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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威廉:巨型都市与艺术想象

更新时间:2018-08-13 作者:王威廉

巨型都市与城市文学

巨型都市和艺术想象,这是我觉得当代文学所要面临的一个发展方向。

我个人生活在广州这座城市。2000年,我从西北考大学来到中山大学,到今天已经18年了。我见证了广州作为一个巨型都市的扩张历史,这也是中国大城市的缩影。我眼看着它不断发展,不断蚕食,农田变成工厂,工厂变成商品楼盘。无论是我现在居住的地方,还是工作的地方,在多年前都是荒凉的郊区,但现在,它们已经变得相当繁华,成为城市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过去消失不见,仿佛一直如此。

所以说,我们今天谈论巨型都市,并不是说只有“北上广深”才值得谈论,而是我觉得,所谓巨型都市代表着人类文明发展的趋势。无须讳言,我们中国的大城市在生活方式和观念上,一直在模仿像纽约、伦敦这样的西方大城市;而对中国来说,“北上广深”这样的城市,又把自己的生活观念和生活方式发散和传播到其他的二三线城市里面。实际上,巨型都市它所代表的不仅是一种生活方式,更是它背后的文化模式乃至文化霸权。

说到关于城市的“城市文学”,大家印象中觉得这个概念似乎是水到渠成的,某种内涵即便模糊,也应该是大家心知肚明的,但对于“城市文学”这个命名,在中国文学史上是跟计划经济绑定在一起的。在计划经济时代,文学跟社会一样,被分门别类,城市文学还可以细分为工业小说、工人小说等等,是完全与社会相对应的计划产物。如果有溢出的部分,往往会被视为违背了政治正当性。当时,作家萧也牧的小说《我们夫妇之间》,就写到了知识分子丈夫与工农干部出身的妻子在进城后的矛盾,涉及到了城市所代表的那种舒适文化与革命所倡导的俭朴文化之间的冲突。这个小说在当时遭到了批判。

在中国的语境里面,城市可能还有这种道德上的劣势,或者说原罪。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市场化,城市跟市场的天然亲和力,城市开始了飞速发展。在这里,我想有必要做一个区分:我们今天反复谈论城市,我们谈论的城市是现代城市,而不是前现代的城市,这两者之间还是有很大不同的。自16世纪资本主义席卷全球之后,现代城市才获得人类文明的霸权地位,前现代城市则主要与政治密切相关。

让我们来看看一些现实数据。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报告蓝皮书》里有一个统计:自2010年开始,中国城镇人口达到近7亿,从2010年开始中国有一半人口具有了城镇身份,再加上大量的城市流动人口,我们真的是可以毫不迟疑地说,中国现在有一大半人口生活在城市当中。这让我想起我读大学的时候,我们学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老师出口便说,中国10亿人口,8亿在农村,因此,研究中国,一定要研究乡土问题。可现在,仅仅十几年过去,乡土中国便已发生巨大的转变。今天谁也不会再轻易说中国是一个乡土中国了,谁都知道,它正在经历剧烈的社会转型。

作家余华特别喜欢说:中国用四十年的时间走完了西方几百年的道路。我们先不管这其中道路在细节上的差异,那种时间的压缩感,的确如此。但是,我们置身于其中,温水煮青蛙,还是无法真正体会到那种文化震撼。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我们用时光隧道让40年前的一个中国人穿越到今天,他也许会因为巨大的变化而崩溃。

在这种处境下,文学再现还是像摄影机一样,如实地罗列外部环境,可能意味着这是无效的现实。美国诗人庞德说,大都市最亲近的艺术是电影,乡村最亲近的艺术形式是文学。难道说城市今天不需要文学了吗?不是这样的,而是城市的建筑奇观跟电影的表现形式更加息息相关。文学在面对城市的时候要越过那些看得见的建筑奇观,深入城市的内部,深入城市的文化与精神层面。

美国乔尔•科特金有本名著叫《全球城市史》,概括了城市的三大特性,神圣、安全和繁荣之地。这三点我印象特别深、特别认同。我们换一种方式表述:神圣就是一种信念、信仰,安全和繁荣就是我们安居乐业能够发展,作者认为这三者中间,神圣是最重要的。在我看来,也是如此,精神层面才决定了一座城市的文化归属。

