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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峰、杨敏霞:女性之痛与解放之路

——《西关小姐》的认识价值及在第二媒介时代的启示意义

更新时间:2018-07-05 来源:广东作家网

摘要:《西关小姐》充分展现了最先受到西方自由平等观念影响的中国女性在传统文化根深蒂固的大环境中“吃螃蟹”的后果,揭示了实现女性解放道路的长期性和艰巨性。民国时期存在着一大批受到中西文化夹击的女性,第二媒介时代中也同样不乏类似这样处境的女性群体。由男性书写的传统文化体系中存在着对于女性的歧视性因素仍未根除,“女××”和“××女”等被炒作出来哗众取宠、混淆视听的虚假概念依然流行。在夹缝中生存的女性要实现真正意义的解放,出路在于积极推进两性的和谐发展。网络作为女性受歧视、丑化的重灾区,网络舆论亟需受到有效引导和管控,新媒体的舆论引导力亟需得到正确发挥,基于网络的新型舆论引导机制亟待建立。

关键词:西关小姐;中西文化;女性解放;第二媒介时代;网络舆论

引言 

“西关小姐”是广府文化的明珠,她们身上记录了广州二十世纪的沧桑巨变,是二十世纪广州都市生活的重要参与者;她们参与了中国二十世纪的重大革命事件,经历了中国二十世纪女性主义思潮的兴起和发展。目前,学术界对西关小姐这个群体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第一,探讨西关小姐身上包含的二十世纪文学主题——女权,如陈继兰《〈西关小姐〉女权思想探析》[]。第二,通过探讨与西关小姐生活密切相关的现代性元素——百货大楼、电影院和学校,研究现代性的构建问题,如黄柏莉《都市文化的现代性想象——以西关小姐为个案的考察》[]。第三,以西关小姐的形象(服饰)的切入点,剖析近代岭南文化的变迁,如王莉莎《“西关小姐”——近代岭南风尚变迁中的女性形象》[]、《髻香人影:近代服饰变迁中的岭南女性新形象——以西关小姐为例》[]。第四,研究如何通过西关小姐、西关风情来打造区域旅游品牌,如孙九霞陈冬婕《事件重构文化符号的人类学解读——以“西关小姐”评选活动为例》[]。但总的来说,相对于“西关小姐”本身的地位与价值,目前学术界对西关小姐的研究力度是不相匹配的。西关小姐见证了广州乃至中国的沧桑巨变却少被正史提及,这是令人遗憾的事情。特别是作为一群最早接受西方教育的女性,西关小姐的遭遇及其在中西文化的夹缝中尝试女性解放的努力,对当今及未来的女性解放事业都具有重大启发意义。另一方面当今社会已经进入波斯特所说的以互联网的出现为主要分水岭的“第二媒介时代”[],女性与媒介之间的互动关系更为凸显,关于“媒介与女性”的研究业已成为传播研究与女性研究之间的交叉学科[]。因此,本文将从对梁凤莲小说《西关小姐》的文本分析入手,采取小切口、深挖掘的方式,深入分析西关小姐这一群体的认识价值并进而探讨第二媒介时代中女性的生存处境与解放道路问题。

一、 谁是“西关小姐” 

“西关小姐”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她们的芳踪可追溯到“十三行”时期。自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以来,清廷关闭江、浙、闽三地口岸,仅保留了粤海关,指定广州为唯一对外贸易口岸,即“一口通商”,并延续了83年之久。[]2这样的历史机遇使得广州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发祥地。“一口通商”之后的百年间,平均每年60多艘巨大的商船,载着来自世界各国的贸易商与当时最前沿、最吃香的商品,啸聚于黄埔古港。[8]2在这里完成各项报关手续后货物再进入西关“十三行”交易。于是在西关这片地方逐渐聚集了一些巨商富贾以及有功名、有身份的人士。那时广州的潘、卢、伍、叶四大富商家族,以及状元、榜眼、探花,无一例外都住在西关。西关小姐就是这些巨商富贾家的千金。富贵人家多聚于西关,当地的文化教育事业自然也相应发展起来了。独揽了中国对外贸易经营权的十三行,在发展经济对外交往的同时,也使得西关地区的中外文化交流也异常活跃。一艘艘的商船,除了带来西方商品,也给广州带来了西方的思想文化。

