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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城:《九月火车》:告别理想的背后,是这一代青年的集体难题

更新时间:2018-01-05 来源:广东作家网

我想在世界这个大海上乘风破浪,在海的另一边,有着我们所不知的广阔天地。

——《坂上之云》

青春

相看无言

《梵高先生》大卖,诗人却已消失。兄弟二人走在人生的岔路口,命运却给他们开了玩笑。《九月火车》在仓促中书写了几位青年人的起起落落,像是一场成真的玩笑,说的人渐渐沉默。

这是青年作家周朝军的一部长篇小说,也是他对青春生涯和偶像作家的一次正式告别。故事里的人物有周朝军及其亲友的影子,比如男主人公周鹿鸣、周剑鸣就是作者性格的不同侧面,小说里令人印象深刻的水芬小姨、佴志全、胖三等也确有其人。小说从作者的生活取经,实属正常,却有令小说遁入私人情绪的隐忧,不少取材私人经验的青年作者都存在一个问题——太多自恋式的絮絮叨叨,太少对时代难题的关照。万幸的是,《九月火车》不是一部落入窠臼的小说,作者严肃的创作让小说留存了庄重的底色。

在此,严肃不等于规矩。青春小说最怕写“规矩”,一些老作家不敢写青春小说,就是怕自己过了那个年纪,写不出青春的质感,徒留老气横秋。周朝军写青春小说有他的优势,年纪不必说,另一个就是在社会里浸泡过,写东西不至于太书生。《九月火车》里遍是活蹦乱跳的句子,它们彰显出青年人的朝气。

小说有两条主线,分别以鹿鸣、剑鸣为主人物——第一条是围绕周鹿鸣、水芬小姨、乔雅、大葫芦老汉等人展开的乡村图景,第二条是以周剑鸣、苏野、关琳、佴志全等铺陈的小城青年成长史。一枚硬币决定了他们的命运走向,一个穿梭在师大校园、城市楼阁,一个逗留村镇,在烈日下扛着沉重的货箱。环境的差异磨练了他们的性格。周剑鸣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是飞在天上的人”、“一个完全精神化了的人”,而周鹿鸣则是一个脚踏土地的人,扎实、淳朴,但满怀了对生活的热望。

《九月火车》是一部成长小说,在现当代文学史中,成长小说始终是一个热门题材。无论巴金的《家》、杨沫的《青春之歌》,还是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余华的《十八岁出门远行》,甚至是千禧年后争议颇多的畅销小说《三重门》《小时代》等,他们都在呈现青年人身处时代洪流中的人生选择,反映他们和家庭、学校、朋友乃至社会浪潮的关系。在这些成长小说中,年轻人与长辈的碰撞、个体与集体的冲突从不缺席,不同的人物往往就象征了那个时代青年群体的不同风貌。《九月火车》里有“叛逆”少年,也有青年与长辈的冲突与和解。剑鸣就是这种经典青春叙事里的典型符号,他身处哲学系,爱听许巍的歌,组了个蓝莲花乐队,路见不平会仗义相助。剑鸣是高度理想主义的代表,这样的人不可避免会与规训的体制发生摩擦,小说写到了剑鸣参与的几次“冲突”——当校方由于宿舍紧张把学生安排到远离学校的劣质宿舍时,周剑鸣向校长提出抗议,代价是五门课的不及格;当学校的小卖部人员打伤学生,周剑鸣参与的“蓝莲花乐队”朝校长头上泼墨,周剑鸣差点被“开除”;当室友胖三在实习期间受尽折磨,又是克扣工资又是被打。学生和校长联合起来,合力为胖三讨公道。在这三个案例中,第三个最值得琢磨。如果《九月火车》仅仅呈现剑鸣与校长的冲突,那它充其量只是停留于青年与长者、后生与权威的二元对立中,人物受到“作者的规范”,反而变得浅薄单调。但在第三起事件,周朝军跳出了这种二元对立,他把笔触伸出学校的同时也刻画了校长的老成周到。在这里,校长不再只是一个权威的符号,他的形象复杂丰满起来,而学生也不再只是偏激的反叛者,他们讲道理、会合作,他们也有自己的策略和矛盾。在《九月火车》中,他们首先是“人”,其次才是校长、老师、学生,人性的丰富匀在纸上。

