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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繁华:日常生活中的光与影

——新世纪文学中的魏微

更新时间:2018-06-13 作者:孟繁华

魏微的小说——特别是她的中、短篇小说,因其所能达到的思想的深刻性和艺术的疏异性,已经成为这个时代中国高端艺术的一部分。魏微取得的成就与她的小说天分有关,更与她艺术的自觉有关——她很少重复自己的写作,对自己艺术的变化总是怀有高远的期待。从1998年《乔治和一本书》开始,《在明孝陵乘凉》, 《情感一种》,《夜色温柔》,《姐姐和弟弟》,《寻父记》,《到远方去》,《储小宝》一直到《大老郑的女人》,《石头的暑假》,《化妆》,《家道》等,每篇小说都有变化。这个变化不仅是题材、结构或修辞,同时也包括小说内在的旋律、情绪色彩或声音等。这些变化就是感染我们的不同方式。

《化妆》是魏微的名篇,它一发表就好评如潮,连续获奖。从发表至今已经多年过去。在淘汰和遗忘不断加速的时代,一个作品能够经受五年的检验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多年我们忘记了多少作品已经不能记得,但我们记住的作品实在有限。《化妆》是我们记住的作品之一。多年后《化妆》不仅仍然经得住重读,而且可以判断它是多年来最好的短篇小说之一。《化妆》由三个跳跃式的段落结构而成:十年前,那个贫寒但“脑子里有光”的女大学生嘉丽,在一家中级法院实习期间爱上了“张科长”。张科长虽然稳重成熟,但相貌平平两手空空,而且还是一个八岁孩子的父亲。但这都不仿碍嘉丽对他的爱,因为嘉丽爱他的是“他的痛苦”——是“谁也不知晓的他的生命的一部分”。这个荒谬无望的不伦之恋表达了嘉丽的简单或涉世未深;然后是嘉丽的独处十年:它改变了身份——一家律师事务所的主人,改变了经济状况——可以开着黑色的奥迪“驰骋在通往乡间别墅的马路上”。一个光彩照人但并不快乐的嘉丽终于摆脱了张科长的阴影。但“已经过去的一页”突然被接续,张科长还是找到了嘉丽。于是小说在这里才真正开始:嘉丽并没有以“成功人士”的面目去见张科长,而是在旧货店买了一身破旧的装束,将自己“化装”成十年的前那个嘉丽。这个想法是小说的“眼”,没有这个化装就没有小说,一切就这样按照叙述人的旨意然而却是出人意料在发展。前往的路上,世道人心开始昭示:路人侧目,暧昧过的熟人不能辨认,恶作剧地逃票,进入宾馆的尴尬,一切都是十年前的感觉,摆脱贫困的十年路程在瞬间折返到起点。我们曾耻于谈论的贫困,这个剥夺人的尊严、心情、自信的万恶之源,又回到了嘉丽的身上和感觉里,这个过程的叙述魏微耐心而持久,因为于嘉丽说来它是切肤之痛;这些还不重要,重要的是当年的张科长,这个当年你不能说没有真心爱过嘉丽的男人的出现,暴露的是这样一副丑陋的魂灵。嘉丽希望的同情、亲热哪怕是怜悯都没有,他如此以貌取人地判断嘉丽十年来是卖淫度过的。这个本来还有些许浪漫的故事,这时被彻底粉碎。

在我的印象里,魏微似乎还没有如此残酷地讲述过故事,她温婉、怀旧和略有感伤的风格,特别有《城南旧事》的风韵,我非常喜欢她叙事的调子。但这一篇不同了。她赤裸裸地撕下了男性虚假的外衣,不是爱你没商量,那是“抽你没商量”。这个时代的世道人心啊!

