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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海来风

更新时间:2018-01-03

编者按

近期,省作协举办了2017年广东省文学创作专业继续教育培训班。在培训中,关于文学的理念和各自的创作经验,学员们各抒己见。以下为部分学员的心得体会(上)。

“立心”与文化使命

□皮佳佳

作为一名写作者,我正越发陷入一种无所适从的境地。写作虽然常常是一种无意识的自发,但写作者心中必然有一盏明灯,“我为什么而写作”?有时候,我觉得写作是为了抒发心中逸气,而更多时候,我觉得写作天生担负有文化之慧命。

在这个时代的文学写作中,正弥漫着一种诡谲的虚无之烟。一提到使命,仿佛立刻走向了写作的对立面,走向虚空的无价值耸立,走向庞大叙事的谄媚,仿佛只有一幅冷峻的筋骨,故作清高的自我呻吟,才是属于文化的本来使命。

我禁不住要问,此心为何而立?难道“为天地立心,为生命请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只是先贤的一句口号,早已成为历史的尘埃,连提及都是一种耻辱。

什么时候,我们走向了彻底虚无。也许文学真的被虚无的毒蛇咬伤了。

于是文学语言的时髦成为“死了”,上帝死了,哲学死了,文学死了,作者死了,读者死了。

这一切只是非正常死亡。

在西方基督教背景下,“上帝死了”,乃是指传统形而上学的终结,或是彼岸世界那强大价值体系的崩溃。于是,才会有后来的“沉沦”、“被抛”,才会重新在存在者的角度上去探求人的存在。而在我们民族的文化体系里,本来就没有两个世界的设定,没有对彼岸天堂的向往。我们最珍贵的,就是对这个世界的肯定和坚守,这也就是钱穆先生所说,“中国文化虽不创生宗教,却有最高的宗教精神”。我们本身已经拥有如此高妙的文化,我们有必要跟在别人背后亦步亦趋吗。

可是这种概念的随意使用却随处可见。很多作者总在文中不断追问所谓存在,接着否定一切价值,把目见的一切列为生存的荒诞。然而,将神圣等同卑贱,将价值呵斥为彻底虚无,难道就能显示特立独行的高明?而这些倡导虚无者,在真正的现实面前,又是生活的怯懦者、利益的汲汲追求者。如果写作者对本有的文化不负有这样的担当,也对不起自己的文字。如果我们的生活已经足够虚无,为什么不能在虚无中重新站立。经历无数虚无的唾骂后,很多人还在继续着追求意义,这也就是中华文化虽九死而犹生的原因,就是我们还负有意义的担当。所以中华民族的文化虽经历衰微,但始终踏浪击水,绵亘而存。

而否定是什么?否定一切,也是在诉说一种价值。这牢骚满腹,本身就是生命的挣扎。只有将虚无也否定了,也许真理,就如远方的地平线,黄沙弥漫过后,在我们前进的过程中,逐渐在眼前清晰呈现。

每个个体生命在某种意义上是偶然的、有限的、易灭的,亦如佛家所谓的“蕉叶、晨露、伊兰水沫”。然后,正是对这种个体毁灭的恐惧,让我们更能触及一种大的生命体的生生不息,“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这一体中,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乃至一切尘埃与空隙,都在这大化流衍中体会天命,体会生命本身的力量与坚定。

人之为人的价值在此刻也无比明澈。如果只有这一个世界,那就坚定地站在大地上,因为人本身并不是目的,而是连接了过去与未来的绳索。人的价值就是在现实实现超越。虚无,不过是半途的一声小小叹息。太阳之所以成为太阳,乃因为本身具有圆满的光辉,更因为,太阳会流溢它的光辉,将光明带给山川河谷。

互联网纪元的个人文学表述

□黄爱东

随着文学创作实践的逐步深入,我更加深切地体会到我们的学习、我们所从事的工作,对我们个体生命而言,首先是一种自我教育。一种创作理念的形成,一种创作技术的纯熟,一个作家人格的完善等等均倚赖于一种自我教育的完善程度和成熟能力。

