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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丽凤:城市故乡的悲情书写

——读梁凤莲的小说《羊城烟雨》

更新时间:2017-11-27 来源:广东作家网

一直很好奇执着于日常生活的广州人面临非日常化的时代时,会是怎样的情景。直到有一天读到梁凤莲的散文《情语广州》,竟有一种发现新大陆般的激动,她不动声色地回忆自己的长辈在政治年代的生活,让人体味到广州人在时代风云下的努力与坚持,这在以往的广州作家笔下是极少见到的。于是禁不住在给她打电话的时候特别地谈起这一点,她告诉我可以看看她新出的小说《羊城烟雨》,这时候我知道她是认真的了,也明白散文“情书”式的表达已不能满足她的需求,她要实实在在地表现广州的故事与人物,她要切切实实地描画出时代的影子,从学者的学理研究到散文的抒情描写,而今是小说的丰满演绎了。

《羊城烟雨》以两姐妹的命运为线索,勾勒出广州大半个世纪的面貌。与她以往的小说《西关小姐》、《东山少爷》相比,结构上并没有太多的创意,但她地方志式的都市书写方式及对孕育于日常生活中的广州精神的挖掘与表达,都使这篇看似单薄的作品有了充足的分量。她的这种缠绵而细碎的书写,就像走进市井小巷,于斑驳的路面和清幽的屐声中寻觅时间的光影,历数陈落在城市底部的佳酿,让老广州的精神如醉人的陈酿一般散发出浓郁诱人的清香。这种深入而细致的体味与书写,非敏锐而地道的广州人,是难以完成的。在她的小说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广州几十年的变迁,更看到了几十年前广州人在动荡时代中表现出来的那种温情与善意,正是这温情与善意,让广州成为一个有温度的城市,同时也让历史有了一抹暖色。

对于故乡,我们以往习惯了言说乡土,却对城市作为故乡之于个体生命的意义少有谈及。莫言说“作家的故乡并不仅仅是指父母之邦,而是指童年乃至青年时代生活过的地方。”城市作为现代文明的产物,其瞬息万变的速度往往让人忘记它的恒常,因此城市里的故乡情怀与情结远不如乡村故土来得厚实而绵长。然而,当二十世纪的作家们站在城市的一端对乡土频频回眸书写故乡的落后与破败,今非昔比之时,城市中的作家也早已伴随着城市的发展对旧城产生眷恋了,城市的急速变化往往带给人更多的惆怅与不安。“很多事情都以无可奈何的速度被遗忘,写下来似乎就是抗拒被淹没的一种方式,我祈求很多有意思有价值的东西能够被挽留下来,被存放起来,作为我们生存过、经历过、甚至是感受过、被启迪过的物证。”梁凤莲直觉地提出城市里的故土情结,以满溢的情分书写着广州过去的历史。

在小说中,梁凤莲不厌其烦地叙述着每一条街道的历史,犹如勾画出城市的筋脉一般,以地方志式的方式记录每一条街道和每一栋建筑每一种吃食,循着作家的叙述,你似乎可以穿梭到城市的过去,而这也成为作家寻访城市故土的一个路径。如惠福路上的店铺“什么东西都有得卖,有冰室,有柴煤店,有粮店,有杂食店,有五金店,有粥粉面店……旁边的五仙观几乎被两溜临时搭建起来的房子淹没了”。再如“华侨酒店是专门用来接待港澳同胞以及外宾的。广州交易会期间是一房难求,而平时闲日则以回乡探亲的港客为主,大多是顺路返珠三角四乡时在广州宴客逗留。”“第二次罗虹太太回来,住在人民南太平桥对过的老字号新亚酒店。那是民国时期仿西式的建筑,有大理石的饰面和雕花的卷檐,一根根罗马柱撑起环廊圆拱的骑楼,在人民南和西濠二马路口顾盼自得,很是威势。朝前走就是珠江边的西堤,拐个弯就是街景最似香港最热闹的地头西濠二马路了,”一般的读者定会对作家这种地方志般的描述感到一种负担,但于作家而言则如话家常,且有些乐此不疲,正如她讲到西濠二马路,是为了说明与改路一起存在的一种生活方式,“又是酒店饭店西餐厅大排档,又有电影院舞厅酒吧,前面的大同酒家增加了驻唱的流行乐手歌星,门口总有人排队等位,所有商铺人流的涌动,总是从夜晚开始,这里是广州的不夜天,这一带的夜晚从不清净。”而对于地方风物的吃食,作家更是以一种难以掩饰的兴奋给予介绍:“好的面条选用上等面粉,用鸡蛋按比例搓匀后,用竹升即担杠反复弹压,就会有吃起来的韧性,也就是弹牙的感觉。云吞面的馅要用鲜猪的后腿肉,按瘦八肥二的比例,这是爷爷说的,加鲜虾仁、鸡蛋黄、调料拌和为馅料,云吞皮则其薄如纸,一两面团可以开出二三十块皮,煮熟呈鲜肉色。云吞面的上汤,以大地鱼、虾子、冰糖熬制,食时先喝点面汤,对,先饮啖汤,然后再品尝面条和鲜虾云吞,汤底必须澄清透彻,鲜香扑鼻。这样吃完,你一辈子都会最爱吃这种面,一世人都忘不了。”地方风物志的书写满溢着作家对广州的热爱,细致入微的日常回顾,则呈现了这座城市的风情,也让读者更真切地感受到老广州的生活温度。这种书写方式与作家表述故土情结的方式紧密契合,她认为“城市的真相,城市的温情与暖意,实在是细枝末节”。

