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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小说中的“历史”与“历史人物”建构

更新时间:2018-05-29 来源:《网络文学评论》王 祥

历史小说是如何建构“历史”与“历史人物”的?历史小说的写作目标是什么,它们能够反映历史真相与历史发展规律吗?这些是必须回答的网络小说创作理论问题,攸关网络小说特别是历史小说的评价标准的建立,本文将以《三国演义》《水浒传》与相关题材的“亲族”网络小说为主要分析对象,加以探究。 

一 

小说包括历史小说的主要构成方式是虚构,虚构能够通向真相吗,历史小说中的虚构能够通向历史真相吗?

要求历史小说反映历史事实,或者创作者宣称自己的作品反映了历史事实,是与科学主义为伴的现实主义文学的旨趣。人们相信,历史学的目标是运用各种方法、各种来源的资料追究历史真相,力图呈现给受众的是事实,是“有”,而现实主义历史小说声称自己是在不违背历史事实、历史走向的前提下,进行有目的虚构,呈现的是“可能有”或者“应该有”,达到与历史学著作一样乃至更高远的目标:反映出历史真相和历史发展规律。

而多数网络历史小说是在描述“不可能有”的“历史故事”。特别是在当代人穿越历史时空引起“历史变迁”的历史小说中,“历史”通常是幻想与事实搅拌在一起的不明物体,是一个“设定”引起的变化与结果:主人公穿越、加入某一段历史,改变了历史走向,因而产生了一个新的平行时空,主人公在这个时空中,实现了自己的愿望,创造了新的“历史”,而在我们这个现实时空的真实历史中,它们当然是不可能存在的[1]。

这些网络小说中的“历史”是对历史资料的幻想性重组,反映的是人类的愿望,而志不在反映历史事实,历史资料的运用,是为了主人公实现愿望服务的,小说中“历史”的主体是人物愿望实现的生活史与成功史。作品中“历史情景”越是符合读者的认知和预期,就越是有助于读者代入故事主人公,享受故事提供的情感体验与快感补偿。在这个意义上,历史情景呈现的“真实感”是有价值的,必要的,但是“真实感”只是读者的感受而非事实。

假如文学作品像这样违反“历史事实”、随心所欲进行虚构是一种错误,那么网络历史小说并非首犯,它们的远祖《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古典小说中,充斥着神话与传奇,违背物理定律、历史事实的情节历历可见。在进入科学主义时代之前,小说并不在意能否反映社会事实与历史事实,它们有自己想做的事。人们为了接受“历史教育”,增加“历史知识”而阅读经典历史小说,却可能忽略了那些小说的内容是虚构的违反史实的。

《三国演义》是三分事实七分虚构的演义体历史小说,对照产生于晋朝的《三国志》等历史著作,会发现叠经戏剧、说书累积,而集大成于明朝的《三国演义》的代表性历史人物关羽、诸葛亮光辉事迹主要来自于虚构。

请看关羽简历的真伪,桃园三结义——《三国志》等史籍中没有刘关张结义的记载,只说三人情同手足,诗情画意的“桃园三结义”情节适合文艺作品,并不适宜历史学著作,而“桃园三结义”的情节是生发出后续“兄弟团体奋斗史”的基点; 关羽温酒斩华雄——史籍记载中,是江东猛虎孙坚的事迹,在《三国演义》情境中,如此爽脆的事迹只有前期第一主角关羽才配,原故事的主角反而不配;斩颜良,诛文丑——斩颜良确有其事,诛文丑的却是曹操,配角作出牺牲给主角凑戏是必须的;过五关,斩六将——关羽离开曹操后,直接从许昌南下往汝南投奔刘备,并未发生过五关,斩六将的曲折故事,这些故事是用来展现关羽为了兄弟百折不挠,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决心的,以塑造关羽忠于兄弟情义的天神品格;华容道捉放曹——在华容道拦截曹操的是刘备,而且刘备去晚了,被曹操跑掉了,捉住又放掉曹操,可以让关羽报答曹操善待自己的恩德,为关羽的忠义品性增加厚度;关羽单刀赴会——史籍记载是鲁肃单刀会关羽,但是这个大义凛然视群雄如土狗的戏码,只有关羽的枣红脸才相配;麦城拒降——史籍记载是孙权使人劝降,关羽诈降,在城头虚插旌旗,从别门撤退,被吕蒙料到,半路截杀关羽,有此诈降一事,关羽形象全毁,只能是拒降,慷慨就义的情节才适合红脸关公;关羽的八十二斤青龙偃月刀也是虚构的,三国时期没有这样的兵器,彼时也没有后世的马鞍双蹬,手拿战斗实效低的狼夯重兵器,骑在简易马鞍上,很容易被对手打落尘埃,或者自己失去重心掉下马来,在战场上那是找死。关羽满身亮点,竟然只有斩颜良确有其事,其他都是从别处挪用的,或者干脆来自于虚构。

