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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欢的碎片  社会的伤疤   ——评陈继平小说集《最后的香洲》

更新时间:2016-04-22 来源:本站原创

郑明标(汕头)

拥有30年小说创作实践,并有一大批长、中、短篇小说发表和出版的岭南中年作家陈继平,以集束的中短篇小说展现于文坛的先锋小说,却只能是迟至2015年初出版的《最后的香洲》(以下简称《香洲》)。这部小说集采用的创作方法,多数是现代主义的,其中包括新写实和新历史小说。作者搜集了往昔狂欢岁月中生活的许多碎片,善于以隐喻结构和象征手法揭开社会深处的伤疤。因此,这个文本成为他创作史上新的标竿。

人类社会发展到了现代,越来越发现社会某些事物反过来成为束缚、压制个人的异己力量。突出地表现了人的异化,就是《香洲》令读者拍案惊奇之处。

小说《疤》所写的谢卫红的伤疤,表面上看是她充当假英雄留下的脸上伤疤,实际上却是那个“人造英雄”群众思潮营造出来的社会伤疤。《杀房》,写普通人安放被一套借来的豪宅引起的世俗之风所熏陶,逐渐变成为一个虚伪、招摇撞骗的人并造成了一场悲剧。这场悲剧,表面上是由周围的人营造的,但实质上是拜物教所造就的。匈牙利哲学家乔治·卢卡奇﹙1885-1971﹚早就曾提出著名的“物化理论”,认为在商品社会中,由于物化意识侵入人的内心世界,劳动者本身失去了自己的主体意识,就会成为金钱和物质的俘虏,《杀房》写的就是当今我们常常见到的事情。《拾枪》更是一场骇人的悲剧,它告诉我们,特定的主客观条件可以令人性发生剧变——由懦怯变刚强、由文静变冲动,由柔弱变鲁莽。一桩意外事件,可以改变一个人的生活道路,造就或毁灭一个人!《保密》中的保密员张默在紧张、恐怖的查案气氛中,深深地谴责自己极端自私,出卖好友的丑恶行径,以自宫、自虐的极端行为企图在精神上自我救赎。由于精神受到压迫,使人丢失了自己的本质,这是现代主义小说的着眼点之一。如何救赎人性的异化,拯救痛苦的心灵和幸福的婚姻,则是《保密》的隐喻指向。在那“瓜菜代”和半军事化,精神被钳制的年代中,人们的物质与精神生活极端匮乏,时间的钟摆停滞在前工业社会封闭、愚昧、僵化、落后之中,人性自然处于抑郁、扭曲的状态,这就是《赵林一个人的兴奋》为读者描摹的一幅世俗图像。卑微、低贱、庸俗的工厂保安赵林,出于虚荣的心理,只能寄希望于能够破一个大案、出一下风头,却意外地导致儿子死于非命;而且,他连人伦也都麻木不仁了。这种人性异化酿成的悲剧,自然具有普遍性的公共命题。从阿Q至赵林等一系列的文化原型,都为我们改造国民性不断地敲响警钟。《隐兽》中的二叔,是一个像唐·吉柯德的人物。他的执迷与狂热,导致了他的灭亡,标志着一个荒诞年代﹑一种荒诞现象的终结。“隐兽”是小说核心的象征物,与它对应的是隐喻的象征义。隐兽这一吃人的猛兽是隐身﹑无形的杀手,它专门噬咬﹑吞食人的心肺,暗指消灭人的灵魂。虚无的动物隐喻无形的某种思潮与意识形态,这就是作者从写实的叙事中抽象出来的意蕴。《异味》中的“异味”“这是不祥之物”“侵蚀着人的神经”。刘大鼻制造了炸药,把腐败物毁灭,他也成为社会的殉葬品。《鱼人》也与《异味》有相似之处。中外古今的历史长河,经常记载着一些先行者由于先知先觉,被人们视为疯子或妖孽,成为全民的敌人,他们为了拯救群众而“被精神病”。这种触目惊心的活剧,从古到今仍在上演着。在《鱼人》这一类的小说中,可以发现作者在小说表现手法上不是留意外部现实的单纯和直观的再现,也不是人物内心活动的细腻刻画,更不是客观环境如诗似画的详尽描绘;而是着意于表现人物的主观感觉并将感觉外化,创造有强烈主观色彩的另一种新的在场感,从生活的表层走向深层,从事物的表象走向本质,从能指走向所指,从现实走向超现实,构建一个象征性的艺术文本。

在《香洲》中,陈继平常用漫画式或黑色幽默的方法,以谐趣代替庄严,以讽刺代替歌颂,以逗笑代替一本正经,以悲剧代替正剧,以扭曲﹑蜕变的人性代替正常﹑健康的人性。这些小说的叙事方法﹑语言风格﹑人物特征和审美旨趣的集合体,绽放出先锋性的犀利锋芒。

例如《梦游症患者》与《维系我们幸福生活的螳螂》等小说,作者采用喜剧或闹剧方法就写得淋漓尽致。小说以少年儿童,甚至是精神上有某些不正常的人的内视角(区别于第三人称的外视角),以他们的直觉﹑错觉﹑误觉﹑幻觉,观察“正常”大人的行动。或以意识流方法打破生活的线性时间顺序,以跳跃﹑逆时﹑散乱﹑交叉,揭示人物潜意识的心理状态与生活原生态的本来面貌。以儿童或夜游症患者天真﹑好奇﹑顽皮﹑谐谑﹑调侃的性格和怪诞的行为举止,反讽人性种种畸形﹑变质﹑扭曲﹑蜕化﹑堕落的现象,达到无理而妙的批判效果。陈继平广泛地使用象征体来显示象征义,让读者自己透过象征体想象﹑体验,隐喻和推测其中的象征义,挣脱形而下的羁绊,开拓﹑延伸新的意境并达到理性的抽象和形而上的理喻境界。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我国翻译了大批前苏联巴赫金关于“狂欢体”的著作。巴赫金的论述主要是从西方“狂欢节”说起的,我国的小说家只是借用了他的某些观点糅合进我们当代的叙事文本而已。但这对考察陈继平许多小说的语言风格﹑叙述方式和审美模式仍有一定的参考作用。巴赫金在《拉伯雷的创作与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民间文化》中写道,狂欢式的笑“这种笑是双重性的:它既是欢乐的﹑兴奋的,同时也是讥笑的﹑冷嘲热讽的。它既否定又肯定,既埋葬又再生,这就是狂欢式的笑。”在陈继平调动这种种艺术手段建构文本体系中,我们发现它们是服从一种解构指向的,许多貌似崇高的偶像被彻底消解与颠覆。这种非英雄化的艺术指向固然是后现代主义文学其中的一个特征,但也仅此而已。因为作者这批小说,大量的实质性表现仍是与社会意识形态的本质性内核相依为命的。当代美国比较文学家卡林内斯库指出:“先锋派作为一个艺术概念已经变得足够宽泛,它不再是指某一种新流派,而是指所有的新流派。”由此看来,陈继平这一批小说,是在融汇﹑撷取同时代各种先锋文学的多种因素,在岭南地域中栽培出来的奇花异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