梁凤莲《羊城烟雨》的价值当然不止是这种平常年代地方志的风物描写,更在于对时代风云中广州文化性格的发掘与表达。以往我们习惯于将广州概括为“一座实实在在的平民之都,生活之都”,却极少将他的平民性与生活性提到一种生命价值的层面。其实,广州作为一个“最生活”的城市,其文化与哲学都蕴藏在不声不响的日常生活中,他们于认认真真勤勤恳恳的生活中践行着一种另类的“诗意栖居”:他们将万物煲于老火靓汤之中,依天时而物尽其用;他们将人生的况味置于功夫茶的繁琐工序中,于苦涩与甘甜里体察人生;他们熬制浓浓的凉茶让身体肌理与湿热的气候和谐相处;即便是诸多吃食,他们都颇为讲究吃物之本味。倘非不是地道的广州人,很难咂摸出广州人的生存智慧。梁凤莲作为地道的广州人,一改广州人行事低调的习惯,以学者的深刻和作家的敏锐,对深藏于广州肌理的文化给予挖掘,在日常中寻索出生存的哲学意味来。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人格的精神教育历来占据主流,而对生命中的物质需求是持漠视态度,富贵不能淫、贫困不能移,伯夷叔齐宁死不食州粟等都是以人格的高贵与硬度抵御物质的诱惑。然而大部分人却禁不住物质的考验,这几乎是一种最基本的动物本能,是生命本身的一种呼唤。所以在几近畸形的革命年代,在人人饿着肚皮仍然高喊革命的时期,梁凤莲却注意到广州人的特别之处——他们尊重生命最本真的感觉,肯定了物质贫乏对人的摧残不亚于精神的苦痛。同样地吃忆苦餐,雨芊则在精神的苦痛深处更体会到了物质对人的摧残,“我知道爸爸为什么会消失了,为什么会逃港了,身体的苦和精神的苦是一样难熬的,脑袋受的苦是一种天天磨人的压榨,而身体受的苦,比如没饭吃,比如吃糟糠之类,那简直是直接的受罪。我明白的,我们都不要太责怪爸爸。”(65)这种看似普通的问题实际上极为重要,甚至比上世纪八十年代喊出“爱是不能忘记的”还让人深思,因为它挑战的是以往过分注重精神层面的传统。

