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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惨的人生,温暖的写作

——写给萧红百年诞辰

更新时间:2018-06-13 作者:魏微

萧红的一生,泛泛而言是很惨的,短命,穷困,奔波,她从十九岁离家出走,这一走便再没回头——中间辗转回去过一次,和未婚夫住在哈尔滨的东兴顺旅馆,后来怀孕,未婚夫出逃,引出著名的“萧军救美”一段。

这一段堪比小说情节,然而萧红自己断不肯这样写,也写不出,因为她是散文化的笔法,她最好的文字几乎都是非虚构的,关于她童年的记述,在后花园里,和祖父、秋虫在一起;关于她的呼兰县城,东二道街,西二道街,十字街,那些穷邻居,翠姨和堂哥的恋爱……她以一个小孩子的眼光,就这样东看看、西瞧瞧,很多年后才想起把它写出来。

很多年后,也就是1940年,她离家出走已经有十年了,这十年,她几乎是马不停蹄的,从东到西,从南到北,几乎大半个中国她都走过了——这大概是她一直以来的梦想:离开家乡,到外面看看去!萧红的出走是为逃婚,然而即便不为逃婚,她大概也会找其他的理由逃出去的,小小的呼兰县城藏不下她,不是因为她要写作,立志当个作家,而是她身上有太多活泛的、不安定的因素。

萧红是典型的“女文青”的性格,历朝历代的“女文青”大多如此:爱折腾,不愿守本份。李清照也折腾过,那是人过中年,赵明诚死了以后,她择人再嫁,嫁的是张汝洲,此人大概品性不端,贪慕李清照的钱财,因此夫妇不睦,常有恶语相向、拳脚相加的时候。我读李清照的生平,读到这一节,真是“惊且骇”,继而又有些欣喜,以为是看到了一个真女子,并不如常人所想的,总一副“凄凄惨惨切切”的幽怨模样,而是具有真性情、大胸怀的,否则怎会扶窗北向,呼出“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这样的千古句?

总之,早晚都得折腾,这是一般文艺女性的通病——或许是所有人的通病。那些有才华的去折腾文艺,没才华的去折腾异性,世间人莫不如此吧?也有一些人,是连带文艺、异性一块折腾的,并且都弄出了很大动静的,大概算得上是人间极品了:非有巨大生命能量的人不能为,譬如毕加索,譬如拜伦。也有一类人,生命能量更大一些的,他把能量攒着,所谓“术有专攻”,攒到一定程度,世界就乱了,我所知道的拿破仑和希特勒,在私生活方面都是极其节俭的。

其实文艺创作也如此,才华是一方面,生命能量是另一方面,这两者缺一不可,就好比一枚钱币的正反两面。世间若真有个林黛玉,恐怕也是“空有才华自嗟叹”,因为她太弱了,耗不起。创作本身,该是对生命的一场消耗吧?很奢侈的,对女人来说尤其如此,大概是,女性无论身心两面,较之男人都弱了一层,若想做成一件事情,必得付出十分努力才有可能,其余事竟难以顾及了。

倘若有人以冰心、凌叔华等人为反例,——然而此两人实在不是作反例的合适的人选。第一,才华不够,凌叔华或许稍好些,然而太多的小儿女闲愁,格局终究有限;第二,不多的一点才华,冰心分出来了,用来爱全天下的小朋友去了;凌叔华也爱,比较合乎情理,她爱上了英国的一个年轻人,后来不了了之;其实还是折腾,又不够彻底,只好妥协,终究是心力不足,有也是有的。

妥协下来的结果是,生活圆满了,创作结束了——也许是,生活不圆满,创作也结束了。这是另一个话题了,涉及到才华。

不是说,生活和创作不可兼得,虽然兼得者很少;我想这其中最关键的是个性,创作尤其需要个性,而生活必不能有个性,除非实施分身术,否则谁能做到左右缝源,写作时是一副面孔,生活时另换一副面孔,一天中无数次的变脸,一月月,一年年,非发疯不可!