在这种环境影响成长起来的西关小姐,不同于广州乃至中国其它地方的女性,她们是中国最早接受西方教育的一批女性。由于有了与男子同样受教育的机会并且最早接受欧风美雨的洗礼,她们以群体的形象集中体现了时代前进的潮流,代表着广州乃至中国女性解放的先声。与此同时,西关小姐又是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群体。她们家庭富足无需出来工作,所以日常生活多限于庭院深闺之中。西关民居以“西关大屋”为代表,一般门庭宽阔,多开间、多进深、带青云巷,庭院兼备,层楼复阁,是封建大家庭的理想家园。西关小姐可以在屋里练习莲花步等仪态举止,可在家习文、绣花、弈棋、练琴、跳绳、踢毽子,还可在花园里观鱼、赏花等等。[]严谨的家庭教育,良好的巷里学风,都造就了西关小姐骨子里的传统女性特点。她们是在中西结合背景下成长的一代女性,深谙中国文化又汲取西方文化的营养。“与勤劳朴实的客家妇女相比,她们多了几分求新善变的精神和追求事业的理想情怀。与同时代引领女性时尚潮流的上海名媛相比,她们多了几分宜家宜室的传统气息;多了几分革新的突破精神与自我追求的觉醒意识。”[3]33《西关小姐》的主人公若荷就是其中的代表。她的成长底色中有着时代的烙印。

二、若荷的抑郁

《西关小姐》以广州近代百年来的沧桑巨变为背景,讲述了若荷一生所经历的悲欢离合。若荷家境殷实、父母开明,可以同时接受到中西方的文化教育。作为一个西关小姐,“若荷深谙中国文化又如饥似渴地汲取西方文化,既固守祖业又与时俱进,既顽强不屈又逢事变通”[]5。按理说,若荷的生活本应是有滋有味的,然而恰恰是中西教育、中西文化的碰撞,让若荷陷入走不出泥沼,尤其在爱情和婚姻方面,抑郁哀伤。 

从学童时开始若荷就受到西人先生在爱情上的启蒙。当时年纪尚小的她就问苏丝太太:“现在这个世道,是不是两个人真心相爱了,是真真正正地好了,就会得到祝福,除了你们的上帝的祝福,父母亲友都会祝福,是这样吗?自作主张会不会违反我们这里的伦理规矩?不是说什么都是父母说了算吗?特别是女孩子。”[10]78这段话表明这个西关小姐向往苏丝太太故事中的自由恋爱,但是又怕违背传统伦理规矩会受到父母和周围人的指指点点。这段话出现在这里,为若荷接下来的人生命运埋下了伏笔。“特别是女孩子”这句话更有深意。作者似乎暗示同样接受了西方自由思想教育的青年男女,当他们都对传统包办婚姻进行反叛时,女孩子会比男孩子受更重的伤。有着这样的教育背景,若荷在遇到刘可风之后便遵从自己的意志,大方表达自己对他的感情。在一次次的社会活动中,他们逐渐接近,最后灵与肉交融在一起。当若荷和刘可风的事情到了必须让家长知道的时候,刘家以这场婚姻会直接影响到刘家的利益为由棒打鸳鸯。甚至已经受够了男权社会“三妻四妾”观念伤害的刘母给刘可风提了一个“两全其美”的计策:“你先娶了这个,你喜不喜欢随你便,反正她能给刘家带来好处,然后你再娶若荷小姐,不就什么事都安排妥当了吗?”[10]193可以说,刘可风的母亲完完全全就是一个在夫权专制下跪安的女奴,更可悲的是她不仅自己甘心为奴,还要把自己的儿子刘可风变成奴役女人的主人,把卢家小姐和若荷拉进夫权制的系统中。她不仅自己“被吃”,而且还要掉过头来“吃人”;不仅是一个彻头彻尾丧失女性自我意识的女奴,而且还是一个为虎作伥的女魔。刘可风是接受过新式教育的青年,又亲眼目睹母亲深受“三妻四妾”的伤害,他不想过父母亲那种貌合神离的生活,只想一辈子好好爱一个人。但是刘母告诉他,这是在中国,女人不过是附属品,中国男人都三妻四妾的,没必要反叛。与此同时,刘父作为一个在乱世中混迹的商人,认为只有攀上卢家,才有强大的权力后盾确保他的生意财源滚滚。这是处在二十世纪风雨飘摇大环境下西关商人的无奈。在父母的双重压力下,作为家中独子,刘可风无论怎么反抗,都无异于以卵击石。刘可风是在中西文化夹缝中追求自由恋爱的男人。但是,相比于作为女人的若荷,刘可风所受的创伤只是短暂的。他更多的是悲叹自己在人生最重要的事情上无法做主,只能妥协于这个铁硬而冰冷的家庭。时过境迁,他可以再觅新欢,比较容易地重新爱上一个人。然而若荷却要一辈子背负着“贞洁”问题躲躲闪闪,“贞洁”二字成为若荷的梦魇。

