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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是广州的标杆性作家,她说:一离开广州就写不出东西

更新时间:2017-03-22 作者:周豫来源:南方艺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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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性格如文字一样爽利

位于289艺术园区的“大观园”,并不算一个特别大的空间,活动当天却“意外地”从四面八方来了70多号人。一眼望去,不同年龄、不同身份,形形色色,场面却格外和谐。难怪有人笑言,文学或许是当下最容易找到共鸣的兴趣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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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下午茶”活动现场

当天到场的人,大半是女性。稍微年长一点的,不用问,那都是张欣多年的“铁粉”。《作品》杂志资深编辑张鸿、《南方日报》文体新闻中心副主任李贺也是这次活动的嘉宾。都说“三个女人一台戏”,两位从事采编工作多年的传媒人,加上一个女作家,三人之间的对话和碰撞也是金句不断、默契非常。

相比其他作家,张欣在网上能搜出的报道非常少,只有寥寥几篇而已,形象颇有些“高冷”。但最近的几次接触,却完全推翻了艺评君的固有印象。

刚刚过去的2月份,在一场全省作家讨论重大选题的会议上,艺评君见识到了她“随性”的创作态度。她说,自己从来都是“跟着感觉走的”,写作从来没有“大纲”或“时间表”的观念。活动现场,她自然大方地向观众分享自己被保姆“逼哭”的糗事:“当时,家里钱都不见了,东西都被翻过了,我心想是保姆做的。她却那么淡定,一脸无所谓的样子:‘你去告我啊!’我一听就傻了,一下坐在地上哭了起来。”

“作家也能这样?”与不少观众一样,见证现场这一幕的艺评君感到十分愕然。但你没有看错,这就是那个“性格如文字一样爽利的女人”了。

“故事性很强,叙述绝不装神弄鬼。从她写的书里完全可以看出她把自己融入书里的人物里去了。”张欣的一位忠实粉丝如此评价道。她的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不在梅边在柳边》,就体现出张欣张弛有度的笔力:紧张处如狂风暴雨,平静处如潺潺溪流。读完之后,却留给人无尽的回味与思索。这便是张欣的“独门绝技”、也是其作品的独特魅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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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写就一定要回到广州来”

张欣以“擅长细腻而深刻地刻画都市男女爱恨纠结”而蜚声文坛,成名至今已有20余年。她的作品被大量改编为影视剧,尤以《深喉》《锁春记》《不在梅边在柳边》等长篇小说为大众所熟悉,陈道明、夏雨、李亚鹏、李小冉、马伊琍等明星都曾演绎过她的笔下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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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剧《锁春记

在评论家眼里,她是“最早找到文学都市感觉的人”,“都市文学写作的先锋”。她基本上保持每年一部作品的高产创作,甚至有人认为,她小说的影视改编将对广东本土影视创作带来巨大的生机。这位风光的女作家很有自己的个性,一点也不“端着”,和市民交流也格外坦诚、掏心窝子。“文学创作是‘后浪推前浪’,我都是‘妈祖级’了,原本以为要退出历史舞台的,没想到今天到市民空间一看来得都是年轻人,真好。”她说。

喜欢张欣小说的人,大多会被她笔下的故事情节所吸引:她的语言简洁明快,诙谐风趣之余又很让人回味。她写亿万富翁、高级官员,写富家女、金领男,也写打工仔、黑社会,人物形色各异,故事发生的背景却都在这片南国的热土。

曾经有段时间,张欣对“言情作家”这个头衔很排斥,“那个时代,大家会分工人题材、农民题材、寻根文学之类,这样给作家贴个标签,也便于对作品进行梳理。现在已经没有那么纠结了,我更在意的是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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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欣为读者签名

作为一位“外地人”,张欣选择一头扎在了广州,对这座城市观察、描写了整整30年。对于大多作家来说,为写作保持一定的时间、距离,这比书写眼前的现实要更加容易。“张欣恐怕是中国作家里处理城市都市题材、处理现代人内心经验、处理日常生活最好的一位。她不但有面对现实的勇气,而且能踩准时代的敏感点。”中山大学教授、著名评论家谢有顺曾这样说。

的确,张欣的小说,关注的都是都市人的情感世界、生存状态、事业追求。她说过:“因为我是一个感受型的作者,所以从一个女性的视角看待社会生活我较为擅长,把握起来也会轻松一些。”对于张欣而言,广州教会她了务实:“一平方米的档口可以开很久,所有人都在很顽强得生活,他们化解困难的能力令人震撼。

作为“外地人”的张欣,到了广州,往往比“广州人”更敏锐,“对于那些习以为常的事物,我都会好奇、看热闹。”一次,她看到一个人给猴子洗澡,比伺候老爹还尽心,她为此在那站着看了很久。