从历史学、考古学很多研究中,我们已经知道人类早期的城市是诞生于信仰的。从美索不达米亚,到中国、美洲,都有证据显示城市是以祭祀为中心而产生,城市以精神层面的号召力将人们聚集在一起。以色列历史学家尤瓦尔•赫拉利的《人类简史》特别有意思,其中对人类历史有很多大胆的表述。他觉得城市是跟虚构有关的,人类文明能产生质的飞跃,是来自于一种虚构,也就是以讲故事的方式,建构起了我们社会的共同体。

现代城市在虚构性和精神层面方面,获得了几何基数一般巨大的膨胀和增长。在很多人心中,说到巨型都市的时候,还只是把它理解成一种森林般建筑群,这显然低估了城市的能量。城市真正的东西在看不见的地方,这种看不见的地方正好是一个作家可以施展他艺术想象力的地方。这就是所谓的幽暗之地,现代文学具备这种对抗和深挖幽暗的能力。波兰诗人米沃什对文学的看法是:文学是人类生活的第二空间。我们生活的现实空间如果说是第一空间的话,文学、艺术就是第二空间,它是高于生活,接近神性的。城市的幽暗之地,也是城市的第二空间,因此,城市与文学必然有着神秘的联系。

所以说城市的气质、风格乃至它的欲求和需求,才是滋养写作的源头活水,一个作者应该将城市视为自己存在和人类生存状态密切相关的连通器,才能有新的体验,并写出新的作品来。

城市作为发展最快的地区,距离“未来”自然更近。因此,这是一个被未来侵蚀的时代。我特别想把今天这个时代命名为“准未来时代”。

没有任何一个时代,像今天一般,对未来有着如此多的想象。而且,跟过去的想象不太一样,因为我们今天对未来想象是基于我们今天的科学技术的现状,今天对于未来的许多想象都会变成现实。从想象到现实这个过程还在不断缩短。这就是说,在未来还没有来到的时候,未来已经提前以某种形式影响到今天了,这是一种特别诡异的感觉,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受到?尤其是我们置身于某一些公共场合,比如机场、博物馆,或者其他动用光学、影视、影像技术的空间,都会强烈感到置身于未来的时刻。

电影技术也在飞速发展,只要你能想得出来,电影特效都能够做出来。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这样一来,电影将我们想象的东西变成了一种视觉真实,呈现给我们。这种视觉真实会和我们其他的视觉记忆混杂在一起,构成我们的记忆。所以说,我们现在的记忆也变成了想象和现实的混合体。

这种科技的发达对于每个人的控制是特别可怕的。我愿意和大家分享自己的经验。

我有篇小说叫做《没有指纹的人》,这个小说来源于我在出版社上班的体验。出版社原本是一个特别宽松的文化单位,有一天出版社改制成为了国企,企业化之后需要对每个人进行管理,所谓现代化的企业管理。于是,大门口就多了一台打卡机。以前打卡机是纸的,大家可以互相帮着打,现在打卡机是指纹的,无可替代,把你牢牢锁定。对于我这样热爱自由的人来说是很痛苦的,所以我假设了一个没有指纹的人。他去偷取别人的指纹,随着技术不断发展,需要指纹的地方越来越多,他所偷窃的,实际上已经不是指纹,而是别人的身份了。换句话说,没有指纹,也就没有了身份,个人自由的危机,还有比这更恐怖的吗?法国哲学家福柯提到权力对于现代社会的监控,更因为权力掌握了科技而变得更加强大与细腻,隐居、隐士,越来越变成不可能的神话。

我还写过一篇散文《丢失的身份》,异曲同工,表达了我的思考。我们都知道身份证丢失是非常麻烦的,你会发现你缺少那个证之后你无法证明你是谁。这就是生命的物化。再比如,像新闻里面说的,有位老人没有死,但他需要找某个政府机构证明自己还活着,但某个机构又无法开具这样的证明,没有这样的证明,老人就领不到社保,只能等死了。这些荒诞的现实已经构成了我们的日常现实,我们特别容易因为置身其中而慢慢麻木。但我们需要清醒地意识到:科技对于个人的管控是特别可怕的,人的自由面临着有史以来最为严峻的危机。可以预见的是,随着科技的发展,我们以后肯定能将芯片直接注入到每个人的身体里,它可以随时保持远程连接,随时识别你的身份、行动乃至思想。如果这一天真的到来,身份证当然再也不会丢失了。但是,作为真正独立并以此为尊严的个人,便从人类历史上消失了。那将是一个怎样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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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人的精神困境:孤独、人性之恶与主体担当