与在革命年代肯定吃相同,梁凤莲还发现广州人对穿有着自己的要求。在全国男女穿的一片灰暗,女性多把头发剪成“革命头”时,广州的女性依然以一种精致保持着生命的一种自觉。雨妈在十分艰辛的生活中,时刻不忘记在细致的裁剪中盛放自己的心思,纾解被压迫的神经,这种生命本能的自我调适却蕴含着生活的真理。正如作家所言,“回望那个时段,整个国家都经历艰难和波折的日子里,个人的一系列遭遇,也见证着历史的变迁与更替。女性的生存技能,比如缝纫、编织、刺绣之类,也许不过是生活中的一些零碎,或者说是人类经历中一些散乱的碎片,却足以让有此所长的女性,学会了以最大的耐心,以平和的心态去面对自己所遭逢的那一种人生,去以最大的勇气和挣扎,在平庸中想象美、幻想美、接近以至亲手去模拟着编织美,弥合动荡的人生世事中的沧桑和人世的世态炎凉,去串织好自己的生活片段和人生记忆,并且用柔韧的生命力,对其进行修补和升华,这是多么大度超然的生命观。”(262)与女性在一针一线中安放自己的生命不同,男性多的是一种变通与奋争,如被时代抛出生活轨迹的苏叔,就以能屈能伸的处世方式,在公私合营的非常时期也可以坦然地面对企业的巨变,顺势而为在黑市中小心经营自己的日子,爷爷几经波折依然恢复了抗争生活的力量,雨爸和久哥则是冒着生命的危险逃到香港寻觅更好的生活……他们每一个人都没有因为生活之艰难而轻易地选择放弃,而是隐忍倔强地和生活进行抗争,“先活着先活下来才是头等大事”是他们对生命的一种珍重。

正是因为广州人对自我生命的尊重和对日常生活的肯定,使得革命时代的广州也散发着日常生活的温馨,少了剑拔弩张的戾气与以革命为名义的变相欺压。如街道主任陈姨,虽说她是从大工厂里转过来的,根正苗红,但却一点儿不像以往作家笔下写得那么凶神恶煞,而是一个菩萨心肠的铁姑娘形象,“但凡碰上冲洗街道、灭蚊熏蚊行动、政治学习开会着急”她都是“把裤脚衣袖一挽,就整一个铁姑娘女民兵的形象。”而“对管辖范围内的那几类分子,还是以教育为主,并没有过人的刻薄或者刁难”。其他普通的邻居街坊,也绝没有断绝关系乃至互相揭发的疯狂,相反还会互相照拂。如小说中写的“雨妈只要下班了回到巷子里,人就放松了,尽管家境如此不堪,可街坊们没有歧视,亦没有投石落井,彼此都是捧着自己的日子自己的饭碗好好地过、淡淡地过,彼此观照,互享有无。倒是雨妈那一手女红的手艺,剪裁补缝的能干巧手,赢得了大家的尊重和善待,她的肯吃亏肯帮忙,更是让大家都对这个男人发落在外不在家的小家庭,接着男人又失踪了没音信的不幸,充满了关心和照拂。”(36)“捧着自己的日子自己的饭碗好好地过”的一“捧”字,将时代的艰辛与个体的努力展现得活灵活现。

在残酷的历史面前,广州人的坚韧与变通,他们的细致与温情都成为民族精神的另一个向度,其尊重生命、努力生活的姿态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抚慰着人们受伤的灵魂。

梁凤莲作为一个本土文化的研究者,其创作无论是散文还是小说都有明确的“诗言志”的追求,即她要在通过文字淬炼出岭南本土文化的精华,挖掘广州文化的精神,记录广州的岁月。《羊城烟雨》正是其试图“通过凝视的透明减轻命运的重负”,完成对城市故乡书写的重要尝试。“我的写作就在我出身居停的地方,那个祖辈人命定的城市,那个不是远方的城里,不是城里的这个角落就是那个角落,不是老区的街巷就是新区的小区,我只是在这座城市的眼皮底下,在痛楚或欢愉的旁边,在虚无与想象中,守候着城市与人的前世今生。”然而,在一个商业大都市以文学的方式守候生命中的故乡,显然是充满悲情的,这不仅在于城市日新月异的变化,更在于都市人对精神原乡的一种漠视与遗忘。

梁凤莲在《羊城烟雨》中对城市故乡的书写探索是一种开拓,也是一种限制,过分地拘泥于日常琐碎的叙述使她的行文稍显繁琐拖沓,地方志式的都市书写方式亦有待提炼,以写出广州地标性的地名。然而,不管怎样,其对城市故乡的书写具有一种前瞻性的价值,尤其当我国步入城镇化发展而城市的同质化越来越严重时,书写个人生命中的城市故乡,是对现代都市人精神家园的一种寻找,更是对城市精神的塑造。梁凤莲在小说中对广州人生命品格的描述以及日常生活精神的挖掘,不仅展现了历史革命时期的广州风貌,还在革命与日常中升华了广州精神,提升了广州城市故乡的精神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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