现代文化研究表明,每个人的自我界定以及生活方式,不是来自个人的愿望独立完成的,而是通过和其他人“对话”实现的。在“对话”的过程中,那些给予我们健康语言和影响的人,被称为“意义的他者”,他们的爱和关切影响并深刻地造就了我们。我们是在别人或者社会的镜像中完成自塑的,那么,这个镜像是真实或合理的吗?张科长这个“他者”带给嘉丽的不是健康的语言和影响,恰恰是它的反面。嘉丽因为是一个“脑子里有光”的女性,是一个获得了独立思考能力和经济自立的女性,是她“脑子里的光”照射出了男人的虚伪和虚假。这个“对话”过程的残酷将会给嘉丽重大的影响,她的脑子里有光,那势力的男人还有光吗?如果说嘉丽是因为见张科长才去喜剧式的“化装”的话,那么,张科长却是一生都在悲剧式的“化装”,因为他的“妆”永无尽期。

小说看似写尽了贫困与女性的屈辱,但魏微在这里并不是叙述一个女性文学的话题,这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是一个关乎世道人心的大问题。在这个问题里,魏微讲述的是关于心的疼痛历史和经验,她发现的是嘉丽的疼痛,但那是所有人在贫困时期的疼痛和经验。当然,小说不能回答所有的问题,就像嘉丽后来不贫困了但还是没有快乐。那我们到底需要什么呢?就是这个不能穷尽的问题才使我们需要文学并满怀期待。

    读魏微的小说,总是怀着一种期待,她是能够给人期待的作家。特别是读她故乡记忆的小说,那种温婉如四月洵风拂面春雨无声润物。这篇《姊妹》同样是一篇优秀的短篇小说,不同的是她温婉中亦隐含了一份凌厉。故事发生在文革期间:被称为三爷的许昌盛“是个正派人,他一生勤勤恳恳,为人老实厚道”。这样人过的应该是循规蹈矩波澜不惊的日子,与寻常百姓没有二致。但三爷许昌盛却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他居然一妻一妾有两个老婆。

性格内敛并不张扬的许三爷,是和黄姓三娘结婚十一年后才发现爱情的。他爱上了一个二十一岁的温姓姑娘。这个重大的事变与其说在家庭内部掀起了轩然大波,毋宁说改变了当事人的生存状态和性格:三爷婚后曾“破例变成了一个小碎嘴”,现在“嘴巴变紧了”;温和的黄三娘两年后才知情,她的第一个反应是:“再也按捺不住了”,她不骂三爷,而是跑到院子里,把上上下下骂了一遭。“这次酣骂改变了三娘的一生,在由贤妻良母变成泼妇的过程中,她终于获得了自由,从此以后她不必再做什么贤妇了”;而温姓三娘当时如火如荼的爱经过两年之后,也“心灰意冷,她说,爱这东西,还有什么好说的呢?”时间改变了一切,但这个过程却一波三折惊天动地。两个三娘有了正面冲突并不断升级之后,三爷逃之夭夭了。三爷的逃逸不仅没有平息这场争斗,反而加剧了争斗的激烈。温三娘公开参与到寻找三爷的行列激怒了黄三娘,于是他带领娘家的兄弟找到了温三娘:

温姑娘坐在地上,她蓬头垢面,起先她也还手,后来她就不动了,任着三娘胡抓乱挠、拿指节在她的额头上敲得咚咚作响。温姑娘是那样的安静,偶尔她抬头看了一眼三娘,直把后者吓了一跳。她的神情是那样的坚定、有力量,充满了对对手的不屑和鄙夷。三娘模模糊糊也能意识到,这女人是和她干上了,从此以后,谁都别指望她会离开许昌盛。三娘突然一阵绝望,坐在地上号啕哭了起来。

在爱情这件事上,女性比男性决绝得多,男性惹上事情之后的不堪、卑微、猥琐,在三爷这里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当三爷逃逸之后,事实上,三爷已经出局了,两个女人对他的不屑剥夺了一个男人最后的尊严。斗争只在两个女人之间展开。我惊异魏微对人物心理的把握和洞察:两个三娘这时都不在乎三爷了,而是彼此之间在心气和意气之间的斗争。温三娘没有名分,本来处于心理上的劣势,但此时的温三娘镇静无比:

是什么使温姑娘变得这样坚强,我们后来都认定,她的心里有恨——其时三娘正在四处活动,想把她告到牢里去,可是这么一来,很有可能就会牵连到许昌盛,三娘就有点拿不定主意了;温姑娘听了,也没有说什么,淡淡地笑了笑。我们不妨这样说,温姑娘的下半生已经撇开了三爷,她是为三娘而活的,事实证明她活得很好,她一改她年轻时的天真软弱,变得明晰冷静——她再也没有男人可以依靠,心里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活着,要比黄脸婆更像个人样;随着小女儿的出生,她身上的担子重了许多,她在家门口开了间布店,后来她这店面越做越大,改革开放不久,她就成了我们城里最先富起来的人,当然这是后话了。

如果仅仅写两个三娘的争斗,小说还是爱恨情仇并无新意,这样的世俗故事司空见惯。但后半部的转折使小说峰迴路转柳暗花明。可有可无的三爷死在四十八岁上。三爷的死使两个女人有了认识各自命运的可能,他们还是相互嫉恨不能原谅。但在具体事情上,他们又无意间相互同情、怜悯、体贴,比如温三娘的孩子受了欺负,黄三娘看见了不由自主地站在温三娘的孩子一边;温三娘念着黄三娘没有女孩,嘱咐自己的女孩要给黄三娘送终。她们都没有忘记对方是“仇人”,但在情感上又是五味杂陈一言难尽。她们在三爷死后无意中见了一面。这一面使两个女人的内心发生了变化:

我们族人都说,两个女人大约就是从这一面起,互相有了同情,那是一种骨子里的对彼此的疼惜,就好像时间毁了她们的面容,也慢慢地消淡了她们的仇恨;我不太认同这种说法,我以为她们的关系可能更为复杂一些,她们的记恨从来不曾消失,她们的同情从开始就相伴而生,对了,我要说的其实是这两个女人的“同情”,在多年的战争中结下的、连她们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情谊;命运把她们绑在了一起,也不为什么,或许只是要测试一下她们的心里容量,测量一下她们阔大而狭窄的内心,到底能盛下人类的多少感情,现在你看到了,它几乎囊括了全部,那些千折百转、相克共生的感情,并不需要她们感知,就深深地种在了她们的心里。

小说写了两个女人不幸的人生,但小说不只是在外部书写她们永无天日的苦难,而是深入到人物内心,在人性的复杂性上用尽笔力。两个女的关系永远纠缠不清但又彼此依存。

如果从三爷这个角度看,也可以认为这是一篇相当“女性主义”的小说,它是一种“逆向”的性别书写:作为男性的许三爷,唯唯诺诺小心翼翼,没有担当没有责任,自己闯了祸最后的选择竞是逃逸。与两个女性比较起来他可怜到了可恨的地步。他早早地死去,在小说中也有一种被“放逐”的意味——他真的不重要了。而女性在这里就完全不同了。她们敢于捍卫自己的利益或爱情,没有名分也敢于将怀孕的身体招摇过市,男人死了也将“一日夫妻百日恩”演绎的撕心裂肺感天撼地;为捍卫名分坚决拒绝了“妾”在葬礼上出现。女性的凛然、坦荡和义无返顾跃然纸上。但我并不认为这是一篇“女性主义”的小说。魏微在这里要表达的还是与人性相关的东西,特别是女性的爱恨交织、剪不断理还乱的情感、心理的复杂或微妙。家庭的破碎、身份的暧昧使两个女性度过了悲惨了时光,这应该是一个绝望的主题,但魏微让人心在绝处逢生,在绝望的尽头让我们看到了光。人心善恶的变化,以及没有永久的憎恨,没有不变的仇恨等,被魏微表达得真切而细微。她不急不躁从容不迫款款道来的叙述耐心,使她当之无愧地成为一个成熟的小说家。更值得注意的是,这是一个发生在文革时期的故事。但小说中,文革只是一个背景,那些大是大非并没有进入寻常百姓的日常生活。他们按照自己的生活轨迹度过的也是不平常的岁月,但这个不平常只与情感、人性的全部复杂性相关。

