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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现场”第48期:城市与乡村——作为文学表达的经验

更新时间:2018-05-23 来源:广东文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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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

◎任何人的背景及其个性,无疑都是硬币的两面。作为一个城市的个体来看,人与城的关系,就是在城市的变化当中观看人的命运、人性的嬗变。

◎中国的城市化是一种突进式的特殊模式,让人突然找不着北了,正是基于之前长时期演化的结果——补偿、反刍、不知所措,这就需要写作中慢慢消化。

◎一些人为城市文明与物欲所累就还乡,返回生命的原点、精神的家园,留下一些什么原乡人的感慨;一旦复原了、离开了,他们那种“汪洋中的一条船”的身份似乎随之消失。

◎我们用乡村和城市文学这两个框架去框的时候会发现,最优秀的作家,你是没办法用这两个框把他框住的。

◎一个好的作家他应该像预言家一样,即使不能预言未来,起码争取能够很好地、准确地表达我们的生存境遇、我们这一代人的思考。

■本期嘉宾

马拉:广东互联光阴文化股份有限公司CEO

阮波:中山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

王不了:三鑫双语学校研发评价中心副主任

写作与自身的成长资源

马拉:我先介绍一下,中间这位是中山电子科技大学的阮波教授,旁边的是青年作家王不了,我叫马拉。我们今天聊的话题是城市与乡村如何作为文学表达的经验。当我们谈到城市文学和乡村文学,似乎它是对立的两极。阮波教授,我想问一下,从学理上讲,城市文学应该怎样去认识它?

阮波:城市文学这个话题可能先要从城市文化开始,它应该是和城市文化共同生成的,最近十几年提得比较多,确切说应该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渐为人熟悉的一个概念,随着经济发展、城市化的推进,城市文学和城市文化共同进入到我们的视野与话题中来。我国城市文明的进程可能跟西方有一定的时间差,欧美的城市文学相对较早,西方的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促成了西方城市的发展,因而他们对城市的认知应该更久、更多样也相对成熟。就目前而言,中国的城市文化或城市文学可能还在一个生成的过程中。

马拉:在深入谈论这个话题之前,我想了解一下各自的成长背景。不了,你年轻,你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的成长背景。

王不了:我们今天谈的是乡村和城市,我觉得我可能两头都不搭。我生活在一个小县城,算是有点城市经验吧。我妈妈来自农村,所以我也有一点点乡村的经验。但是我待的那个小县城灰不溜秋的,所以我一般叫它“灰城”,我都不好意思说它是“城市”,我一般自称是“城乡结合部青年”。我对于城市的生存状态和典型的乡村生活状态,可能都是一个旁观者,因为我本身生活就是在一个非常小的县城,它既有城市的雏形,又保留了很多乡村生活的形态。

马拉:城市和乡村在你的写作中有没有具体地体现出来?

王不了:对我来讲,我没有有意识地想去体现乡村或城市。我印象比较深的是,比如读书时写作文,一般到初中、高中开始懂得一点所谓的拿分技巧以后,很多农村的同学会说“我是农民的儿子”,马上给我的感觉会有一种道德上的先天优势,也有一些人会说他是“工人的小孩”,而对于我来讲就比较尴尬,因为我父母也是工人出身,但很早就已经下岗经商了。所以,碰到这样的情况,就像我刚才讲的,我始终有一种疏离的感觉。我那座灰城,说它是城市吧,好像显得比较土,而当我回到乡村,那些亲戚朋友又会在我面前自称为“乡下人”。如果回过头来看我自己写的东西,所谓乡村和城市的印记,我觉得两方面都比较淡。

马拉:我看你的散文,很多时候确实看不出背景,感觉城市不像城市,农村不像农村,有一种小镇的感觉。

阮波:实际上那也是他的优势。任何人的背景及其个性,无疑都是硬币的两面。作为乡村结合部的成长来说,城市和乡村的某些特点你都体会到了。

马拉:阮波有丰富的城市生活经验,我看过你的小说,你写的可能更多的是城市男女之间的情感,当你写这些东西的时候是不是有一种明显的城市意识在里面?

阮波:我得承认没有你们那么丰富的经历。我从小到大就是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小时候是在桂林城,住在桂林南站的上海路;后来读书是在北京的海淀区;然后到了广东中山,一直在机关或大学里工作,纯粹是一个在中国城市发展氛围里长大的人。

马拉:我们现在梳理一下,你的作品中主要是以哪条线来写的?