再看《三国演义》中后期主角智慧神诸葛武侯诸葛亮,也是按照主角定律来虚构其伟大光荣正确事迹的,——好事漂亮事全归主角,在网络小说中也是常见招数。请看诸葛亮是如何成神的:诸葛亮火烧博望坡——实为刘备所为,发生在建安七年,而建安十二年,诸葛亮才出山;草船借箭——是孙坚、孙权父子的事迹,分别发生在跨江击刘表和濡须之战,在《三国演义》中孙氏父子与部将成了主角一方的垫脚石,光鲜的英雄事迹经常要给主角奉献出来;赤壁之战——系列情节中只有智激孙权有史籍记载,其他诸如舌战群儒、智激周瑜、群英会、苦肉计、连环计等均为虚构,是“诸葛亮”这个人物生长的过程中,被作者们不断创造出来的;七擒孟获——诸葛亮南征是确有之事,也确有孟获其人,七擒孟获没有史籍记载,但是戏剧性擒拿与释放部族首领的事迹,凑个七次,更能彰显出诸葛亮的智慧与仁义;六出祁山——诸葛亮只伐魏五次,只有第一次和第四次到了祁山,两次太少,六出祁山,凑个大数,才能显出诸葛亮不辞劳苦,为国事天下事而殚精竭虑的盛德;空城计——当时诸葛亮驻军今陕西安康县,司马懿屯兵今河南南阳,根本没有相遇,何来空城计?但是历史小说,最怕无聊无趣的史实叙述,必须把乏味的日常实况,变成有趣的主要人物正面冲突的传奇故事,于是就有了弄险之举,故布疑阵的空城计,彰显诸葛亮深谙人心、大智大勇,又彰显出大反角司马懿的狡诈多疑的性格;《后出师表》——乃后人伪作,并非诸葛亮所作。可见,诸葛亮的漂亮事迹,同样大多为移花接木或虚构。 

《三国演义》中的关羽与诸葛亮,不是史实中的关羽与诸葛亮,他们经历的“历史”也不是真实的历史。如此动了手脚的三国历史人物事迹,能够反映历史真相与历史发展规律吗?显然不能。文学作品中虚构的“历史”不是真实的历史,虚构的故事比之于事实更能满足接受者的心理需求,它们为读者提供情感代入、角色扮演、高潮体验的角色幻境,读者“代入”这些梦境中的主人公,获得愿望实现的快感,并对这种快感体验上瘾,进而自发维护快感体验的“真实性”,这是一种快感奖赏机制在起作用,是经典历史小说中的“神迹”被当成历史事实的心理基础。人们需要关帝庙里这尊闪闪发光的“侠义之神”,也需要武侯祠里这尊高深莫测的“智慧之神”,人们愿意相信他们是“真”的。在大众的历史认知中,至今,这些虚构而来的神迹经常被当成历史本身,不然如何在关帝庙、武侯祠里拜下身去?

历史学著作与历史小说能够反映历史真相和历史发展规律吗?历史真相只能有一个,而对真相的认知、言说却可能有无数个,无数相互矛盾相互颠覆的著作在描述同一历史事件,谁,根据什么,来评定它们的真实性?尽管那些对历史的认知或言说,竞相宣示自己反映了真相。

欧美新历史主义学者对历史认知的贡献正好与此相关,他们提醒人们注意一个重要却一直被忽略的事实,人们感知历史的时候,历史真相并未亲自出席,历史只能在文本中出现,亦即“历史的文本性”[2],这个事实的揭示,减淡了历史学经典的明黄色辉煌,历史学文本中描述的所谓历史的“真实”,实际上是事实与作者观念、愿望的混合构造,历史研究者只能在著作中构建历史,他们经常以故事的模式来组成历史叙事,当历史成为按照时间序列叙述的历史故事,历史就存在虚构[3]。比如《史记》《三国志》以及诸多正史(官方修史),当然只是包含着作者愿望与观念的、存在虚构的历史文本,而不是历史本身。因此历史学文本是否能够公允、超越时代局限、通向历史真相是难以确定的。

人们通常只能找到被叙说、被编织的“历史”,并且选择自己认同的“历史”来信任,这种选择又往往是政治或者道德立场所致。在人们对三国历史的认知中,常见挺刘备或挺曹操两派,他们相互诋毁,其道德倾向、身份认同就在起作用。一些官修正史被奉为“信史”,其实就是对这些历史学文本选择信任的人比较多,而不能把它们看做是历史本身。

一方面,历史学著作因为存在虚构,其真实性、可信度被人责疑,虚构是破坏历史真实的一种漏洞,是历史学著作的负资产。但是另一方面,人们却要求以虚构为主要构成方式的历史小说,应该反映历史真相,而且认为因为其虚构,反而更能够反映历史的本质真实,更能够揭示历史发展规律。在科学主义主宰的时代,宣示小说像科学一样追求真相,因此能够配得上庄严的殿堂,既是羁縻手段,也是一种生存策略,一种心照不宣的策略性话语。