我们知道人类的发展——尤其是从15世纪以来现代文明的发展,从某个角度讲,是从个人跟公共领域的区分开始的。我们把一部分领域限制为个人的,如此一来,我们就有了个人权利的概念、个人身份的概念,同时也建构起了一个相应的公共领域。我们可以用自己的立场,在公共领域探讨关于全人类或者整个社群、民族这样一种大的话题,以谋求一种综合的判断与进步。这种区分是相当重要的,极大地解放了人的创造性,但随着技术的发展,个人的空间在不断地接受强烈的侵蚀。

这种私人空间的萎缩感,也在影响公共领域讨论问题的方式。我们把很多公共话题都私密化,聊着聊着变成了一种调侃甚至是插科打诨、嘻哈搞笑。公共领域中相对严肃的东西被消解了,这也使得作为我们精神家园的人文精神变得稀薄。在这样的历史大背景下,在这样的现实状况中,我认为,一个人对于自己生命的责任,实际上越来越重了。法国思想家福柯不无悲观地提到“人的死亡”,也就是主体性的死亡。但是,正因为如此,人的主体性又愈加重要起来,我们来到了一个逼迫你要建立自己主体性的时代,否则精神意义上的个体的确会变成碎片一般的存在。

何谓生命的责任?就是一个人面对喧嚣复杂的时代依然具备一种道德判断,为自己的生命找到切实的落脚点,并生发出意义来。

我写过一个小说叫《无据之夜》,就是没有根据的、进退失据的夜晚。在这个《无据之夜》里面有两个人物,一个人物是一个新闻记者,因为新闻机器人的出现,他面临着下岗的困境。另外的主角是一个女孩子,很年轻、阳光,还在读着大学。记者因为怀旧之情,跟踪了那个女孩子,却目睹了年轻女孩子的自杀。这个小说中,我所要探讨的是,这个记者的困境是一种历史性的困境,它是一种大的趋势,可能是个人无法违抗的、无法逆转的。但是,有另外一种困境,那就是个人化的精神困境。这个新闻记者目睹了小女孩的自杀也无法救她,更不知道原因何在。我们知道,年轻人自杀现象在这个时代非常多,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精神困境,如果年轻人告诉你,他的精神困境只是因为失恋了,也许我们会一笑而过。但是对他来说,也许那就是一个过不去的坎儿。

因此,我们看到,个人困境和历史困境会综合体现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很难把它们真正剥离开来,我们要同时理解这两个困境。在这样的困境中,写作对我们有着非凡的意义,它可以重建我们精神的主体性。我一向觉得写作是每个人的权利,一个写作的人基本上是追求精神健全的人。当然,阅读也是一种更加广义的写作,是写作的最终完成。

我刚刚出版一本小说集:《生活课》,里面收录了11个中短篇小说,这些小说全部跟城市有关。有很多小说直接书写了我所生活的广州,当然,还有相邻的深圳。与北京、上海一样,它们都属于中国的巨型都市。其中,小说《父亲的报复》写了人的身份跟城市之间的关系。这个小说是以“我”的视角来写的,是孩子的视角,审视着自己的父亲。父亲是一个来自北方的移民,但是他跟其他来广东打工的人不一样,他是因为别的原因来到广州的。他努力想融入广州当地的文化里面去,但是他的努力非常艰难,外地人是很难讲好粤语的。后来,改革开放的大潮,广州迎来了潮水般的移民,目前广州至少有2/3的人口都是移民。移民文化让广州又发生了变化,这时候,原本作为较早移民的父亲,他的心态也发生了变化,他又觉得自己是老广州人,跟移民群体格格不入。他处在两个群体的夹缝当中,这是很有意思的。父亲所固守的就是自己对于广州这座城市的身份认同,非常固执,他一定要证明自己是一个地道的广州人。他是怎么做到的呢?就是在这座城市快速发展、大规模拆迁的时候,他以钉子户这样非常激烈的方式,来巩固自己的身份。我们知道很多钉子户都是为了钱,希望得到更高的赔偿款。但是父亲这个钉子户不是这样的,他要显示的是他比其他人更爱这座城市。