在与刘可风有了肌肤之亲后,虽然基督徒鲍斯基告诉若荷这是因为她太爱刘可风的缘故,让她不必自责,但若荷也逃不过用男权社会中男性对女性单向要求的贞洁观念来惩罚自己。她几次三番地认为自己是个坏女孩,自己失贞了。在对这件事情的看法上,若荷在传统世俗观念的重重威逼下把女人追求性爱自由等同于轻浮了。女性主义认为女人和男人一样拥有性爱的自由,和谁谈恋爱以及和谁发生性关系都是女人自己的意志决定的。这有别于轻浮。如果若荷真的是水性杨花的轻浮女子,就不会如祥林嫂一样,饱受“贞操”、“名节”这样问题的煎熬。

男权社会把女人物化为自己的附属品,男人为了使女人能纯粹属于自己,于是就单向度规定了女人必须要保有贞操。受了西方教育的若荷走出了追求自由恋爱的关键一步,但是却走不出传统男权社会对女性规定的贞操要求。西式教育和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错位折磨得若荷喘不过气来,这是她一辈子都如此抑郁的关键因素。追求自由恋爱的西关小姐注定要成为时代烈焰中的炮灰,越有激情就毁灭得越彻底。

其实,若荷也可以嫁给刘可风当小妾,这也算给自己的名节以及与刘可风的爱情、未出生的儿子一个比较好的交代。只是受过西方教育的若荷和刘可风都信奉爱情是独一无二的,不可能容许第三者的插入。值得一提的是,对爱情的忠贞,对一夫一妻的现代婚姻制度的推崇,恰恰是“西关小姐”与同时代的摩登女郎“上海小姐”之间的一个明显区别。上海小姐“并不是把名誉视为第二生命,而是把名色视第二生命的……在上海谈恋爱,不过是这么一回事:男的给女的一种金钱的物质,女的则给男的一种肉感的诱力”[],她们“把‘贞操’看得‘不值钱’……主张‘面首’越多越好,以便‘多多选择’”[]。西关小姐与上海小姐之间的区别,也正是若荷与王琦瑶(《长恨歌》)之间的区别。

