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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话是对世界的重新解释和重新命名

更新时间:2018-07-30 作者:陈诗哥

我是一个童话作家。有趣的是,我小时候没有看过童话,长大后还看不起童话。直到2008年成为一个少儿杂志编辑后,我才开始阅读安徒生童话,大吃一惊,没想到自己一直想找的,原来在安徒生童话里都有,譬如故事、诗性、哲学、神性……2008年因经历汶川大地震而突然开始写童话,写童话后才感觉自己活过来,重新成为了一个孩子。

所以我很好奇,童话到底是什么,为什么能散发出如此动人的力量,让一个人复活?这个问题至今还在纠缠着我。我为童话找到了两个参照物:诗歌与孩子。我认为童话跟诗歌很接近,它们是两种本源性的精神。我有一个比喻:“童话和诗歌,就像天使的两只翅膀,一个带着快乐,一个带着忧伤。”诗歌是童话最好的镜子。而孩子是童话最重要的基础,是我的童话观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孩子又与我们通常说的儿童不同,儿童是生理概念,而孩子是心灵上的概念。我认为童话可以让0—99岁的大人和老人重新成为0—99岁的孩子。

于是,我把童话放在文学、人类学、哲学、宗教学等范畴里去思考,不停地跟它们纠缠、对话。纠缠的结果是,我用六年时间写了一本《童话之书》。这本书的主题,是以童话的方式,阐释童话是什么;在文体上,它试图打通童话与理论的界限。关于理论,罗素在《西方哲学史》里提到,在古希腊,“理论”原是奥尔弗斯教派的一个词,它是指“热情的动人的沉思”。我很喜欢这个解释,觉得这才是理论的本来面目。

下面,我把童话和一些基本概念做一些比较。

一、童话跟神话的关系。我在《童话之书》里描述了一个刚刚被创造出来的世界,那是一个童话世界,其实也是一个神话世界:因为有了神话,所以就有童话;透过童话,便可以看见神话。这个世界,在我心里,便是《圣经》里的伊甸园,而以大人形象出现的亚当和夏娃,其实是两个孩子而已,那时人们天真无邪,口中所说的皆是童话,所唱的皆是赞美诗。后来,随着猜疑的出现,人神关系的断裂,原本是两个孩子的亚当和夏娃,迅速成为两个大人,故事从此兴起。

二、童话跟寓言的关系。我在《童话之书》里讲述过一个“从童话世界到寓言世界”的小故事:

世界刚刚创造出来的时候,是有过一个短暂的童话世界。

有一天,有一样东西掉在人们中间,引起了注意,它圆圆的,有四条结实的短腿,但嘴里发出老鼠的吱吱声,它会偷偷溜进人们的心里,兴风作浪。它的名字叫做“怀疑”。

有一天,甲看见乙从窗外经过时往屋子里看了一眼,便想:这小子是不是想入屋打劫?而丙看见丁的手上有一个大苹果,心想:这个苹果如果给我吃会不会更好呢?于是,也不问一声,丙就动手去抢丁手上的苹果,放进自己的嘴里。丁疑惑不解,一股屈辱之情从心底升起,他决定报复,他跑到丙的家里,把他的梨子、桔子和鸡蛋全搬回自己的家里。

于是,两个人扭打起来。两个人的战争爆发了。

很快,丙和丁的亲戚戊、己、庚、辛、壬、癸等人也加进来;然后,东街和西街的人也加进来;最后,整个世界也加进来了。人们相互掠夺,相互残杀,变得贪婪、血腥、残暴,啼哭声此起彼伏。

故事开始变得惨烈。

人们给这个世界起了一个新的名字,叫“寓言世界”,因为这个世界寄托了他们种种的忧愁、哀思、悔恨和骄傲,同时也表达人们的某种希望: 寻找故事的寓意,确定生存的依据,从而获得幸福。