但这还不够,只有这些,《九月火车》只是一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小说,只是讲了一个过去、现在乃至未来都存在的套路故事。只有将人物与特殊情境结合起来,让人物的起起伏伏与时代变迁挂钩,小说的特殊性才能出来。比如菲茨杰拉德的代表作《了不起的盖茨比》,只是一个穷小子苦追富家女的故事吗?不止于此,盖茨比出身于西部贫困家庭,流淌着少数族裔的血液,无论是家境还是种族,盖茨比(原名詹姆斯·盖兹)都是那个时代的“下等人”,但他却想重新追求跻身东部上流阶层的黛西。于是他才铤而走险,一边改名换姓,扮演“WASP”(白种人、盎格鲁-萨克逊人、新教徒合一),一边贩卖私酒,赚取暴利。

一部独特的小说暗含了特定时期的烙印,是小说家对他经历的时代的一次“历史书写”。周朝军在小说中有意加入了我们这个时代的大事件,并让人物牵涉其中。比如08年的汶川大地震,就是这场灾难葬送了乔雅,也深刻影响了剑鸣、鹿鸣的心态和人生选择。通过对历史事件的参与,个人不再是私人情绪的承载符号,他们成为了时代情绪的投影仪,在他们的身上,我们能清楚感受到历史与个人的关系,在历史的逻辑里,没有人能置身事外。

身份是理解《九月火车》的重要线索。剑鸣和鹿鸣,他们身份的不同影响甚至限制了自己的命运走向。 比如鹿鸣,他是水县瓷厂装卸工,这一身份让他很长时间内被轻视、被排挤,鹿鸣的阶层上升通道也一度被堵死,他只能奔波于底层的岗位,在重体力劳动中度日如年。这也是为什么他对师大女生乔雅及其父亲心存感激的原因,因为他们赏识他的才华,也指点了他新的人生方向。无独有偶,在小说的支线人物中,身份对命运的重大影响也隐隐显露。鹿鸣的大舅是“地主之后”,这间接造成了他与恋人的分开,大舅五十年未婚,他的孤独并非某然,而暗含了时代的残酷玩笑。同样,小说里的“表叔”也被自己的“地主成分”耽误,年轻时,他被上面人掉包高考试卷却只能忍气吞声,就因为他的身份,是他的身份让他受尽屈辱。

《九月火车》由此在朝气蓬勃的理想天空下埋下悲凉的种子。个人无法选择的身份却成为羁绊他们一生的枷锁,他们奋力拼搏,最终却可能化作一场相看无言。周朝军有他的恻隐之心,在小说的结尾,他给鹿鸣安排了一个良好的结局,帝都漂泊者佴志全和唯佳也没被拆散。但通读全篇,那种理想落幕的落寞感却还是凝结于文本之中,小说里的青年人如此具有“自我意志”,但好像总逃不过命运的巨网。可以说,这部小说不是一部简单的“青春回忆录”,它书写城市化大潮中“进城青年”的困窘。当农村逐渐走向落寞,谋求更好前程的农村青年不得不纷纷进城,但在陌生的城市里,他们要面对的不只是物品的剧变,还有人的思维上的微妙不同。和《平凡的世界》那一代人不同的是,这一代“进城青年”的路径不再是“进入→返回”,而更可能是有去无回,故乡成为一个永远失落的图腾。周朝军没有刻意丑化或粉饰农村,只是在书写中融入了隐隐约约的感伤。

荒唐

消解堂皇

许多论者不约而同地指出——周朝军的短篇和长篇观感截然不同。表面上看,短篇技巧感很强,如同一座迷宫,作者通过对叙事游戏营造出奇绝魔幻的氛围,代表作如《山东毛驴与墨西哥舞娘》《抢面灯》《雁荡山果酒与阿根廷天堂》。而长篇抛弃了许多技巧,风格更朴实浑厚。短篇和长篇,仿佛周朝军的两个面向。

可细细比对,他的长短篇也有共同点。无论是《九月火车》还是《山东毛驴与墨西哥舞娘》等,一个类似于说书人的幽灵都扑面而来,他对故事有强大的把控力,且时不时显露他的幽默甚至贫嘴劲儿。这个说书人就是周朝军。不少论者提到了路遥对他的影响,但读到这些作品,我想到同样来自山东的蒲松龄。周朝军擅长写有志怪气的小说,他能在平凡生活中提炼出诙谐甚至诡异的一面,但他不急于批判,他的文字不是长枪大炮,比起控诉,周朝军更倾向瓦解上到意识形态、下到家长里短的“假大空”。《九月火车》蔓延着戏谑气,崇高和权威在此被迅速消解。周朝军惯常于通过修辞来形容集体行为的荒谬,如描写一次集会:“学校大礼堂委实壮观,黑压压一片五千多个脑袋,给人一种想要收割的冲动”,又如他对刘教授演讲的叙述:“刘教授按小时收费,单价四万。金碧辉煌的大礼堂里“哈欠”与“屁响”此起彼伏,胖三无奈从口袋里拽出一本《少儿不宜》,读了起来。”这些都令堂而皇之的景象瞬间变得荒唐。

