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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脉造山:重看中国文学精神

——以南翔为例

更新时间:2018-06-20 来源:广东文坛 廖令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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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简介

南翔,本名相南翔,教授,一级作家,著有《南方的爱》《大学轶事》《前尘》《女人的葵花》《叛逆与飞翔》《绿皮车》《抄家》等十余种;小说作品在北京、广东、上海等地获庄重文文学奖、鲁迅文艺奖、第十届上海文学奖、第六届鲁迅文学奖短篇小说提名奖等20多个,短篇小说《绿皮车》《老桂家的鱼》《特工》《檀香插》分别登上2012年、2013年、2015和2017年“中国小说排行榜”。

何谓寻脉造山?

中国文学与中国文学传统是分不开的。只要是中国人,生活在中国,用汉语写作,那么他的文学作品中,就有中国文化的基因和中国文学传统的影子。深度全球化的今天,中国文学传统在中国文学创作中激发出来的正大气象,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2017年11月,上海举办了一次以“寻脉造山”为主题的大型美术展览,对东方文明的时代呼应,对近百年动荡中被边缘的东方现代艺术的甄别梳理、对当下艺术价值观的澄清与界定、及未来性的世界展望,作了一次较为全面的梳理。这次展览在当代美术界引起了广泛影响和讨论,它的历史时间与学术取向尤其值得人们重视。策展人从容认为:

“寻脉”是回探东方之精神,“造山”则以传统造化再生为旨意。 “脉”指属性,人的元气、天地之本,非实体的先天气象规律。“造”是艺术者吸收、消化、整理、转换、重组而艺术的支柱,严格来说没有“造”就没有艺术!“造山”则以传统造化再生为旨意。东方性决不是一种狭隘的地域性、民族主义。在全球的未来,人与人、民族与民族的利益斗争可能更多让位于人类共同生存的考验,而缓解斗争后将迎来人与人平和相处的风尚。

上述一段话,简要地把当下中国艺术传统的问题点出来了。这实际上也是如何看待当下中国文学传统的问题。我以为,中国文学语言、叙事艺术、叙事伦理与文学精神,这四者的关系构成中国文学传统的基本脉络。

我以著名作家南翔的创作为例,来具体地谈论这个问题。

南翔于上世纪70年代初,在南昌铁路局宜春火车站当一名工人,1978年恢复高考后,考进江西大学中文系,毕业后留校任教,后来便一路成为作家、大学教授、公共文化学者,他的形象在晚清民国的“大师”中可以找到原型。除了十多年组织并主持深圳知名的代表性文化访谈节目《深圳晚八点·周五书友会》,他还积极地做“文化田野调查”,跋山涉水,深入民间,写下不少脍炙人口的非物质文化系列非虚构散文,如《木匠文叔》《药师黄文鸿》《女红俩传人》等。不过,小说仍然是南翔的“立身之本”,十年前就有一些评论家说过,南翔的小说被严重低估!那时,他的文革历史系列小说“散见于各处”,不,尚未形成规模,2015年小说集《抄家》出版以后,他在中国当代文学版图中的形象和地位,就更加清晰可见、确定无疑了。除此之处,南翔为人们所津津乐道的,还有那些具有浓厚的“社会问题意识”和“历史文化意识”的小说,比如民国系列(《前尘——民国系列》)、底层系列(《南方的爱》《女人的葵花》《绿皮车》)、大学系列(《大学轶事》《博士点》《博士后》)、生态系列(《哭泣的白鹳》《铁壳船》《沉默的袁江》),等等。综观这些不同题材的作品,会发现南翔的语言取向与叙事艺术,散发着中国传统文学的迷人气息。

