勇，前两者各成体系，多数的散兵游勇也会依附他们，刘老师却任哪一派也不依附，他是在组织之外的，所以他总是形影相吊，因他不从属于某个组织，所以他没有市场。
然而刘老师还是我行我素，坚持他的活法。中文系另一个先生就不行，他是1961年北师大毕业的，人老实得要命，是个基督徒，那时的基督徒少之又少，他不属于任何帮伙，也是散兵游勇那一类的，因他的基督徒身份，他在人们眼中很有些另类，就像他欠了别人什么或者做了贼。1981年，他在一家公园自杀了，至今也没人说出他自绝的理由。
还有王安节先生，也是教语言的，他是一个很瘦弱的人，但是学富五车，虽轻微有一点口吃，课却讲得十分精彩，曾经自嘲长得像小偷，而且钢琴弹得很好，当时系办公室有一架钢琴，莫扎特的《安魂曲》，我就是偶然一次，在系办公室里听他弹奏的，那是我第一次听人弹奏莫扎特的曲子，我当时就傻了，但是此后再也没听他弹过。以后听同学们议论，说王先生所以为人低调，所以自嘲像小偷，所以不再弹琴，其实是在保护自己，因为中文系一贯枪打出头鸟。过后我留意，王先生果然很奇怪，走路总是溜边，在人群中，也总是躲在不被注意的角落，一副低眉顺眼的样子，看着就像一个杂役。还有沈策先生，他是教我们日语的，早稻田大学毕业，据讲沈策先生三十年代曾当过共青团北平市委书记，任课时差不多有七十岁了，看得出沈先生年轻时极漂亮，因他七十岁了还是很漂亮，是白面书生那种，有一口极好的牙齿，人极温和。沈老师对日本古典文学很有研究，是公认的“大腕”，我去过他家，他的屋子是一个阴暗而逼窄的房间，几乎没有阳光，沈先生给我看过版本很早的《万叶集》，他鼓励我好好学日语，说日语是一种很漂亮的语言，还告诉我日本这个民族很上进，有值得学习之处，他的话和别人不一样，遗憾的是我没听他的话，日语学得很不好。让我惊奇的是沈先生居然认识我父亲，而且知道我父亲日语很好，也知道他对日语有一些研究。沈先生后来曾到我家看过我父亲，而且彼此往还了一阵子，此后不久他就过世了。沈先生去世前只是一个讲师，我们知道他的职称与他的经历有关，传说他曾经叛变过，或是自首过，他怎么自首了呢？也许是面对致死的酷刑，怜惜自己的生命吧。
现在我回忆，相对于语言学，我们的文学课是弱势，特别是现当代文学，也许与当时的环境不无关系，受限于那时的意识形态，受制于他们多年的被洗脑，老师们无法放开，或者想放也放不开，因为脑中别无长物。印象深刻的是李元甫先生，他教我们魏晋文学，文学课，我以为他是讲得最好的，上课时极从容，仿佛进入化境，听他的课，我知道了什么叫做伤感，那几节课他讲曹操，讲曹操的《龟虽寿》，就是在那一次，我知道了什么叫感伤，至少我感觉李先生已经伤感了。入学之前对曹氏父子，我印象最深的是曹植，那当然来源于他的七步诗。然而李元甫老师的《龟虽寿》完全扭转了我固有的印象，我知道了不光在历史上的成就，仅是诗歌的成就，曹氏父子也不在一个级别。和李先生相对应还有一个年轻的女先生，絮我不提她的名字了，形象和声音都很好，课也讲得中规中矩，可是我们发现每次上课，她都十分紧张，以致我们也替她紧张起来。事后我们分析，也许是讲台下面她的学生年纪太大了，很多学生早就超过了三十岁，有的甚至工作多年，当了十几年的中学教师，孩子也两三个了。按年龄很多学生可以当她的老师。我的一个大学同学，入学时，最大的孩子已满了十五岁，1979年考上了一所中专，在当地，这一对父女成了一个让人眼气的号外。
天堂中也有等级。在大学，我仍然孤独。我独立于各种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团伙之外。我丧失了进入团伙的能力。家庭背景总让我有一种不安的感觉，让我不敢销售自己，让我封闭自己。最重要的还在于我的性格，在与人交往中，我总是觉得不如自己独处自在，独处时我的情绪天马行空，与人交往我却充满压力，常常思维短路。除去各种各样的表演，单个的个人是不被关注的，大学里最引人注目的是学生会的工作者们，以及各种支部，支部的书记或委员，因为他们代表组织，代表一个抽象的群体，虽然群众这个伟大的分母只具有象征意义，学生们的最高目标是加入组织，党或团的组织，最好能成为其中的领袖或委员。一个有组织能力的人或许就是一个有前景的人，加入组织或有加入组织的愿望意味着进步。如果不在组织和团伙之中，总有一种不是人类成员的感觉，意味着低人一等，意味着你不正常，当然人们对你在态度上，与以往还是有区别的，也算有礼貌，但绅士一样地冷淡你，实质上还是一种轻视。