这个小说当然出自我个人的生命经验,跟我息息相关。我来到广州是因为读大学而来,有一种盲目和偶然的成分。来之后,我也面对自己的身份失衡问题:怎么在这座城市里面找到自己的文化认同?这应该也是困扰着很多中国人的问题,几乎每一个人都在离乡或有过离乡的经验。我们经常说,文学要追问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问题。在今天这已经不是一句隐喻。伴随着全球化的进程,这种迁徙已然变成世界范围内的一种现象。像是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多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都有着这样的迁徙经历:从加勒比海到英国的奈保尔、从南非到美国再到澳大利亚的库切,都是如此。

说句题外话:我现在所置身的这个场景是非常荒诞的。此刻,我一个人在房间里,面对着一个手机说话,虽然我知道我的声音一直在上传到网络上,有许许多多我看不见的朋友在听,但是,我此刻的状态,完全是自言自语的感觉,依然是封闭的。这让我不禁想起德国哲学家本雅明说到的小说跟故事的区别:小说是诞生在孤独之际的自言自语。因此,我现在就处在一个非常小说化的场景里边。甚至说,是一个极具当代象征意义的场景。

小说是孤独之人的自言自语,因此小说也寻找着另外一些孤独的人,跟孤独的气息吻合的人,要唤醒他们的共鸣。因此,小说的孤独,并不是封闭的,而是向外探询的,本质上是一种关于“你和我”的哲学表达。

这就不能不提到小说叙事的人称问题。

在传统小说和故事里面,主角经常是第三人称,他叫什么名字,老家哪里,喜欢吃什么,喜欢上了一个怎么样的人。我们被人物和故事牵着走。今天的现代小说,大部分都是以第一人称的视角来写。第一人称是一个特别有限的视角。这跟我们今天对于世界的感知也是一样的。实际上,我们的知识积累越来越多,会发现我们其实越来越无知,所以说,把有限性当作写作的前提,反而是真诚的。

当然,我们要留意到,小说中出现“他”,并不意味着就是第三人称,而很可能是第一人称。关键点在于刚才提到的局限性。我的小说《捆着我,绑着我》完全聚焦于人的孤独。主人公是一个经常出差的人,他是一个住标准间的男人,他所从事的工作是一个人就可以完成的,他不需要跟任何人有深入交往。现代城市的功能很发达,可以解决他各个方面的需求,所以他不需要去求别人帮他做什么事情。虽然他是单身,但他也不想跟任何人发生感情。这样的人在我们生活中似乎越来越多了。他不可避免陷入了极度的空虚和无聊中。这个小说微妙的地方就在于他如何去反抗这种虚无。他发现了当他把自己用绳索捆起来的时候,反而感到一种踏实。他在与绳索搏斗的过程中,获得了存在感。这当然是夸张的艺术手法,其中蕴含的东西大家都能领悟到。但这个“他”,依然是第一人称。

在另一篇小说《胶囊旅馆》里,我又写了另外一种孤独的人。两个女孩子在一个胶囊旅馆里面相遇了。如果大家看新闻,就知道中国模仿日本建造了所谓“胶囊旅馆”。一个人住在棺材大的地方,然后“棺材”密密麻麻挨在一起,蜂巢一样。这样的东西在未来会不会成为主流?因为房价这么贵,很多人会被逼无奈,住到那样的地方去。在那样一个特别闭塞的地方展开的小说《胶囊旅馆》,跟小说《捆着我,绑着我》中敞开的虚无正好是相反的。《捆着我,绑着我》是一个人跟无限时空的关系,《胶囊旅馆》是人被无限小的空间压缩的关系。我觉得城市有时让你面对无限的事物,有时逼迫你只剩下极少的东西,这些都是对于人的异化。在《胶囊旅馆》里,两个女孩子几乎适应的时候,她们却要被迫面对死亡的问题。人的死亡最终还是要将人从闭塞的空间里带出去。只有在这个时候,我们可能才会意识到,城市的繁华和破败,都只是生命的一种容器性存在。

孤独不是封闭,不是自我设限,孤独有时候更是一种狂想。

小说《鲨在黑暗中》写了一个夸张荒诞的故事。在广州这座城市有一个丑陋的侏儒,他在地下室里饲养了一条鲨鱼。饲养鲨鱼是他祖祖辈辈传下来的事情,这个鲨鱼就有了隐喻和象征的意味。如果我们去了解鲨鱼这种生物,我们会发现特别神奇,鲨是天性十分残忍的生物,如果一胎有好几只鲨鱼,最强壮的那条鲨鱼在子宫里就会把其他的兄弟姐妹杀死。