文学的最高价值

文学的最高价值,一定是打通了历史的,当下的,未来的价值。如果说文学即是人学,那么,文学最高价值,是书写“共同的人”,从“人”而来,为“人”而生。即使是社会问题小说,也应该有这个“最高价值”的追求。南翔的小说所到之处,最后的落脚点都在普世价值的人,比如人的悲悯、人的情感、人的处境、人的矛盾、人的疑问等。正如南翔自己所说,小说的价值标高,应该牢牢订立在普世的文化尺度上,这样既可避免重蹈文学史上随风转向、紧跟任务、图解政治的覆辙,亦可避免“问题小说”之弊。批评家陈劲松在评论南翔的小说时也认为,南翔的作品始终坚守着对社会的深刻洞察和悉心体味,在悲悯情怀的审美倾向中有着饱满的艺术张力;坚持多种叙事策略的探索并注重挖掘小说的情感质素;对世俗伦理和生活欲望进行精神结构的同时强化小说的语言功能。

《绿皮车》这篇小说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南翔通过那意味深长的文字,讲述了发生在城乡一列破旧的绿皮车上的一些“鸡毛蒜皮”的日常小事,展现了底层老百姓是如何在艰辛的生活中互助互爱,如何张开“礼存于野”的纯朴乡村景象。在南翔笔下,绿皮车俨然一份超越了时空的感情,更是内心无法割舍的永久记忆,是一个时代的印记,也是现代生活的暖炉。小说没有跌宕起伏险象环生的故事情节,但读完之后,一股暖流升腾而起。这篇小说之所以能引起人们的共鸣,就是在狂飚突进的时代,绿皮车中“慢”的生活姿态与扶老携幼、荣辱与共的人性光辉,正是我们每个人内心深处的“善”,律动着人类本真的普世道德情怀。

另一篇极具代表性的作品是《老桂家的鱼》。这篇小说影响非常广泛,原载《上海文学》2013年第8期,后被《新华文摘》《小说选刊》《小说月报》先后转载,收入多个年度小说选本。2013-2014年均入选年度中国小说排行榜,也获得第十届《上海文学》奖。一篇短短的小说倍受社会关注,里面一定有一些普遍的问题,牵引着读者和评者的视角。小说主人公老桂为了改变贫困命运和摆脱体制束缚,离开乡村从农民变成疍民(以船为家的水上居民),随着城市化的加速、陆地交通的完善和自然环境的恶化,他先后从事的水上运输业和捕渔业,都没能解决他一家人的温饱问题而危悬于生存的边缘,加上身患尿毒症,更让老桂雪上加霜。但是南翔笔下的老桂,既没有怨天尤人,也没有自我放弃与堕落,而是顽强地面对生活的挑战,以自己真诚与坚忍的人生态度,维护个体生命的尊严。曾身患绝症、退休之后在菜地里找到寄托的潘家婶婶,对老桂投以深切的关怀。

《老桂家的鱼》揭示了以老桂为典型的底层人民的现实境遇与艰难人生,深刻地体察了这一阶层的艰难与尊严,传递了情感的温度、人性的关怀以及强烈的生命意识。正如南翔在接受《深圳商报》访谈时说到的那样,“诺贝尔文学奖就是奖励给人美好理想憧憬的东西。生活中有很多的辛酸、无奈、悲苦、惆怅,更需要文学来纾解,因为文学不管是人物,故事,或主题,都集中于在现实和未来之间打通了一个通道,给读者一种憧憬、一种想象、一种假定。文学作品欲唤醒人们的自觉意识,唤醒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唤醒大家对悲苦者、弱势群体的悲悯,这些是我最想表述的。” 