 诚然,生活本身是最伟大的教育。作为一名创作者从生活中汲取养分、获得智识,培养和发展自己的理性和德行。阅读、学习、倾听他人的教授和言谈都是后天的教育。在信息技术高度发达的当下,知识呈爆炸式的分享和传播,如何获取有效的信息,在冗杂、过度的信息资源中如何甄别,祛除遮蔽祛除魅惑,也是人心智能力的体现,更是人在不断进化中自我教育实现的重要一环。

博尔赫斯说,“我写作,是为了流逝的岁月使我心安。”流逝的岁月意指有涯之身的短促,而创作使我们获得更广阔的空间和更加持久的生命力。每个写作者在流逝的岁月中理应反复向自己提问:我为何写作?每个阶段的回答会不尽相同,这是创作者的成长所致,也是其自我教育的结果。唯有自我教育,人才可以不断更新自己,在不断变幻流转的社会和时代中拥有一颗“恒心”,拥有一种持续完成自我的勇气,保持着辨识和理解时代、体恤人心的能力。

对于创作者而言,文学和艺术创作本质上都是为了完成自我,在更大的限度上拓展人类生命和才能的极限,实现更高更纯粹的生命价值。“不经审察的人生不值一过” ,这种审察,包含着人对自我的反思、对生命的察觉、对人世的理解、对广大世界的一种探索和渴望——这是一种自我教育的综合能力,也必须有坚定和笃实的宇宙观和人生观作为支撑。一个作家的格局和视野,他的能力和局限将全部由这种自我教育得以呈现、递进和深化。

一部伟大的作品背后必定站着一个伟大的人;我们能感受到他的心跳、他的阅历与智慧,他的人格与魅力。一部作品的完成就是一个人一个部分的完成,那些被我们记取的高贵精神、理想、思想的火光是人心最耀眼的部分。一位创作者像打磨原石一样打磨自己的灵魂世界,倾注心血沉浸其中,将自我与作品融为一炉。这个过程既考验着作家的心智、才华与天赋,更考验着作家不断成长的需求和付诸实践的决心和能力。每一个作家都在挖掘属于自己的那一口井,只有不断拓展自己的边界,不断往深处掘进,才有可能安放和发现更多的可能性。有时会遇到深不可测的地下河,有时是缓慢渗出水滴的石壁,有时通向无垠的大海……

一个成熟的作家不是一成不变的作家。成熟作家更重视“求变”的可能。当一个作家拥有相对稳定的创作素养,他将更多的目光投注于理解时代和历史、世道人心、人类共同的命运……他会理解自身的匮乏与局限,也会具备“人间深河,你我都在其中”的悲悯和同理心。这才是一个创作者在以一个“人”的口吻发声,以一个“人”的立场在写作和思索,又以一个“人”的存在佐证着“人类存在的实证”(危地马拉诗人路易斯·卡多索·阿拉贡语)。万物之逆旅,百代之过客,人类的自我教育不仅要让我们理解生命所能横亘和超越的程度,更应让我们理解我们的“有涯”与“不能”。有这样的理解才会懂得敬畏、才会有“不忍之心”,这些“有所不为”,对于一个从事创作的人而言,我想也尤为重要。

在今天这样科技资讯时代,人的自我教育可以通过诸多方式来实现。但是,信息过量、知识碎片化等情形又使得人的自我教育存在着诸多干扰和困难。作为创作者,内心的理想需要足够的意志来对抗诸多消磨与诱惑,我想,这也是一个人得以完成之途——一项宏大工程的建筑决不是一朝一夕之功,也决非一路坦途。

作家,给自己一个精确的定位

 徐东

一直在做编辑,从国家级大刊,做到市区级报纸、街道内刊。我对不少作家的作品有过比较,这大约是好的,但比较得多了也不利于确定自己写作的路子。现在看来,尽量不要跟眼前的,身边的人去比较,那没出息。