虚构是小说包括历史小说的第一指证,是小说家的吃饭手艺,取消虚构就取消了小说,错误不在小说家的虚构。小说用虚构的手段,反映人自身的愿望,并且人们希望反映自身愿望的故事文本被当作是“公认的事实”,就是历史变迁中正确的一方,以宣示自身愿望及其虚构行为的合理性合法性,这反映了“人类情感”的真实一面,但是,用依靠虚构而存在的文学作品反映历史真相,只能是一个谎言,小说比起历史学著作其真实性更加不可靠,不能用伪造的“事实”去反映历史事实,谎言不可能是历史的本质真实,揭露谎言才能靠近历史事实,这本应该是常识。

应该反思把历史小说当成历史读本,要求历史小说反映“历史真相”“历史规律”的文学观念了。经典历史小说在教科书的言说中,必然是符合这一文学观念的,文学观念与经典作品,必须互证其真理性,当历史小说被奉为经典,其人物与故事情节就可能脱胎进化为“历史真相”,为人坚信与膜拜,所以《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小说中的历史故事具有不可动摇的“历史真实性”,通过它们去认识历史是正当的,人们甚至把影视剧改编改动了《三国演义》的剧情,当作是对历史的篡改。

就这样,经典历史小说扮演着玄奥的“伪神”角色,——人们就这样生活在谎言之中,并且对网络历史小说的颠覆历史,穿越和架空设置,感到不适乃至于愤怒,却忘了《三国演义》《水浒传》等经典作品正是颠覆历史的前辈。

虽然历史学著作与历史小说都存在虚构,人们也因为各种原因,混淆虚构与事实,但是并不能因此就同意新历史主义学者海登.怀特在《话语转喻论》等著作中认定的:史学家与文学家的话语形式以及他们的写作目的往往一样,历史作为一种虚构形式,与小说作为历史真实的再现,是一样的[4]。

历史学与文学的目标显著不同,努力的方向不同,其呈现真实性的程度就不同,评价标准也就不同。历史学的目标就在于努力追究、呈现历史真相,即使在古代社会文史不分家的情况下,史家的工作目标也是竭力切近历史真相,虽不能至心向往之,虚构和想象正是手段不足之际的手段,而在晚近时期,探究历史事实的各种方法各种科技手段日益增多,更有助于历史学的核心关怀的达成。历史真相的探索对于文明的延续,对于现实社会治理,就如同为奔跑的人群提供坚实的大地,人类社会无法安心建立在虚构的基础上,人们不断把某些“历史事实”宣示为“真相”,正是因为真相对所有人都是重要的。

因此,还是把追究真相的任务还给历史学,把虚构与幻想的权力还给文学,在历史学界很有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必要,而对历史小说写作宣示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口号,可能就瞄错了靶位。文史分家,各安其心吧。

三 

塑造《三国演义》中刘关张政治军事集团与《水浒传》中梁山好汉团这样的乌托邦团体,是古典小说建构“历史”的一种方式,历史可以被描述为“兄弟忠义团体”团结奋斗、愿望达成的“历史”。团体之外,即为团体的敌人,与团体中的人物不断发生冲突,推进故事向前发展,而敌人、对手成为主角一方的配角、垫脚石,要按照故事的需要,完成角色规定的戏码。这样历史建构就要向这个根本任务倾斜,必然导致故事内容违背史实,历史通常不可能以这样的方式发生发展。    

在《三国演义》中世家大族把持朝政,把持地方统治,一贯是寒门知识分子的敌人,曹操、孙权士族门阀集团受到《三国演义》的贬抑是顺理成章的,特别是强化了曹操白脸奸雄的品性,与兄弟情义价值观相反的德行:宁叫我负天下人,勿叫天下人负我,作品中的曹操不断被戏弄与惩罚,对一个重磅历史人物不断进行打脸操作,显然是为了满足作者与读者群体的心理需求所致。

而《水浒传》中的宋徽宗君臣上下都一片污糟,扮演了梁山好汉的主要敌人角色,具有与好汉们相反的品性,自私、胆怯、腐朽、愚蠢,整个社会残忍、混乱,到处是吃人、随意坏人性命的景象,以彰显兄弟团体结伙造反的合理性。创作者、传颂者对于世情的感受与总结,与其说是来自于久远的宋朝,还不如说来自于他们自己的所见:元朝与元末明初的动乱无序的,黑暗残暴的人间情景,而读者们却会不由自主地把《水浒传》的“历史”景观当作是大宋的真实历史。

抬高自己,丑化敌人,是大众文艺常规的人物塑形手段。

在这个“历史”建构过程中,那些寄托着受众愿望的人物,就成为历史舞台上的主角,“历史”的宠儿,受众代入对象,核心价值观代言人。标举理想品性,是政治、军事团体对成员进行精神塑形的必然举措,具有精神塑形功能的那些小说,其虚构的方向也必然是让主要英雄人物具备团体所需的理想人格,把尽可能多的漂亮行为集中到主要英雄人物身上。

