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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峰、林琪琪:论梁凤莲与黄咏梅的广州都市书写

更新时间:2017-11-22 来源:广东作家网

内容摘要:广州本身是一个以开放和包容著称的城市,故乡与迁居地之间的文化反差,这是新移民作家的创作资源与优势所在,同时又使他们难以深入认知广州这座老城的血脉根性,在此方面本土作家却具有天然的优势。从对梁凤莲和黄咏梅作品中的景观描写、故事构建、人物塑造、文学观念四个方面的梳理可以发现,两人之间甚至可以说本土派与新移民之间的写作有着明显区别:梁凤莲的广州都市书写是致力于通过“本土言说”来塑造广州的文化符号,黄咏梅的则是通过反映“城乡之间、物质与诗意”之间的冲突,放低视角给予繁华都市下的小人物增添几分“俗世的温暖”。不论是梁凤莲还是黄咏梅,本土派还是新移民,他们的写作道路都会因为广州的开放和包容而更显宽阔。

关键词:梁凤莲;黄咏梅;广州;都市书写

前言

20世纪80年代以来,广州的都市书写,在“都市文学”这一文学版图上树起了一根旗帜。早在1985年《广州文艺》就已推出“都市文学”专栏,在全国第一个打出“都市文学”的大旗。目前从事广州都市书写的队伍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以张梅、梁凤莲、黄爱东西、黄茵、何卓琼等为代表的具有广州血统的本土作家,另一类是以张欣、魏微、黄咏梅、鲍十、王十月等为代表的移居广州的新移民作家。广州以开放和包容著称,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在这里相互碰撞,而本土作家和新移民作家在广州都市书写中的差异,正是这两种文化碰撞的直接体现。不过目前学术界对这两类作家之间的差异关注不足,对于“广州都市文学”的讨论,存在笼而统之、甚至是大而无当的情况。因此本文将梁凤莲和黄咏梅这两位本土作家和新移民作家中的代表进行对比,力图突显广州都市文学内部的独特性与丰富性。

第一节 梁凤莲和黄咏梅的文学道路概观

梁凤莲是深受广府文化浸润的广州本土作家,学至博士且出洋游历。她对文学的坚持二十年如一日,创作涉及散文、评论、小说等多个方面,其中长篇小说创作有“羊城烟雨四重奏”的计划,目前已出版《西关小姐》与《东山大少》两部。这两部小说的特色在于体现了岭南文化的风情韵味。《西关小姐》是以广州近代百年来的沧桑巨变为背景,以时事运动为线索,讲述了西关小姐“若荷”一生所经历的爱情悲欢、家境浮沉。《东山大少》则以八个羊城男性和一个女性为第一视角分别展开叙述。当时的广州正逢乱世,也值盛世,八个男人在这浮沉变幻中经历兵变、护城、城建等种种大事,个人的雄心壮志与爱恨情仇穿插其中。不论是“西关小姐”还是“东山大少”,他们身上都集结了众多广州的文化因子,他们就是广州的文化符号。他们对于广州的文化意义,就像《边城》里的“翠翠”之于湘西凤凰[张浩云:《西关小姐·一个人改变了一个城市》,广州:花城出版社2005年版,第6页。]。王玉屏的《老广州都市文化的现代性想象——以梁凤莲小说为例》、《识名描写与都市文化特性的呈现》以及蒋艳萍的《论广州本土文学创作的文化价值——以梁凤莲作品为例》,都对梁凤莲的“本土言说”[王玉屏:《老广州都市文化的现代性想象——以梁凤莲小说为例》,《惠州学院学报》2016年第1期。]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

黄咏梅是在硕士毕业后从梧州移居广州的新移民作家,曾在羊城晚报社任编辑。黄咏梅其实是少年成名,她受当编辑的父亲影响,很早就走上了文学的道路。少女时代便出版了诗集《少女的憧憬》、《寻找青鸟》,2002年起开始小说创作,十几年间写了几十个中短篇小说,其中《单双》、《负一层》、《把梦想喂肥》等影响颇大。黄咏梅的小说题材主要分为两类,一是边缘人物的逐梦与梦碎,二是文艺青年的困境与救赎。曹霞是研究黄咏梅小说比较全面的一位学者。她的《疏离,或者决裂》、《以一己之力撑开卑微生活的罅隙》、《直面俗世与底层的温暖力量》都准确地抓住了黄咏梅小说的精神内涵。其他学者的研究如邓玉莲的《论黄咏梅小说的话语方式及其当代意义》、李海燕的《岭南平民化人生的着力展示——论黄咏梅小说的文化风格》也对黄咏梅的创作风格进行了探析。