那么人类呢?我们经常说人性本善,但人类学研究表明,我们智人才是最残忍的一种生物,许多低等物种的灭绝,我们的近亲

尼安德特人的灭亡,都是我们祖先的血腥杀戮。如果说那时候还处于蒙昧的野蛮状态,那么,仅在这几百年来,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扩张,美洲和澳洲的原住民已经频临灭绝。动物的天性的邪恶,跟人类的文明的罪恶相比,究竟哪个才是真正的恶?我们应该怎样去思考恶?我觉得这些问题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以这个角度来思考世界,可能会有更大的视野与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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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发展、人文衰败的背景:语言和想象力的抵抗

历史学家布罗代尔特别有名的著作叫:《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以他为代表的法国年鉴学派以长时段的历史来审视人类文明,比如,以三四百年时间来看人类生活中一些不变的地方。我们日常生活中有很多不变的地方,用稳固和不变的部分去思考人类历史,我们可以获得一种更加平稳的自信。但是,这种状况正在受到挑战,因为科技快速发展,我们有太多的事物在溢出既有的稳固框架。

换句话说,我们人类文明的阶段周期在不断缩短。可能会越来越短,几十年就会发生以前人类历史上几百年才会具有的技术突破。而且,如果说以前我们觉得许多高科技的东西,比如原子弹、氢弹,跟我们的日常生活关系不大,但是今天的科技创新会越来越渗入日常生活的内部。日常生活跟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关系是最密切的,比如我们此时此刻在用手机讲课和听课,仅仅几年前都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我曾经是一个理科生,我的理想是成为爱因斯坦那样的大科学家,可以发现世界的奥秘,改变世界。我当时把爱因斯坦的画像挂在床头,每天都在想着物理学还能有什么突破?但是,阴差阳错,最终我发现自己不是这块料,自己的天分也许在别的方面。其次,我发现物理学的专业也越来越细,对某一个细小的分支进行研究都可能耗尽你全部的生命。人类知识的积累,随着时间的流逝不断叠加,我们又来到了一个临界状态中。但是,没人能预测突破这个临界点之后,会有什么样的命运在等待着我们。

实际上,我们已经处在一个被科技的力量高高举起的世界中,人机互动越来越人性化,从而我们不再需要去知道机器的原理是什么了。

在以往,我们很轻松就会知道很多科学原理。比如第一次工业革命,蒸汽机的原理是怎么样的,每个人很容易就理解了。到电气革命的时代,就有点费解了,但大家还是可以理解它。比如很多玩家都可以自己组装收音机。现在,来到信息革命时代、量子科学时代,那些科学原理已经无法用日常语言说得清。而在这背后,其实运转的是一套数理语言。数理逻辑与日常生活是完全无关的,它按照自身的逻辑展开,跟人文学科的话语是完全不同的。人类的生活跟人文话语是最息息相关的,我们需要艺术、需要诗歌、需要文学,都是生活的基本欲求。艺术从生活中萃取出来,是让生活更加丰富。但是,技术的侵蚀改变了日常生活,造成了人文精神的迅速萎缩。

还是拿手机为例,我们跟他人的联络,不用再写信了。我们想找到对方的时候,我们用微信、电话立马就可以了,这在以前的科幻小说、科幻电影里都有展示,但我们也会发现,实际中的情况跟我们想象中的还是有一些差异。以前我们觉得,假如有了视频电话,谁还会去打电话呢?可现在,你跟你不熟的朋友,根本不可能忽然打视频电话过去,那样会显得极为不礼貌。因此,当时设想视频电话的时候,并没有设想人心的奥妙,人对于自我空间的需求。因此,尽管科技文化在侵蚀日常生活,但是日常生活毕竟有赖于既有的文化模式,还有个体的存在方式,这种改变是缓慢的,也是妥协的。那些对日常生活改变比较大的科技产品,都是精心针对人的文化、习性,有着天衣无缝的互动性,在顺从你的同时逐渐改变了你。因此,像手机这类科技产品,早已不是工具式的存在,而是器官式的存在。生命再被编织进一个科技支配的大网中。

那么,文学在这样的时代何为?