可以说,《童话之书》讲述了一个童话在寓言世界里的故事,“童话”“寓言”和“故事”在书里各有所指。我觉得《红楼梦》也是如此。大观园内是一个童话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有一群天真未泯的孩子。而大观园外是一个寓言世界,它的主人是大人和老人,他们追求享乐的幸福(而非美好的幸福,这点后面会提及),结果是:寓言世界都把童话世界重重包围了,《红楼梦》里的第七十四回抄捡大观园,便标志着童话世界的破灭。

什么是寓言世界?我把作为文体的寓言的某些特点运用到社会中,如通过一个相对简单的故事对人们进行说教,也就是通过某种力量(权力)把某些意义灌输给人们。在我看来,意义是人类为了填补人神关系的断裂所造成的虚空而发明出来的。但是,孩子需要意义吗?这是一个富有争议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人们需要生活得有意义,但意义并非最高的境界。借用禅宗的三重境界来说:参禅之初,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禅有悟时,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禅中彻悟,看山仍然是山,看水仍然是水。儿童是第一层,人们获得意义是第二层,而重新成为孩子是第三层,在这第三层境界里,万事万物恢复了本来的光芒和趣味,这层境界我认为就是真正的童话世界,是一种返璞归真,也即是老子所说的“复归婴孩”。

童话世界为什么会变成寓言世界,人为什么需要意义,十分耐人寻味,富有启发性。

三、童话跟故事的关系。没有人不喜欢故事,但人为什么会那么喜欢故事,我认为是有深意的,是生存论的问题,也是为了填补人神关系的断裂所造成的虚空而发明出来。

在《童话之书》里,故事的兴起,是人为了谋求自身的精彩。换言之,故事的目的是为了取悦人,却不一定是为了让人的心灵变得更美好。如《三国演义》里,常山赵子龙杀入敌群,取敌首级,如探囊取物。这样的故事精彩不精彩?非常精彩!但是,如果你不幸站到敌阵中去,恐怕你就不会这样说了。我想,如果让《三个强盗》的作者温格尔和《豆蔻镇的居民和强盗》的作者埃格纳来重写《水浒传》,会怎么样呢?一定会很有趣,很善良,很美好。

童话当然也注重故事,但童话的首要目的是为了让人的心灵变得更美好,像“床前明月光”一样清澈。正是这一点,克服了故事的恩怨情仇。童话之所以为童话,是因为它有一种伟大的单纯。

四、孩子到底是什么?从“童话到底是什么”这个问题引申出另一个问题“孩子到底是什么”,我认为这两个问题是一致的,甚至可以说,“孩子到底是什么”决定了“童话到底是什么”。

“孩子”这个概念,在古今中外的哲学史和宗教史上有非常广泛而深刻的意思。如尼采在《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第一章第一节,提出了精神的三种变形:精神怎样变为负重的骆驼(在尘世中,唯有背负着重担,才有可能获得幸福)、骆驼怎样变为勇猛的狮子(这个狮子否定一切,摧毁一切,其实就是尼采提出的“超人”)、狮子怎样变为纯洁的孩子。孩子为最高的层面。但遗憾的是,在成为孩子之前,尼采成了一个疯子。

在这里,孩子和儿童是有差别的。儿童是一个生理概念,人不能重新成为一个儿童,人却可以重新成为一个孩子。那孩子到底是什么?尼采也有一个界定,他认为孩子就是一种神圣的肯定。我非常认同。

我对孩子也有一个界定:孩子指的是最初的人,也就是有一颗温柔、谦卑、宽恕、忍耐的心,他对事物有着直接的喜爱,而非仅仅拥有一个概念。他可能是一个弱者,不会对别人造成攻击。他可能90岁,也可能只有8岁。这样的孩子或许并不完美,他们不一定高大、英俊、美丽、勇敢、聪明,相反可能矮小、丑陋、愚昧、懦弱,但是他们温顺,谦卑,相互信任,相互关心,懂得宽恕。我认为,在童话里,宽恕比正义更重要。