也有不折腾的,像张爱玲,我想,这是因为她有自知,太过冷静;就生命力而言,张爱玲是弱了些,远不及她的才华,幸好她那时还很年轻,是能够凝神、聚气写几篇漂亮文章的,再晚一些,恐怕就真来不及了。我能够想像,她住在上海的那间公寓里,不拘是书桌旁,还是阳台上,整个身心都打开了,每个毛孔都在呼吸,感觉、听觉、味觉、嗅觉、自己、世界全连成一片了……即便没有胡兰成,这样的写作怕也不会持续太久,她是整个把自己搭进去写了,两年已是极限了。

可是这样也好!张爱玲是,她把一生的精华集中在两年内挥霍殆尽了,无论是文字的,还是情感的,三十岁以后已是油灯将尽了。可是才华的体现本该是这样的吧?集中起来才叫绽放,分摊到生命的各个阶段,就看不见了,形同没有。

我曾经比较过张爱玲和萧红——很多人都愿意把她们作比较——其实这两人毫无共同点,除了都姓张,都写得好,都活得惨。——可是写到末一句,我突然有点怀疑,什么叫惨呢?谁不惨呢?也许是,并不是因为她们写得好才活得惨,而是因为写得好,读者“发现”了她们的惨。怎样的心理啊?深究下去很可怕的。

就譬如萧红,倘若有幸如冰心,去过那样一种安逸人生——究竟冰心是否安逸,外人又怎知道?不过是猜测罢了——她还能写出那样的文字吗?即便写出来了,好是好的,读者还会那样念记吗?这世上好的文字太多了,太多都被湮没了。

想来这是一切文艺女性的悲哀,“人文不分”是她们普遍的归宿,但凡以才华显世的,经历立刻被翻出来,翻尸倒骨尽挑恼人的部分来说,像费雯丽疯了,克洛岱尔也疯了,伍尔芙投河自尽,普拉斯煤气自尽,邓肯风流且死于非命,奥斯丁终生未嫁,嘉宝隐居又是同性恋……总之,一个个都很传奇,而且下场很惨。究竟未知是才华带来了噩运,还是噩运使才华得以名世?也许才华之于女性,本身就是一个传奇、一个魔咒吧?也许中国古话里的“女子无才便是德”,竟是有些道理的吧?

本来写这篇文章,是为纪念萧红百年诞辰,写到这里突然良心发现:萧红地下有知,当不会愿意被人这样纪念吧?统共就那点事儿、那几个男人,被人唾沫横飞说了几十年,几乎私生活的每一条缝隙都被扒开了,各种假设、可能性……一二三四都作了回答,她整个人已经被穷尽了。谁愿意这样被人嚼舌呢?谁禁得起这样嚼舌呢?若是因为文字的拖累,我想她一定会后悔她所写过的,虽然她所写过的,跟她后来所经历的没一点关系——可是,真的没一点关系吗?

所以我这里不能免俗,终究还是要“扒”一下她的经历。

我曾经作过一个设想,就是,萧红能否活得稍稍像样一点?答案恐怕是否定的,原因并不在于那几个男人,而是她身上有一团火,她是自己把自己烧死了。一般说来,萧红的生命力是很旺盛的,远胜于张爱玲,她若不是早逝,恐怕会一场接着一场恋爱谈下去的,每一场恋爱都很失望,消停一阵,欢天喜地又谈下一场去了;这并不是她不长记性,归根结底还是身体能量的问题,虽然她的体质又是很差的。

差不多她是靠直觉和本能行事的人,而不是靠头脑和理智。

她是十几岁的时候,家里给定的娃娃亲,后来祖父一死,父亲逼她成亲;逃,当然是要逃的,她是五四背景下的新女性,逃婚、叛逆、追求个性,几乎是那个时代年轻人的主流。先逃到北京,后来钱不凑手,又回去了;再逃,这一次未婚夫追出来了,萧红与他来到哈尔滨,竟然同居了。为什么要同居呢?不是白逃了吗?