唤醒自觉,唤醒情感,唤醒悲悯之心,是南翔小说的魅力所在。即使他写生态小说,也念兹在兹。比如《哭泣的白鹳》《铁壳船》《沉默的袁江》《消失的养蜂人》等,不仅是“悲天”,也更是“悯人”。当中国生态问题成为一个紧迫的社会问题之时,南翔就写出了《哭泣的白鹳》这篇小说,引起了广泛关注。这篇小说与陆川的电影《可可西里》联系起来,就更加意味深长。《可可西里》中剥羊皮的马占林一家人,他说自己是所有人里剥羊子皮剥得最快最好的,剥一张皮五块钱,他以前是放牛,放羊的,草原变成了荒漠,人都没有吃的了,只好把牛羊全卖了,受雇于人剥羊子。他们被藏羚羊保护站反盗猎小队抓住后,本来要枪毙,但最后巡山队长日泰还是放了他们。怎么放?就是《可可西里》的文学最高价值。——暴风雪快要来临,日泰经过复杂的内心斗争,最后决定让他们自己走,实际上就是听天由命!走出可可西里的时候,马占林快哭了,说自己老了,走不出去了。然后一行人在风雪里走,有人倒下了,另外的人就把倒下那个人的衣服扒了自己用。最后,日泰队长被盗猎头子用枪打死时,站在边上的马占林犹豫了很久,心情非常复杂,五味杂陈。——这些人的现实处境与心灵处境的交织,打开了生态小说中对“共同的人”的宏阔叙事。马占林一样的人,放在可可西里是马占林,放在大兴安岭还是马占林,放在黄河长江边上,仍然是马占林。在《哭泣的白鹳》中,也有一个“马占林”和巡山队长“日泰”,那就是“飞天拐”和“鹅头”。这篇小说直面鄱阳湖愈加恶化的生态环境,控诉了不法分子用捕猎、毒害甚至炸药等残酷手段,对鄱阳湖上的珍稀鸟类动物进行迫害的泯灭良心的行径。同时,也把“飞天拐”和“鹅头”之间相互体恤关怀也展现得淋漓尽致,相应地,自然生态、社会生态和人性生态的矛盾与融合,也在南翔的笔下清晰呈现出来。

在另一部生态小说《铁壳船》中,南翔同样以铁壳船为载体,解剖了人的精神与道德困境之间的关系。城市开发建设带来了环境污染,铁壳船成了需要清理的废品。小说中老人却无比怀念河清鱼欢的年代和凄美动人的岁月,但怀念不能阻止城市化进程的步伐,不能抵消现实中利益的诱惑,于是老人最终成了一个时代的殉葬品。南翔在叙述老人的日常生活和言行,赋予的是宽容的凝视和悲悯的理解,他却无意对社会阴暗和人性弱点进行臧否式评判,也未做人伦道德上的价值追问,而是平静地审视这一切,冷静地看待这一切,由一个日常生活事件,生发出对一种生命状态的诘问。他只是故事的叙述者与小说的关注者,关注着时代社会的流变播迁与世俗人生的起伏跌宕;关注着日常生活的酸甜苦辣与生命状态的喜怒哀乐;关注着审美理想的高下与情感状态的炎凉;以及由此形成的社会问题与心理深度。我们不难窥见他那开阔的人文视野与深广的悲悯情怀。(见陈劲松《寻常一样窗前月,才有梅花便不同——南翔小说的叙事策略及其审美品性》)

中国文学精神的历史写作

历史乃中国精神世界之根基。历史写作本质上是一种政治,政治语言与历史语言会短暂耦合,风云际会,但通常都会掣肘摩擦、刀兵相向。所以对于一个有历史责任与历史担当的作家而言,如何处理文学精神与历史写作的关系,既格外迷人,又困境重重。中国精神当中,“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历来是仁人志士推崇的至高境界,文学精神说到底,也趋于这种境界。孔子的“春秋笔法”或“微言大义”,司马迁的“实录精神”,鲁迅的“国民性批判”,都是我国文学精神的一种体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的春秋笔法,说的就是文学精神在历史写作中的策略与旨归。