此外,我还想增加一个“适度的理性”,因为目前的现实是一个寓言世界,充满了怀疑、欺骗、暴力和苦难,如果我们稍有不慎,便会麻烦缠身。因此,我呼唤“适度的理性”。如果信仰缺乏理性,是很可怕的。但又无需太多,适度即可。理性太多的话,味同嚼蜡。我希望我们能做一个清醒时做梦的梦想家。

这样一个孩子,如果再有一些趣味,那么他说出来的话,我认为都可以称之为童话。

五、童话与哲学的关系。好的童话,自然会呈现某种程度的哲理和诗意。而我认为,童话本身就是一种最高的哲学,从而超越了哲学的范畴。

哲学通过概念认识世界,清晰明了,但概念始终隔了一层难以捅破的纸,不够亲切与喜悦。譬如,柏拉图认为,世界上有三张桌子:一张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桌子,我们可以坐在它旁边吃饭,喝茶,写作业,但这张桌子会磨损,会毁坏,因此不是完美的;所以,柏拉图认为还有第二张桌子——一张理念中的桌子,这张桌子不高不矮不大不小不黑不白,一切恰到好处,它不会磨损,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各种桌子都是对它的模仿,遗憾的是,我们无法看见它,无法坐在它旁边吃饭,喝茶,写作业。它只存在于理念之中。第三张桌子则是画家画的桌子,但这张桌子只是对前面第一张桌子的模仿,一种对影像的模仿。

我认为还有第四张桌子。这张桌子在日常中随处可见,它会磨损,但我们喜欢它,可以体察到它的欢乐与忧伤,它也是有生命的,有故事的,有尊严的,有灵性的。那么,这样的桌子是由什么做成呢?意大利诗人、童话作家罗大里发现了这个秘密,写了一首诗《需要什么》:“做一张桌子,/需要木头;/要有木头,/需要大树;/要有大树,/需要种子;/要有种子,/需要果实;/要有果实,/需要花朵;/做一张桌子,/需要花一朵。”请看,这样一张桌子,原来是由一朵花做成的。

这第四张桌子,由花朵做成的桌子,其实是把前面三张桌子的壁垒打通后,融合在一起而形成的一张桌子。这是一张真正的桌子。而这张桌子,用哲学的眼睛是看不见的,只有张开诗歌和童话的眼睛才能看见。

六、童话与现实的关系。童话是单纯的,现实是复杂的,那么,单纯的童话有处理复杂现实的能力吗?我区分“现实”和“真实”。我很喜欢温格尔先生的《三个强盗》,它讲述三个凶恶的强盗,有一天抢来了一个小女孩,带回了山洞。第二天小女孩醒来,问三个强盗这些金银财宝有什么用,这三个强盗竟回答不出来。于是,三个强盗决定用抢来的财宝买了一座城堡,把所有走丢的、不快乐的和没人要的小孩统统找来,让他们在城堡里幸福地生活。我觉得,这本书是对“强盗”这个词语的重新解释和重新命名,也就是说,那三个强盗才是真正的强盗:不抢劫不足以为强盗,不善良有趣不足以为真正。这也意味着:有时候,虚构比现实更接近真实。

童话和现实有密切关系,并不是说童话直接干预、改变现实,而是通过一种童话精神对现实进行内在的转化。譬如安徒生的童话《老头子做事总不会错》,它通过一种童话精神把这两个糟老头和糟老太婆进行内在的转化,让他们像王子与公主那样高贵。这里面是因为什么呢?因为相信。我们说相信童话,没有相信,就没有童话。太婆相信老头子做事总不会错,是相信老头子无论做什么事情,都会把她老太婆考虑在内的。在日常生活中,如果我们做什么事情都把别人考虑在内的话,童话就会产生。这很容易,但又十分困难,这便是我们的生存处境。在这样的生存处境里,宽恕就很重要了。所以我说,在童话世界里,宽恕比正义更重要。

七、美好与快乐。这两个概念有重叠的地方,但也有本质的区别。有的美好很快乐,有的快乐很美好;但是,有的快乐很丑陋,有的美好很沉重。就自身而言,快乐来自感官的满足,是一种快感;而美好来自灵魂上的愉悦,很恬静。前者可以轻易获得,后者则可能要付出艰苦的劳动才能得到。