未婚夫的兄长气不过,也许是面子上挂不住,一怒之下解除了他们的婚约,萧红的反应如何呢?她把夫家的哥哥告了!这一年,萧红差不多二十岁。

我后来总在想,我二十岁时在干吗?会去告状吗?应该不会吧,一般女性都不会吧?差不多就是囫囵几下,不了了之。是软弱?是胆小?是舍不得把自己砸进去!说到底,可能还是少一点力,萧红身上是有力量的,有一股狠劲儿,冷不防就会冒出来,一俟意识到,她自己也吓着了。

八百多年前,李清照做过同样的一件事,她把张汝洲给告进牢里去,——才新婚三个月;代价是她自己也坐了牢。我没有证据地猜想,李清照在做这些的时候,一定是非常镇静的,她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每走一步都很清楚;她既然能不管不顾地下嫁张汝洲,那么在被骗得人财两空的情况下,她也会叫他把牢底坐穿。

我在想,较之萧红,李清照是个更有力的女性,所以一样是折腾,萧红把命赔进去了,才三十一岁。而李清照活了七十多岁,经历了梦幻一般的人生,先是童话里才有的前半生,书香府第,温柔富贵,神仙眷侣,东京城里去看元宵灯节;后是战争,离乱,夫亡,整个北宋王朝的覆灭,两个皇帝都成了俘虏……可是这些都不说了,不说了,往后退,往后退,慢慢竟退成她泣血的后半生的一个背景!她这样一个女子,站在偌大的舞台前,时代的帷幕已经拉开,眼见得风雨飘摇,残垣断壁……可是她竟然站定了,攒了一身力气,又是砰砰一阵作响,——她把自己捣鼓进牢里去了!同时,她还不忘创作,一时间词风大变,悲怆,雄浑,辽阔……这是个真的天才!

回头说萧红。萧红的未婚夫叫汪恩甲,世人多指责他的负心和不担责任,我想实际情形也许并不是这样。汪只是个普通的青年,小县城里的富家子弟,大约也知书达理,类似于苏青丈夫一样的人物,他们的麻烦就在于,他们都碰上了文学女人,一个要离婚,一个要逃婚;汪虽软弱,却也仁厚,萧红再次逃婚的时候,他追出来接济;同居期间,萧红告了他的哥哥,汪会站在哪一边呢?我想恁是谁都会选择哥哥。及至萧红怀孕,他逃走了,他纵有万般不是,前提是,两人的感情坏了。

好了,现在萧军出现了,他就如天神一般,在松花江决堤的那个夏天,满城的汪洋啊,萧红被困于东兴顺旅馆,饿,挺着大肚皮,交不起旅馆费,老板急吼吼想把她卖去当妓女……这时萧军现身了,在合适的时候,合适的地点,扮演了他最喜欢、也最合适的角色——英雄救美;可是萧军也没钱,因此,他像变戏法似的,也不知从哪儿弄来一叶小舟,搁于她的窗前,再系一根绳子把她从窗口吊下来……这一幕,简直像电影里的桥段。

萧红的一生,实际上比她的文字要丰富多彩,充满了各式各样的戏剧性,跟假的似的;也许那是乱世,人生人性的广阔翻飞,都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所能设想的。

萧红漂泊的一生就这样开始了,她再没想到,她这一漂就是十年,好像漂成了习惯,再也不能停止,一直到她的死。可是,我们也不能因此就认定,她这十年一味总是凄风苦雨,恰恰相反,她这十年,生命真正在放光彩。

首先是,她的生命能量得以释放了。萧红的性格,是一定要在奔走中才能焕发活力的,把她局限在一个地方,她会很快枯萎的;她没有在一个地方枯萎,却因为一路奔波、心力交瘁而死;总之,这个姑娘,是怎么也弄不好了。

起先,她跟在萧军身后,我能想像她那双单眼皮的不大的眼睛,鼓鼓的小圆脸,一路走着,跳着,看着,指点着,叽叽喳喳像个小麻雀似的。这是两萧的好时光,以至他们到了青岛,穷得去变卖家俱的时候,我仍认为这是他们的好时光。其中主要一个原因是,他们适时扮演了对方需要的角色,萧军自不必说,此时的萧红,她是一个小鸟依人的小女子。——她性格里是有这一面的,虽然不全是。