从这两位的作品可以看出,她们主要的叙事空间都在广州,叙述的是广州曾经的历史与当下的发展,品味的是“广州人”的生活。但是,不同的成长背景、不同的文学道路,使得梁凤莲与黄咏梅,本土派与新移民对于广州这座大都市的理解和书写又有明显区别,正是这些区别体现了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在广州这座都市的碰撞,体现广州所独有的开放与包容,体现广州的都市文学是作为真正意义上的“都市”而非“城中村”文学。下文将从景观描写、故事构建、人物塑造、文学观念四个方面,深入分析梁凤莲和黄咏梅广州都市书写中的差异,以此窥斑见豹,展现本土派与新移民,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在广州都市文学中的碰撞和激荡。

第二节 梁凤莲与黄咏梅笔下的“都市景观”比较

说起北京,人们会想起老舍、王朔笔下的四合院、胡同,说起上海,会想起张爱玲、王安忆作品中的外滩与霞飞路(淮海路),里弄和石库门,那么说起广州,广州又有什么呢?就梁凤莲和黄咏梅而言,她们都对广州的都市景观进行了大量细致的描写,尤其以对城区街道及蕴藏在日常生活中的广府民俗的描写居多。在此之中,梁凤莲更注重描写“过去的广州”和“广州的过去”,而黄咏梅更侧重于“当下的广州”和“广州的当下”。

《西关小姐》、《东山少爷》,顾名思义,在这两部小说中,梁凤莲以广州最具历史底蕴和最具知名度的两块宝地“西关”、“东山”作为叙事空间,将大量关于广州都市景观的描写融入其中,处处体现了广州的历史风貌。如《西关小姐》中出现了不下五十个在广州真实存在的地名和建筑名,如地名有珠江、恩宁路、宝华路、十三行、沙面等,建筑则有圣心大教堂(石室)、爱群大厦、海珠桥等,都经得起推敲。在《东山大少》中,类似的景观描写随处可见:“爱群、新亚、东亚成品字形,银行办公大厦一字临江,而大戏院酒楼则紧随其后排列,西是西濠口,东边是天字码头,向南一江带水,向北则是通往老城区,布局合理,交通便利,又自成一体,对于消费娱乐商贸真是得天独厚。”[梁凤莲:《东山大少》,广州:花城出版社2009年版,第120页。]短短百字便涉及到了爱群大厦、新亚酒店、东亚酒店、西濠口码头、天字码头六处地方,在地图上一一比对,布局也正如文章中所说的。

此外,正所谓“饮茶粤海未能忘”,对广州的都市景观描写又怎么少得了反映到“茶居”“叹茶”,品尝“一盅两件”的惬意生活场景呢?《东山大少》中,“叶财主指着那款‘珍珠爽’介绍道,其中的糯米用普洱茶泡了三个小时,粒粒晶莹剔透,中间包上冬菇、瘦肉、腊肠做馅,细咬一口,充分吸收了茶味的糯米香滑绵软,别有风味。”[梁凤莲:《东山大少》,广州:花城出版社2009年版,第101页。]除了“珍珠爽”,还有关于“龙珠香麻卷”、“荔红步步高”、“茶皇四喜饺”等等茶点,读后不禁让人食指大动,恨不能立马冲进茶居里大快朵颐。三言两语之间,梁凤莲就把“舌尖上的广州”生动地反映出来,让人对为什么说“食在广州”有真切的认识。

阅读梁凤莲的小说,不仅可以使人满足口腹之欲,更可以获得视听享受。借西关小姐若荷的身姿,梁凤莲把“做大戏”(演粤剧、唱粤曲)这一老广州喜闻乐见的娱乐休闲方式鲜活地保存下来。“她定了定神,端了端架子,嘴里边锃锃蹡蹡哼着鼓点,便迈开莲花碎步走起圆场来,把手里的一捧花当成了道具,旋身、甩袖、定格、亮相,嘴里咿咿呀呀哼着一段粤乐过门之后,便字正腔圆、声情并茂地唱将开来。那关目眉眼、那手势动静、那身段功架,一招一式中规中矩、有板有眼,清丽圆润的唱段在春天的纳香含翠的空气里滑行。”[梁凤莲:《西关小姐》,广州:花城出版社2005年版,第91页。]好一个“滑行”,以通感之妙笔将若荷声音之圆润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大有《老残游记》中“明湖湖边美人绝调”之余韵。