张欣说,她一离开广州就写不出东西:“要写就一定要回到广州来。有时候没灵感了,觉得没什么可以写的,就坐公交出去转一转,一个葱油饼摊、一堆人哗啦哗啦打麻将,甚至一碗米粉,看着这些,我就感觉有写不完的人和事。”

将平凡的生活写得“目瞪口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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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欣现场讲述自己的创作心得

张欣和池莉两位女作家都关注女性、关注人生,却各有特色。如果说,池莉像冷静的现实主义者,张欣则接近于热情的理想主义者。对于张欣的小说,池莉的评价是:漂亮的,圆润的,聪明的,饱满的,是建立起了她独有的叙事风格的。

张欣的父母都是军人,她不到15岁就去当兵,人生前30年的岁月,她都是在部队大院里度过的。1984年她转业后走进广州市文艺研究所,从事专业创作。而当时的中国,正值社会、经济改革方兴未艾之时,作为改革前沿阵地的广州,商品经济的大潮更是汹涌难挡。这让作为“外来人”的张欣,更加敏锐地感受到社会变化所带来的冲击、裂变、阵痛。

在张欣为自己的文集所作的序言《那是我来时的路》里这样写道:“我⋯⋯学会了如何对待实际利益,以及如何地不避名利⋯⋯”“值得庆幸的是,我还没有到麻木不仁的地步,军人身上最优秀的品质总能令我动容,总能令我激动不已。”

在张欣眼中,广州的生活就是“很具体的”,她对于“仔细观察普通人生活”这件事,特别有兴趣。这种“观察”不是“下生活”式得拿着包,到一个村里指指点点,它就是你所见、所闻、所感。

“文学有时候也挺简单的,一个人来了,一个人走了,都可以文学的形式出现。但如何能让平凡的生活让人有目瞪口呆的感觉?能写出这些的人才能当作家。”

在张欣看来,“都市文学”要表现的绝不仅仅是城市表面上的服装、夜总会、海鲜馆,而是在于人们内心与人际关系的变化:“自己在家里看书,这跟欲望没有关系,但是只要一出门就不是了,别人坐头等舱,你却得在后面挤着,别人想买什么就买,你却得算啊。每个人都会感受到这种冲击,这便是城市环境。”她说。

在《锁春记》里,张欣用文字将那些看上去理性、高端的人“剖开”,把他们病态的心理以及承担的心理压力给大众看,电视剧版演员马伊琍更将一个病态的女强人扮演得惟妙惟肖。

“写都市文学,我们永远在探讨一个核心话题——心理健康。在城市越来越扁平化之后,你随时可以叫外卖,一个人可以干几乎所有的事情,人与人之间的疏离感却在不断加深,忧郁症完全是爆发性增长的,那些都市年轻人精神上的焦虑我们怎么去呈现,这些才是我们要去思考的。”她说。

广州没有“地标性作家”?

现场,李贺抛出了这样一个问题:纵观全国,就文学成就来说,西北、东南、江浙等地区,能都能够代表该地域的代表性作家,比如贾平凹、陈忠实、余华、方方、池莉等,广州、乃至岭南地区却似乎很难罗列出这样的一批代表性作家,这究竟是什么原因?

关于这一点,张欣表示“一点都没介意”,“每个人都会有自己要解决的问题,广州到底需不需要有一个‘地标性的作家’呢?”未必。张欣认为,广州的作家群一直在努力,或许,相对于其他地域的作家而言,广州作家的确少了那么些“精英意识”,但作为一个身处广州的作家,张欣很感激广州给了她“平视生活的机会”,“在这里,一个作家跟裁缝、卖肉的从来都没有什么差别。或许,去北方或者其他城市,作家会有些‘灵魂工程师’的使命感,但在广州这样一个经济发达的商业城市,我们不会有这种身份上的差异感。”

张欣深知,一个作家是特别容易有“盲点”的,即便在很多人看来,她对新闻事件的敏锐程度甚至有时超过了媒体,如《浮华背后》《深喉》等,海关、报业的新闻热点一出,她的作品就立马跟进了。“她的触角快,感受力强,又有独特的文字风格,在虚虚实实之间很多人都为之着迷。”作为媒体人,李贺对此深有感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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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新闻素材中寻找线索和灵感,但并不意味着小说就是新闻的重复。对张欣而言,新闻更平面,小说则更深邃。“新闻事件像药引子,会引起你的一些思考,就好的作家都是能写深的,就像一个挖井人。现在一些写作者比较大的毛病就是作品特别平面,永远都是在扩展,但全是平面的,挖不进去、深不下去。新闻因为有时效性,也来不及深挖,你也不能要求他这样,但是一个作家如果只限于把新闻拆开,然后模式化地去再现一遍,观众就会觉得吃不饱,读者都是很有智慧的。”

很多人问过张欣写小说的诀窍,她说,“就把读者当成知音吧,你以为深奥的,他们马上就能分辨出来,哪些真哪些虚构,不明白就去百度么!”