此时,两萧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写作了,在青岛,写《八月的乡村》和《生死场》。萧红最有意思的一点是,她很容易就受了别人的影响,却又能把自己的天性保持得很完好。倘若萧军是个画画的,那么中国美术界很有可能多出一个优秀的女画家,我猜想;倘若萧军是学音乐的,那么萧红呢,极有可能把个什么乐器摆弄得像模像样。

现在,萧军是个青年作家,比较左倾,身边的朋友也多是些进步青年……于是萧红便写了《生死场》,——可能是一群人聊出来的主题,跟萧红说:“这个合适你,你来写吧。”于是萧红琢磨一下,便开始写了。

这并不是她擅长的题材,这时候,她也没找到自己的题材,不过东一榔头西一棒的,什么都试着写写。写的时候,脑子里可能还想着时代、战争、革命什么的,这样一些大词汇,一时弄得她很茫然……可是她一旦想到自己的小城、小街、街坊邻居,她就又活了。

写得不错,因为鲁迅的推介一炮打响,大概是成名了。然而我以为,《生死场》并不能算作萧红的代表作,只是她在通向代表作的路途中必经的一座桥。

这样一来,两萧又启程了,去上海正式拜见鲁迅,这是1934的冬天,萧红二十三岁了。——此时,十四岁的张爱玲正就读于上海圣玛丽亚女校,是个文艺少女,以天才自视,可是面上很谦逊的,她不怎么爱讲话。她读一切文艺的、通俗的小说,给校刊投稿,后来也尝试写了像《牛》这样质朴的农村小说,以及像《霸王别姬》这样绮丽的历史小说。只是在继母治下生活,永远穿一件酱牛肉色的长袍,她是很不开心的。

在上海,萧红焕发了更大的活力,遗憾的是,和萧军的关系变冷了,很多人都认为是和鲁迅有关,我也这么认为,——几乎一定是的!未必真的发生什么;也许是什么都发生了,“只是在心里”。很多年前,我忘了从哪儿看到的一段,或许就是我的臆想:有一天深夜,两萧和几个朋友走在上海的马路上,萧红一高兴,提议说:“我们赛跑吧,”于是便开始跑…… 我至今都能听见她的半高跟皮鞋在柏油路上发出的“啪嗒啪嗒”的清脆的声音,她的笑声,她也许还会尖叫一声;她个子蛮高的,她在路灯光底下渐长、或渐短的影子。

萧红临死前的样子,我想像着,并不觉得太难受;可是一旦想起她在上海的某个深夜,在马路上,她撒腿奔跑,我便觉得心里堵得慌……萧红的天性,实在是很开朗的,很容易就快乐的,她是那种“给一点阳光就灿烂”的人,然而就这一点点阳光,上天对她也是吝啬的。

有一次她去鲁迅家里,一进门,什么话也不说,就咯咯笑了。鲁迅问:“为什么笑呢?”

她说:“天晴了,太阳出来了。”

很好。非常非常地好。我想萧红最可贵的一点是,她至死都保持了她少女的天性,她的淳朴和自然,她投向万物时如初生儿一般新鲜而好奇的那一瞥……她是永远的闺女,不管环境多么严酷,不管她是多老的一个老太太,有一天走在街头,若是看见了什么新鲜物件,她都会忍不住凑上前去,说一声:“咦?”

她这一点,和张爱玲是截然不同的,我难以想象她们会成为好朋友——真实的情况是,她们绝无可能认识,萧红写作的时候,张爱玲还是个中学生;张爱玲写作的时候,萧红已经死了。

两萧在上海呆了不到两年,这也是鲁迅生命的最后两年。对于两萧来说,鲁迅差不多是半人半神式的、父亲一样的存在,所不同的是,萧红还是个年轻女人,偏偏又容易动情……起先,他们住在法租界,离鲁迅家很远,为了方便见面,他们就把房子换到鲁迅家附近了。

鲁迅家里,每天都有很多很多的客人,走了一批,又来一批。这些年轻人来到鲁迅的书房里,不拘站着,坐着,喝茶,抽烟……他们是什么都聊的,时局,人生,文艺,苦恼。鲁迅听着,附合着,或是给予他们一点意见。倘若他们说了什么笑话,鲁迅便笑了,放声的,明朗的,笑得烟卷都快拿不住了。

初始,萧红见到这一幕,以她那孩子似的好奇心,她一定会惊喜地在心里嘀咕一句:“咦,这个人也会笑呢!”或者是:“咦,这个人也会打喷嚏呢!”她大概是觉得很亲切了。

两萧常结伴来看鲁迅,每天都来……后来,就是萧红一个人来了。

萧红来到鲁迅的书房里,鲁迅也只是平常地问一句:“来啦?”

