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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只能靠想象

更新时间:2018-06-20 来源:广东文坛 钟道宇

一望无垠的大草原,对于我们这些南方人来说,本来就是一种诱惑。

 “蓝蓝的天空,清清的湖水,绿绿的草原,奔驰的骏马,洁白的羊群……” 每每沉醉在那位蒙古歌手粗犷而豪迈的歌声时,这种诱惑更甚。

接到省作协组联部的电话通知时,我正在埋头赶写一部名叫《仙花寺》的长篇。是否中断写作,远赴内蒙古与当地的作家交流,并且一览大草原旖旎的风光,这让我始终犹豫不决。最终,是马可·波罗,让我义无反顾地决定了这次草原之行。发现通过手机短信发过来的行程,竟然安排有赴锡林郭勒盟正蓝旗草原与民族作家交流并参观世界文化遗产元上都遗址。史学家说元上都可与意大利古城庞贝媲美。成吉思汗的孙子忽必烈就是在元上都登基建立了元王朝的。还是在元上都,忽必烈不仅接受了南宋君主的朝降,而且还接见了马可·波罗。年仅17岁的威尼斯青年马可·波罗随父亲和叔叔历经千难万险,用时三年,行程数万里,沿着古丝绸之路,来到了元上都,觐见了忽必烈。之后,他在那里度过了17年,回国后口述了《马可·波罗游记》,使得元上都举世闻名。

北京中华世纪坛里有影响中国历史的100位历史名人雕像,其中仅有两位外国人,一位是马可波罗,另一位是利玛窦。马可·波罗以《马可波罗游记》闻名于世,大家都知道,但在广东肇庆一呆6年,后来也写了一部价值远胜于《马可·波罗游记》的《利玛窦中国札记》的利玛窦,估计知道的人不会太多。我正在赶写的这部长篇《仙花寺》,讲述的就是利玛窦在广东肇庆的故事。

据说,世间所有最好的文学作品,都是神在把着人的手在写的。尽管,为了修改这部长篇,我反反复复地重读了无数遍那些已有的文字,也不觉得自己写得有多好,可是,我还是忍不住想告诉大家:当开始写这部长篇的时候,我突然间觉得自己恍惚就是一个身后有神的写作者。包括这次不惜中断写作这部长篇的草原之行,也像是冥冥之中早就注定的。有些历史看似已经消逝,其实是注定要回到我们身边的,这就是神的安排。我恍惚看见那个17岁的威尼斯青年,正在马背上回过头来冲我诡谲地一笑。

就是那诡谲的一笑,将历史与当下接续,将两个同样钩鼻碧眼的意大利年轻人联系到一起。于是,那天我迫不及待地打开电脑开始写《仙花寺》这部长篇的情景,便又再一次浮现脑海:伴随着清脆的按键声音和闪动的光标,当“仙花寺”这三个方块字跳跃而出的时候,我不禁想起了簕竹围天主堂的五华籍客家人李神父。我刚从他那里回来,一回来便冲进书房,迅速地打开电脑……十多分钟之前,李神父引领我瞻仰完那尊似曾相识的铜像后对我说的那番话,始终挥之不去:“由利玛窦家乡意大利玛切拉塔市赠送的这尊铜像,1990年抵达海关,在海关的仓库里一呆9年,直至1998年才由海关的工作人员送至簕竹围天主堂……铜像进入肇庆的波折,与明万历年间利玛窦本人获准在肇庆居留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簕竹围天主堂,离我家直线距离不足二百米。透过书房的窗户,码字的我常常会看见天主堂尖尖的白色屋顶上那个若隐若现的黑色十字架。接到省作协组联部小梁的电话通知时,我的视线始终没有离开过那个白色的屋顶和黑色的十字架。