借助梁凤莲的笔,我们游历了西关、东山、沙面等老广州街区、参观了茶居、骑楼、园林等带有鲜明广州地域色彩的空间场景,领略了饮茶、煲汤、听曲、倾计(聊天)等洋溢着浓烈广府风情的生活细节,更重要的是,了解到社会变革之际老广州的历史文化。不论是“过去的广州”,还是“广州的过去”,正是这些工笔描绘,使得老广州独特的风土人情和文化韵味得到保存和发扬,“粤演粤烈”、“粤来粤好”。

和梁凤莲不同的是,黄咏梅着眼得更多的是当下的广州,也是外乡人更常看到的广州:《把梦想喂肥》里的城中村冼村和猎德村,《多宝路的风》里的天河花园和多宝路,《哼哼唧唧》里的江南路,《勾肩搭背》里的白马服装市场……这些都是改革开放后的广州标识性的地点,有的是带有浓郁的现代都市气息,而有些则充满着市井氛围。黄咏梅的故事,不仅更侧重于当下的广州所发生的当下故事,而且是些普通人的故事,因此也更具有现场感和亲和力。《把梦想喂肥》中的“我妈”是小鱼,陷入了传销活动最后喂肥了大鱼;《勾肩搭背》中的刘嘉诚和樊花曾对彼此动心,却最终只是萍水相逢;《路过春天》里的阿莳成为了“二奶”,“我”成为了情人;《负一层》中很普通的阿甘和摩托仔的恋爱……“传销”、“做二奶”、“萍水相逢”等故事,就存在于当下广州的大街小巷,就存在于当下的广州生活中。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身为“异乡人”的黄咏梅更擅长写“当下的广州”,但并不意味着她对老广州有意地“断裂”。虽然黄咏梅没有如梁凤莲一样描绘了大量的老广州都市景观,但是在她短篇小说不长的篇幅里,依然涉及了广州的一些风俗人情,同样有“一盅两件”、用薏米煲汤来祛湿、老西关女人唱粤曲……这些都显示了传统的广府文化在当下依然洋溢着蓬勃的生命力。在此之中,《多宝路的风》中对“打小人”的描写格外生动传神:“自从四川婆住进多宝路,妈子每到七月十四,也就是鬼节,晚上,除了杀只鸡拜祭过路的神神鬼鬼外,妈子还多了一项重要的活动,那就是——打小人。顾名思义,就是对小人的咒骂和驱逐。妈子从巷尾神婆谢姨那里弄来了一叠被念过咒的纸剪成的小人,然后就操起自己的拖鞋,跪在家门口的巷子边上,一下一下地往纸人拍下去,口里还念念有词——打你的小人头,令你一世没出头;打你的小人手,好运见你都掉头走;打你的小人脚,全身衰气没得掉……妈子从夜晚念到更深的夜晚,直打到小人彻底成为小人。乐宜曾经一度怀疑那些青石板路就是旧时砌来打小人用的,一拖鞋打下去,清清脆脆,就像打在人脸上的一记记耳光,让人产生快感。妈子瘦瘦的身体跪在青石板上,烛火映照下,颧骨更加显得凸出。”[黄咏梅:《把梦想喂肥·多宝路的风》,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第41页。]

“打小人”尽管难登大雅之堂,但却是非常地道的广州民俗,直到今天依然流行。张三李四买了新鞋子穿,头天出门首先要做的事也是在地上使劲蹦哒几下,口中念念有词“踩小人”,誓要把小人踩死在脚下。黄咏梅作为新移民居然也会留意到这个,只能说这就是民俗无法抗拒的力量,也是老广州城市底蕴的力量。这一切对于熟悉广州的读者来说,无疑增添了一分亲近感;对于不熟悉广州的来说,可以帮助他们在心中树立起对广州的感性认识。如果说,梁凤莲写出了广州过去的景观,而黄咏梅而写出了过去的景观,在今天的延续与新变。

第三节 梁凤莲与黄咏梅笔下的故事构建比较

梁凤莲和黄咏梅的作品中,广州所体现出的都市精神是相似的:海纳百川,开放包容。在梁凤莲笔下,正是因为广州能包容外来的“闯入者”,让《东山少爷》中的入粤军人和《西关小姐》中的传教士鲍斯基都视广州为第二故乡,从而构成了个人命运与广州的沧桑巨变相结合的故事框架。在黄咏梅笔下,正是因为能广州包容城市与乡村、物质与诗意之间的冲突,让阿莳和每每、刘嘉诚和樊花、梅花洲的我妈等人,都对广州心驰神往,从而孕育出了千姿百态的广州故事。在此之外,两位作家的故事构建又有明显的区别。