萧红说:“来啦!”

家里来客人的时候,萧红便和许先生一起做饭,包饺子,包韭菜合子……两个女人一起闲话,许广平告诉她她从前的往事,她在女师大念书,怎么做家庭教师……两个女人之间,大概是什么都知道了,但什么都不能说。

萧军开始打萧红。自然了,他是从青岛一路打过来的,越打越顺手,一直打到他们分手。萧军打她总有太多的理由,一说他在外面有了女人,可是他又不跟萧红分手,大概他以为,他对她负有救世主一般的责任,这责任是从哈尔滨的一条船上开始的,从此这责任就深种在他们心里,一直到萧红将死,她还在念叨她的业已娶妻荫子的萧三郎。

然而萧军在上海的打她,也许另添了一个理由,但这这个理由他是不会说的,也许他压根心里就不愿意承认。我想像这一幕,真是难受得很,后来鲁迅逝世,萧军参与了丧事的全过程,行弟子礼,他是走在第一个的。

情况就是这样吧,每天萧红都要去鲁迅家,常常一呆就是一天;萧军知道她去哪儿,又不方便总问的,或者就是问了,也未必问出什么来。他已经左右不了她了。这时候,也不知他看出来没有,萧红身上的那股子力量,和他的力量完全不同的,很韧的,很有劲道。她不复是从前那个柔弱的、顺从的小女人了。

萧红来到鲁迅家里,也不过是说点家常。鲁迅不在,她就和许广平说;许广平不在,——然而许广平很少有不在的,她是家庭主妇;她就和他们夫妇一块说。或有就是,她陪着海婴公子玩一玩,海婴最喜欢她了,因为她有小辫子,他最喜欢抓她的小辫子了。

她心情好的时候,比如穿了一件新的红上衣,一家人都没注意到,她忍不住了,咚咚咚跑上二楼,问鲁迅:“我这衣裳好不好看?”

鲁迅就会放下工作,打量她一眼,老实地作出评价:“不大好看。”

隔了一会儿,他又告诉她不好看的理由,比如红的不能配紫的,也不能配咖啡色的;绿的也不能配紫的;又说到她的靴子……这是我们所能知道的两人独处的唯一的场景,然而也只是说说衣服,鞋子,搭配。——是啊,还能说什么呢?什么都在里头了。

说了一会,萧红看时间差不多了,大概又咚咚咚地跑下楼去,第一,她不能耽搁先生的工作,第二,她得顾忌许广平的感受,——如果这个家她还想每天出入的话。

站在萧红的角度,以她那自由奔放的天性,这段时间她是很压抑的。

又有一次,她要出门赴约,许广平替她打扮,找来各种颜色的绸条装饰她的头发,其中一根红绸条,扮得萧红似乎不是很好看,鲁迅生气了,大声地对许广平说:“不要那样装她……”这一幕真是意味深长,在那不知是春天还是冬天的房间里,三个人,静静地站了一两秒,有什么东西似乎昭然若揭了,许广平很窘,萧红安静下来了,鲁迅呢,他把眼皮子往下一放……然而也就这一两秒,这艰难、隐涩、沉重的一两秒过去就好了。过去了,又是什么都没发生了。

后来,萧红便离开了,她去了日本,这是1936年夏天的事。她为什么要离开呢?据说是“养病”,又有说是“精神上的苦闷”,她走的时候,鲁迅正在生病,——已经断断续续病了大半年了;她走了三个月以后,鲁迅就去世了。

这三个月中间,她跟鲁迅没有任何联系;萧军也觉得蹊跷,很多年后,他跟牛汉说,“他们没有任何联系……”他似乎是欲言又止的。

这之前发生什么了吗?

