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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写城市并构建一个审美的世界 ——论邓一光的深圳写作

更新时间:2018-05-16 来源:广东文坛 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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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邓一光是一个会对城市书写产生深远影响的作家,他对于深圳文学乃至中国城市文学书写上的探索都提供了别样的经验,其城市书写的影响力正在并将持续发酵。

●简介

从2011年初开始,邓一光接连发表多篇深圳题材的小说,一次次漂亮的出手,化解了城市文学长期拿不出重要作品的尴尬。对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创作的作家来说,这种转向并不多见,让人惊叹于他面对新环境时灵敏的触觉、迅捷的反应、丰沛的创作力和写作心态的积极。

邓一光这几年的创作是宣言式的,源源不断地写,成为话题地写。能有此等自觉,能有这般城市书写能力的作家实在不多。可能再过几年,我们会看得更清楚。

素材处理与审美升华

邓一光的深圳小说,是敏感的,更是沉思的、拔出流俗的。

这一系列的城市小说孤僻、艰深,有神秘感,近些年来,类似的小说在期刊上已杳无踪迹。而邓一光反叛平庸的表现形式和笨拙的现实主义,当讲故事蔚然成风,作家们令小说肥大臃肿、不堪回味时,他更懂得舍弃和留白,用幻觉和梦境点染城市,用象征和隐喻影射现实,形成真幻掺杂、虚实相生的文本质地。其艺术层面的机智,哲学层面的深沉,精神气质上的卓而不群,飞跃性地提升了城市文学的品质,进入到一种幽深玄妙之境。显然,邓一光具有高度的审美敏感性,他首先是一个热爱自然、感觉精微、用心操持生活的人,然后才是小说家,他又似乎具备神奇异能,能与植物、水鸟和昆虫进行隐秘的交流,小说里弥漫着物我交融、接通天地般的梦幻、超逸和辽阔。

正如孟繁华所言:“2009年,邓一光从武汉移居到了深圳。一个人居住地的变迁对他人来说无关紧要,但对当事人来说却重要无比——一座城市就是一种存在状态,一座城市就是一种心情。当然,在适应这座城市的过程中,他也发现了这座城市、发现了新的自己。就这样,邓一光作为深圳的‘他者’闯进了这座城市精神的心脏。”[孟繁华:《现代性难题与南中国的微茫》,《文艺争鸣》2013年第11期]贺绍俊则认为:“对于邓一光来说,这不仅是一次地域的迁移,而且也是一次文学的迁移。他发现深圳这块土地上有着新的文学资源,他吸收这片新的资源,并开启了自己的一个新的文学阶段。”[贺绍俊:《衔接战争思维与和平思维的铆钉——邓一光前后期小说创作之异同》,《文艺争鸣》2013年第11期]

这几年来,深圳在邓一光笔下扩张、发酵、兴云吐雾、变幻万端、喷涌而出、徜徉恣肆。这是一种喷发式的创作状态,艺术上的自由境界,不可预约,天赐神缘。这几十个中短篇,其价值却超越了那些简单再现城市的砖块般的长篇,它们高明、抽象、厚重、壮美,足以涵养和滋补深圳这座城。

即使放诸世界范围,深圳也是一座独特的城市。人们从内地南迁至此,身心往往受到剧烈冲击,这就已经具备了强烈的文学性。深圳的魔力和魅力,足以影响作家一生的创作,像巴黎之于波德莱尔,伊斯坦布尔之于帕慕克。出于对审美距离的担忧,不少作家刻意拒斥当下的经验,包括我自己,潜意识里也是拒绝深圳的。但阅读了邓一光的城市小说,才发现城市的材料如此富足。城市并非没有文学,反而充满着文学,只要作家能找到一种恰切的处理材料和审美升华的方式。“齐美尔把城市生活和农村生活进行比较后认为,城市的本质是创造了独特的城市个性,这主要是由于社会的心理刺激的量和类型不同。乡村中变化缓慢,节奏平和,环境没有压迫感和强烈急剧的刺激。城市则不同,由于人口众多、密集,各种意象、声音在人的四周同时袭扰,使人时时有被淹没的可能。所以为了‘学会适应城市’,城市人不得不合理地组织调整自我和外界的关系。”[ 徐剑艺:《城市与人:当代中国城市小说的社会文化学考察》,云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8—9页]这个适应调整的过程,就产生了精神上的种种复杂的病相,也就产生了文学,产生了小说。

邓一光兼有丰厚的阅历、精妙的小说技艺和成熟的社会人格,已齐备了书写城市并构建一个审美世界的素养。那个审美的世界很难说是属于深圳的,它私密到可能只是邓一光一个人的,它又宽广到,可以连通起所有被称之为“城市”的所在。