大学也要填表格，而且也有家庭出身那一栏。在大学填表格更加让我不知所措，因为在后期，父亲已经摘了帽子，已经改为人民内部矛盾，摆在我面前的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在不到小拇指宽的表格中如何表述呢？一到填表时，我习惯性地又发冷又发热，像打摆子一样。生活的许多事情已经忘却，只有填表这个细节我永远也忘记不了。多年以后，我看到了茨威格的一句话，他说，有时候，一个细节会印证一个时代。
二年级的时候，几个当年插队的同学突然找到了我，扯了一会淡之后，说他们有个计划，说要回乡下当农民，包一块地种种，说在城里待得一点没劲。他们把我的心说活了，那一阶段正是我对所谓大学生活感到失望的时候。然而等了几天，他们却毫无消息了。
毕业的那一年，学校安排我们去北京。出发前，我忽然接到了一封信，是一个叫李竟的女同学写来的，她是数学系七七届的，高我一届。她在信中说，她的叔叔是北京东四一家宾馆的经理，如果我在北京找不到住处，可以去她叔叔那里。我不认识这个姓李的女同学，而且她在信中也没说她是女生，但是我马上就断定她是女生，一定是“她”。出发前，我通过几天的观察，断定了她是数学系七七一班的，而且知道她是应届毕业生考上来的，年纪比我小四五岁，个子适中，长得很好看，一看就是城市里的女孩子。现在回忆起来，她长得有一点像动画片《渔童》里的渔童，还有一点像“哪吒”，不同的是她是一个温和害羞版的哪吒，是一个女孩子，而哪吒，至今我也搞不清此君的性别。我甚至知道李竟家在一座县级市，那里有一座军用的机场。她在信里告诉我，她是一个军人的孩子，不久，她父亲就要调到无锡去了。当我看到军人的孩子的字样时，我忽然想，女孩的父亲一定是开飞机的吧。
我凭什么断定是“她”呢？这的确是一个难解之谜。然而生活中就有这样的不解之谜。
果然是她！我们班有一个男生，是一个神通广大的人，绰号叫“露透社”，我为了确证我的判断，不得不求告了他，不到半天，我的判断得到了证实。果然是像渔童那个女孩。
这样一封陌生女孩的来信，让我直到从北京回来心里仍十分矛盾。我没有去东四的那家宾馆，而是住在学校安排好的大众浴池，浴池白天照常营业，夜里让我们在那里睡觉。我甚至没给女孩回信。我已经二十多岁了，我不会不明白那个女孩的心思，我为此十分感动，为她本人，也为她的那封信，也有一点悲伤，还有一点绝望，一点自卑。对于女孩子，我是既渴望又恐惧的。我一厢情愿地以为，如果女孩子真的认识了我会十分失望的，最后一定是悲剧。原因之一，我比她大了好几岁，那个时候，大了几岁就好比大了很多似的，事实也是，我已经插队五年，而她是应届毕业生，我和她差不多是两代人，人家是如此的年轻，而我却不年轻了；其二，我的家境很不好，父亲刚刚摘了帽子，尚在待业，父母在“文革”中已经离异了，我们被判给了母亲，而母亲在外地的哥哥家，说实话我是一个连家也没有的人，我是一个没有任何背景的穷学生穷光蛋。当初父母以为他们离异，就可以甩掉我们的包袱，给我们带来好运，现在想来那真是无比幼稚：血统是可以甩脱的么，基因是可以甩脱的么？说来，我也不是没有背景，我虽然不再是敌人的后裔，并不标志着我进入了红色的队伍，按当时的国情，我仍然不过是一个被原谅的分子，是一个被怜悯的对象，工作的对象，有着不清洁的血统，我这样的族类，不过是一匹马，人家给你一块巧克力，最终还是要奴役你。这么多年下来，自卑已经进入我的基因，不光是自卑，还有恐惧，犹疑，以及处事时的不知所措。我的经历让我想得很多，我以一个成熟的人分析了我的条件，当然也分析了她的条件，她和她家绝对是当时社会的主流，军人或队伍的出身证明她血统的纯正。女孩不了解我，或者了解也只是一个表面，她太单纯了，我是如此的复杂，我认为我和她没有可能，开始即标志着结束。然而我是痛苦的，这种痛苦一直伴随我到七七届离校。
不否认在痛苦和悲观之中我还体会到了女性的力量，那是复活的力量，它让我发现了世界的另一面，原来世界还有另一面，女性的存在让世界变得无比美好。此后，七七届同学和我们七八届还在一起待了不到两个月，我还经常看到那个女孩，有时是在校园里，有时是在走廊，有时是在饭厅，排队打饭的时候。往往到那时候，她并不看我，而是低着头。后来她先于我毕业了——成熟的我和美丽的爱情就这样擦肩而过。
我再也没看到她。多年以后，她的相貌已经模糊了，然而我却从来没有忘记她，她是我生活中最有意义的几首抒情诗之一。