在《三国演义》中,刘关张集团前期颠沛流离寄人篱下,主要靠内在的忠义来维系团体生存,所以力捧忠义武勇的焦点人物关羽,为了兄弟情义,威武不能缺,富贵不能淫,连倡导“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的大哥刘备,都要给他捧哏。而后期刘关张集团崛起,需要突出才智之士的作用,需要一个智慧神,这就形成力捧诸葛亮的内在动力,赋予其公而忘私,大智大慧的品格,庞统、周瑜、鲁肃等智谋出众的人物,都只能是垫脚石,把他们干过的漂亮事都拿来装点诸葛亮的漂亮羽翼。

刘备则是最委屈的人物,他的光辉事迹前期转移给了关羽,后期转移给了诸葛亮,以至于人们怀疑这个人物,别无本事,只是善哭、用假仁慈的招数利用他人,窃取了他人的成果,果真如此,刘备又如何做得了蜀汉之主——显然在反映历史真相、历史变迁的轨迹方面,《三国演义》因为那七分的虚构而弱于《三国志》,但是在“兄弟团体”建构、得到读者情感认同方面则远远超过《三国志》,三国历史中,蜀汉的主角是刘备,《三国演义》的主角却是关羽与诸葛亮,而《三国演义》中的“历史”与“历史人物”的建构,深深地影响了后来的戏剧、电影、小说的创作,影响了读者的历史认知。

《水浒传》比《三国演义》更专注于“兄弟”乌托邦的构建,也更为明确地彰显底层社会价值观。梁山好汉中的主要人物必然是小说虚构的受益者,最被强化的品性,就是对团体与兄弟的忠义,而这是维系团体生存的伦理基础。聚义的主题与人物行动是充分融合的,各种失去出路的豪杰,如宋江、武松、林冲、鲁智深等人,上梁山聚集成一个兄弟团体的历程,就是《水浒传》作品的主要构成,虽然人物、故事情节分散,而作品并不显得凌乱,皆因情节从未离开“聚义”的主题。而其中的历史就可以描述为水浒英雄不断被贪官污吏逼上梁山、汇聚为造反大军的“历史”。

《水浒传》兄弟团体奋斗史的建构,需要展现民间团体内在凝聚力与伦理根基:拥有公正贤明的领袖权威、内部互利性规则、兄弟情义为核心的价值观。人们希冀托庇于这样安身立命的团体:对兄弟不放弃不抛弃,为了兄弟,不惜发动战争,让每个团体成员,得到归属感与安全感,在团体中实现自身价值,得到生活的意义感。即使是喝酒——对于中国特色的团体,喝酒是重要的组织生活,与兄弟同醉或者为了兄弟而醉,都能凸显喝酒的意义。这是乌托邦团体生活的魅力所在:赋予团伙生活以仪式感戏剧感,“历史”将会记住兄弟间每一次披肝沥胆的倾诉、每一次剧烈争执——其实是喝醉了。

团体当然会要求异性兄弟间具有思想、情感、行为的一致性,在团体内部会产生去性别化、去家族化、去除原有政治身份的心理行为趋势,所有人都同化为一个身份:兄弟,犹如革命团体中所有人都同化为一个政治身份:同志。

女性在《水浒传》的语义结构中,被污名化处置,要么如潘金莲、潘巧云、阎婆惜一样美而淫邪害命,因而被杀死,为兄弟们解恨,要么如孙二娘顾大嫂那样,没有女性魅力,又认同兄弟伦理,成为“兄弟”一员。这样显著的为女性祛魅行为,和禁欲倾向,正是因为女性魅力、性欲的迷狂作用,容易引起兄弟内部为异性而争斗,是对群体归属感的颠覆性力量,对于团体一致性伦理是有害的。革命团体与宗教团体因为需要内聚力和思想行为一致性,同样会要求成员禁欲,并在外观上去性别化,道理相同。单一价值观的极致化强调,必然导致激进的行为规范。

《水浒传》中的主要矛盾,其实是“梁山好汉”这个乌托邦团体思想、组织方式,与普世的世俗的社会系统之间存在的对立。招安可以为每个兄弟谋得人生出路,是基于现实利益选择,但是却消解了乌托邦团体,是对团体伦理的背叛,在艺术作品中,“背叛者死”是一条古老的禁咒,也是“历史人物”命运构建的原则之一,与“乱伦者死”一样不可抗拒,所以招安后,《水浒传》主要人物要么惨死,要么遁入空门,这是从反面呈现了团体聚义主题。金圣叹本《水浒传》以七十回大团圆为结局,道理就在于众兄弟安身立命的聚义团体已经形成,快感体验已经到了高潮,作品的愿望主题已经完整呈现,后面的招安以及为朝廷而战,导致兄弟凋零,实在是对快感的消解,那其实已经偏离了团体奋斗史的构建,而只是对人物命运与结局的安排,给予读者的感受是松懈和沉沦,所以一刀砍去,岂不快哉!