深圳书写的两翼 

邓一光的深圳书写系列作品中既有强力介入生活的现实主义作品,如《在龙华跳舞的两个原则》《宝贝,我们去北大》《万象城不知道钱的命运》;更多的则是空灵旷远的小品,象征地、抒情地、写意地表达城市,如《深圳在北纬22°27-22°52》《所有的花都是梧桐山开的》、我在红树林想到的事情》《台风停在关外》《轨道八号线》等。

第一类小说大抵跟底层有关。《在龙华跳舞的两个原则》写一对打工男女的工作和爱情,两人努力上班也努力地自尊和相爱,但冷傲的现实逼迫得他们毫无原则。活着,就是不断妥协让步。小说里数次描绘“淹没”的场景,这种渴望飞离却瞬间被淹没的体验,城市人并不陌生。《宝贝,我们去北大》篇幅精短,字里行间充溢着“几乎无事的悲剧”。健旺生猛的都市里,一对工人夫妻活得噤若寒蝉,生活里埋伏着中年危机、经济困境、内分泌紊乱造成的生殖障碍。生病了,到底去不去深圳最好的北大医院?夫妻俩万般挣扎。丈夫叫生病的妻子一声“宝贝”,是苦中作乐,也是真正地相濡以沫。《万象城不知道钱的命运》里,德林是万象城某公司的杂工组长,年末他渴望回家过年,这是每个中国人都怀有的正常而深刻的情感,但得悉家中老小都急需用钱后,经历了一番煎熬,为省下路费并在来年继续担任组长,他平静地留在了深圳过年。万象城作为深圳最奢华的购物场所,充斥着一掷千金的消费,万象城永远不知道德林挣下的钱的命运:母亲的医疗费、哥哥的律师费、大女儿的学费、小女儿的选秀费、妻子的过年费……这一系列小说在旨意上各有侧重,又共同地反映出城市的“赶”和“急迫”,城市人骨子里的恐慌、怯弱、无所适从。

上述小说高出同类作品之处在于:描述得不假、不隔,有饱满扎实的细节支撑;调性上不煽情也不滥情,显与晦处理得甚为得体;关键是除了关怀,还有讽喻。

对比起来,第二类小说更值得注目。在城市生活单一化、文学创作趋同化的背景下,这类小说以梦为马、想落天外,优美而智慧地解决了“怎么写”的问题,为城市文学提供了崭新的审美样式。

《深圳在北纬22°27-22°52》用极具存在感的标题隐喻了人在巨大城市空间里的渺小、生命状态的孤寂以及被压抑的自我意识。无休止的赶工令工程师焦躁抓狂,他反复做一个梦,梦里有焉耆草原,有伸展到天边的绿薄荷,他竟褪去人的皮囊,幻化成黑毛白蹄的骏马。

可惜,北纬22°27-22°52的深圳终是一片茫茫苦海,而非广袤自由的草原,此地,蒙蔽了多少人的本性,又淹没了多少个体?小说叙述上舒缓散淡、富有乐感,现实的事件交叠着神秘的情境,穿插进婉曲的儿女情长、迷幻的梦、鲜洁的素食、俊朗的动物,气韵飘逸,清丽天然。

《所有的花都是梧桐山开的》则是一部自设难度的小说。深圳是一座没有过去的城市,邓一光却写出了簇新城市的历史感。故事缘起于深圳花木的出处问题,为考察花木来历,网站编辑来到梧桐山的客家围屋采访一位隐居的土著。在老者平静的叙述中,那段逃港的惨烈岁月破空而来。文中的意象凄美惊心,上万饥民经由梧桐山越过边境,漫山遍野的野花零落成泥,渐渐地,人被花瓣埋住了。而从海路逃亡的人,把整个海湾的水都砸烂了,把海水砸成了缕缕碎片。梧桐山,这里有品名繁多的奇花异草,这里也曾是求生的起点,或者,永久的葬身之地。小说标题散发着动人的诗意,这是一首追根溯源的长诗,一个探讨生死的哲思小品,也是一部中国式生存的备忘记录。

在小说集的后记中,邓一光特别提到《仙湖在另一个地方熠熠闪光》这篇小说。这是一部不好把握的作品。阅读此作,首先要明白“仙湖”何谓。在深圳,梧桐山谷仙湖之上,弘法寺遗世独立,远离浊世恶苦。仙湖是一个清凉清净的菩提道场,抚慰人心,化解积存的怨戾之气。无法想象没有寺庙的深圳会是什么模样?或者说,一座城市怎么能没有寺庙?在日本地震、核辐射世纪灾难到来时,离异的男女重聚于仙湖民居,试图从有轨生活中逃逸而出。但是,改变的只是生活形式而已,情感依然漂浮失重,两人身居仙湖之畔,心却留在了尘世。小说对人物没有明确交代,情节亦飘忽无定,弥漫着来日无多的末世凄惶。邓一光借助小说提出了有质量的疑问:当物质享受已格外充足,人们对生活的满意度仍然很低,栖居和筑居的距离分外遥远,人心何时才能真正抵达仙湖?