在我看来,文学相比于其他的人文社会学科,一方面,有着更加强大的传统,人类的文明实际上就是以文学起源的;另一方面,文学与生活的关系是最密切的,因而文学避免了成为学院里的某种知识类型(尽管大学中文系在做这样的事情,但那不是发自生命的写作),写作依然保持着对于世界的新鲜和流动的感受力。

除却强大的感性体验,文学还为我们的生存处境提供了一种实验的场域。在语言文本中,作家把某一种生活方式或者是某一个历史条件推到极致,然后,人物和故事会发生什么样的改变?尤其是现代主义文学经常尝试这样的实验。卡夫卡的《变形记》之所以被我们视为现代文学的开篇之作,也是因为如此。——人变成了虫,会怎样呢?这个可怕的意象,成为了现代人的噩梦。

结合我自己的创作来说,我一直有意识地把对科技的反思带进小说的叙事中。刚刚兴起指纹打卡机的时候,我就写过《没有指纹的人》,表达了对科技控制会越来越严酷的担忧。最近,我写了一篇科幻小说,叫《后生命》。我在这篇小说中否定了人类可以轻而易举永生的假设,小说里认为,人类技术再怎么发展,人类也不可能永生,因为人类的意识是在跟生命本身、跟周围的万物不停交互、纠缠当中生长形成的,并且还在随着世界继续变化,如何把这样一个动态的复杂的东西转移呢?也就是说,一个人的生命能够转移到另外的身体(或是载体)上吗?

这个话题,其实可以算我创作的一个基本母题了,它一直长期困惑着我。

我在自己以前的很多小说中,也隐隐表达过这样一种困惑。我的小说《魂器》中,姐姐因为妹妹死了,特别怀念她,去绑架了妹妹的情人,她让妹妹的情人努力地回忆妹妹生前每一个细节,妄图将他变成妹妹的一个灵魂容器:魂器,让妹妹在另外一个人的生命中复活。我写乡土的小说《秀琴》中,一对乡村夫妇来城里打工,结果男的在打工途中不小心死掉了,从此女的每天都到村口去寻找自己,因为她认为自己是她的丈夫,她替自己的丈夫活着。这种传奇也许是一种超越生命的终极之爱。

一个人是一个世界,人的死亡,让这个艰苦修炼的小世界瞬间湮灭。如果个人的生命能够像人类的群体那样,得到某种意义的延续,这也许会是生命的最大救赎。如果像许多科幻小说里面写的,人的意识可以上传到电脑里,那么人就可以另外一种形式经历生命。但我悲观地认为,这是人类终极的界限,是不能逾越和突破的。因此才有了上面提到的小说《后生命》。在《后生命》里,我预示的人类的意识就是宇宙的意识,他们之间是一体的,人类意识是宇宙所给予你的。这也涉及到量子力学里提到的观测者跟世界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我们应该意识到,我们所看到世界的样子,是因为我们身体的结构让我们看到的。像狗的眼睛看到的这个世界,是一个黑白色的世界,而不是彩色的。那么,狗对这个世界的体验肯定跟人类的体验是极为不同的。

我现在没有养猫也没有养狗,所以我只能默默地看了我的电脑屏幕一眼,电脑屏幕代表我们说的人工智能,这个屏幕就相当于一个人脸,就相当于跟我们沟通一种方式。它自己有一套运行逻辑,由1和0构成,它运行成我们能够理解的方式展现到这个屏幕上。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只能理解我们能理解的事物。说起来有点绕口,但是似乎这正是我们的有限性。

说到人类的理解力,让我们回到语言上来。因为我们人类是通过语言来理解甚至建构这个世界的。

哲学家海德格尔把语言提升到一个特别崇高的地位,他说语言是人类存在的家园。的确,语言不是工具,语言是生命的开始与终结。我们所有的艺术在终极上都是一次精神的返乡。但是,在今天,我们知道,我们的语言尤其是诗性的语言,也陷入了巨大的衰败之中。学者斯诺1959年就区分了这两种文化——科技文化与人文文化之间的冲突,成为世界发展的极大障碍。如今,科技的发展,让这种冲突变得更加隐蔽,更加无所不在。数理公式语言原本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格格不入,但现在,由这种语言制造而成的各种机器用品,都在为了更好的操作体验而努力,机器逐渐变得人性化。而这种部分人性,正是从原本的人类生活当中所窃取的。