然而这些不说了,再不会有人知道了。

上海的这两年,是萧红生命中最有意义的两年,——如果不能说是最幸福、或是最快乐的两年。首先,她没那么穷了,至少有饭吃,偶尔还能穿上新衣服;第二,稍稍安定了些,虽然是短暂的;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她结识了鲁迅,每天朝夕相处,成了她精神上、感情上的最大的慰籍,也成了她忍受萧军的铁拳头的最大的慰籍,成了她生活中类似于支柱的东西,成了习惯!

这两年对于鲁迅来说呢,也是一种慰籍吧?我想象他那位于大陆新村九号的二楼的书房里,虽然也能照进阳光,不知为何总有一种阴天的感觉,隐隐的有点冷;一家三口并两个老妈子,三层楼,一个院子……填不下,填不下,太冷清了。所以他是很喜欢年轻人来家里的,来他的书房里,欢天喜地,海阔天空。

内中就有这样一个姑娘,开朗,天真,聪慧;起先她或许有些拘束,话不多,熟了以后竟完全变了个人,咭咭呱呱,爱笑,她是什么话都愿跟他说,——究竟她也说不出什么来,却总能把他从一大堆的书稿、校样、人事、烦恼中暂时解脱出来,使他知道他是活在人间。后来,她就每天都来了,差不多成了一家人。病中他一个人躺在书房里,眼看虚空,大约也意识到这是他的暮年,他是孤独的,他这样一个瘦弱的老人(他那时其实并不算太老)……身后响起熟悉的脚步声,他回过头去,顿时,满屋子的阳光啊,他打了个招呼:“来啦?”

她说:“来啦!”

鲁迅死了两个月以后,萧红回到了上海,先去万国公墓祭拜;这是1937年1月,半年以后,中日战争爆发。

这以后的一年多时间里,两萧都曾做过努力,从上海到武汉,到山西,到西安……然而终不行了,他们是在西安正式分手的。这时,萧红已有孕在身。

在西安,萧红和丁玲曾有过一夜长谈,谈了什么未可知;我在想另一个问题,她为什么没有去延安——就像丁玲那样;而且,她的朋友圈都是这一类型的,有信仰,有追求;萧军也是从延安过来跟她汇合的……唯一的解释是,她和张爱玲一样,对政治既无兴趣,也不通。

而且这时,她和端木已互通情款了,我猜想。他们刚认识半年,这半年来,端木一直陪伴身边,——当然不只他们两个,还有萧军,还有一群人,俗称“东北作家群”的,他们是从武汉一路辗转来到西安的。

在西安稍作停留,萧红就又回到了武汉,不久,她怀揣萧军的孩子,和端木举行了婚礼,这已是1938年5月了。据载,萧红对这次结婚是很平静的,在婚礼上,主持人让她发表感想,她说,她没有别的希求,只想过安定的生活。——然而对萧红来说,安定是何其艰难的一件事,简直是难于上青天;先不说那个乱世,兵慌马乱的,一颗炸弹没准就家破人亡了;单说她的性格,即便在和平年代,她也是难能有一颗安定的心的。

她是走在路上想家的、一俟回家又想上路的那种人,一句话,她是“生活在别处”的人。对于这样的人来说,安定、幸福都是一些抽象的词汇,是他们赴汤蹈水、飞蛾扑火、怎么求都求不来的词汇,慢慢的,它就变成了哲学的词汇。

两萧的分手,朋友圈里多有替他们惋惜的,然而对于萧红来说,我想这也是她性格的一个必然。她在生活上总有点稀里糊涂的,随意性很大,或有偶尔列个计划什么的,一二三四贴在墙上,执行不了几天就忘了的;就像一盆水泼出去,任由它自己流,她不过是遇上谁就是谁,遇上萧军是萧军,遇上端木是端木了。——后来她又遇上了骆宾基,生命的最后一截,就是这个年轻人陪她度过的。