阮波:不同的文体也不太一样。我的评论,一般以现当代作品的评析为主;小说就像你说的,主要是以情感为主题,就是讲故事,所以情感的东西比较多;散文的范围比较宽广,可能是方方面面,旅行、家人、饮食、生死,包括对世界任何一个小小细节的感受。

马拉:比如像你的《目击一代人的成长》等一系列散文?你显然目击的是城市孩子的成长,是吧?

阮波:对的,我目击城市的成长,而不单单是城市生活。当然,作为一个城市的个体来看,人与城的关系,就是在城市的变化当中观看人的命运、人性的嬗变。

马拉:我们今天这三个人的组合是比较有意思的。王不了说是城乡结合部,你这边是纯粹的城市。那么我呢,我小时候的成长是纯乡村背景,也就是说,我在十三四岁前一直过着非常纯粹的乡村生活。像有的人写的一样,好像世界都很美好,早上太阳升起,草地丰茂,冬天雪飘,春天自然春暖花开。长大后,生活发生了变化,因为我爸在铁路上工作,沿着铁路线搬迁的那种。接着进高中,读大学,大学毕业之后过的是一种城市的生活。就我自己而言,我曾经写过非常少的乡村题材的东西,但都非常脸谱化的。

阮波:我对乡村的了解不是那种原生态的撒欢式的成长模式,有很多是来自于乡村题材的小说。应该说中国当代的著名作家集中在乡村叙述这一块的实力远远强大过对城市主题的叙述。如果说铁轨是一个特别浪漫的意象,那这两个母题就像两条轨道,同向延伸在中国当代的文学史上——一条是城市文学,一条是乡村文学,远远望去其重心是不平衡的,包括与我们同时代的这么多的著名作家中,以“乡村写作”出名的比以城市题材出名的作家显然要多、成就要大。城市小说的写作,比如王安忆的上海,应该说是对张爱玲的旧上海的一个延续;还有池莉和方方的武汉、叶兆言的南京、刘心武的北京等等。王安忆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从“三恋”开始一直到《长恨歌》,她在城市书写上一直保持着一个常态。而乡村题材方面,基本上我们马上想到的就有莫言的高密东北乡,贾平凹、陈忠实的陕西,中国当代文学的早期、中期大部分走的还是乡村文学的路。包括贾平凹写《废都》,他也是写都市,可是那个废都(包括书名本身)其实都带有偏见或妖魔化的东西。他们眼中的城市远不如乡村来得淳朴、美好、原生态,所以还可能停留在对城市符号化的想象与学习之中。我们往往会简单地把物质等同于城市,精神等同于乡村,由于偏见使得对城市化写作的定位并不是那么准确,风格没有相应的多样化。

马拉:这个问题是不是跟我们受的教育有关?不了,你是从事教师职业的,那么你从语文课本去分析,是不是我们的语文课本本来也是乡土教材似的?

王不了:对,你说得很准确。印象中,如果把我们教材上的课文分成乡村和城市这两类统计,情况也会跟阮教授讲的当代文学的创作现状一样,它也绝对是以乡土为主。另一方面我觉得,同样是乡土,早期的,比如鲁迅的《故乡》,很经典的情节就是看社戏,按我们今天的眼光,它绝对是乡土题材。但是我看这样的片段,包括看孙犁的一些小说和散文,我觉得一点都不“土”,也没有那种脸谱化的感觉。可能我们今天谈到的乡村文学或乡土文学,本身确实带有刚刚我们讲到的脸谱化或主题先行,这种倾向比较明显。我没有看到太多个人的更真实的印记,给人感觉这类题材就像类型电影,好像已经有一些先天的写法或模范。

阮波:有点像集体无意识的暗示。就是我选择进入某个写作模式之后就必须这么走。但无论如何,我觉得对于乡村的述说和描写相对于城市的叙述还是要成熟很多。

时代境遇与乡土之心

马拉: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不光是中国,应该说全世界都在城市化,而且农村人口也在往城市集中。但很奇怪的是,我们整个文学上表现出来的面貌恰恰相反,大家都在城市生活,享受着城市的各种便利,但书写依然以农村为大方向。这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事情。

王不了:马拉,像你刚刚讲的,你自己的童年生活经历更多是乡村,但我看你的小说的很多主人公生活背景都是小镇,而不是乡村,也不是城市,你是有意的选择还是无意的巧合?