与此同时,尽管若荷渴望忠于她和刘可风的爱情,但父亲并不愿女儿被那种封建家庭和社会关系的泥淖污染,他希望女儿过一种清爽、有自尊的生活。所以父亲决定让她逃离这个阴影,为她安排了和伙计杨均宏的婚姻。虽然父母亲并不阻挠若荷与刘可风的爱情,但是他们最终也从家业的利益和他们所理解的若荷的终身幸福出发,为她包办了一场婚姻。某种程度上说,无论是刘家还是若荷家,都毁灭了子女的婚姻,双方父母的行径,殊途同归。已把爱情透支了的若荷心力交瘁,此时的她只想好好守住父亲的心血,已沦为替祖业奔走的肉身。但是,杨均宏在若荷家当了那么长时间的伙计,不可能不知道若荷和刘可风的事情。按男权社会的规则,若荷是一个失贞了的女人。杨均宏自然难以接受一个不纯粹属于自己的女人,他要报复,疯狂地报复若荷家。[10]288-290若荷只能挺住,挺着大肚子去把日日鬼混的杨均宏带回家,然后宽恕一切,重新开始新的生活。因为他们的孩子即将出生,父亲一生的心血也需要她守住。此时的广州政治上风雨飘摇、时局动荡,文化上新旧对决、中西碰撞,刘可风、若荷等这群时代之子,在夹缝中苦苦找寻自己的出路。“可惜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中国自己是不肯动弹的。”[]171搬动桌子、改装火炉尚且如此,何况是挑战世人的观念?因此,这群时代之子注定要成为时代烈焰的灰烬。用若荷的表哥周贻的话来说就是:“现在的状态是很让人难受的,我们学到了一些新的观念,却没有办法在现实中使用,大多停留在接受而不是实践上,纯属于附庸风雅。”[10]145现实的阻挠力量太过强大,无论这些青年男女怎么有激情有决心,最后只能向现实妥协。

综上所述,若荷抑郁的原因是她践行她所受到的教育时被中国传统世俗观念压迫,这两者之间的碰撞激烈得令她窒息。

三、同是天涯沦落人

——若荷命运的普遍性

《西关小姐》所暴露出来的问题并非个别现象,除了西关小姐若荷,现代文学中众多新式女性也一样无法逃离当时的大环境影响,在中西文化夹缝中委曲求全。《倾城之恋》中接受过西方教育的白流苏,依然无法逃脱“嫁汉嫁汉,穿衣吃饭”的旧式婚姻模式,之所以运用手段把原本介绍给妹妹的范柳原抢到手,只是因为这样自己以后的生活就有了保障。《半生缘》中的曼桢本是一个受过中等教育、追求独立自主的女孩,但是最后还是完全妥协于封建宗法制度。《围城》中孙柔嘉也是在中西文化夹缝中力求突围又深陷围城的悲情女性。她是一个大学教师,喜欢方鸿渐,于是通过自己的手段得到方鸿渐,与他步入婚姻殿堂。但是结了婚的孙柔嘉才意识到方鸿渐骨子里是一个传统的男人,他认可他父亲说的女人要在家服侍丈夫和女人不能赚得比男人多的说法。孙柔嘉不喜欢这些封建家庭里面的复杂人际关系和对女性的束缚,婚后她和方鸿渐矛盾不断。她努力突破传统包办婚姻的模式去追求自由恋爱,从一座围城中突围而出,却陷入另一座围城,陷入中西文化的重重矛盾之中。

若荷、白流苏、曼桢、孙柔嘉……这群生活在民国的女性,同样都在中西文化的夹缝中努力求索。接受过西方新式教育的青年男女都产生过《西关小姐》中周贻那样的困惑——他们所接受、所信仰的东西在现实中无法实践,因为现实太过强大。然而作为女性,若荷等人更是在中西文化的碰撞中透不过气。认识到命运的安排之后,若荷最终接受了时代带来的悲痛,接受了包办的婚姻。这批民国女性都遭遇了中西文化的夹击,同是天涯沦落人。

可以说,《西关小姐》充分展现了最先受到西方男女平等观念影响的中国女性在传统文化根深蒂固的大环境中“吃螃蟹”的后果,它揭示了实现女性解放道路的长期性和艰巨性,特别昭示了在儒家女性观念占统治地位这么长时间的中国里反男权活动越激烈,就越容易成为牺牲品。

