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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与人与时代的命运契合

更新时间:2016-07-22 来源:本站原创

章以武起落笔尖之间几乎都在书写他所热爱的广州城,他几乎是以本土作家的身份自如地书写着这个城市作为改革开放前沿的诸多特点,显示了广州乃至广东文学瞬息多变的面貌,也为广州与广东文学带来了充足的养料。从早期《“雅马哈”鱼档》到《爱的结构》到《南国有佳人》再到《三姐妹》到《情暖珠江》以及近期的《太老》等等,他通过想象与营建意义的方式,与当下丰富多元的世界直接对话,快捷及时,空间的构想和历史的时间并墨其中,虚实交映,共同担待着书写广州与广东故事的使命,构建城市想象中的广州与广东形象。

对于与时俱进的广东文学,章以武创作的最大贡献在于:他为都市文学的推动先期呐喊和助攻,写作题材在此领域的拓展集中深入与细致。都市文学的发展在今天中国无疑是必要的,因为,缺失了这一块,仅仅只有乡土文学,中国文学新型经验的表现就不充足,对中国人尤其是年轻一代人的文化性格心理的表现就有缺失。所以从这方面讲,章以武是有填补空白之功的,他的作品皆源于作家对现实的热望,源于精神在场,因为精神在场,故事和想象的世界便扎根生活之中,而不是局外幻境。它们为都市发展提供了新型的经验,因为中国文学的变革始终来自现实,而很少来自文学的元叙事(形式),因此,章以武几乎所有作品都提及的都市经验,与新的生存现实感,就成为广东文学打开新的经验面向的最重要的依据。

在这个意义上,章以武的作品阅读往往会让人感受到最初的强烈的冲击,并从他的作品看到了广东社会经济发展排头兵的示范效应。就今天已有的认知水平来看,我们不能说《“雅马哈”鱼档》《南国有佳人》《情暖珠江》等小说与影视作品有多么的不同凡响,但如同历史要凭借史实,我们之所以能够理解历史,正是因了史实与史实间的时差,这些作品的社会作用即使到了今天也是不容忽视的。它们是那么早地感受到了时间走到20世纪80年代初,在中国尤其是岭南大地上所发生的观念与生活方式的变化,从前的“山”开始变成了今天的“海”,他的作品属于最早“背山面海”的尝试,成为了一种更新的文化生活范式的探索。

千百年来,“士、农、工、学、商”的排列顺序丝毫没乱过,君子固贫,“商”的边是万万沾不得的。上海这么一座闻名中外曾经是商业如斯繁荣的城市,建国之后写商界的作品也很少,即使涉及,商场往往也是尔虞我诈的罪恶渊薮。广州当时也是一个昌盛的贸易港,但除了剩下不多的“西关大屋”和充满了罗愁绮恨的“西关小姐”的称谓之外,其他的皆已有烟消云散之感。

《“雅马哈”鱼档》冷不丁地居然为商界中人——商界中又算得上是最低层、最微不足道的人——个体户作传,后来者才领略到了它的前瞻性、实在性与经验性,它在那么早的时候就“热中求冷”,在别的作家对都市景观、市井生活还感到不知所措,宁愿到“小鲍庄”“大刘庄”里寻找自己的艺术感觉,或猛然闯入“大林莽 ”去领略人类的困境,品悟人生的真谛;或兴冲冲地到“远村”去挖掘“老井”,以印证自己对民族文化的忧思时,盯着一群街边仔、街边女,记录下当时的一种背景,一些事件,一份情怀,在当时应算是独一份吧?