尽管写了如此多广州人和广州事,但张欣觉着,自己“依然还没有走进这座城的街巷深处”。“我们常说‘吃在广州’,却没有一道名菜被写得天下皆知。人家有‘天下第一楼’、有‘同仁堂’,我们有加多宝、王老吉之争,真功夫的家族恩怨等这么多好的素材,却也没有人去写出来或写得好。”在张欣看来,这些题材写作前都需要进行深度采访。

“我们既然有了这个空间,就不妨多聊聊,大家一起来参与创作。”她总结道。

要多“写”,不能老是“想”

Q:您觉得,写小说有什么诀窍?除了洞察力以外,作家还需要什么?

A:我只能说“多写”,不能老是“想”。当然,一上手就写长篇很困难,那就尝试写诗歌、散文、随笔,现在自媒体这么发达,要表达自我很容易。大家都习惯了“眼高手低”,但一开始先就得写得真实一些,感动自己了,才能让读者心动的。这跟练拳、吊嗓子是一样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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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现在媒体环境变了,记者选择改行当作家也是一条路?

A:虚构是一种能力,写作也需要过程。新闻是360度的报道,是横向的。做记者久了,你可能习惯多线叙事了。但小说是纵向的,你得就不停地挖。另外,小说的心理活动描写是非常多的,但新闻报道往往很难写得这么深。文学收集素材,可能一个细节10年之后才用上,这些细节都需要日积月累。我觉得,如果记者要改行当作家,这些都是需要重新学习的。

Q:作家队伍老化,老、中、青结合不完美,这个问题怎么办?

A:老年化是全国作家队伍面临的普遍现象,广州也存在这个问题。但我们也应注意到,年轻作家、尤其是网络作家,近年在迅速崛起。只是新的作家,如何驾驭传统的创作主题。比方说,现在广州就特别希望有人创作一些能反映南沙发展的作品,但很难找到适合的作家。这需要群策群力,多鼓励年轻作者动笔。

Q:对于年轻人从事文学创作,您有哪些建言?

A:现在是一个“英雄退位、团队上位”的时代。年轻人还是需要在集体里,学习与上级、同辈、下级打交道,学会如何低调地与他人合作。另一方面,从事文学创作不能只有三分钟热情。我们要搞清楚一个问题:到底是爱好文学、还是觉得自己“非写不可”?文学和写作对个人塑造固然很有好处,但爱好文学和写书完全不是一回事。如果沉不下心来,还是不要轻易走我们这条路。

Q:城市文学要真正“接地气”,该如何了解这座城市?

A:广东话我一直在学,可惜没什么天分。但作家不能害羞,需要在一座城市里不断学习、发掘新内容。过去不断重复一种写作模式的时代早就过去了。现在的城市文学也不像以前,形式不是最重要的,更重要的是气质。而广州人的气质就是“淡定”,它影响着我们对金钱、情感等方方面面的价值观。我认为这才是都市文学的基础。广州是写不尽的,我希望今后能发掘出这座城市更多值得书写的一面。  

Q:您有不少作品被改编成影视剧,您会自己做编剧吗?

A:有人说,我的作品拍成那么多影视剧,已经沦为“商业写作”。我当时还挺不开心的,但现在一想,这有什么不高兴的?“商业写作”也并不掉价。人都是有情感的,作品能产生共鸣才会打动人。我以前也做过编剧,后来发现沟通起来很难。写小说和当编剧一个像面条,一个是包子,看似相似,其实并不然。虽然两者并没有高下之分,但我一直认为,影视是需要文学带动的,影视圈特别需要好故事。但这也意味着,投资人需要有好的文学修养,否则作为作家,我也没有把握说服投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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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您觉得,当代文学还需要承担哪些使命或者责任?

A:我个人在广州是一种比较舒适的创作状态。广东人非常平等,每个人很清楚自己干什么,知道自己要什么,不会很虚荣。不会觉得你是记者或是作家,就有什么了不起的,这种态度对作家而言也很重要。有时作家在宏大叙事的时候,很容易膨胀。但广州这座城市不会给任何人带来“附加值”,你是什么就是什么。我就是一个作家,做好自己这份工作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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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主办方为张欣赠送南都报道她的版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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