四、第二媒介时代的女性之痛与解放之路

“自媒体”、“融媒体”、“全媒体”……,“飞信”、“微信”、“易信”……从中西文化碰撞的民国时期到新媒体技术日新月异的第二媒介时代,尽管时代在变,但《西关小姐》带给我们的启示并没有就此过时。作为西关小姐,若荷是家里的独生女,相对开明的父母让她接受教育,允许她参与家里的生意,这些都让若荷成为了一个迥异于传统的有主见、有才干的时代新女性。拥有这样的成长经历,若荷敢于追求自由恋爱并与刘可风有性爱经历就不足为奇了。然而,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如此根深蒂固,若荷自然无法罔顾传统世俗的眼光。她试探性地问母亲:“妈妈,要是日后我碰上一个自己喜欢的人,而且非他不嫁,你会成全我帮助我吗?”[10]172若荷的母亲与刘可风的母亲不一样,若荷的母亲是一个一定程度上摆脱了传统夫权专制下女奴身份的人,她与丈夫在生活中、生意上是可以互相商量的伙伴,而不是只能完全听命于丈夫的女奴。虽说若荷的母亲比刘可风的开明很多,但也同样忌惮世俗的眼光:“看你胡思乱想的,你以为这里是西洋国家啊,虽说现在的时势也是很开明的,但毕竟老祖宗留下来的那些条条规规就在那,是难以轻易打破的,自选夫婿旧时候也有,但那是例外,需要很多机缘来配合的,弄不好,众人飞短流长的口水都可以将你淹没。”[10]173的确也是如此,当若荷穿着自己设计缝制的旗袍和会长马兴华共同出现在戏院时,太太师奶们就开始指指点点,充分施展想象力。她们嫉妒若荷身姿曼妙又有才干,造谣她是被马兴华私养的女人。[10]233-234真的是人言可畏!老一辈人食古不化,令人遗憾的是有的妙龄少女也同样不思进取,即使接受了西式教育,也依旧把自己的终身幸福寄托在未知的丈夫身上。如若荷的表姐妹倩瑶和倩蓓,把若荷对于爱情、理想的追求视为痴人说梦,言行之中都充满了对同性的嫉妒,嫉妒女子学校的同学有好的身世,可以嫁得更好的丈夫。倩蓓就认为:“再男女平等,在中国女人又能怎么样,我们念书就是为了将来有个好的前途,也就是嫁个好人家,这是最明白不过的了。”[10]143-144这些都表明了女性意识已经觉醒的若荷生活在一个霸道强势的男权社会里,她不仅受到男权书写的伦理道德压迫,更为可悲的是,她还受到本该是同盟者的女性的指指点点。饱受这些传统世俗眼光谴责的若荷陷入自我怀疑之中。

显而易见,尽管在深层原因上,若荷承受的压力,来自中西文化的碰撞与错位,来自传统世俗文化的束缚;但在表层,其实就四个字——“人言可畏”——来“熟人社会”的舆论压力。然而,当年若荷所忌惮的蜚短流长,只不过来自亲戚朋友、街坊四邻,传播范围有限。若荷毕竟还不是像阮玲玉这样家喻户晓的大明星,社会关注度有限,她和刘可风之间的爱情再离经叛道,还远远达不到满城风雨的程度。正如鲁迅在《论“人言可畏”》中说的:“小市民总爱听人们的丑闻,尤其是有些熟识的人的丑闻。上海的街头巷尾的老虔婆,一知道近邻的阿二嫂家有野男人出入,津津乐道,但如果对她讲甘肃的谁在偷汉,新疆的谁在再嫁,她就不要听了。”[]尽管如此,来自“熟人社会”有限的舆论压力,依然可以给当事人若荷造成巨大的杀伤力。那么试想一下,在芝麻绿豆大小的事情,都可以放到网络上进行直播、引发围观的今天,若荷与刘可风的爱情故事,经过“标题党”的加工,会发酵成一出怎样的娱乐新闻?“大家闺秀未婚生子,西关小姐为爱狂欢”——这样的桃色新闻,很难想象,会在微信上创下多少的链接数,在网站、论坛上创下多少的点击量?如果说当年,“人言可畏”这四个字就足以致阮玲玉、若荷等弱女子于死地,那么在以互联网为标志的第二媒介时代,在“一言不合就XX”的今天,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新媒体所产生的舆论威力,又会对当代女性造成怎样的伤害?当初若荷面对着来自“舌尖上的烦恼”,头顶“人言可畏”这把达摩克利斯之剑,那么今天的女性,她们的生存处境又如何?