一位好作家,首先得在精神上,内心中强大起来。强大起来重要,也可以说唯一出路是认识自己。你在某个地方,能活成什么样,有可能能写成什么样。刘亮程在新疆那样的地方,写出了《一个人的村庄》,有了自己的叙述语气、文本,成功了。他的成功与生活的环境有关,但同在新疆生活的许多作家也就出了一个刘亮程。再说一般人也不会为了写作,刻意去偏远的地方去生活。不是太有那个必要。好的写作,一定是要内求的,而不必太在意外在环境。在繁华北京的作家,和在小县城,小镇子上生活的作家,都可以成为大家。关健还是看作家自身,他是否认识自己的能力,运用那种能力去写出一篇篇,一部部佳作。

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初出生的一批作家赶上了好时候,他们成名成家的时候全国的老百姓电视机都还很少,还没有几个人用手机,文学还是人们精神生活的重要内容。即便是那样,写作的人很多,真正成名成家的也不在多数。事实上八九十年代出名的作家,现在来看仍然是很强大的,七八十年代出生的作家还没法和他们比。那样去比较也没有意思,时代不同了,写作方式也更加多元化了——再过三四十年呢,你还真不好断定谁写得好,谁写得不好。比较的必要性在于,可以帮助自己有个相对明确的定位——但一不留神,也很容易使人迷惑,不自信。

作家写什么与他的生活,知识结构、性情有很大关系。对于作家来说,也一定有条专属的路子适合他,使他功成名就,名扬四海。选择精确的路子是困难的,很多作家写了很久,读了很多名著,却并未能真正知道适合写什么,朝哪个方向努力。有些人清楚却也没有去走最好的,适合的那条路。因为写作这位神,对作家提出各种各样的条件,你若不能一一满足,只能说明你的“综合素质”不够,对生活,对艺术缺少了积极的,执著的态度,缺少了对知识,对自我的有效梳理。没有谁随随便便成功,这歌词很棒,说出了半个真理:成功是与可以给你成功的神仙做朋友,你够不够格呢?如果不够,那么好,继续修行吧。

从乡下走进城市,我最初的生活是怀着文学理想的不断漂泊。不积极学习和工作很难在城市中生存发展,缺少敏锐的感受力,不思考,不去写,也很难成为作家。我也有很大的问题,我的生活基本上是在过着“文化”的,阅读和写作的,在比较和思考的生活,这使我与现实生活保持了一些距离,显得所过的生活过于单调乏味,很不利于出好作品。但想起《追忆似水年华》的作者普鲁斯特,想起一辈子生活在图书馆的博尔赫斯,想起做为小职员的卡夫卡,以及早逝的海子、芥川龙之介,我又确认自己缺少了写作的天才,或者纯粹而强劲的自我。是不是天才另当别论,是不是活得自我——或在写作中有强大的,不顾一切的自我,确实很重要。

谈到自我时,许多作家都不够有自我,有的干脆选择了拥有假自我。拥有假自我的也可以获大奖,发名刊,可以出全国的大名。无论如何他们在众人眼中的成功是个事实,不必否认。我要说的是拥有真正自我的作家,他的那种自我会被信息化的,加速发展的大时代,被时代中的形形色色的人所影响和包围,很容易被分崩离析,很容易使他纠结于自我,无暇旁顾。一句话:他们太在意了,太不识时务了。

我就这样,相信不少还不够成功的作家也这样。这是严肃却不够聪明的,这是认真却不够得法的,这是善良而不够有力的,这是有心而不够有脑子的,这是有真情而不够理性的。任何时代,任何人都会被影响,被改变,但对于真正的智者和强者来说,如果要想对这个世界爱得更深,他必须得克服那些不利于他成功的因素,从没有出息的,无聊的,喧闹的,物质化的众人之中脱颖而出。这是一种非凡的能力,可能也有些幸运的成分,但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人越努力越幸运,越聪明越幸运,越执著越幸运。成功的,是幸运的。向真正的成功者致敬,这是必须的。向真正的大师学习,这是必须的。而人最好的老师,是自己。成功的最重要的因素,也在于自己。