对于被压抑的、在各种政治制度之下潜行的华人民间社会,《三国演义》《水浒传》的“兄弟忠义团体”是历久弥新的榜样,是社团价值观与组织方式的教科书,是一种愿望实现方式,一种华人文化标识,一种建构社会认知的方式。人们对这种“兄弟团体”行为模式的模仿,又反过来强化了《三国演义》《水浒传》的“历史”与“历史人物”建构的真实性认同。

这种历史与历史人物的建构方式,成为三国水浒题材小说亲族的主要根系,给后来者留下启示,决定历史小说故事模样的不是史实,而是作者—读者愿望情感共同体的需要

克罗齐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句话,对于历史学著作的写作而言,其正当性是可疑的,而对于历史小说,特别是网络历史小说中的“历史”建构,却很恰当,这一波网络历史小说狂潮,有一种毫不掩饰的“当代性”。

在网络历史小说的“历史”建构中,主人公介入前的历史可以称为前史,而主人公介入后创造的全新的“历史”,才可以看作网络小说中的“历史主体”,与故事的主体。比较起《三国演义》《水浒传》在历史事实大框架下的,团体奋斗史、命运史的建构,人物事迹移花接木偷梁换柱式的虚构,街头算命式的历史趋势言说,网络历史小说的姿态则彪悍得多,是一种 “创世纪”式的历史建构模式,也是一种飞扬的小说态度:我来了,世界变了。受欢迎的三国、水浒题材网络小说,在历史情境中,展现了主人公个人愿望与社会理想实现的进程,体现出中国当代社会教育与宣传的精神塑造的作用,也体现出当代社会各阶层不同愿景之间的碰撞。

“三国”是汉末历史上各方诸侯称霸的舞台,也是各路网络小说作者依据自己的心路展开称霸游戏的舞台,穿越者们依据自己的社会理想,建构了各色三国“历史”景观。

在公民社会建立之前的任何历史时期,底层社会精英唯有抱团作战,才有实现愿望的可能,分散时潜伏爪牙忍受,动乱来临时则结成暴民团体,如凶残的群狼,这正是梁山好汉行为模式深入人心的原因,也是穿越小说中暴力团体模式流行的原因。《大汉帝国风云录》[5]反映了平民阶级与底层军人的诉求:得到上升社会高层的机会。主人公李弘是一个穿越到汉末的现代军人,他收拢大汉北疆各民族骑兵、招降黄巾军组成强大的北疆武人集团,建立护佑穷人的北疆家园,对于世家门阀势力,则随时举起屠刀。但是,当为国为民的初愿与自身这个武人集团利益之间发生冲突,他只能选择捍卫武人集团的利益,因为刀把子是他们实现 “阶级理想”的保证,他们关于社会公平的理想就只能成为一种过时的誓言。《混在三国当军阀》[6]的主人公马跃穿越到了汉末黄巾军溃败的战场上,率领黄巾残兵“八百流寇”,在塞北建立基业,用蒙元一朝的金字塔结构的奴隶制统治占领区,起家的黄巾军同伴就是金字塔顶端的“主子”,而主人公马跃能够为兄弟团体带来荣华富贵,带来战争利益,因而获得统治合法性,建立了自己的皇朝。在这个“历史”景观里,暴力与种族主义,融合为一种他们一再标举称道的狼性,而天下大乱就是狼性勃发的恰当时机。

种族主义已经在网络小说中深度发炎红肿。《全球三国》[7]是个人享乐主义、种族主义与集权主义思潮的混合体,其“历史”景观是一些中国青年灵魂深处的分泌物。主人公李亦奇降临东汉末年的江东,运用近代集权体制与现代洗脑术,对民众与军队进行组织与教育,组成强大而忠心的军队,凭借手执冷兵器的三国群雄,征服了全球。集权主义体制保障了主人公及其追随者利益最大化,这是他们赞美集权主义的根本缘由,民族主义叙事只是策略性话语。这种梦境里的快感是否已经影响到他们现实生活中的选择倾向呢?

《商业三国》[8]则反映了启蒙知识精英的理念与愿望。几个教师出身的人穿越到了汉末,带领流民与工匠进入辽西屯田,开办工商企业,开创共和体制,以契约精神重组汉末社会,用宪政制度统一了三国,并不断吸引周边各个民族地区,加盟超越种族的大汉体系,这是另一种革命,是用文明匡正野蛮,改造人类社会基础的革命。