马拉:这个是有意的。我很多小说里面会出现一个叫“走马镇”的地方,我们小时候生活的那个村叫“走马村”。我小说里面很多人物的生存状况,是乡村或小城气质的。我接触到的人以及我理解到的很多事物,他们就是置身于一个小城或者小镇,我熟悉他们的生活,知道该怎么去表现他们的状况。但如果让我笔下的人物进入一种非常时尚化的生活状况,显然我是做不了。

阮波: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而事实就是:面临巨大的社会转型期,无论是文化意蕴、审美选择、价值取向都有质的新变。问题就是在这个进程当中没有足够与正常的准备去面对新的境遇,从而挖掘城市生活背后的深层心态,去揭示人和城市之间的复杂关系,这兴许就是中国城市写作上的最大瓶颈或局限。

马拉:其实这个问题,我后来想了一下,我们这一代成熟一点的写作者,应该40岁上下,他们中很多人都有乡村背景,这种乡土意识对他们来说是根深蒂固的,即使他已经置身于一个最繁华、最国际化的城市里,他依然有一颗乡土之心。

阮波:这种固执在不同的写作年龄层有不同的表现:50年代的作家像王蒙、张洁,也属于早期城市文学的一些代表人物,他们向个人经验转型的同时也在与更广阔和复杂的历史对话;60、70后的作家正好面临乡村向城市转型的历史阶段,他们更多寻求的是内向力的突破,亲历性、思想性和想象力在此碰撞,而且很多所谓的亲历性其实是跟西方学习的一个想象性的结果,在传统叙事资源的基础上发酵、在自我宣泄中完成对思想性的反拨。一部分人基于创作的现代性焦虑和面对现实的失望,又念念不忘地回归思想性等传统叙事资源策略。上世纪90年代之后出现的城市文学创作热潮中,很多50、60、70后传统型作家自动弃权,而80后作家出于一种自然而然的选择,他们从小就生活在城市里面,所以助长80后作家成为了城市写作的主力。

马拉:我们现在看80后的作家,他们写乡土的相对来说要少一些。

阮波:因为他们整个生活的过程都是跟城市相伴的,乡村生活经验与记忆缺失,如再对历史与传统文化缺乏足够的兴趣和了解,就更加坐实在城市书写这方面了。他们的题材包括都市情感、白领职场、青春成长、女性话题、社会底层等等,譬如青春系列的作家其小说改编成电影的也有很多,像郭敬明、韩寒、辛夷坞、笛安等等,尽管其角度各有侧重,或者被认为只表现了城市浮华的一面,但他们城市写作方面的努力与尝试使其在城市文学中还是占领了相当大的市场份额。

马拉:对。王老师,现在的学生看不看中国当代文学的东西?假设他们看的话,阅读和关注的重点主要是在哪一块?

王不了:就我的了解,初中生的阅读其实同质化现象非常严重。我出去交流,不管是去浙江还是回湖南,还是在广东这边,我接触到的初中生读得最多的都是些时髦的青春读物,包括郭敬明的《最小说》系列刊物,还有刚刚阮教授讲的那几位年轻的作家——我们今天讨论的当代文学,特别是所谓的纯文学,他们在这方面读得非常少。其实我给学生推荐书目的时候,不会强调是乡村还是城市。因为我觉得,归根结底,我们今天讨论乡村和城市这两种不同类型的题材的写作,可能还是以这几十年、顶多是这一百年的时间尺度来讨论的,但如果用更广大的时间尺度来衡量,这种区别可能没什么意义。比如我们一般不会说哪些唐诗是写城市生活的,陶渊明作品中有多少比例是写他的乡村生活的。我更愿意这样来划分:这个东西对于学生来讲有没有价值,或者说白了,这个作品好还是不好,它是优秀的,还是中等的。然后从学生的反馈来看,我教的学生都生活在城镇,但他们对于真正写得特别好的,哪怕是所谓写乡土的作品,他们也会特别感兴趣,比如沈从文的很多东西他们很喜欢。按我们今天讨论的尺度,从《边城》到他那几部重要的散文集,都应该划归到乡土那一块,但是他的这些作品一点都不土,而是水灵灵的,拎起来会滴水。

阮波:还是因为中国的城市化是一种突进式的特殊模式,让人突然找不着北了,正是基于之前长时期演化的结果——补偿、反刍、不知所措,这就需要写作中慢慢消化。包括沈从文,也不能完全称其为乡土作家,虽然大家把他归属为湘西的乡土,但他也有北京等大城市的生活经验。其实他有着与你们相比照的城乡结合的写作体验。

