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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有顺:关于“粤派批评”的三个感想

更新时间:2018-02-27 来源:谢有顺说小说(微信公众号) 谢有顺

上个月我在福州刚刚参加了第三届闽派批评的论坛,“闽派批评”这个命名,据说源自王蒙在一九八七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他基于当时很多批评家是福建籍的情况,说闽派已经形成了和京派、海派三足鼎立之势。

王蒙的说法有一定的依据。

确实,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批评界,闽籍的批评家占据了半壁江山。今天为什么重提闽派呢?我想一定是有缘由的。重提不完全是为了追忆八十年代闽派的辉煌,主要在于焦虑后继乏人。我们曾经辉煌过,以前曾经阔过,现在没什么人了,闽派在全国有影响力的年轻人比较少了。有了这个焦虑,就会希望通过流派概念的重提或者群体的聚集,形成一种氛围和契机,以带动更多的人接续这个传统。

这肯定是一件好事。

“粤派批评”应势而生,也有它值得分析的原因。长期以来,广东经济总量全国第一,媒介又比较发达,但文化话语权一直不够,这也成了广东一些文化人或文化主管领导的焦虑。广东文化的特点是比较松散,各人干各人的。没有概念的凝聚,没有一些特殊的契机,团体的力量不容易昭示出来,这也是事实。

文化焦虑有时可以催生文化的发展。就好比上世纪九十年代,大家感慨于长篇小说创作现状有点弱,上至中央下至地方,都提发展长篇小说,到现在,据调查,每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多达八千部,仅一年的长编小说的出版量,就超过了“十七年”时期的好几倍。因此,文化焦虑会使得大家想做一点事情,“粤派批评”的提出,是不是跟这个语境也有一点关系?

对这个概念的提出,我有三点感想。

第一,“粤派批评”的提出有它的基础和合理性。

人才的出现和地理之间的关系是不可否认的,一个地方的风土人情、文化氛围,对那个地方人的性格、学养的塑造是有很大关系的。梁启超专门做过关于人才地理学的研究,按照他的观察,北宋以前,人才主要以黄河流域为中心,以军事人物为主;清中叶以前,人才主要以扬子江流域为中心,以文化教育类的人物为主;到了鸦片战争之后,近代以来,人才是以珠江流域为中心,以实业人物为主。近代以来的很多实业,都是在广东创办的。改革开放以来,广东在实业方面的成就也非常显著,很多大企业都是从广东起步的。

这种概括当然非常粗疏,不一定经得起推敲,但确实从一个侧面说出了人才与地理之间的关系。高原适合于畜牧,平原适合于农业,滨海、河渠适合于商业,所谓苦寒之地的人比较会打仗,温热之地的人比较重文化,这些大的概括并不是全无道理。一个地方会产生一种性格、一种学养的人,是有一定的理据的。

但随着时代的变化,尤其近些年来,人才迁徙的便捷、频繁,广东作为全中国汇聚不同人群最多的地方,地域性的特征慢慢就变得不那么明显了。在这样的背景下,要概括出一个新的文化群体的特点是很难的。我们现在所罗列的粤派批评的人才,本身就是来自五湖四海、全国各地,他们必然带着自己的口音、记忆以及各种文化积存来到广东,这些东西也必然会参与到广东的文化创造之中。

因此,以地理边界来描述一个地方的批评面貌,固然有其合理性,但大家也没必要对这样的概念过于执着,它只是一说而已,目前无法作出严密的论证的,你过分当真,就会发现这样的概括有时漏洞百出,很难自圆其说。

第二,粤派批评有自己鲜明的特点。

刚才说,珠江流域主要是出实业人才,而但凡做实业的,都比较重视面对具体的问题,解析具体的现象,照着自己设定的目标去做,一步步走,踏踏实实,不太迷恋空谈。这个特点是鲜明的。