在那段痛苦的时光里，我决定考研，而且开始临阵磨枪。所以打算这么做，我私下以为知识多了，相互间的轻视就会少一些，我以为有学养的人都不是爱斗争的人，“研”那个层面组织活动也不会很多，我始终以为“研”是一个避风港，我与人打交道的那点经验储备少得可怜，我的基因中还带有许多怯懦和不安，我没有足够的勇气面对社会。我报的是日本文学专业，吕元明先生的。其实我的日语相当差，对日本文学一知半解也谈不上，或者就是一无所知，而且外国文学专业外语是重中之重，我只一个学中文的，外语不过是我的共同课——关于日语，我求过父亲，却被他拒绝了。我糊里糊涂上了考场，也糊里糊涂下了考场，结果可想而知。考研过后，我的大学也差不多就结束了。
关于我的青春故事差不多就算讲完了，这是我进入社会之前的一段往事，说实话我并不喜欢讲述我个人的生活道路，很少有人对单个个人的经历感兴趣，我只不过是以我为证讲述一段时间，或一个时代，没有办法，命运派定于我的正是这一段时间而不是别的什么时间。所以，要讲述那一段时间，我就不能完全撇开我的那一段经历。我与伟大的歌德一样，命运给予了我一个以历史经验丰富个人经验的机会或是可能，使我能尝试着以个人的经历描述我的那一个时代，虽然我可能不具备那样的资格。
还有一点要补充说说。李竟毕业不到半年，我也毕业了。虽说是上下届同学，我们却只相隔不到半年，入学也是。我知道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我比她年龄大，还比她低一届呢，那是两届特殊的学生。我还知道，我是特殊中的特殊，因为在生理和心理上，我都不是一个合格的学生，生理上，我有先天性心脏病，心理上，我性格中种下了难以改变的怯懦和不安，不管是先天性心脏病，还是后天的不安与怯懦，都是大学培养和改造不了的，都与大学无关。
我就这样半生不熟地毕了业，胆战心惊地进入了社会。让我吃惊的是我竟然成了一名公务员，这在我的家族历史中绝对是个例外。得说工作之后我的确十分投入，与此同时，对生活我更是十分感激。让我惊奇的是，我差不多可以每天吃上白米饭了，白米饭和那些粗粮相比，味道的确好得不可思议，每次吃饭时，我都要仔细地加以品味，分辨这一碗和另外一碗的区别。开始觉得一碗香于一碗，后来却觉得一碗不比一碗。进入九十年代，人们竟然吃上了粗粮，竟然“瓜菜代”了，这本来是六十年代的一个词汇，看来不只生命是轮回的，生活竟然也同样是可以轮回的。
我恋爱了，事情发生于我毕业之后。对方是一个好姑娘，也是一名大学生，而且学校的牌子相当响亮，那时候文凭已经热起来了，甚至热得发烫，热得极端，如果一个女孩子能够嫁给一个大学生，绝对是家族的骄傲，这当然对一些没有文凭的好小伙子们是一种打击——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的事再次发生了，生活好犯这样的错误。对于我来说，以一个普通大学的毕业生和一个重点大学的姑娘互结连理，我对生活的感激可想而知，命运的天平开始向我倾斜，她家竟然没过问我的家庭出身。有这样一个好姑娘愿意嫁给你，还有什么理由不结婚呢？
我开始写作，当然是工余时间。我写了二十年，我在我的小说里说话，替我或者别的人，多数是替自己，不知道我为什么有那么多的话要说。没有人限制我，我成了一个君王，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发表的快乐是无与伦比的，这是一项重大的权力。如果说写作是一种内心独白，发表则会引起众语喧哗，你一个人可以影响到一些人。这种区别大了去了，自由度当然也大了去了。娶妻生子当然也是顺理成章的了，让我感到轻松的是，我儿子从小到大，从小学而高中，竟然很少填什么表格，我问他表格中有否家庭出身那一栏目，他竟然不知为何物，这真是少了不少的麻烦，他的和我的，当然，更多是我的。
至今我仍在写作，真是很有意思啊，真是快乐啊。每个人都生活在故事之中，却没有很多人写自己的故事，你能不为此感到幸福甚至幸运吗？2008年，我的一部小说里有这样一个情节：一个普通的姑娘成了追星族，为了她的偶像刘德华，她追了十年，她的老父亲因她追星导致的家庭贫困，跳海自杀了——这当然是我的小说，故事却是真实的故事，其实这个故事与我没有什么关系，放在我的小说里才与我有关系，我的小说是我的独白，插入别人的故事可以看作是一种旁白。不管独白与旁白，与我更有关系的是，一眨眼，我的三十年快要过去了。
责任编辑：艾 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