在《童话之书》里,我用古希腊神话中赫拉克勒斯的故事来探讨这个问题:大约三千年前,宙斯的儿子赫拉克勒斯在一棵树下遇到了两位女子,她们分别代表美好的幸福和享乐的幸福。享乐的幸福说,她可以领赫拉克勒斯走上一条最舒适的生活道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不用从事任何劳动,没有任何烦恼,但人们却给她起个绰号叫“邪恶”。而美好的幸福则说:“在这个世上,神明赐予的一切美好东西,没有一样不是经过辛苦努力才获得的;你如果希望获得神的宠爱,那么你首先应该敬奉他们;你要得到朋友们的爱戴,那么就该为他们做好事;如果你想身体强健,那么你就得使身体成为心灵的仆人。而享乐的幸福只会使你的身体脆弱不堪,心里没有智慧。我带给你的生活虽然沉重,却很美好。”

我相信,美好和快乐都是幸福,童话和孩子追寻的是美好的幸福。

八、童话的艺术。童话是幻想文学吗?我不这样认为。幻想是童话的一个重要特征,但不能因此把童话称为幻想文学。“幻想文学”这一称谓本身包含了一种价值判断:幻想是假的。但是,童话是真的。准确的命名可以唤醒事物中沉睡的力量。我认为童话的概念比幻想文学的概念要宽广得多,深厚得多,美丽得多,因此,我呼吁幻想文学重回童话的名下。

童话遵循儿童逻辑。儿童逻辑充盈着鲜明而强烈的浪漫主义色彩,是一种诗性逻辑,与成人的概念性逻辑不同。比如:“妈妈把鸡蛋打破了,小红说:‘快看,鸡蛋里流出了一个金黄的太阳!’”蛋黄和太阳都是圆圆的,都是金黄的,小红一下就发现了这两者的诗性联系。童话并不需要钢铁一般的事实,它在探寻一种未经历史、文化沾染的可能性,那是一种儿童式的可能性。不过,它是真的。如舒比格的《小女孩与死神》,做功课那么重要,居然可以延缓死神的脚步,而死神居然又那么憨厚,陪小女孩做功课,在小女孩长大的同时自己却变得更老了。然而,这是真的。

童话可以是一个完整的故事,譬如《去年的树》《永远讲不完的故事》《老头子做事总不会错》《我亲爱的甜橙树》等这些形式不同、风格多样的故事。

童话也不一定要是一个完整的故事。譬如这个:“洋葱、萝卜和西红柿, 不相信世界上有南瓜这种东西。 它们认为那是一种空想。南瓜不说话,默默地生长着。”寥寥数语,包含着一个巨大的故事,胜过千言万语。

总而言之,我认为,童话是一种想把大海装进杯子里的艺术,而孩子们也有这样的胸襟。

九、童话到底给谁看?我认为世界上有三类人:0—99岁的大人、0—99岁的老人和0—99岁的孩子。童话的使命,是让0—99岁的大人和0—99岁的老人,重新成为0—99岁的孩子。这便是童话的救赎。鲁迅先生说:“救救孩子。”而我更想说:“救救大人。”

因此,童话不仅是一个文学问题,它是一种本源性的精神,它是对世界的重新解释和重新命名。

世界为什么需要重新命名?因为世界已过于老迈。经过历史和文化的沾染,世界变得太复杂了,世间万物也蒙上厚厚的隐喻的尘埃,失去了本来面目,世界如何才能重新焕发生机?当政客和哲学家无能为力的时候,我想,我们需要孩子的单纯、热情以及重新命名世间万物的智慧和勇气。

我想起米切尔·恩德的《永远讲不完的故事》:幻想王国正在毁灭,因为我们把幻想视为谎言,天真女皇生命垂危,只有一个人间的小孩为她起一个新的名字,她和幻想王国方能得救。我觉得这个桥段好极了:唯有回到单纯的源头,才能因应繁复的事象。

在这个层面上,我认为存在一种与传统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童话诗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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