而改良主义倾向的作者在《水浒传》中的历史时代——北宋中后期,发现了建立文明国家、重铸世界文明史的更好机会。

《新宋》[9]主人公石越出现在宋神宗熙宁二年时的汴京城,由开创现代学校制度、创办报纸入手,带来有序的思想解放,他的变法重在顶层设计和制度建设,也凭借变法的成功,任职大宋宰相,数度力挽狂澜,创造了新的大宋历史。《宋时明月》[10]的主人公赵兴穿越到了宋神宗时期,在沿海各地开创工商产业,开展海外贸易,带动大宋走向世界,后来在“广南东路”(广东)建立了具有军事优势与财政优势的“特区”,开创另一条改良通道,把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太祖之誓”,用法律确定下来,成为君主立宪制度的起点,把《蓝田乡约》指引下的乡老会,逐渐转化为有立法权监督权的议会,主人公的政治特区对于大宋具有广泛的示范作用,而文明巅峰的大宋对世界具有广泛的示范作用。

《高衙内新传》[11]则对大宋朝廷体制内改良的成功,做出了乐观想象。一个现代青年与宋徽宗时代高俅之子“高衙内”高强互换灵魂,“高强”运用穿越者预知历史的优势与体制内丰厚人脉相结合,与盘根错节的利益集团共享改革红利,协调体制内力量,解决了冗官、冗兵、冗费的北宋痼疾,利用大宋的经济军事优势,与辽国协议收复燕云,帮助辽国攻打金国,(与历史上宋徽宗胡搞“联金伐辽”而导致北宋灭亡相反),并最终收取辽东,改变大宋溃亡的命运。主角在改良大宋之外,谈了几段很有难度的恋爱——与潘金莲、武松三角恋,与权相蔡京女儿蔡颖、名词人李清照三角恋,颇享受成功人生的滋味。

《新宋》《宋时明月》《高衙内新传》等作品的主人公“发现”了宋朝人物的创造精神、君子风度,自由宽松的社会环境,平民的福利制度,与《水浒传》建构的历史景观完全不同。而北宋这个古代文明顶峰的政治与伦理基础,是皇权与文官体系共治天下的共和精神,儒家士大夫的仁义、平等思想。这是诞生了人类史上第一个废除奴隶制的《天圣令》时代,产生了体现乡村自治精神的《蓝田乡约》的时代,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最接近诞生宪政制度的时代。

恰恰是王安石变法打断了大宋文明精神的脊梁,《新宋》《宋时明月》呈现了这样的历史场景,王安石及其追随者的变法加强了官府在经济活动中的权力,由官府直接操纵工、农、牧业生产,官吏任意搜刮民财,短期内能够看到皇帝内府与官府财税猛增的“好处”,却导致遍地小民弃家弃产而逃,流民暴增,最可怕的是,王安石新党借助于皇权,对反对变法的“旧党”进行残酷迫害,消灭了君子政治,打破了皇帝与士大夫权力平衡的局面,直到宋徽宗拥有不受制约的权力,可以为所欲为,断送了北宋。权力向最高统治者手中集中的这种“变法”,是北宋几任皇帝排除万难支持新政的原因,也是后世的集权主义者赞美王安石变法的原因之一。先有心防失守,“人文大宋” “君子大宋”消亡,而后北方游牧民族轮番践踏,华夏文明坠入千年黑夜。

这些改良主义的穿越者还有一种强烈的警觉:在民族主义的狂热煽动下,帝国主义式的对外军事扩张,常常隐藏着重重社会危机和陷阱,会导致国家财政崩溃,民不聊生,社会动乱,手握军权的军人变得不可遏制,经历过残唐五代黑暗历史的宋朝开创者,建立了文官控制军队、避免出现军阀专权的制度,恰恰是对世界文明的重要贡献,是现代文明社会的重要支柱,《新宋》《宋时明月》《高衙内新传》的主人公,各自造就了强大的新式军队,但是并不把它看作是私产,最后都能功成身退,他们建立的制度也保证他们不能恋栈,对于有理想的改良主义者,捍卫自己创造的文明规则,比永执权柄更为重要。这些当然都是当代中国人的思考在“历史”建构中的投影。也许改良版的宋朝“历史”,更接近于史实:那是人类古代史上一个文明顶峰,那里有很多值得肯定的人类文明遗产。

当然也有人对宋朝不满特别是对以文御武的军事制度不满,《宋时归》[12]主人公萧炎是在现实时空找不到存在感的热血青年,穿越到了北宋末年,找到了历史使命:“挽救华夏民族的命运”,在北宋即将被金国打垮的关头,萧炎降身于北宋“联金伐辽”的前线,得到溃败宋军将士信任与跟随,特别是收服岳飞、韩世忠为部下,死战收复燕京,然后扩军以自固,养寇以自重,长期控制一支强大的,忠诚于主人公的军队,坚定地在权臣兼军阀的道路上走下去了。虽然主人公声称控制军队,是为了挽救华夏,但是他的行为本身就是在破坏华夏文明,用大声嚷嚷的民族主义的口号,掩盖着军队忠诚于军阀,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的倾向,建立文明制度需要付出几十年几百年血腥代价,而破坏它却只需要乱世的一个野心家。人们不该忘记,在革命与改良之外,城头变幻大王旗也是常见的历史形态。