马可·波罗进入元上都,尽管年纪较轻,但好歹有父亲和叔叔领着。他不仅见到了大汗,还隔着雕花的龙案,向忽必烈手舞足蹈地讲述了神游世界55座城池的所见所闻,最后还成了大汗的座上宾,彼此亲密到甚至可以随时对弈下棋。可是利玛窦呢?他只有一个同伴,而且当时朝廷还明令不让外国人在内地居留。他们为了能够留下来,不得不隐姓埋名身着僧袍并自称“西僧”。所幸的是,知府王泮对利玛窦的广识博学十分欣赏,不但批准他们可以在城东的崇禧塔旁建寺居留,而且还亲笔题写“仙花寺”与“西来净土”两匾相赠。于是,他们才得以以天竺僧的身份在广东肇庆建寺并居住了六年。利玛窦在仙花寺里展示“欧洲远来异物”,这些异物有:中国内地出现的第一件西洋乐器,第一幅西洋油画,第一个自鸣钟和挂表;使中国人第一次知道除农历以外世界上还有一种普遍使用的公历,第一次观赏天球仪、地球仪、象限仪、望远镜等等西方天文地理观测仪器。还是在仙花寺,他设立了中国第一所西文图书馆,陈列各种西方书籍;绘制了第一幅中文世界地图;研制了中国内陆第一座机械自鸣钟;编纂了第一部中西文字典《萄汉辞典》。还是在仙花寺,他开始萌发了把以四书五经为主的中国经典著作翻译成拉丁文的想法并付诸行动,最后让欧洲人了解中国,知道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明智和最开化的民族”。是他,把欧洲文明带到中国,又把中国儒家文化传播到西方。他既沟通了中西方语言文化,又开创了汉语拉丁拼音音标,成为沟通中西文化的第一人;是他,让隔绝已久的东西方,获知了对方的消息;是他,让两种截然不同的文明,因为对视而发生深刻的变化……他也最终叩开了紫禁城的大门,被授权自由出入皇宫,并受到皇帝的保护。他得到了帝国官员和文人的尊重,甚至还受到宫廷里最有权势的太监们的爱戴,被视作宫廷的祥瑞之兆。然而,过着隐居生活的万历皇帝并不像忽必烈,他仅仅需要一个修表匠而已。他召利玛窦入宫,只是为了方便修理宫中常常偷停的西洋钟。而且,利玛窦始终无缘与皇帝相见,他由始至终只见到了皇帝的宝座,这让他一度陷入了绝望。

大巴在辽阔的草原上奔驰,会让你察觉不到海拔高度的缓缓攀升。700多公里的路程,多像700多年的历史,又会给我们带来怎么样的惊喜呢?晨曦之中的大草原,显得空旷而静谧。许多整齐地堆放的草垛突然出现,一直延绵到远处看不见的地方。牧民已经开始打草了,正在为过冬的牲畜储备口粮。晨早出来低头吃草的牛羊和马群,缓缓地在草原上移动着。偶尔跳出的一两个蒙古包,就像草原突然睁开的眼睛,眨巴着看一眼天堂,又看一眼人间,像分不清哪是人间,哪是天堂的样子。

元上都博物馆巧妙地隐藏在草原山丘的下面,不易被人察觉,反而元上都遗址却在刺眼的阳光下突然惊现。参观完博物馆,就像从地下隧道里钻出来一样。尽管博物馆里灯火通明,也能透过落地的玻璃看见辽阔深远的草原和隐隐约约的断壁残垣,但快步而出,还是有种不适之感。时光恍惚瞬间倒流,就像一下子跨越了700多年。

明晃晃的阳光照射在蒙古勇士雕像手执的弯刀上,仿佛发出一道更加刺眼的光芒。站在元上都遗址入口处的群雕前,忽必烈与他的文臣武将活灵活现,栩栩如生。在令人恍惚的阳光下与他们默默对望,你的脑袋会一阵空白,竟不知今夕何夕?

电瓶车载着我们缓缓驶入那片废墟时,这种感觉越发的明显。很快我就听到了之前从来就没有听到过的声音:风不断地刮过草原的声音,起伏的草丛相互摩擦发出的干燥沙哑之声,还有车轮辗过草地发出的那种安静而平缓的声音。草原马头琴苍凉而委婉之声,江南古筝清脆而悠扬之声,就像清清的溪水,从远处的草原流淌过来似的。我竖起耳朵静静地聆听,似乎又听到了兵器的撞击声和喊杀声,还有妇女小孩的呼救和哭喊声……

恍惚间,电瓶车已悄然行驶到遗址的明德门前。我们陆续从车上跳下来,开始沿着木板栈道步入皇城和宫城参观。

进入明德门之前,要走过一座木桥。当地的作家朋友指着桥下干涸的护城河介绍说,这条河就是闪电河。干涸的闪电河,突然就像一卷徐徐展开的历史画卷。闪电河畔的那场惨烈的闪电战,那场为元帝国开疆拓土成就一统天下的战役,正清晰地出现在刀光剑影的画卷之中。当年睿智而果敢,骁勇而善战的拖雷(忽必烈的父亲)带领三万蒙古勇士,冒着被沙暴与烈日吞没的危险,硬是嚼着烤干的牛肉,经过三天三夜的强行军,穿越了四百公里的浑善达克沙地,直扑向金国的中军……