人家对她一点点好,她就记着了,早已泯灭的对于生活的希望又起来了;这一点她不像张爱玲,张爱玲是先预设了人生是一场悲剧,她按着这预设往下走,不作一点反抗,很冷酷地看着自己往下掉;她对人性也不作奢望,也正因此,反能有喜悦和慈悲,有惊喜。她对于爱也是这样,她是可以去爱人的,而不单单是被爱。胡兰成避难的时候,她去乡下看他,忍痛替他的女朋友画像;私下里,两人还交流对这姑娘的看法,议论一下她的美。她回到上海,不拘自己是卖文为生,省吃俭用攒钱汇他,因为她体会他的难处,知道他更需要钱。她做完了她该做的,心里平安了,就去了结这件事,写信告诉他不再联系了,这以后就真不联系了。这以后,她就彻底地放下了这个人,其实是放下了所有的人,——连赖雅都不算的。

某种意义上,张爱玲是比萧红更有力的人,咎在生命力不活跃;她对于这世界几乎是采取主动的态度,——虽然是以被动的方式:避世,旁观,悲观,独处……然而这也是她主动选择的结果。她是可以做到“文责自负”,敢承担,不推诿,不依傍任何人。我想这是因为她天性聪慧——少有人达到的聪慧——把人生的来龙去脉过早地看清楚了。

萧红却正相反,对于人世,我想她从来就没看清过,她就像一个小火炉,一个鱼跃飞身扑进这滚滚红尘,然而她这小火炉终究是不能烫伤任何人,她只是自顾自地烧着,伤了她自己。甚至对于爱,她也从来就没搞清爽过,虽然她一直在“爱”里头,她是太需要爱、也敢爱,却不知道怎么去爱的人。人家对她好,她心里有感应,于是就生活在一起了。可是她对人终究是有要求的,萧军太霸道,她吃不消,端木太绵软,她照样也吃不消;恁是换了谁跟她一起生活,慢慢的她心里总是有苦楚,有委屈……对于男人来说,她其实是很难侍候的。

世人对端木多有指责,——自然了,两次生死关头他都丢下萧红,一个人独自逃命去了。一次是武汉大轰炸,萧红一个人腆着大肚子,混迹于逃难的人群里,从武汉到汉口,到重庆,到江津……惨是很惨的。另一次是在香港,她快要死了,身边是日本人的炸弹、飞机轰鸣、满城人都在逃难……她亲爱的丈夫又不知哪儿去了。

然而我想情形也许并不那么简单(后来白朗等人也证实了这一点),端木就性情而言,是更能懂得女性,与她们的内心发生共鸣的,他对于萧红的懂得和体谅,自始至终都没有一点改变。他是萧红在世的时候,少数几个看出她才华的人之一,——另一个据听说是胡风。这一点对萧红来说太重要了,我猜她在写作上可能没那么自信,尤其跟萧军一起的时候。

他执意要给萧红一个名份,因而不顾全家人的反对,以未婚少爷的身份娶了一个经历复杂的大肚子女人,并且坚持举行仪式……究其然,是他知道萧红想要什么,喜欢什么,这是他对她的怜惜,不是高高在上的,不是施舍,而是他把她当作自己人,一个同样有才华的自己人。后来萧红说他是“胆小鬼、势利鬼”,那是萧红不识人。

萧红死了以后,他做到了二十年不娶,每年清明都去她的坟头祭奠;后来有了妻子,便跟妻子一块祭奠;香港去不得了,他来广州祭奠,以期离她的墓地更近一点;后来广州也来不得了,他便托朋友代为祭奠……端木这样的人,其实是很稀罕的,即便那个时代都难有;更稀罕的是,对世人对他的非议和误解,他能不着一词,至死都不作解释,我以为这点是很了不起的。

有一个说法不知是否可信,萧红写《呼兰河传》是受了端木的启发,从时间上看,确实是《科尔沁旗草原》在先的。也许端木常跟萧红聊起,关于这篇小说的构思、风格,关于他的家乡,他的童年,他对这一切的思念……无论如何,萧红又开始写了,这已是1940年了。

1940年1月,劫后余生的端木夫妇来到了香港,——此时,张爱玲已在香港呆了两年,是港大英文系一名品学兼优的二年级生,照样很沉默的,对这世界采取一种局外人的冷眼旁现的态度;这是中国两位天才文学女性的第二次交接:在同一个时间段,生活在同一个城市里。

