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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季:回归古典与民间的“先锋”

——论周朝军的中短篇小说创作

更新时间:2018-01-04 来源:北方文心

内容提要:周朝军的短篇小说创作具有非常明显的“杂糅”特质,他将古典的叙事语言与民间的叙事资源结合,创造出一种新的“先锋”文体。在这种充满现代性的先锋文体中,既有对民间文化传统的反讽,也充满了某种古典理想主义精神。这种创作特质,使他的短篇小说阅读困难重重,同时也充满了丰富的不确定性。

关键词:周朝军   古典叙事   民间   先锋   反讽   阅读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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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处理内容与形式的关系,是所有作家无法回避的一道多选项考题。倘若我们据此将作家的创作风格做一个简单而略显任性的划分,那么,当作家追求形式上的表达而降低了在内容上的笔力,我们姑且称其“先锋”;当作家给予形式与内容一视同仁的对待,其“所见即所得”的现实主义风格势必呈现;当形式失宠,内容当道,一种“尽在不言中”的古典主义风格就走向了前台。

“先锋”派文本为读者设置重重阅读障碍,这种表达上的策略,导致中国本土先锋派自80年代以后难以为继。做出这样的判断,并非是对“先锋”有意忤逆,陈晓明曾指出,“那时的所谓现代派文学中,很多现实渴望,文学反压抑的创新欲望,摆脱旧模式的愤懑等等,都只能找出一个足够大、足够叛逆的词汇去容纳——现代派。1特定的历史语境决定了特定文学流派的历史“功能”和角色,而时至今日,“现代派”这个词因为包含了过于巨大的内涵而被人们广泛运用于各种文学创作与评论中,成了一种俯拾即是的被消费过度的理论资源——于是它就不再具有80年代历史语境下的叛逆特质。而“先锋”——之所以打上引号,是因为今日的先锋已与80年代的先锋派在内涵上相去甚远。“先锋”派的后继者企图站在莫言、余华、苏童、格非、马原等人的肩膀上,在叙事手法与文本形式的领地里开疆扩土,可惜他们磅礴的野心,在今日这个充斥着虚无主义和戏谑模仿的“后时代”,换来的最多是某种“后先锋”罢了。

于是,当昨日的“先锋”沦落为今日的传统,创新的幽灵又再次作祟。“形式”既已过度消费,突破的重任就落在了“内容”的肩上。“五四”以降,文学与古典一刀两断,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学进行了外科手术式的改造,至“寻根文学”发轫,古典或者民间传统复又得到宠幸。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一点上最自觉的,依然是最早的一批先锋作家,格非等一批作家在小说中越来越多地尝试古典的写法。学者郭冰茹对此有着较为深刻的阐述:对于格非等尝试过“先锋实验”的作家来说,当中国古典文学成为一个束之高阁的传统,如何确定自身/中国作家在世界文学中的身份,便是一个无可回避的问题。面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中负面因素的显现,对传统文化价值的维护和守成不仅成为应对这些负面因素的可能,也成为部分作家确立其身份认同的思想起点之一。2暂且不论格非等人对古典传统的再发掘究竟是先锋的真正回归,还是现代文学以更为中国化的面貌呈现,其本质都是作家对于自身创作困境的反思与突破。这同样让人联想到“寻根文学”思潮中早就提及的关于中国文化在世界上的定位问题。可见,在某个可以考量的时间段内,作家的创作周期是循环往复的,探索也是不断循环深入的,没有任何一种流派或理论能够代表创作的全部内涵和最终高度。我们需要的,也许只是某种打破自身局限的可能性:在先锋派的尝试下,对小说形式的探索给予了我们新的可能性;在寻根派眼中,文化给文学带来了新的可能性;包括今天的现实主义文学,也在不断丰富着文学中关于当下现实的记载;时至今日,文学确已遭遇无法创新的悲哀,也许尝试某种带有虚无主义色彩的“杂糅”,就带来了某种新的可能性。

青年作家周朝军就是这样一个将“杂糅”感发挥到极致的作家。作为一位“90后”作家,他创作的年头却并不短,甚至很可能是90后作家中最早在正式期刊发表作品的一位(从他2004年在《钟山》发表小说处女作到如今已有13个年头,而如果从他在《沂蒙晚报》发表豆腐块算起,就还要再早上一个年头),因此他得以在刚刚走出大学校门时就已越过一个作家的稚嫩期,走入相当成熟的“先锋”创作中,他文风老成又略带“痞气”,在同龄作家中自成一家难能可贵。但文坛并未给予这位青年作家足够的关注,他的一系列带有颠覆性的作品,未能在文坛之坛中荡开其应有的涟漪。周朝军作品中呈现的新的古典传统和民间特质,其意义显然是被低估的。如前文所说,当一个作家在“形式”上的功力已炉火纯青,“内容”就会成为衡量一个作家创作高度的重要标准。周朝军的作品中,从来不缺乏先锋文本的特质——如在小说《抢面灯》中用字母代替人名,设置大量隐喻,颠倒、重复、置换,模糊情节,零度叙述视角等等,“实验性”色彩较之老一辈“先锋”作家有过之而无不及;同时,其作品中古代传奇、话本的风格也同样运用自如,如在由二十一篇短篇小说组成的系列笔记体小说《沂州笔记》中,就讲述了二十一个俗世奇人的传奇故事,他们中有乞丐、方士、长工、盗墓贼、和尚、牙婆、媒婆,也有神医、侠盗、义士、私塾先生、驿站邮差,这一系列作品,从题材到语言,几乎已经完全回归了古典的范畴;而在短篇小说《雁荡山果酒与阿根廷天堂》中,其将现代派写作与古典审美结合的特质就更为明显,甚至还带有了某种神秘的科幻气息;在完全现代题材的作品《左手的响指》《12盒红塔山》《回头是暗》中,他还将悬疑小说和心理小说很好地嫁接在了一起。难得的是,这些杂糅,并没有模糊作者本人的思想追求,他坚守的始终是一种古典的义理,一种深刻的理想主义和对人性的坦率态度。这种对义理的追求是不动声色的,是掩藏在复杂的文本之下的,这或许是周朝军的小说相比同龄人更为深刻的地方。