随着互联网等新媒体的兴起,不知不觉之间,社会上出现了众多令人眼花缭乱的新名词——“人艰不拆”、“累觉不爱”、“猥琐发育”……一方面莫名其妙,一方面又在网络上广为流传。具体到女性身上,尽管也有像“美眉”、“中国大妈”、“白富美”、“女神”等这样中性词或褒义词,更有如“恐龙”、“绿茶婊”、“外围女”、“黑木耳”等等不堪入目的词汇,有如“芙蓉姐姐”、“凤姐”等被别有用心地包装、炒作出来的恶俗女性形象,其中充斥着赤裸裸的语言暴力和性别歧视。很明显,尽管“男女平等”在中国早已被写进宪法并定为基本国策,但是女性解放之路依然并非一马平川。法律制度上的平等或许可以达到权利的平等,而结果的平等还需要不断争取,尤其是在网络上。

2007年“网易女人”曾推出“捉伤害女性的虫子”的特别策划活动[],号召“给伤害女性的广告、影视、网络、报纸‘捉虫子’”。在网络领域有伤害女性最深的三大“毒虫”:一是“女性永远只有艳照、性虐待”,二是“女性形象暗藏色情指向”,三是“误导社会舆论,给女性的发展制造障碍”。其中第三条“毒虫”最为隐蔽,具体而言,指的是“类似‘女博士属第三性’的怪论,《女博士遭遇情感困惑》、《女博士没人敢娶》、《女博士的苦恼爱情》、《女博士的情感失落》的信息充斥网络……”“毒虫三”表面上没有像“毒虫一”和“毒虫二”那样露骨地将女性当作男性的玩物,但杀伤力却相当惊人。其中所传达的信息无非是“女子无才便是德”、“才华敌不过颜值”、“干得好不如嫁得好”等陈词滥调。博士群体在中国本来就是知识界的精英,能成为女博士的更是女性群体中佼佼者。她们接受良好的高等教育,受到现代文明的洗礼,却身处传统文化根深蒂固的中国,头顶上的男权主义幽灵阴魂不散。正因为自身的出类拔萃,时时刻刻被推到社会舆论的风口浪尖,就连纯属个人隐私的恋爱婚姻也成为世人茶余饭后津津乐道的谈资。今天的女博士,她们的背景、境遇和当年的西关小姐若荷何其相似?她们之所以被舆论戏谑为“第三性”或“第三种人”,在有意无意之间被认为是另类甚至是“不正常”的群体,甚至还被称为“灭绝师太”,只因为她们如若荷一般,有思想、有个性、有能力、有主张,不愿意被收编进入男权话语体系之中,不愿意沦为男权社会的牺牲品,不愿意重蹈千百年来无数中国女性走过的血泪之路。推而广之,当今网络舆论中的女强人、女汉子、女大学生、剩女等女性群体的处境,本质上和女博士和若荷是一样的。她们独立、坚强、有才干,不需要依靠男人来获得生存和安全的保障,不屑于臣服于男人的脚下,不愿意只是充当男人身上的一根肋骨,那么男权社会就只好排斥、丑化进而抛弃她们——女博士成了“灭绝师太”,女大学生成了无知无识、上当受骗的高危人群,职业女性成了令人望而却步的铁娘子、女强人、女汉子,没有固定伴侣的大龄女性成了与“剩饭”、“剩菜”同列的“剩女”……总之,男权文化让你不得好死。可以说,无论是“女××”还是“××女”,更多的是些在第二媒介时代,被别有用心地炒作出来,哗众取宠、混淆视听的虚假概念。从“熟人社会”走向“陌生人社会”,从舌尖走向指尖,走向微信“朋友圈”,当代女性依然生存在夹缝之中,而且她们所承受的压力正以几何级数,爆炸性增长。