广东是中国商品经济的试验场,市场化的发育比较早,在内地犹犹豫豫还在讨论“下海与否”的时候,广东人已在海中扑腾得有声有色,苦乐自知了。对于章以武这样的作家来说,正是适逢其会,正巧遇到了历史与时代提供他们难得的机缘,让生活在其中的作家心领神会并刻下或深或浅的印痕,自然这些印痕并不是凝固不动的,而是流动不居、变化迭出的,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一种相互影响的合力的作用下而演变、生发出一种新的文学观念,为广东的文学寻求到一种新的“生长点”。这种生长点并不是存在于作家的学识、才干与浪漫的自我吟哦当中,而是存在于作家主体与其所生活的时代的对应关系之中。

这不期然让人想起他后来所写的一些很朴素而同样生猛的作品,它们不一定有很华丽的文彩,很曲折的情节,却让人回味再三,因为它们都真实地表现了彼时彼刻彼地的社会风貌,让人总也不容易忘记它们。

这与大环境相关,也与章以武对广州城的深度融入相关,他虽然是18岁之后才到的广州,但是,他可能比许多人都深入了解这个城市的前世今生,因此能抓住时代变化的潮流,勇立潮头,创作了一系列的都市作品,开创了“面商背农”的文艺新格局,并以此氤氲其中的市民生活、市井化趋势接续了过去优良的传统。

我们还记得,在欧阳山的《一代风流》的第一部《三家巷》中,市民生活、市井化的气息是多么的精彩、丰富与浓郁啊。整个局面是在大革命前后的风雨频仍中,但依然有七夕乞巧、人日郊游、除夕卖懒、花市剪影,更不乏柴米油盐、家长里短、街谈巷议、男婚女嫁等过日子的画面,既日常又平和,营造了一种别处所没有的生活氛围,这种氛围渗透到骨子里去,就是平民日常生活感的浓烈与绵长。

章以武的作品可以说是最早就接续了此间血脉的,在一种于当时不可能深邃,也尚不可能辽阔的表达中,却又有着一种新的无限可能性的端倪在,有一种留水不成山的生机在,有一种无形的张力在,为今后商品经济发展的大潮所应有的民主化、法制化建设与完善,包含新价值、新规范、新道德的建构作了文学上前期的推动。更加重要的是,他在作品中把岭南广东的文化底蕴和商品大潮涌动的价值变迁作了勾连和融合。南方的都市人文状态,相对北方大江东去,浩浩荡荡的豪情,更有中国儒家哲学取其情理中庸的遗风在:既求合于人性又合于常理,两者协调中和以保持某种稳定状态,也就是俗语里说的“和为贵”,“和”字值千金,它是南方人处世的第一定义,也是他们不懈地缔造新生活的价值观,在“和”字丰盈回转的内涵里,被条分缕析,被图解分化,这就很有禅理了。“阴阳和合而万物生”“退一步海阔天空”。在生存、发展这人类两大的根本和永恒的主题面前,南方人非常明智地理清了彼此的关系,摆正了相互的位置。因此,在追求“和”的生存背景的动机后面,是共同的发展和创新的不断进取,这就是南方人寓动于静、淡泊和谐与求新相结合的生活智慧。

但偏偏广东却又是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搞活经济,八面来风,各种社会力量与外来的经济、文化输入,广东都首当其冲,长期以来陶陶然的温和情性和面貌受到挑战,凡事不走极端,保持衡和的公众生活规范也受到了冲击,岭南衍生了一种新的社会精神现象,一种充满困惑的人心世态。

章以武的作品都能较好地把握了这一矛盾的扭结点、这一变化的复杂面,当然它们的把握依然离不开南方人的温婉、谦守的本质,它们并没有构想史诗人物或时代英雄的企图,只是从一个不寻常的角度,抚摸到了当下的现实,对结束了僵硬的意识形态对峙的社会格局有新的把握方式,对逐步市场化的中国社会结构与运作有新的感应与认知,对广东先行一步的改革开放后所出现的人际关系与价值重构有新的体察与探索。它们的思维应该是沿着一种人们正在寻找又尚难确定的适合南方社会生活形态的方式向纵深推进的,因为对于南方来说,披发行吟的“深沉”举动是很难得到赞赏,更不可能佩剑相随的。这是南方另类的隐患,广东的开放改革情形何尝不是这一番景象:潮头来时,我们往往会把握时机,成为最早的弄潮儿,但接下来,往往后劲不足,难以为继,变成零敲碎打,如何在保持其灵动飞扬的同时,更多一些思辨与沉郁?章以武的创作无疑是提供了一个较为典型的范例。(钟晓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