所有的城门只能通过残垣断壁才能勉强辨认。昔日辉煌而繁华的元上都,早已全然沉睡于眼前的这片草原之中,成为一片废墟。没有高高的城墙,没有巍峨的宫殿,只有断壁残垣,低丘矮墙,到处是半截的砖头与碎瓦,以及牧民用打草机打下来绑扎好四处堆放还没有来得及搬运的草垛。可正是这样一片沉睡的废墟,埋藏着700多年的历史与记忆,埋藏着元帝国的兴起与没落。遥想当年,忽必烈在此建立上都城时,曾经是何等的英雄与气概。他横扫六合所向披靡的铁骑,征战并打败了欧亚数十个国家,四面八方的使节纷纷来此朝贡……遥想当年,忽必烈命汉臣刘秉忠在这里构筑这座登基之城时,将从世界各地掳来的十万战俘及工匠云集,用泼水成冰的旱船运来中原的花岗岩大石,用数万匹战马拖来长白山的巨松,费时整整三年,才建起了这座举世瞩目的皇城……可是,这座夏天时元帝国皇帝与大臣们处理朝政与狩猎的一代陪都的辉煌与繁华,现在也只能靠你自己的想象才可一点点地还原。

风沙吹老了岁月,但吹不走历史的记忆与印迹;风雨冲刷了城墙,但剥蚀不了皇城的存在与灵魂。顽强地遗留下来的矮小城墙,让你依稀可以想象昔日皇城的轮廓。为保护那些横七竖八的旧城砖不被人偷盗,用钢丝网裹起来的那些旧城墙;为使其不再继续坍塌,用一条条枕木加固的古城门,都可以帮你勾画万千场景,激活万千往事。一条条纵横的街道,一处处别致的院落,尽管早已荡然无存,但又似乎分明出现在你的眼前。当年繁华的市井,错落的商号,又分明浮现在你的脑海……废墟之上的古城遗址,也就丝毫的不显破败。700多年的风风雨雨,早就把显赫的百年文明永久地封存起来,定格在你的记忆与想象之中。这里的每一片碎瓦,每一块残砖,似乎都可以让你的想象力无比丰富,正一点点地帮你还原那百年的文明和有过的灿烂与辉煌……

返回时,再一次穿越斑驳的古城。走过元上都遗址依稀可辨的东西大街与南北大街交汇处的十字大街时,我不禁想起数千里之外的家乡——广东肇庆的端州古城。端州古城北门里也有一条十字街。十字街里有一座尖顶的房子,房顶上竖着一个十字架。这座大门上悬挂着“道源斋”巨大水泥牌匾的房子如果不是房顶上竖着一个十字架,你根本就不会知道它是一座教堂。这跟已经被毁早就不复存在的仙花寺一样,没有露出哥特式建筑尖挺的外形,而是遵循了中国的建筑语法,像所有中国南方的房子一样低调地静静地蹲伏在路边,含蓄得就像内敛的广东人一样。利玛窦修建的仙花寺,与马可·波罗见到的大安阁,简直就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道源斋”是清代同治二年法兰西籍传教士荔神父为纪念利玛窦在中国传教的功绩,而专门在肇庆十字路8号修建的一座教堂,取名“道源斋”。为什么称为“斋”而不直接叫“教堂”呢?是因为当时的穆宗载淳皇帝不准在城内兴建教堂,荔神父唯有“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认为既然前辈利玛窦的教堂都可以变通叫作“仙花寺”,他建的教堂又是为了纪念前辈的为何不可以把教堂叫做“斋”呢?于是就把这座教堂命名为“道源斋”。我觉得,“道”有宣扬、宣传的意思,而“源”则喻天主福音起源之处,这教堂叫这样的名字,倒是贴切。据说直到辛亥革命之后,推翻了清政府,“道源斋”教堂的屋顶上,才竖起了标志性的大十字架;据说这条十字街原来也不叫十字街,是后来因为“道源斋”屋顶上竖起了十字架,慢慢才叫十字街的。这些,估计知道的人也不会太多。这一切,都是我展开想象的翅膀,誓要将《仙花寺》这部书写完的原动力。

时间可以掩埋岁月,也可以暂时掩埋历史的真相。红巾军攻克了元上都,焚毁了所有宫阙,从此再也没有恢复。而一幢挨着一幢的民居,也把我的家乡端州古城和宋代的古城墙慢慢淹没。所幸的是,后人对历史对文化还是敬畏的,今天的元上都遗址,已经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世界各地的游客,正潮水般朝圣似的涌来。而我生于斯长于斯的家乡端州古城,也正开始重新焕发生机。以宋代古城墙、包公府衙、两广总督府、崇禧塔仙花寺中西文化园为重点的府城复兴项目,正慢慢的重现历史文化名城的独特风貌与恢宏气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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