粤派批评中,非常显著的是文学史家集中,如果按籍贯和工作地算,洪子诚、温儒敏、杨义、陈平原、陈思和、黄修己、饶芃子等人,都和“粤”字有关,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书写的半壁江山都和广东有关。重历史、重资料、重实证,这些都是文学史家最重要的特点,比如洪子诚老师是做文学史研究的人,他不单文学史做得具体、仔细、肯切,人也很实在,给人一种非常务实的感觉。

这种务实,是广东人的一大优点。

广东人喜欢面对具体的事情,埋头苦干,崇尚“实学”,这是好事。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过分崇尚“实学”,有其优长,也有它一定的局限性。做实业,可以一味地务实,可做理论和批评的研究,就要看到,它既是“实学”,也是“虚学”,甚至很可能还是一种充满奇妙之思的玄学。如果理论研究太“实”了,没有一点务虚、超拔、不切实际的神思,这种研究必然会面临很大的局限。

为什么这些年广东提不出大的理论,没有大的理论构想,领不了思想风潮,甚至从来没有想要引领理论和批评发展趋势的气魄?我认为,它跟广东过分重视“实学”,缺一点“虚学”的气度和情怀大有关系。理论批评是思想和精神的创造,但凡思想精神方面的创造,想要有新见,还是要有一点务虚的、天马行空的、胡思乱想的、甚至有些不切实际的玄妙之思的驱动,没有一种孤独的、独与天地共往来的哲思,全部心力都扑在材料上,甚至被材料所淹没,恐怕也是搞不出什么名堂的。尼采说,历史感和摆脱历史的束缚同样重要,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这一点,尤其值得广东学人重视。

第三,强调流派的同时,仍然要重视个体的意义。

精神创造更多是源于个人的省思,流派能不能助力其发展呢?当然可以。尤其在一个人的上升过程中,需要被团体容纳,需要有合力,需要有群体对他的肯定和推动。但任何理论创造和批评实践都是个体的,个体的意义至关重要,我们不能因为有了“粤派批评”这样的大概念就对那些个体的努力大而化之。

精神创造这事很有意思,有时一个人的高度就可以提高一个地区的文化高度,一个地方的成就与面貌如何,往往与某个重要的个体关系密切。譬如上海有王安忆,陕西有贾平凹,谁都不会忽视这两个地方的小说,福建有舒婷,云南有于坚,也谁都不会忽视这两个地方的诗歌。除了这些庞大的个体,这些地方未必有一个多强的写作群体,但一个地方的高度往往是由一个人建立起来的。

为什么广东的文学一直处于四平八稳、略显平庸的状态?很大原因就在于,广东缺一个类似于王安忆、舒婷或者贾平凹这种符号性的、体量比较大的、一个人就能建立起一个高度的人物。这会影响别人对广东文学作出更高的评价。这就是个体的意义、个体的高度,它有时会决定一个地方的文化高度。

正因为如此,我才一直呼吁,要重视个体的意义。尤其在今天这样一个时代,迁徙、流散如此普遍,任何个体都不再局限于他生活的地方,很多作家已经不完全属于广东,他在全中国跑,在全世界跑,他是属于中国的,也是属于世界的。不管他写不写广东,都要重视他所做出的创造。

个体的意义有时大于团体的意义。也许,从策略性的意义上讲,我们需要流派,以期发出团体的声音,但不要因此就忽略对个体的重视,而是更更大胆地肯定个体的意义。据我了解,广东的批评界,现在有很多年轻人起来了,如果说“粤派批评”,永远就是我们面上这几个人,那年轻人的声音在哪里?他们的希望在哪里?强调重视个体,就是要在一个人二十来岁三十岁的时候,他刚刚冒出来的时候,就重视他的潜质,重视他可能有的未来,今后他很可能就做大、做强了。因此,在倡扬流派与重视个体之间,需要一个平衡点。

以上就是我这次参会的感想,也是我的建议。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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