结合我的写作体验以及对写作的一些认识,基本对自己有了一个定位。四十岁再出发,似乎也不算太晚。鲁迅,汪曾祺,吴昌硕,齐白石等等这些大器晚成的人给不是少年成名的大伙儿做出了一个很好的榜样。

文学创作及自我教育

□冯娜

在资讯介质由纸质过度到智能手机触摸屏的这个科技革命纪元,置身全民分享视觉分享一切的社交网络,众生百态亲友喜好,无不逼近眼前。

对于以文字写作为嗜好乃至职业的人来说,这是最大的坏事,也是最大的好事。

坏事也许是,随着资讯载体介质的改变,人人均可发声,众声喧哗,原本传统媒体拥有的平台优势不复存在,这种优势原本是具有着相当的垄断性的,技术革命一来,全部重新洗牌,群雄竞逐充分天下,依托于原有传播平台的作者们必然需要重新适应,原有的表述内容方式和习惯,也面临着是否重启的选择。

智能手机纪元的到来,同时也意味着是由手机用户们自主选择资讯,而不是以往的由主流媒体投喂资讯。

由此回头看向我们这代人的来时路,个人对此的看法是:从前的报刊杂志制作及操作流程,实际上有相当强的精英贵族属性:由主编而至编辑,而至记者作者,大都是都市中历经教育筛选而出的专才,其视觉其看世界的角度,都属智识和知识层面。也许很多年后,也许就是现在,我们会说,曾经的年代,是有繁盛的纸质报纸和杂志,非常奢侈,就像更早年代时的羊皮书和竹简,非普罗大众所有。

而美国大选是擅用互联网社交账号发声和拉票的川普,胜出昨日世界知识精英的完美代言人希拉里,大致上亦可看作是某个新旧世界交替时,一幕意味深长的特写片段。

对于以文字写作和创作为最大嗜好,处于新旧世界交界的我们来说,也许最不好的事情,是过往我们累积的经验值,通过的关口打过的怪物,也许会在新世界的新系统新界面上,全部被格式化,被归零,你需要重新适应,从头再来。

乍看起来,多少让人有些惆怅。但如果再想想当年用纸笔写下的文字,或者,说一句现在流行的不忘初心,那么最早时候,也不过就是用纸笔写下和分享对这个世界的生命体验,用文字构建自己的茅草小屋、后花园,或者宫殿。果真如此的话,那么新世界的到来,就是最好的事情。

智能手机阅读时代的到来,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呈现给我们的是一个更真实的世界:人们在可以自由选择无限选择的时候,他们的阅读爱好可以划分出如此之多的类型,而且可以继续接近无限细分下去。再小众的爱好,汇集到网路之上,都是浩荡的一群。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你特别容易找到同好。

说起来本人是文字控,面对具有文学气质的文字表述时,会更为偏好和由衷喜悦。在网络时代到来时,如何对自己的文字和作品有自我要求,完全是个人的嗜好、理想和选择。

有人选择传播率高的写法,有人选择既有传播率又顾及文字水准的写法,有人选择只写自己愉悦的文字。

个人的想法是,文学创作和文学性,确是一直有着不可完全言说的密码和标准。

本人大学所习并非文科,所以这次的文学专业继续教育面授课程,我听得相当有兴趣。

在周建平老师的《文化软实力与文艺使命》一课中,我印象深刻的是那句:软实力就是,看谁的故事赢,而不是谁的军队赢。

顾建平老师的《自媒体时代文学何为》,讲得相当推心置腹,本人坐在最后一排,听完觉得有点像找到了同谋。

网络时代的个人文学表述和分享,在貌似人人都有表达途径和平台的新世界里,也许更接近世间万物参差多态的真相。

最好的事情或许是,可以更纯粹地让文学回归文学,让文学更加文学。

“深圳”的馈赠

□毕亮

大约是2010年,我参加一位朋友的婚礼,场面热闹、盛大。在那繁华、喧嚣的氛围里,我想到另一位结婚却没有操办婚礼的朋友,以及半是忧伤半是甜蜜的深圳往事。

十四年前,我从湖南来到深圳,至今记得那个夏天的溽热、硬邦邦的台风、潮湿的雨水。记忆里没有抒情,惟有初入职场年轻人的窘迫、惶恐与不安。十多年了,深圳生活仍然时不时地令我惊奇,高度的现代性,蓬勃的商业环境,崇尚竞争、崇尚速度,钢筋水泥的丛林法则扼杀了诸多天性,譬如童真、朴实,真诚,人心一天天冰冷、“硬化”。我们不得不、不断地做出让步、妥协,学会接受。 