萧红在香港住了将近两年,身心得以稍稍喘息;这两年里,她完成了她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呼兰河传》。可以说,没有《呼兰河传》,萧红将不成为萧红;有了《呼兰河传》,呼兰这个不起眼的北方小镇,就成了中国文学版图上最闪亮的地方之一。

也可以说,萧红从十九岁离家出走,漂泊十年,逛遍大半个中国,中间历经饥寒、战争、逃难、逃婚、生育、和男人的伤心事,身体的衰败、内心的动荡……为的就是写这样一部小说,写这一部安稳的、平静的、温暖的、跟她的传奇经历绝无关系、事实上又有绝大关系的小说。

我的意思是,萧红若没有离开故乡——故乡本来就是用来离开的——她就不会去写《呼兰河传》;她若没有后来的坎坷和不幸,《呼兰河传》就不会写得这样有感情,虽然她并不愿为了写得有感情而去经历那些坎坷和不幸。

总而言之,1940年赴港后的萧红,借得短暂安宁——日本人还未打进来——她开始了《呼兰河传》的创作。我能够想像,写这部作品时,她一定是泪流满面,泣不成声;在她抬眼看向窗外的时候,不知她是否意识到,她是来到几千里外的香港,才想起自己也有故乡;身患重病(她得了肺结核,也许常担心自己就要死了),才跟童年有了亲近;回望自己这一生,她所受到的伤害,才知道祖父是这世上唯一对她好的人……她这个时候,整个就又回到了故乡,回到了童年,——某种意义上,她终生都活在童年里,从来就不曾离开过。

我揣摩萧红的写作速度,应该是相当快的,她差不多是一气呵成式的写作,真正做到了“我手写我心”,就是心中有的,她就写出来,心中没有,她就不写了。她的语言虽好,却很少讲究,一看便知是喷薄而出的,——喷薄而出的作品,大多气血充足,气脉贯通,语言上却粗鄙简陋,不忍卒读。萧红却是其中少有的例外,她的文字,细观没一字是出彩的,她不肯在字句上做任何的推敲停留,但几段读下来,那个意思便有了,她想表达的便呼之欲出了,甚至超过了她能表达的……这个人对语言的运用是天生的,她的文字是有魔力的。

她写文章就像说话,很口语化的,非常自由,有她自己的调门,颠来倒去,咭咭呱呱,却是怎么说都成文章;她大概有些古典文学的素养,但未必太多,而且看不出师承,却创造了今天“口语化”写作的先例,——不知可否这样说?

而张爱玲正好相反,她自己也承认,她写文章慢而吃力;她熟读诗书,有深厚的中外文学的基底,她是在做足了童子功的情况下开始写作的,有太多的约束,一落笔就想到了前人的影子,然而她却创造了自己的风格;因为讲究,就整体的作品而论,她的成品率大于萧红,少数篇目甚至是字字珠玑,有些字词的应用简直是神来之笔;她也是自由的,只是在百般约束之下获得了自由;她的写作有点像跳芭蕾,捆着,绑着,脚尖踮起来,一圈,二圈,十圈,二十圈……就这么一直跳下去,达到了她这一行的极限。她和萧红的区别就在于,一个是跳芭蕾的,一个跳自由舞的。

很多年前,我对她们作过比较,我曾经以为,萧红的文字是可能的,张爱玲的文字是不可能的;即,张更具有天才性。然而我现在推翻了这说法,这两人的文字都是不可能的,是我们这些平凡的写作者穷一生之力也难以企及的,因为她们不是在用力,她们是在耗自己的气血和生命!

1941年10月,萧红入住玛丽医院,确诊是肺结核,一个月以后,因经济拮据返家养病。

1942年1月,香港沦陷。

1942年1月22日,萧红病逝于香港。临死前,在纸上写了一句话:“我将与蓝天碧水永处,留得那半部红楼与别人写了。”

这个别人她是看不见了:她死后不久,张爱玲即返回上海——萧红生活了两年的、发表成名作的地方;一年以后的1943年春天,张爱玲正式登上文坛,发表了以香港——萧红写出了代表作的葬身之地——为背景的小说《沉香屑——第一炉香》,从此光芒耀眼。

巧合乎?天意乎?中国文学的这一对双璧,这两个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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