梁凤莲笔下的广州故事,多是与时事背景相结合的老广州代表性人物的人生历程。《西关小姐》,写的就是像若荷这样的“西关小姐”一生的起起伏伏。她家境富裕、父母开明,所以在那个“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时代,她可以接受中西方的文化教育。不幸的是,幼年便目睹了家庭变故,所以她身上有一股坚韧和担当。青年时的若荷,在追求爱情的道路上奉献自我的一切,与刘可风有一段刻骨铭心的回忆。当爱情的玫瑰梦破灭后,坎坷的经历让她心生自卑,最后下嫁小伙计刘均宏。她的犹豫不决与心灵飘忽让刘均宏心生报复,最后他败光了若荷家几代的积蓄。若荷在磨难之下逐渐成熟,担起家庭重任并再度创业,终于渡过难关。在每一个重大抉择的关口,都有精神导师鲍斯基陪伴和引领若荷。在作品中,若荷的人生经历都是与当时广州的风云变化相结合的:禁烟销烟、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广州解放等重大历史事件若荷都是亲眼所见。可以说,这部作品中既有历史变革中的个人,也有个人经历中的历史,个人命运的浮沉与历史风云的变幻结合在一起。

与《西关小姐》将全部笔墨花在若荷身上不同,采用“桔瓣式结构”[江冰:《东山大少·复活一座城市的记忆》,广州:花城出版社2009年版,第358页。]的《东山大少》是关于八个羊城男性的小说,八个羊城男性个个都是舞台上的主角。小说中结合了每个人的成长蜕变与同时期广州的标志性事件来进行写作:陈炯明兵变、国共合作、黄埔军校成立、镇压商团叛乱、省港大罢工、广州起义、抗日战争、广州解放……在这一次次的变革中,各色人等先后出场亮相。“以梁鸿业、伍庭芳、叶其昌为代表的商界名流,以史南成、范英明、许凯然为代表的政坛精英,以史东山、史东风、伍子鉴、刘冕为代表的后起之秀,他们始终站在历史的浪尖,处于政治话语的核心,引领着近代广州的建设和发展。”[蒋艳萍:《论广州本土文学创作的文化价值——以梁凤莲作品为例》,《探求》2011年第5期。]正是在这一个个“东山大少”身上,在他们那些爱恨情仇、奋起抗争的故事里,民国时期广州的社会变迁一览无遗。

黄咏梅笔下的广州故事,没有梁凤莲笔下的那样风起云涌,有的只是把日子过得平淡如水,而这“水”有时甚至是一潭死水。边缘人物的逐梦和梦碎、文艺青年的困境与救赎,这是黄咏梅笔下经常出现的两类题材。

《把梦想喂肥》中的“我妈”是一个残疾人,却拥有着领袖般的江湖地位,被人尊称为“大家姐”。她离开了梅花洲,跟着骗子马千秋到广州去了,当我妈在省汽车站出站口试图向路人打听冼村这个地方时,“人们像遇到一个乞丐甚至一个女骗子一样地绕过我妈”[黄咏梅:《把梦想喂肥》,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第225页。];当我妈向派出所报案被马千秋骗了,他们只是例行公事敷衍她,当我妈向郭生请求介绍客源卖她的产品时,那个矮胖的男人竟提出了龌龊的要求。我妈渴望马千秋带她致富,渴望来到广州后摆脱梅花洲,可当她的梦想被喂肥后,自己却喂肥了马千秋的梦想,最后,我妈被逼无奈,跳进了一条臭水沟结束了性命。我妈为了梦想来到广州,而广州这个梦想之城,最后竟成了她的葬身之地。