如此书写也是对流行青春小说的颠覆,或者说——《九月火车》呈现出青春小说的另一种写法。这些年,我们在不断贬低青春小说,由于市场和权威的错误引导,以及快餐式青春小说的大行其道,青春小说被圈定为“幼稚文学”,写青春小说被视作过家家、格局小,摆脱青春小说,进入“后青春创作”却成为作家成熟的体现。但是,通观文学史,不少经典作品却都是青春小说,司汤达、菲茨杰拉德、莫迪亚诺、巴金、路遥、余华等,他们笔下的青年具有穿越时间的魅力。说到底,问题不在于青春,而是怎么写青春,市场上流行的所谓青春小说,根本谈不上文学,只是如同《小时代》般的拜物教幻梦。

青春小说其实很难写,想出新意不易。在国内新一代作家的青春小说中,返璞归真的《九月火车》反而有别致的色彩,少了大都市的琉璃瓦,却自有苍茫大地上的静水流深。市场上需要像《九月火车》这样的作品,让更多读者和批评家意识到青春小说的不同写法,为青春小说正名。

不过,《九月火车》仍存在一些瑕疵。周朝军时而简省,但有时写脱了,在枝叶处却有点啰嗦。一部好的小说像贵人身上的衣裳,布料得好,但不必臃肿,里三层外三层,饶是金银加身也累赘。《九月火车》总体读来酣畅淋漓,但若干部分仍有阻塞感,这与小说枝叶处的“赘语”有关。

也许是考虑到市场,小说在一些用词上稍显“陈词滥调”,折损了整体的文学品质。例如:“脸上仿佛凝结着一层雾,忧郁而深邃”“这是一个恋爱的季节,孤独的人是可耻的”等,这些用词既缺新意,也显牵强。这不是作家的个别现象,当代青年作家,受制于市场与阅历,在词语的咂摸上有待提高。一部小说的高低,有时就看陈词滥调去除的程度。有些形容可以,但就因为别人用多了,它的光泽便也腐朽,你再用就轻易了些。这一点是周朝军需要注意的。

另外,小说的结尾也值得商榷。虽然逻辑上可以成立,但通篇读来,仍令笔者感到刻意,细细思之,小说的悲喜转折仍可斟酌,因为缺乏分寸得当的铺垫,突然袭来的悲就显得突兀,进而影响了整部小说的情绪递进。

野望

一次飞翔

瑕不掩瑜,《九月火车》仍是一部可读性强的小说,更重要的是——它有更深刻的关照。一部优秀的小说,可以将作者的“私我”与千千万万陌生人联系起来,让小说不再只有“我”,不再只是个人的孤舟,而恰好成为时代的十字路口,时代的共同经验在此重逢。这样的作品才有可能触发普世的关怀。要写出这样的作品,必须对时代有足够敏感,也必须跳出自己的小确幸,感受他者与这个世界的温度。在《九月火车》中,周朝军写下剑鸣、鹿鸣的成长史,通过他们的成长,我们这个时代的身影也在渐渐露出,城市化浪潮、汶川大地震、三鹿奶粉等,这些不陌生的词汇,也是时代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九月火车》包含它们,这绝非虚笔,它反映出作者本人的文学观。文学,不只是为了文学,还可以有社会的担当和对人的关切。

周朝军说:“一个有野心的作者是不该站在前人的背影里写作的。”他喜欢路遥,但断不会做什么路遥第二,周朝军正处在一个写作生涯的关键期——摆脱前辈阴影,自己野蛮生长。每一个新作者或多或少都有过模仿期,但他们要更进一步,就必须树立自己的风格。阅读周朝军的早期作品,你读得出他的模仿,但以《九月火车》为标志,他在尝试琢磨出自己的语言风格。甚至,当我们将《九月火车》与周朝军的短篇结合,我们会发现他在经营着自己的文学世界,一些人物在不同小说中穿插,如“贾先生”,他已经在《山东毛驴与墨西哥舞娘》和《沂州笔记》中登过场。可以预测,未来会有更多人物多次出现在周朝军笔下的“沂蒙”。当一位作家找到自己的文学坐标,他的写作即可翻开新的一页。

如果说小说家由浅入深的创作像一次长途起飞,那《九月火车》就是一次令人惊艳的试飞表演。周朝军即将三十而立,但对于写作这个行当,他足够年轻,将来,这位飞行员能够去到多远,我们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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