南翔的历史写作,在深度写作与难度写作中,弘扬了中国文学的正大精神。他的深度写作主要是对历史题材的重新凝视与深度挖掘,力图找到历史的吊诡之处与迷人之处,如小说集《前尘——民国遗事》,可看作是深度写作的代表。因为是写民国,而当前我们对民国包括民国以前的历史题材很多都已经脱敏,才子佳人型、讽喻劝奉型、抨击时政型小说不断走进民国社会的视野当中;我们也有岳南的非虚构作品《南渡北归》及大量相关主题的影视作品,不过,即使如此,民国书写的难度仍然还是一个亟待突破的问题。而南翔的《前尘——民国遗事》通过文学的深度书写,聚焦民国时局动荡、文人交往、商贾较量、人生变幻、情感变迁等颇有传奇色彩的故事当中。我觉得,从南翔创作历程来看,《前尘——民国遗事》的深度写作,为后面的难度写作吹响了前奏,提供了一种备存。或许他在构思民国遗事的时候,一个更深远,更宏大,更壮阔的创作计划,已经悄悄在他的心中酝酿了。这就是南翔的反映六七十年代系列小说。从民国到六七十年代,在历史时间上得到延续了,在文学精神上象征着起伏。他的这系列小说,是政治语言与历史语言角斗场,是文学精神的试验场。在这个角斗场与试验场中,南翔仍没有忘记“共同的人”,没有缺失对于共同的人的悲悯;对时代问题的反思与批判,不是简单的批判,而是文学式反思。南翔笔下弥漫着的,是中国文化精神最可贵的宽恕、平和与关怀的品格。

我们看《抄家》这本小说集,就更能清楚地理解南翔的叙事伦理了。《抄家》共包含10篇小说,在《我的亲历,然后文学》这篇序里,南翔对开展历史叙事的缘起,历史遮蔽的遗憾,时代符号性表现的列举,以及历史叙事的重大意义,一一作了说明。这篇序言,是10篇小说的统领,是叙事的基调,对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南翔那种“精神的高地与沉重的反思”的历史叙事,有很大的帮助。我认为,南翔虽然直面特殊时代对个体命运带来沉重的打击,但他是在追寻历史真相的过程中,更多地着重历史人物的反思、宽恕和忏悔,这在《1975年秋天的那片枫叶》《特工》《伯父的遗愿》《老兵》等小说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同名小说《抄家》,意味非常深远,我认为这篇小说在我国关于那个年代虚构叙事当中,算得上是扛鼎之作。老师请学生抄家这一开场,既荒诞,又合理,把读者的视角引入了一个黑色幽默当中;抄家过程中的师生交流与碰撞,既是在“崇恶”的环境中“弘善”,又在“善”中反衬“恶”;抄出母亲旧物与衣冠,等于抄出“礼孝”,抄出中华五千年的传统道德,红小兵集体狂欢地对“礼孝”肆无忌惮的施辱,对中华文化精神施辱,既是对一个人精神的迫害,更是对民族文化的迫害。这恐怕是南翔文革叙事最精准,最有力量,最耐人寻味的一笔。

叙事伦理与小说传统

小说如何表征一个时代,取决于那个时代如何存活于小说当中,而关键的问题是在滚滚的时间洪流中,人与社会、历史、自然环境等的相互关系的处理。作家在力图展现这种关系的时候,总会显现出某种立场与情怀,这便构成小说原初的叙事伦理。那么南翔是如何在小说中建立自己的价值标高,构筑独特的叙事伦理的呢?