《单双》讲述了少女李小多的赌博人生,“我”对数字有着病态的癖好,坚持认为回家的步数是双数就不会挨打,单数就会挨打,这一直延续到“我”长大后迷恋赌博。在“我”最想赢的那一局,“我”输给了向阳,而“我”也杀死了向阳和另一个目击者,抛弃了哥哥廖小强并且以赌博的方式自杀。“这个缺乏爱,也缺乏自我的女人,凭借着对数字的坚持,对赌博的执拗,试图超越绝境,赢得温暖、尊严和爱,但却遗憾地走上歧途,被命运击倒。”[陈翠平:《岭南文学新实力——广东青年作家创作研究现状·黄咏梅论》,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87页。]李小多是善良的,她一次次把智障的哥哥从父母的谋害计划中拯救出来并努力成为他的生命中的亮光和依靠,在抛弃哥哥的时候,她“颤抖着,泪流满面”[黄咏梅:《把梦想喂肥·单双》,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第295页。]。她更是偏执的,她至死不肯放低姿态,“当我躺在路上,面朝天空时,我判自己赢了。”[黄咏梅:《把梦想喂肥·单双》,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第296页。]李小多的人生不禁让人为之扼腕叹息。

在边缘人物的逐梦和梦碎中,并不是所有人都如我妈和李小多那样悲惨,也有一些人物可以在历尽千帆之后,归来仍活得从容坦荡。《多宝路的风》中,故事发生在广州著名街道“多宝路”。这是一条建于上个世纪 20 年代的位于广州荔湾区的老街,沿街有许多老西关特色的建筑,充满浓厚的西关风情。在这里流淌着广州昔日的辉煌,也演绎着今日繁华落尽的平实生活。从多宝路出来的西关小姐乐宜成为了有妇之夫的情人,她的母亲“妈子”因为隔壁的四川婆而遭遇情感危机,从而每到七月十四鬼节都要打小人,在父亲“豆子”死后还变本加厉。乐宜清楚,“多宝路的女人这样浅淡地过着过着就会后悔——人有的很容易就没有了,人没有的就很容易一直有下去了。就像妈子,甚至是那个唱粤剧的女花痴。”[黄咏梅:《把梦想喂肥·多宝路的风》,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第61页。]所以渴望“人有我有”的乐宜与第11次相亲的海员结婚了,但是6年后海员中了风,她也就搬回了多宝路了。乐宜曾经渴望超越母亲的生活,最后还是带着无奈和不甘陷入了命运的轮回。她曾经也追寻过自我,追寻过多宝路以外的世界,但是兜兜转转最后还是回来了。但那又如何呢?无奈地把生活继续下去,这也体现了乐宜身上淡然的诗性气质。

说到诗性,黄咏梅小说中有很多富有诗意的文艺青年的故事。《骑楼》里的小军曾是一名校园诗人,他曾写出优美的诗句“请带着我的诗歌上路,石头也开出了花;请念着我的诗歌回家,爱人在窗户眺望……”[黄咏梅:《把梦想喂肥·骑楼》,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第71页。.],但是他却说“岸上再也没有诗人”[黄咏梅:《把梦想喂肥·骑楼》,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第76页。]。在新开发区装空调时,他在一个住在23楼的女孩那儿找回了诗歌,但是他意识到与女孩,与诗歌之间的距离,最后他“像一片纸一样从天上飘了下来。”[黄咏梅:《把梦想喂肥·骑楼》,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第95页。]也有一些文艺青年试图坚守过诗歌理想,试图对抗时代洪流对诗意的裹挟。例如《路过春天》中的“我”曾经很爱写诗,从小城来到广州后,“一年又一年,我在和阿莳逛街的时候,把诗歌也走丢了”[黄咏梅:《把梦想喂肥·路过春天》,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第100页。]。在恋上有妇之夫柳其后,“我”找回了诗歌,因为陷入爱情里的人,都是诗人啊。“我”曾想在广州“抗拒这个城市越来越多的肮脏,越来越匮乏的诗意”[黄咏梅:《把梦想喂肥·路过春天》,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第109页。]。可是在广州,单位领导对“我”说——“让诗歌见鬼去吧!”[黄咏梅:《把梦想喂肥·路过春天》,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第101页。];在广州,“我”要用一个与知名诗人相似的笔名才能发表自己的诗歌;在广州,知名诗人试图对“我”进行潜规则。“我”拒绝过这些,可是在广州,“我”终究无法向柳其承认“我”就是那个邮寄木棉花瓣和诗歌的傻逼。在好友阿莳被人杀死时,“我”还是对着她的身体拍照并企图炮制出一则轰动全城的猎奇新闻。“我”曾经为理想做过抗争的,但这显然是很不容易。文艺青年的困境与救赎都是这样的艰难。广州居,大不易!