很明显,航母下水、神舟上天、GPD跃居世界第二……综合国力显著提升并不必然代表女性地位的显著提高。在夹缝中生存的女性要实现真正意义的解放,出路在于积极推进两性的和谐发展。什么时候两性和谐了,被打入另册的“女××”和“××女”也就自然消失了,女性也就解放了。相反只要社会上尤其是网络上针对女性的歧视现象一日不根除,《西关小姐》中暴露的问题就一日值得我们反思。

两性和谐、女性解放的道路还很漫长,需要我们不断去总结和探索。当务之急,网络作为女性受歧视和丑化的重灾区,网络舆论亟需受到有效引导和管控,新媒体的舆论引导力亟需得到正确发挥,基于网络的新型舆论引导机制亟待建立。谭天在《新媒体新论》[]、褚亚玲在《新媒体舆论引导力研究》[]都对“互联网治理”、“新媒体监管”、“新媒体舆论引导”等问题提出精辟见解,借得思考和借鉴。

西风东渐,使西关小姐不再只是知道“三从四德”、“女子无才便是德”,成为“铁屋子”里“较为清醒的几个人”。她们虽然需要“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11]441。女性解放这是一个向传统挑战的过程,漫长而曲折,处在第二媒介时代的我们,需要勇敢和坚定!

 结语

若荷代表了西关小姐这个受到中西文化夹击的特殊群体。她们的生活方式似乎很摩登,但其实仍生活在以传统文化为内核的大环境中。她们受到西方新式教育并尝试运用于实践,但是她们的实践难容于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这是若荷一生抑郁的原因。《西关小姐》充分展现了最先受到西方男女平等观念影响的中国女性在传统文化根深蒂固的大环境中“吃螃蟹”的后果,它揭示了实现女性解放道路的长期性和艰巨性,这是该书带给我们的重要启示。

民国时期存在着一大批受到中西文化夹击的女性,第二媒介时代也同样不乏类似这样处境的女性群体,由男性书写的传统文化体系中存在着对女性歧视的因素,直到今天仍旧尚未根除,“女××”和“××女”等被炒作出来哗众取宠、混淆视听的虚假概念依然流行。在夹缝中生存的女性要实现真正意义的解放,出路在于积极推进两性的和谐发展。网络作为女性受歧视、丑化的重灾区,网络舆论亟需受到有效引导和管控,新媒体的舆论引导力亟需得到正确发挥,基于网络的新型舆论引导机制亟待建立。

作者简介:

许峰,广东财经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讲师,博士,从事都市文学与都市文化、创意写作等方面的研究。

杨敏霞,广东财经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2015级本科生。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2017年一般项目“基于媒介融合的文学生活研究”(17BZW069);广州市社科规划办2017年共建项目“‘原住民’与‘新客家’的广州都市书写比较研究”;同时受广州市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资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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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王莉莎.“西关小姐”——近代岭南风尚变迁中的女性形象[D].华南理工大学2010. 

[4]王莉莎.髻香人影:近代服饰变迁中的岭南女性新形象——以西关小姐为例[J].新闻爱好者,2009(16).

[5]孙九霞,陈冬婕:事件重构文化符号的人类学解读——以“西关小姐”评选活动为例[J].旅游学刊,200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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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http://lady.163.com/special/00261MPK/hurt-lady-heart.html

[16]谭天.新媒体新论(2版)[M].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6.

[17]褚亚玲.新媒体舆论引导力研究[M].北京:团结出版社,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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