在每个历史时期,网络小说中的革命者与改良者都在相互竞争,改良主义者重视建构规则,而革命者享受激情,其中蕴含着不同的情感伦理认同与快感模式,因此他们构建的“历史”是在不同方向上运转着。过去二百年里,在皇权社会向公民社会过渡的历史时期,世界各地重复着相似的两类故事模式,要么统治阶级明智改良,建立民主法治治理体系,社会转型成功,要么社会动乱爆发革命,而网络历史小说的“历史”建构,是呈现各种社会变迁方案的沙盘,人们可以凭此了解国民的各种潜伏愿望,这可能是一份意外的收获。

如同巴赫金、朱丽娅·克里斯蒂娃、罗兰·巴托等人曾经论述过的那样,文本之间存在着相互缠绕的语义互联网,在阅读阐释活动里构成复杂的互动关系[13]。三国水浒题材亲族的小说就是这样的互文性景观,网络小说作者们对《三国演义》《水浒传》中的历史建构,特别是人物与故事,进行了承接、扭转、颠覆、重构等等写作实践,考察这些网络小说,必须同时打开《三国演义》《水浒传》的语义系统,才能捋清完整的意义网络。分析这种文学形态,可以进一步探讨历史小说中的“历史”与“历史人物”的建构问题。

三国题材网络小说中的穿越主人公们,通常会重新串联、组装三国人物与故事,衍化自己想要的“历史趋势”,建立自己的国家,而那些三国人物,功能性人物与首脑性人物会得到不同的命运安排。

质朴、忠诚、武勇而精细的赵子龙,是所有三国题材网络小说作者的最爱,无论价值观、社会理想如何,每一个穿越者到达三国时期,都会设法把亲爱的赵子龙收为小弟,他在不同的“建国大业”中,都扮演了同样的角色:沉默而可靠的伙伴、追随者,发挥了镇国大将的功能。诸葛亮与此相似,一个高明的军师与内政高手,同时也是骄傲的君子,只要得其一诺,尽可举国相托,对其忠诚信义毋庸怀疑,这类人物的个性与角色,承接了《三国演义》中的人物塑形,是功能性人物,在三国题材网络小说中,发挥“三国历史元素”, “三国元器件”的作用。

而三国势力的首脑人物刘备、曹操等人,其角色安排则很是不同。《商业三国》中,主人公重生于“刘备”的身上,“刘备”成为三国时代建立公民社会的主导力量,慷慨激越,克己为公,是一位理想主义的英雄,而曹操作为明智的竞争者,与“刘备”在政治制度的改良方面,并驾齐驱,成为宪政框架下相互制衡的力量,他们与《三国演义》中仁慈善哭的玄德公、白面奸相曹阿瞒相去甚远,是一种形象重构。在《全球三国》中,曹操、刘备、孙权等人,都是主人公李亦奇人生愿望自我实现的垫脚石,主人公需要尽快统一中原,雄才大略、迷恋权力的曹操就成了李亦奇的岳父,为了避免互斗令华夏民族元气大伤,“曹操”把手下势力地盘一股脑交给李亦奇,于是天下一家。主人公也需要“合适”的敌人,需要无道德愧疚地得到敌方的地盘与女人,得到杀掠快感,刘备、孙权等人就一直为主人公统一全球设置障碍,刘备更是在战场上出卖兄弟、自己外逃去做“汉奸”,这就彻底颠覆了《三国演义》中的曹操、刘备、孙权造型。而关羽是在刘备做了“汉奸”之后,才归降李亦奇,因此保全了关羽的忠义形象,关羽也终于成为一个合格的“三国元器件”。

《水浒传》中,梁山好汉除了宋江、史进、杨志等几个人有可靠历史记载外,大多数是虚构的“历史”人物,史实中的宋江团伙应该是规模不大的一股流寇。《水浒传》是累积型的作品,自南宋出现一部名叫《大宋宣和遗事》的著作开始,继之以说书人的水浒篇目,后来的水浒题材的杂剧,水浒人物形象一直在市井社会中不断生长,梁山好汉的规模也在膨胀,作者、传颂者、接受者都希望梁山事业红火起来,到元末明初之际,《水浒传》在杭州衍化而成,以宋江起事作为缘起,到小说成书,走过了漫长的两个半世纪[14]。但这并不是“水浒”故事衍化的终结,在后来的戏剧、话本、影视剧改编中,“水浒”人物仍然继续生长着。最新的互文性作品,是一批网络小说。

改良主义者必定否决《水浒传》背后的价值观和历史态度。《宋时明月》,虽然作品中没有出现《水浒传》人物,但是针对性地呈现了人文鼎盛、诗情画意的大宋,解构了《水浒传》对大宋的丑化描述,《兴宋》[15]则直面了《水浒传》人物,主人公穿越后,秉持华夏文明的“守护人”立场,组织了新式军队,打垮了宋江、方腊两大烧杀抢掠的土匪集团,作者认为梁山好汉式团伙是文明秩序的破坏者,是不应该得到赞美的。