第四节 梁凤莲与黄咏梅笔下的人物形象比较

梁凤莲和黄咏梅都塑造了众多既有鲜明个性特征又包含广州独特精神的人物形象。无论是梁凤莲笔下坚强独立的若荷、范妮和胸怀宽阔的东山大少们,还是黄咏梅笔下温和浅淡的草暖和乐宜、孤独固执的每每和李小多,都是广州城里芸芸众生的代表。但是,两者笔下主人公的区别还是显而易见的。

在梁凤莲的作品中,不论是西关小姐还是东山少爷,他们或是广州的形象大使,身上集中了广州的独特文化因子,或是关键先生,可以影响社会、左右时局。比如若荷“深谙中国文化又如饥似渴地汲取西方文化,既固守祖业又与时俱进,既顽强不屈又逢事变通,这一切无不体现了广州这个最早得欧风美雨的古老商埠的文化特色,至于她一生所经历的爱情悲欢、家境浮沉,无不与这座城市以来的沧桑巨变息息相关。”[张浩云:《西关小姐·一个人改变了一个城市》,广州:花城出版社2005年版,第5页。]“她是广州当之无愧的文化符号,超越了任何物质成就的冰凉和经济成就的枯燥,永远成为广州感性的、温暖的、魅惑的形象大使。”[张浩云:《西关小姐·一个人改变了一个城市》,广州:花城出版社2005年版,第6页。]《边城》里有翠翠,羊城里有西关小姐若荷。《东山大少》当中的八位男性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定居广州的外乡人士,包括入粤军人史南成,成长为商人和职业军人的史东山和史东风、副官范英明;另一类是广州本土男士,包括“同盟会会员梁鸿业,海归富商伍子鉴,由商入仕、浪子回头的刘冕,出身名门的市长助理许凯然。”[江冰:《东山大少·复活一座城市的记忆——读梁凤莲长篇小说〈东山大少〉》,广州:花城出版社2009年版,第359页。]他们参与广州的护城、兵变、抗日、城建等方方面面,每一个人都可以影响广州的“明天”。总之,梁凤莲笔下的主人公,甚少是庸庸碌碌的市井细民,更多的是当世之俊杰。

反观之下,黄咏梅作品里的大多数人物就显得有点悲哀和无足轻重了。“她笔下的人物没有大悲喜,只有将日子延续下去做着卑微而坚韧的努力。在关照人物命运时,黄咏梅睁大了惊疑的眼睛,缓缓展现出人物与环境抗争时的自私、卑微、冷漠和情感世界的千疮百孔”。[曹霞:《直面俗世与底层的温暖力量——评黄咏梅小说集〈把梦想喂肥〉》,《文学报》2007年6月28日。]乐宜、妈子和唱粤剧的老花痴(《多宝路的风》),同样是出身西关,但在如今的广州,她们都只能在社会底层局促地活着,都已荣光不在了。魏侠(《少爷威威》)“东山少爷”式的生活亦随着时代变化而没落了。尽管看上去每个人活得还算光鲜亮丽,但是这背后的心酸、颓废和孤独,都在这时代的洪流中翻滚,无处言说。曾经的“西关小姐”和“东山少爷”尚且如此,更何况那些从小城里走来的人物呢?“我妈”是善良的,成为残疾人群体的“大家姐”去和政府交涉,维护残疾人的利益。但致命的是,她是愚昧的,轻信马千秋加入了传销组织,同时她又是偏执的,不听劝告越陷越深,最后还被骗走了所有积蓄,终于走投无路,只能一头扎进那条臭水沟里。她身上集结着很多不堪和耻辱的词汇,最终只能被这个社会所抛弃。《负一层》中的阿甘,不被任何人注意,不为任何人理解,连她的母亲也认为她是因为“迷张国荣迷得神神道道”[黄咏梅:《把梦想喂肥·负一层》,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第263页。]才会跳楼的。“阿甘心里总是充满了疑问”[黄咏梅:《把梦想喂肥·负一层》,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第247页。],她“死命想死命想都想不明白自己怎么一下子就不见了这份工呢?”[黄咏梅:《把梦想喂肥·负一层》,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第262页。]她也死命想另外一件事,摩托仔为什么不来找她了呢?没有人愿意倾听和理解,所以她只能在午休时从负一层坐观光电梯一直升到30层顶楼,对着整个天空,把心中满满的问号挂上去。但是她的问号“总是沿着问号的流线体,滑了下来,继续成全阿甘明天要挂上去的问号。”[黄咏梅:《把梦想喂肥·负一层》,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第248页。]她内心的焦虑和惶恐不安都没有人知道。黄咏梅作品中那些被忽视的边缘性人物,对于广州,都有一种陌生感和隔膜感以及无法主宰命运、驾驭现实的无力感。在这一点上,和梁凤莲笔下那些时代精英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第五节 梁凤莲与黄咏梅的文学观念比较