魏微这些年来声誉日隆。她的小说逐渐形成了魏微可以识别的个人叙述和修辞风格。她的小说温暖而节制,款款道来不露声色。在自然流畅的叙述中打开的似乎是经年陈酒,味道醇美不事张扬,和颜悦色沁人心脾。读魏微的小说,很酷似读林海音的《城南旧事》,有点怀旧略有感伤,但那里流淌着一种很温婉高贵的文化气息,看似平常却高山雪冠。《家道》是近来颇受好评的小说。许多小说都是正面写官场的升降沉浮,都是男人间的权力争斗或男女间的肉体搏斗。但《家道》却写了官场后面家属的命运。这个与官场若即若离的关系群体,在过去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如果官场运气不济,宦官人家便有“家道败落”的慨叹,家道破落就是冲回生活的起点。当下社会虽然不至于克隆过去的官宦家族命运,但历史终还是断了骨头连着筋。《家道》中父亲许光明原本是一个中学教师,生活也太平。后来因写得一手好文章,鬼使神差地当时了市委秘书,官运亨通地又做了财政局长。做了官家里便门庭若市车水马龙,母亲也彻底感受了什么是荣华富贵的味道。但父亲因受贿入狱,母亲边也彻底体会了“家道败落”作为“贱民”的滋味。如果小说仅仅写了家道的荣华或败落,也没什么值得称奇。值得注意的是,魏薇在家道沉浮过程中对世道人心的展示或描摹,对当事人母亲和叙述人对世事炎凉的深切体悟和叹谓。其间对母子关系、夫妻关系、婆媳关系、母女关系及邻里关系,或是有意或是不经意的描绘或点染,都给人一种惊雷裂石的震撼。文字的力量在貌似平淡中如峻岭耸立。小说对母亲荣华时的自得,败落后的自强,既有市民气又能伸能屈审时度势性格的塑造,给人深刻的印象。她一个人从头做起,最后又进入了“富裕阶层”。但经历了家道起落沉浮之后的母亲,没有当年的欣喜或得意,她甚至觉得有些“委顿”。

还值得圈点的是小说议论的段落。比如奶奶死后,叙述者感慨道:“很多年后我还想,母子可能是世界上最奇怪的一种男女关系,那是一种可以致命的关系,深究起来,这关系的悠远深重是能叫人窒息的;相比之下,父女之间远不及这等情谊,夫妻就更别提了。”如果没有对人伦亲情关系的深刻认知,这种议论无从说起。但有些议论就值得商榷了,落难后的母女与穷人百姓为邻,但那些穷人“从不把我们当作贪官的妻女,他们心中没有官禄的概念。我们穷了,他们不嫌弃;我们富了,他们不巴结逢迎;他们是把我们当作人待的。他们从来不以道德的眼光看我们,——他们是把我们当作人看了。说到他们,我即忍不住热泪盈眶;说到他们,我甚至敢动用‘人民’这个字眼。”这种议论很像早期的林道静或柔石《二月》里的陶岚,切不说有浓重的小“布尔乔亚”的味道,而且也透着作家毕竟还涉世未深。

魏微曾自述说:“我喜欢写日常生活,它代表了小说的细部,小说这东西,说到底还是具体的、可触摸的,所以细部的描写就显得格外重要。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日常”都能够进入我的视野,大部分的日常我可以做到视而不见,我只写我愿意看到的‘日常’,那就是人物身上的诗性、丰富性、复杂性,它们通过‘日常’绽放出光彩。”1这就是魏微的目光或心灵所及。她看到的日常生活不是“新写实”小说中的卑微麻木,也不是“底层写作”想象的苦难。她的日常生活,艰难但温暖,低微但有尊严。尤其那古旧如小城般的色调,略有“小资”但没有造作。魏微对生活复杂性和丰富性的发现,使她的“日常”有了新的味道和体悟——她看到了日常生活中的光与影。

注释:1、魏微:《让“日常”缩放光彩》,见《一刀文学网》2005年7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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