第二类小说的共性在于:现实的题材,现代的叙述,先锋的气质,寓言的品格。这组小说具有形而上的色彩、无法言尽的复杂意味、多重解读的不确定性和宽广的阐释空间。同样反映住房之痛,《我在红树林想到的事情》与《蜗居》的艺术品格迥然不同,前者兼具问题意识与美学功能,以出世的笔法来做入世的小说。《乘和谐号找牙》则完全废弃了故事,“和谐号”虽不乏红尘气和时代感,但身份不详的人物、轻盈跳脱的叙说、敞开的结尾,使小说喷薄出一股不受约束的狂野气,冥想般逍遥随性。

城市:

文学书写的新的生长点

很多作家和评论家并不认同“城市文学”的提法,相较于以“永恒的人为书写对象”的文学观,“城市文学”的提法也很容易被寻出破绽。这个提法并非随意的命名和界定,而旨在于发现新的生长点、强调和推动某种文学趋势,是一种不求“正确”的刻意为之的凸显。“城市之于文学的重要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在共时性的维度上,城市生存空间本身的独特性,使得城市生活方式与乡村生活方式相比,更有利于文学对于复杂人性的展示。在历时性的维度上,城市的发展,城市随历史的变迁而发生的巨大变化,促使着城市文学从无到有,并逐步繁荣。”[ 蒋述卓等:《城市的想象与呈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4—45页]“城市生活方式的异质性、多样性、开放性为文学提供了巨大的意义表现空间,使文学具有了无限可能性。在乡村中,由于其生活的同质性、单一性、封闭性,因此可供文学探索,值得文学表现的意义空间十分有限(当然,这只是相对而言)。城市由于其生活的复杂多样,从而使得它具有极其深厚、复杂的意蕴与内涵,无论是其丰富性还是多样性都远非乡村生活所能比拟,从而给文学提供的意义表现空间也更为巨大。可以说,在最为根本的意义上,城市是文学的一个天然舞台。从这一点上来说,城市生活方式无疑更有利于文学的生存与发展。”[ 同上,第48页]

邓一光的小说也证明了一点:写得浮泛,写得陈旧,写得滥俗,罪不在城市。邓一光于深圳文学的意义,是具体创作上的启发。新城的历史和文化积淀不足,但这里的写作资源并不匮乏,匮乏的是提取能力、艺术识见、思考力度和开拓书写空间的勇气。

在中国城市发展史上,深圳注定成为传奇。作为一座以超常规速度发展的城市,其文学并未取得相称成就。甚至在很多人心中,这是一座最不文学的城市。文学编辑认为深圳理应产生城市小说的范本,但仿佛中了魔咒般,以深圳为背景的作品,易于浮在表层,没能写深写透,充斥着浮光掠影和陈词滥调。深圳的城市文学貌似热闹,但作家的同质化书写,已无法提供新的美学经验,已窄化和遮盖了城市题材。写什么并没有问题,问题是在需要个性表达的文学作品里,你看到人物的痛苦竟是同款的痛苦,高仿的痛苦。这样的作品,时间冲刷后还能剩下多少呢?

的确,怎样对触目可及的城市生活作出独异性的文学表达,如何反思城市人群的生存方式并真正触及灵魂,跟京味、海派、港台相比,深圳城市文学的特异性何在,如何塑造更立体的城市常住人口群像、建构起崭新的城市书写审美体系,都是作家面临的难题。希望能看到这样的小说,读罢让人豁然、慨然、了然,原来,这就是城市。深圳需要这样的小说:既现实也梦幻,既骨干精瘦又无限扩张,既悲天悯人,又举重若轻。但愿通过作家们的书写和建构,深圳也能搭建起一座艺术意义上的都市。它拥有自己的《长恨歌》《我城》《台北人》,它拥有自己的《花样年华》《新不了情》和《金大班的最后一夜》。人们提到深圳时,会意一笑,心下了然。当然,上述一切,都要给深圳一点时间去沉积和生成。

怎样书写城市?这是一个没有标准答案的设问,作家只能通过写作实践做出回答。城市文学并没有到一个梳理、总结、下结论的阶段,它正在发生正在进行,可能通往任何地方,谁也不知道会出来什么作品,让人兴奋,也值得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