总括起来,我认为主要有五点。

首先是南翔的创作具有历史意识。他以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去还原历史,除了拒绝书写“历史虚无主义”之外,而且直面个体的悲惨命运,书写“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书写人类永恒的情感与精神。在《1975年秋天的那片枫叶》、《特工》、《伯父的遗愿》、《老兵》等小说中,南翔在追寻历史真相的过程中,更多地着重书写历史人物的反思、宽恕和忏悔。这在同类题材的创作中,显得弥足珍贵。

其次是具有社会问题意识。一方面,他直面种种社会矛盾和问题,如生态恶化问题、学术腐败问题、城市化进程中的底层生存问题、家庭伦理问题等等。另一方面,他在“问题”中发现“人”,描述人的具体表情。“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作家的伟大之处,除了书写伟大的题材,宏阔的历史,他还应关照身边的社会,身边的问题和身边的人,成为“问题发现者”,西方20世纪以来的现当代小说,无不如此。南翔的历史为什么写得那么好?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投身于广阔的社会当中,持续关注社会问题,以心印心,真实地捕捉“问题”中的人的具体表情。

再者,南翔的创作饱含“温情唤醒”的人文关怀。如果以一个关键词来概括南翔小说叙述伦理的话,我认为“温情唤醒”最为妥帖。“唤醒”即有距离,又有温度;既有“我者”的独立姿态,又能让“他者”焕发强大的主体性力量。著名歌唱家龚琳娜在谈论她演唱《静夜思》这首诗时说,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的伟大在于它字里行间传递的情感,而文字或歌声,在“传递”中“唤醒”这种情感。南翔小说的“唤醒”,建立在他对中国文化精神的深刻理解的基础上,他采取一种颇为“中国化”方式,介入心灵,介入现实,不激不厉,风规自远。总之,南翔的“温情唤醒”,很好地体现了深沉含蓄、和合温良、反求诸己的中国传统文化精神。

四是在创作层面,南翔的叙事伦理的构建诉诸于他那澄明的古典叙事艺术。南翔的小说语言,整体是真切的,温良的,平和的,丰腴的,特别是细节的温度和力量,分外饱满。不管是生态叙事、底层叙事,还是文革叙事、非遗叙事,南翔运用的都是文化蕴含丰富、生命力强、流淌着温度的汉语言,是一种人文性极强的创作面貌,是与中国传统文学语言一脉相承的。南翔的叙事,胸中有丘壑有气象,从容而且平和,展现了大时空的气度。著名评论家胡平认为,“南翔写作上有着理论上的自觉性,作品充满现代感,对事件和现象作出深刻的剖析。叙事上学者般的冷静,波澜不惊,表现出自然、谦和、豁达的气派。”南翔的创作大体如此,但我还要加上一句,南翔写人,总能在起承转合中顺势而为,写出深深的感情和悲情,而且没有任何隔阂与断裂。

最后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南翔的写作是“尊灵魂写作”。著名评论家谢有顺在《小说的叙事伦理》中谈到,“经过一段时间的模仿、借鉴之后,如何才能讲述真正的中国经验,让中国人的生活洋溢出本土的味道,并找到能接续传统资源的中国话语,这一度成了当代作家普遍的焦虑。或许是为这种焦虑所驱使,不少作家近年都有一种回退到中国传统中寻找新的叙事资源的冲动,他们书写中国的世道人心、人情之美,并吸收中国的文章之道、民间语言、古白话小说语言的神髓,以求创造出既传统又现代的文体意识和语言风格。这种后退式的叙事转向,同样可以看作是现代性的事件。”南翔的叙事取向就是后退式的叙事,但他并不是转向,而是一开始就如此,一开始就“尊灵魂写作”,“以自己独有的路径,孤绝地理解生命,塑造灵魂,呈现心灵世界,为个体的存在作证,并通过一种语言探索不断地建构起新的叙事地图和叙事伦理。”(见谢有顺《小说中的心事 一次对以小说为天地立心的集中探讨》)

南翔的文学创作,连通着历史精神与中国传统文学精神的源泉,他的文学叙事,一如“寻脉造山”,以中国文学精神之根脉,探寻审视历史文化的“断层”与现代社会的“问题”,重塑文化精神,或者为这种文化精神提供一种可靠的基准,从而成为中国传统文学的现代表达,成为有价值的创作。

(廖令鹏,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宝安评论家学会副主席、秘书长,睦邻文学奖评委,青年文学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