第一,为什么梁凤莲侧重于书写广州的过去和过去的广州,而黄咏梅更关注广州的当下和当下的广州呢?文化背景的不同是主要原因。梁凤莲生长于羊城,本土文化的基因深入她的血脉。原汁原味地传承并且光大本土文化,这项历史使命只有本土派出身的作家才能胜任;同样,对于完成此项使命本土作家责无旁贷。可以说,梁凤莲的广州都市书写正是根源于对这座老城历史的一种记忆、一份留恋和一份责任。她自己就曾感叹道:“现代的生活气息与多元化并存的形态,正覆盖着生存的空间,新与旧的切换好像越来越变得没有关联,这座老城的旧照片一天天黯淡下去,记忆似乎也没有用心着意地去留住时间渐逝的真相和背影。”[梁凤莲:《西关小姐》,广州:花城出版社2005年版,第334页。]并且,作为一个本土作家,梁凤莲在进行写作行为本身就蕴藏着她对广州血脉根性的认知,这是无法抹去的:“我过去的灵感来自那里,今后的灵感也会从那里产生。”[梁凤莲:《西关小姐》,广州:花城出版社2005年版,第337页。]“所以,我在小说创作中对广州文化的书写与守望,不仅仅是对这个城市的忠诚,而且更是对自身经验和记忆的忠诚”。[梁凤莲:《西关小姐》,广州:花城出版社2005年版,第335页。]一言以蔽之,梁凤莲想做的就是在这个日益全球化的时代里“把根留住”。

与之相反,黄咏梅不可能如梁凤莲那般熟悉如“西关小姐”“东山大少”这样的广州文化符号及其背后的历史积淀,反之触手可及的广州“现在时”是她作为新移民作家比较好把握的题材。黄咏梅的广州书写聚焦的是改革开放三十年后处于市场经济浪潮中的“摩登”广州。广州吸引了很多小城人士前来逐梦,更让那些本来就生于斯长于斯的本地人渴望恢复昔日的荣光,但是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小城人士每每梦碎,老城土著亦往往只能回归平淡,那些边缘人物总是在恍惚中沉沦,他们都是从时代的裂痕中掉下去的人。黄咏梅在作品中不是居高临下地审视小人物们,而是慢慢走进他们的内心深处,用温柔的笔触抚慰他们的不安与惶恐。这位不断重复心脏“偷停”[黄咏梅:《把梦想喂肥·偷停》,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第1页。.]运动的小说家,在她想象的世界中,陪伴着那些在这个时代里,肉体背井离乡、灵魂同样无家可归的小人物们。

第二,梁凤莲小说里的故事情节,多是采用主人公人生道路与历史事件相互映衬的写作模式;而黄咏梅的则多是边缘人物在社会漩涡里的浮沉和挣扎。这种小说情节上差异性,主要是出于她们对小说创作目的的不同理解。坦率地讲,原籍广州的本土作家在现有广州作家的队伍中为数并不多。梁凤莲作为其中的代表,在新移民作家写作势头日益强劲的刺激下,责任感促使她要肩负起书写老广州的任务,促使她在写作时有意识地选择广州有代表性的文化符号和历史事件,这样才能“在历史的真实与文学的虚构中完成对广州城风云变幻的精神守望。”[蒋艳萍:《论广州本土文学创作的文化价值——以梁凤莲作品为例》,《探求》2011年第5期。]如果单纯写“西关小姐”和“东山少爷”的人生故事、爱恨情仇,就容易流于罗曼蒂克的幻想了;只有加入历史元素互相揉合,才能发酵出若即若离、疑幻似真的芬芳来。如她自己所说:“真实是需要呈现的,没有被呈现的过往就有可能被遮蔽了;而历史是需要被诠释被书写的,否则就会在时间中灰飞烟灭而进入不了历史的记忆的视野。”[梁凤莲:《东山大少·受雇于一个伟大的记忆》,广州:花城出版社200年版,第378页。]

黄咏梅是新移民,同时又定居广州多年,这样的双重身份使得她尽管认同与热爱广府文化,但对于广府文化的传承在潜意识当中并没有像梁凤莲那样非此不可的使命感。她在写作时既可以深入其中,又可以游离于外,无拘无束之下可以体验到不同的人生。正如她本人所说:“我乐此不疲地重复这种心脏偷停的运动,享受这种精神出走的过程。我用偷停出来的时间,将自己当作不同的人,进入一个与自己的肉身没有任何关系的另外一个世界里,得以跟一些隐匿的东西团聚,跟一些隐秘的内心活动私语。”[黄咏梅:《把梦想喂肥·偷停》,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第3页。]创作目的的多样性让她可以享受一次次心灵出走之旅,感受一次次心脏“偷停”快感。