在看似不经意间设置的重重阅读障碍中,作品被读者不断解读成一个个的概念和隐喻,作者的态度出现了缺位,周朝军的很多作品都给人以这样的印象,较为明显的是短篇小说《抢面灯》中这种没有态度的“学术性”或者“纪实性”写作——虽说有玩弄形式的嫌疑,但假如忽略隐喻,单从故事出发,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反讽背后作者深深的怜悯。这种怜悯包括对饥饿的怜悯,包括对那些必须靠说谎来维持尊严的人的怜悯,还包括对消失的民间传统的怜悯,更包括了对这种传统的被解构、被讽刺的命运本身的怜悯。也就是说,戏谑和讽刺只是表象,所有的阅读的难度都来源于作者的叙述手段,人性依然是作品阐释的核心。这些颇具阅读难度与精神追求的作品,在当下无疑是一个可喜的异类。谢有顺曾总结过,“在当下的消费社会中,经验、身体和欲望成为了创作的主角,故事只要好看就可以,“艺术、叙事、人性和精神的难度逐渐消失,慢慢地,读者也就习惯了在阅读中享受一种庸常的快乐——这种快乐,也就是单一的阅读故事而来的快乐。”3在先锋派主流过又边缘过的今天,对形式本身的追求或许又算是新一轮的先锋行为——毕竟时下“期刊小说”都是想方设法让故事好读、好看的,而周朝军的几篇代表,可谓篇篇“好看”却篇篇不好读的,甚至在某些作品中,他的半文言写作会让读者感受到一种压抑的绵密的快感。他将自己深厚的古典文学素养融汇在作品中,如在短篇小说《雁荡山果酒与阿根廷天堂》中,“我”在书海里拾级而上:

在第六十四层,我背着牍先生读完了《杂事秘辛》、《飞燕外传》、《控鹤监秘记》、《汉宫春色》、《河间妇传》、《痴婆子传》、《闺艳秦声》、《海陵王》、《杏花天》、《绿野仙踪》、《游仙窟》、《帘外桃花记》、《倭袍记》、《如意奇缘》、《玉蜻蜓》、《绣榻野史》、《灯草和尚》、《桃花庵》、《如意君传》,本以为牍先生毫不知情,隔夜卧榻上竟多了一摞线装珍品,乘兴翻阅,依次是《昭阳趣史》、《呼春稗史》、《春灯迷史》、《浓情快史》、《隋阳艳史》、《禅真逸史》、《株林野史》、《禅真后史》、《巫梦缘》、《金石缘》、《灯月缘》、《一夕缘》、《五美缘》、《万恶缘》、《云雨缘》、《梦月缘》、《聆痴缘》、《桃花影》、《梧桐影》、《鸳鸯影》、《隔帘花影》、《石点头》、《清风闸》、《蒲芦岸》、《碧玉狮》、《摄生总要》、《杵杌闲评》、《豆棚闲话》、《弁而钗》、《宜香春质》、《僧尼孽海》、《芍药榻》、《人中画》、《洞玄子》、《五凤吟》、《咒枣记》、《引凤箫》、《蝴蝶媒》、《幻中游》、《凤凰池》、《赛花铃》、《贪欢报》。在第六十五层,我重温了《齐物论》……根据脚注,这些书中亦有条目引自《坤舆志》。

让读者“开眼界”的方式有很多,但像这样眼花缭乱地罗列古典书籍,是极具颠覆性的。这类搜寻资料式的“学术性”写作同样见于《抢面灯》:

1998年12月至2004年3月,W先生与日本性学专家M先生有过数十次通信。在通信中,W先生企图在男性阳具大小与夫妻性生活和谐程度之间找出某种联系,并就此假设了数十种数学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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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图所示的模型中,X轴无需赘言,Y轴则指示着在两性生活中女性的满足程度。无奈这数十种天才的数学模型都被W先生在随后的通信中逐一批驳——W先生在科学面前这种知错能改的精神,至今无人论及。W先生始料未及的是,M先生对其研究思路大为激赏,并将W先生视为国际性学界模型化性学研究的鼻祖。

当作者使用这类极其具体的资料或意象时,作者表面是在讽刺,但让人惊诧的是,读者却在这讽刺中生出了敬畏之心。这种阅读与理解之间的张力是一种错位之美,它让人重新反思古典文化与现代科学精神之间的某种深刻联系。如果说“用严谨的现代学术方式去研究性满足”和“在神圣的书籍殿堂中阅读的至高境界居然是阅读野史和艳情书籍”,同样都是讽刺,但在这讽刺中,读者却又生出了对于“大”与“小”、“无穷”与“有限”的思考与敬畏。自以为能通过科学了解一切的人们,最终发现所有的一切也许都只是谎言。与其说它蕴含了深刻的哲思,不如说它是对既往文学作品的一次无理的冒犯。

曾有学者如此判断80后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