比如说,我们今天重新变得像原始人一样开始面对面交流。以前,人与人的深度交流是以书写为核心的,写信比聊天更深入。因为,语言的写作本身符合美学的过程,基于生命-语言的一体化,那也是对生命的敞开。如今,语言的触须在退化。面对面交流,是口语化的方式,而口语本身就屏蔽了深刻的那部分,就是精神层面那部分。我曾写过一个小说《信男》,里边的人就是以写信抵抗这个肤浅的时代。

经常也会遇见这样的提问:我喜欢看电影,看很多有深度的电影,可以替代看小说吗?我想说,这恐怕不行。再有深度的电影,在精神含量上也是远远不能跟文学、文本相媲美的,因为它的载体还是依托于视觉体验,而视觉体验一定有赖于语言的阐释和阐发。(比如说,所有的大导演,都有良好的文学修养,甚至可以自己写剧本;比如说,大部分人不借助影评,只靠自己的理解,恐怕只能得到经典电影百分之三十以下的营养。)我们得深刻意识到,我们作为人是一种语言性的存在,生命与语言是同构的。语言是意义的源泉,如果没有语言,没有语言的更新与生成,我们不仅没有艺术,而且连文明都不复存在。

这就是为什么在今天这个科技高度发达的时代,文学仍然重要的原因。它是人的存在产生意义的重要源泉,它为生命的存在提供本质性的想象力。我们对于想象力的理解,不能仅仅停留在对日常经验的超越上,实际上,这个时代的幻想也早已成为最为畅销的商品之一,影院上演着各种各样的科幻片和奇幻片。想象力并非只是奇思异想。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在《为了新的文学》中给想象力下的定义尤为重要:“想象力,就是从根本上改变我们所被给予的、固定的形象的能力。”我们实际上被各种媚俗的、流行的、权力经济的形象所束缚着,我们在创作中找到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形象是极其艰难的,而且这个新的形象其实还要对既有的形象构成一种反讽与对话,想象力的意义才能就此流泻而出。

结 语

最后,我简略总结一下我的论述。

首先,所谓的巨型都市,它可能是人类发展的一个趋势,全世界的文明都在向城市化发展,而城市化又在向巨型都市发展。因为巨型都市拥有资源上的巨大优势,所以它诞生了各种各样的创造物。它所占据的高端地位又把它的这种文化方式传递给二三线城市,一直到乡村。手机等个人终端能够轻松上网之后,我们跟乡村已经共享着同一套文化体系,乡土文化已然解体,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我要强调巨型都市的一个原因,巨型都市不仅仅属于生活在它其中的人们,它的影响和辐射会逐渐到达每一个人的生活中。

第二,巨型都市越来越得益于科技的发展与应用,巨型都市的奥秘大多在于那些看不见的地方,比如网络、比如金融、比如政治。这种发展迅猛的城市化进程,使得城市生活新 批 评 _ Young Writers呈现出一种“未来风格”。另外,我们这个时代,它的科技剧变周期在不断缩短,五到十年,甚至更短,我们就会迎来一股科技创新的浪潮。这对我们日常生活的影响,也越来越深入。因此,我说,我们今天已经来到了一个“准未来时代”。那么,艺术想象力,就要跟我们对于未来的想象和观念挂靠在一起。今天的艺术家,某种意义上必须得把未来作为一个维度来思考问题了。

第三,我觉得艺术的想象力归根结底是来自于人的思想认识,来自于人对这个时代的根本判断。纯属个人的胡思乱想其实很难构成好的想象力,好的想象力还是取决于对历史和时代的深刻认识。还是以卡夫卡的《变形记》为例,如果把人幻想成猫,那就不能构成现代文学的起点了,只能把人幻想成一种甲虫,才能充分呈现出现代人的异化,以及人对自身的某种厌弃。

据说,这是一个经验同质化的时代,每个人的想法跟另外一个人差不多。用小说来比喻的话,就是我们变成“扁平化的人物”。这是很悲哀的事情。因此,我们应该对自己的生命负起责任来,重建自身的精神主体性,使自己的生命更加丰厚。这个信息泛滥的时代,实际上也有它的优势,因为如果你有了强大的精神主体性,你便能够从喧嚣如大海般的讯息中找到自己所需要的,而不是随波逐流、虚度光阴。

刊于《青年作家》2018年第0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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