第三,梁凤莲小说中塑造的多是有能力对社会做出改变、可以左右时事的大人物,黄咏梅小写的多是对社会只有无奈、无力抗争的边缘性小人物。这种人物塑造的差异性,从根本上说源于她们对广州的不同情感。梁凤莲更关注对于历史的回顾,黄咏梅则更关注社会对人的影响。梁凤莲的作品更倾向于表现“英雄造时势”,人物更具有主动性,主人公大都拥有大开大阖的精彩人生;黄咏梅的作品中,更多的是“时势弄人”的无奈,人物大都处于被动地位,尤其是边缘性人物没有在社会的漩涡里溺毙,已经算是受命运眷顾了。这样的人物塑造和黄咏梅的身份、经历是分不开的。尽管定居广州多年并认同广府文化,但黄咏梅在作品里还是流露出了新移民对广州的隔阂感和陌生感,流露出新移民们的惶恐不安和小心翼翼。与此同时,她身上的诗性气质又使她得以在不安中沉下心来,仔细打量笔下的社会边缘人,用温柔的笔触走进他们的内心,给予他们力所能及的温暖,也算是对这些不幸的人最大的慰藉了。

结语

故乡与迁居地之间的文化反差,这是新移民作家的创作资源与优势所在,同时又使他们难以深入认知广州这座老城的血脉根性。在此方面,生于斯、长于斯的本土作家却具有天然的优势。从对梁凤莲和黄咏梅作品中的景观描写、故事构建、人物塑造、文学观念四个方面的梳理分析可以发现,在众多相似之处以外,梁黄二人之间甚至可以说本土派与新移民之间的写作还是有明显区别的:第一,文化背景的不同使本土派与新移民对广州都市景观的描写有“新与旧”与“深与浅”的区别。深受广府文化熏陶的本土作家对广州“过去时”书写的把握得更好一些,新移民作家更关注广州的“现在时”。第二,梁凤莲笔下的故事风起云涌,俊采星驰,黄咏梅笔下更多的是边缘人物的逐梦和梦碎,以及文艺青年的困境与救赎。这种故事构建的差异性源于她们对小说创作目的的不同认识。土著身上的使命感促使梁凤莲回望历史,而“同是天涯飘泊人”的心态使黄咏梅则对底层人士、边缘人物的市井故事更容易感同身受,书写时也更具温情。第三,对广州的情感差异使梁黄二人对人物形象的塑造也不可能一样。作为土著的梁凤莲在广州始终有自己的根,有自己的精神归属,所以在塑造一些有代表性的广州人物时就显得从容不迫,拿捏到位。黄咏梅作为新移民,对广州始终有“一种无力挽回的遗失和一种陌生拾到的惶惑。”[黄咏梅:《广州不是一个适合诗意生长的地方》,《南方都市报》2002年11月8日。]因此所刻画的形象都秉承了这种小人物的特性——他们像突然闯进了一个不属于自己的世界,惶恐不安,做着不知何时会醒的迷梦。一言以蔽之,梁凤莲的广州都市书写是致力于通过“本土言说”[王玉屏:《老广州都市文化的现代性想象——以梁凤莲小说为例》,《惠州学院学报》2016年第1期。]来塑造广州的文化符号,黄咏梅的则是通过反映“城乡之间、物质与诗意”[汪政 晓华:《论黄咏梅》,《南方文坛》2008年第1期。]之间的冲突,放低视角给予繁华都市下的小人物增添几分“俗世的温暖”[曹霞:《直面俗世与底层的温暖力量——评黄咏梅小说集〈把梦想喂肥〉》,《文学报》2007年6月28日。]。

和京派和海派相比,广州都市文学的构建,路途还很漫长。广州应该为有一批像梁凤莲和黄咏梅这样富有责任感的本土作家和角度多样的新移民作家在为此不懈努力而感到庆幸。他们共同延续广州的文化传统,也一起开拓更广阔的天地。广州本身是一个以开放和包容著称的城市。不论是梁凤莲还是黄咏梅,本土派还是新移民,他们的写作道路都会因为广州的开放和包容而更显宽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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