我时常想,我和我的同龄人,我们生活在一个怎样的时代里?所有人都在向前奔跑,慢了生怕掉队;信息越来越丰富,价值观却越来越单一,物质至上……作为一个存在于现实中的个体,我常常感到困惑,也陷入“影响”的焦虑,内心认定的路与价值,是否该坚守和坚持。

就在我为内心的纠结感到不安脸红时,我会想起另一个超然于现实之外的朋友,他淡泊物质,忠于内心。某天,我们坐在星巴克聊天,他谈起生病的父亲,为节省每天50块钱的住院费,暴热的夏天,他父亲住进没有空调仿若蒸笼的病房……他忘不了躺病床上干瘦的父亲慈眉善目看他的模样,目光温暖、宽厚。那一刻,我想到了自己年迈的父亲、母亲,内心兵荒马乱。

我又陷入了困惑。

从故乡到异乡,从湖南来深圳的十多年,有两个“我”在生长:一个在现实世界,一个在虚构的小说世界。坦率讲,我不喜欢现实中的“我”,规矩、冒似有教养、假装体面,似一只笼中兽、圈养的家禽,看不到可能性;我更珍视写小说的“我”,坐在黎明前的黑暗中,写绝望的故事、写温暖的故事、写绝望与温暖交融参半的故事……那个“我”是莽林里的野兽,看不清来路,看不到去处,充满了未知和可能性。

克尔凯戈尔说:“世人眼中的大事,在我看来毫无意义;世人认为的屑小之事,对我而言却是异常重大。”我喜欢写日常和琐屑之物事,写小说时,我更愿意把自己当作侦探,去发现人物细微变化的表情,留在桌面指尖的纹理、水杯上的唇印,探索晦暗不明的空间和旁逸斜出的枝节……当读到卡佛、耶茨、奥康纳时,我感到相见恨晚,在卡佛、耶茨笔端,个体的苟且、不安、躁动、妥协、隐忍,悬乎于生活角落的微尘,全部登堂入室,成了撼动人心的小说;而奥康纳,她更大胆、放肆,抛开了道德的束缚、习俗的禁忌,探索人性的幽暗与复杂。阅读过程中,许多个瞬间,我感到自己被捆绑的手脚得到解放。

有一天,我突然想写一个人感受到的文学的“深圳”,写在深圳的不安、困惑、焦虑、希望和绝望……这是深圳或说时代馈赠给我的富矿。但,夜深人静时面对“深圳”,我却无从下手。幸好,遇到了德国画家霍尔班,他帮我找到了叙述的切口、角度。《使节》是霍尔班的传世之作,在这幅充满暗示的画中,霍尔班以变形的手法隐藏了一枚骷髅,正面看不出是何物,只有从左侧斜下方或右上方以贴近画面的角度才能辨认它的原形。这幅画符合我对短篇小说艺术的理解:结构于简单之中透着复杂,语言暧昧、多解、指向不明,人物关系若即若离,充满紧张感和神经质式的爆发力。

书写深圳题材的小说时,我意识到每一位作家都有他表达真实的方式和叙述的路径,我想做一名“在场”的作家,以文学、以小说的方式呈现变革时代、社会转型期个体的精神困境,选择与放弃,得意与失意;以小说文本让后来者记住,我们生活的城市——深圳,曾经有一批墙角下的生命,他们的抗争与抉择,他们的动荡与心安,他们希望与绝望……

这是我理解的文学对个体、对生命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