《宋时归》故事时代背景与《水浒传》是衔接的,因为作者要写的历史不是《水浒传》里虚构的那种历史,而是具有历史真实感的历史,除了主角穿越之外,历史人物都是真实存在过的,史实中“水浒人物”对历史影响很小是可以忽略的,所以《宋时归》没有出现《水浒传》里的人物。但是它对《水浒传》进行了戏仿,也有燕青这样的帮闲人物——与岳飞一起投靠主人公萧言的张显,去勾引李师师身边的侍女,让李师师为了主人公的事业,去勾兑宋徽宗。《宋时归》还构建了《大宋宣和遗事》的仿制品:《大宋宣和北地述异》,在一些章节的开始,言述主人公介入后的大宋“历史”,也与《宋史》、《水浒传》构成互文关系,作品中没有《水浒传》人物,《水浒传》却一直在场,使读者的阅读具有多重兴味。

《高衙内新传》是一部特殊之作,它全面承接了《水浒传》与《金瓶梅》的故事,两部书的主要人物都在该作中出场,成为作品的元器件。但是根据作者的需要,继承了部分人物性格原有塑形,却扭转了一些人物命运与行进的方向。作品中,高衙内的爹高太尉,是几十年屹立不倒的官场老手,很干练,很忠君,对于主人公他是一个慈祥的父亲,并为主人公的改革出谋划策,这是主角作为高太尉之子的身份设定,并且主角决心从事改良大业所必须的,比之于《水浒传》中不问缘由一味祸乱大宋的首犯“高太尉”, 行为逻辑更有可信度,更有人性基础。而承接《水浒传》《金瓶梅》两大人物谱系角色原型的潘金莲与武松,其经历与形象则被大跨度扭转。一切为潘金莲打抱不平的文人骚客们,都不如穿越者来得干爽,——由于主人公穿越介入了“历史”,潘金莲杀夫事件被避免了,没有这一“原罪”,天地为之一变。武二郎与潘金莲虽然互生爱慕,但是武二郎不是主角,“高强”才是,所以敢爱敢恨的潘金莲像人们期待的那样爱上了高强,并孕有一子,因为与高强正妻不和,自愿到寺庙中禅修生子,宗教洗礼之后的潘金莲,进化为光彩照人又心怀悲悯的圣母,能够把压抑悲苦的文艺青年范的武松,像婴儿一样拥抱在怀中抚慰、治愈其多年心结,毅然走上国战之战场,为达成主角收复辽东的心愿,迭经苦战,建立功勋,在主角与潘金莲的影响下,武松等水浒人物不再是梁山团伙成员,而是有家国情怀人生追求的新式军人。这是网络小说建构历史的脆甜之处,历史是为主角特供的“历史”,人物也是为主角实现愿望而存在而行动的角色。 

论述至此,我们可以拥有清晰的判断,本文涉及的历史小说中“历史”,是人类观念与愿望的滋养下生长的想象物,在使用特定时期的社会生活材料而搭建的景观里,人物实现愿望与理想的一切行为,都是“历史”的有效成分,“历史”的主体就是人物的有意味的生活史、愿望达成的奋斗史,而不是对历史事实的模仿,历史小说写作并不是要踮着脚尖去靠近“历史本质真实”,从来没有哪个小说家完成了这一壮举。——体贴创作实际的小说理论,才能容得下历史小说的自由生长。

注释:

[1]参见拙作 《论穿越架空重生问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2年10期

[2]新历史主义学者孟酬士提供了一种对称的新历史主义的特征界说:“文本的历史性和历史的文本性” “the historicity of texts and the textuality of history”, 为新历史主义学者普遍接受。参见Louis A. Montrose,"The Poetics and Politics of Culture,"in H. Aram Veeser,ed.,The New Historicism,Routledge,1989,p15

[3]参见《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张京媛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3年1月第一版 p162—166

[4]Hayden White,  Tropics  of  Discours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 978, p122

[5]《大汉帝国风云录》作者  猛子  起点中文网连载http://34144.qidian.com

[6]《混在三国当军阀》作者寂寞剑客 起点中文网连载http://170366.qidian.com

[7]《全球三国》作者 比萨饼 起点中文网连载

[8]《商业三国》作者 赤虎   起点中文网连载http://11351.qidian.com

[9]《新宋》 作者  阿越   起点中文网连载http://9300.qidian.com

[10]《宋时明月》作者  赤虎  起点中文网连载http://1079795.qidian.com

[11]《高衙内新传》作者 斩空  起点中文网连载http://26190.qidian.com

[12]《宋时归》作者 天使奥斯卡  起点中文网连载http://1453241.qidian.com

[13]参见《互文性研究》 作者:(法国)蒂费纳·萨莫瓦约    译者:邵炜  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1月第1版p3—13

[14]参见 央视探索发现栏目 2011 04 10 播出《寻找《水浒传》 》

[15]《兴宋》作者  赤虎 起点中文网连载http://1999855.qidian.com

王祥,鲁迅文学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