王不了:所以我的意思是,极端一点说,当我们用乡村和城市文学这两个框架去框的时候会发现,最优秀的作家,你是没办法用这两个框把他框住的。

阮波:其实城市写作也好,乡村写作也好,其写作本身是没有问题的,问题就是那种偶尔为之的乡愁令人起疑。当他们为城市文明与物欲所累就还乡,返回生命的原点、精神的家园,留下一些什么原乡人的感慨;一旦复原了、离开了,他们那种“汪洋中的一条船”的身份似乎随之消失。读者就会问,既然如此恋乡,何来离开与感慨?既然要到城市里谋生,又何必做出一副读者看来“惺惺作态”的样子?这种想法可能会有一些简单粗暴,但也不无道理。

城市化与城市书写

马拉:我多次跟朋友们举例子:你在乡土小说里面很难找到一罐可乐。这是什么意思呢?很多写乡土小说里的人物要喝东西,他是到水缸里去舀一瓢水,很少有人看到喝可乐。为什么乡土小说里面就不能有可乐呢?我们去乡下看看,大把可乐、雪碧啊。但小说里面,一说到可乐,好像可乐是一个非常高端的城市符号一样,你怎么能让乡下人喝可乐呢?似乎这是不合规矩的。所以我们现在表现出来的东西,绝对不是现实的乡村,而是一种非常顽固的想象,顽固到什么程度呢?好像家里面还得有一条狗。你没有一条狗,这个乡村生活还不成立,还得“鸡鸣桑树颠”,最好还有人烧一堆柴,冒点白烟什么的,那才是乡村。

阮波:社会组织形式已经发生了剧变,它已经不是那种氏族乡村公社的生存形式了,大家的所有社交模式都已然发生了变化,这种表达就缺乏合理而实在的支撑。部分作家他对传统叙事资源和过往记忆的那种恋恋不舍,可能更多的是当他面临现实的心灵与细节觉得失望之时,出于“出淤泥而不染”的心态进行一种思想上的捍卫与撤退。因而没有观照到自己当下生存的环境。

马拉:我觉得他们的那个乡土其实跟当下是无关的,依然是几百年前甚至上千年前那个古典的乡土。我可以大胆地打个赌,两年之内中国乡土小说里面,农村青年谈恋爱是不会用微信的。因为写作者觉得,农村青年用微信谈恋爱,他特别接受不了。

阮波:也有些作家的转型值得借鉴。当你从乡土转到城市,有点不适应的情况很正常,这里有一个转变的过程。今天大部分的乡下青年都到城市里打工了,那我们的文学怎么将视线转移到农民工或者城市打工一族这种生活的描写当中去?

马拉:我觉得,今天的写作者,就算不是写作者,只是作为一个普通人,一定要有城市意识。如果没有一种城市意识,你是很难融入这种向前发展的文明的。

阮波:一些作家在城市书写或城乡结合部的一些过渡当中有不错的尝试,比如盛可以的《道德颂》,还有缪永写过《我的生活与你无关》。整体而言,那种意识渐渐在抬头,大家也注意到了我们更应该关注自己现在当下生存的境遇。王不了在当代作家城市写作这一块,你有没有特别喜欢的作家?

王不了:说起来我就很不好意思,因为当代的作品我读得非常少,当代的文学作品读得就更少了。我宁愿把“当代”的边界往前推,推到沈从文那个时候。他已经超出了“当代”的范畴,只能用“现当代”来囊括。就当代作家来说,刚刚阮教授讲到王安忆,我只读过她的《长恨歌》。我觉得那是对于张爱玲对旧上海写作的延续,虽然以一个外行人的眼光来看,可能还有一些缺憾,但是我知道她已经非常厉害了。对多数人来说,城市文学的书写有非常高的难度,而你如果写乡村可能相对来讲更安全,更得心应手一些。

阮波:文化说起来好像有点大而化之,实际上城市的文化都表现在一些特别细节的东西上:比如王安忆《长恨歌》里面的弄堂,还有《雨沙沙沙》里面的街灯,都是城市里与情感记忆相连的标志性物件与日常生活的表达。如果我们对城市文化的理解是准确的,那么城市文学的写作就不需要伟大而虚浮的命题,更日常、更人性、更自然,也就能更多地去表现隐藏在城市表面之下的深层的东西。文学的指向必须以现实作为依托。

马拉:对。既然身处这个时代,既然我们的肉体也在其中,还是要花点时间去研究它。你不能老是处在肉体在而心不在的分裂状况。以前有一句很牛的话是这么说的:一个好的作家或一个好的哲学家,他应该像预言家一样。我们即使不能预言未来,起码争取能够很好地、准确地表达我们的生存境遇、我们这一代人思考,这还是有必要的。我们身在其地其时,应该要用自己的方式去表现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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