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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育群:文学当随时代

更新时间:2018-09-29 来源:文艺报 熊育群

我国进入一个新时代,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出现了多样化、多方面、多层次的变化,特别是对精品力作的需求,对文艺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文艺要攀登高峰,我认为首先要解决为何创作的问题。我们沉浸在个人世界太久了,个人的情怀当然要写,但有责任有担当的作家,是为人民、为中华文化繁荣、为时代立传而写作,这是文学创作应有的理想与抱负。

当前文学所面临的挑战是全方位的,我们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时代。已有的文艺理论解决不了当下的问题。譬如网络时代促生了网络文学,其受众和作品数量都是海量,网络小说的流派五花八门,已无法以传统理论评价它的创作方法、审美准则、作品标准。譬如散文,在当下陷入了概念的模糊与混乱,散文的文学性、社会性、真实性等问题引发热烈的讨论,众说纷纭。

文学和文学理论当随时代变化而发展,这是一个历史过程,而我们很多时候是以死的理论来套鲜活的作品,这种方法有问题。

上世纪80年代的诗歌、90年代的小说,受到西方现代派文学影响,文学进入探索时期。现在反思,那个时期的文学创作基本被西方引领,特别是西方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现代主义可能是20世纪特有的现象,这个世纪是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之一,在此背景下,现代主义不但取消人的价值,同时也取消了艺术的价值,以孤寂、冷漠、荒诞为旨趣,艺术只能走向终结。

眼下社会发展发生了巨大变化,文学要与时代同频共振,需要艺术家的探索精神。但是,中国的现代化不是西方的现代化,中国的文学探索不能唯西方马首是瞻,我们要根据自己的传统与实际,建立起中国自己的现代艺术与现代理论。

我们首先要树立高度的文化自信。我们的传统并没有被民众抛弃,而是被一些文人抛弃了。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我们没有必要妄自菲薄。当年泰戈尔访问中国,曾对当时国人急于投入西方文化的怀抱表示忧心。泰戈尔认为,东方文明胜于西方文明,前者重视内心精神生活,后者重视的是物质的文明,是外表的。可是五四文人们并没有就此止步,仍是“一路向西”狂奔。反观日本,虽然也经历过全盘西化的阶段,但明治维新之后,文化界开始反思,最终回归其民族的传统。

这些年跟国外作家交流多了,发现他们对李白、杜甫等中国古代伟大诗人充满了敬仰之情。中国古体诗的文化魅力是跨越时空的。它非常生活化,是随感式感悟性的,既贴近生活,也具有非常高的精神境界,同时与自然连通。中国传统文化追求天人合一的大境界,能与自然融为一体,抓住了生命的本质。中国在文化上对自然极其崇敬,生态文明在中国具有最高的精神形态,中国人的生存方式从来就是温馨的、诗意的栖居在自然之中。

人类社会在工业化、城市化、全球化之后,似乎走上了一条不归路,渐渐变成了只看重物质、经济的社会。人是有灵魂的,需要寻找灵魂与精神的归属。中国的少数民族保持了自己的民族风情,这对当前世界极具意义。风情反映了人与人的关系,如果人与人的关系只是赤裸裸的经济关系,就不可能形成风情。风情是很美好的东西,不是想有就有,这是一种温馨的人伦。敬畏生命,崇尚真善美,在意他人,人际间充满关怀与温情,这样的生活本身就是艺术化的。在这样的人文环境中,作家不会沉湎于个人的写作状态,作家的眼光一定会看到他人。

再说“深入生活、扎根人民”。这不仅仅关系到作家的立场、政治态度,还是文艺创作的方式方法。单凭想象力是创作不出好作品的,是会与时代脱节的。我们处在中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时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宏大而独特的实践与创新,在如此纷繁复杂的世界面前,如何认识把握这样的时代,写出时代精神,给作家提出了极大的挑战。迎接挑战的惟一途径就是深入生活,扎根人民。

我写散文强调在场感,就是写自己在场的事物,哪怕是对历史的描述,也不是来源于书本,而是来源于现实存在。我特别重视身体的生理和心理反映,这是自己体验世界、表现世界的依据。你笔下的世界不是亲身经历的世界,没有感受,何来思想?想象力不是凭空而来,如果没有具体的了解,想象就是概念化的,这样的作品缺乏真实的气息。

我正在写一篇关于海上丝绸之路的长篇散文,已经写了两年。前年我去了摩洛哥、约旦,特别是实地考察了位于约旦沙漠深处的一座人迹罕至的罗马古城。这座2000多年前的古城,被发现时间并不长,当地人还搞不清它的由来。它给我很大震撼。这里牵出了世界大历史,直接联系上了海上丝绸之路。为了写好这篇散文,我今年又去了埃及,联系四川的三星堆,发现很多未解之谜。有时候,不仅是历史学家,作家也在回答历史问题。我的历史文化题材写作来自于田野调查,来自于它与现实的联系。

深入生活改变了我的写作方向,我从诗歌转向散文写作是在我去西藏之后,在西藏三个月的游历中,我写了三部纪实性的长篇散文。最近意大利作家、翻译家费沃里·皮克翻译出版了其中一部《西藏的感动》。在意大利读者分享会上,译者说到书中的西藏与西方理解的完全不一样,这个不一样就得益于我深入实地的考察。为此,我经历过无数的险境,人消瘦得变了形。

几天前我从美国采访回来,为下一部小说做功课。要写华侨就得深入华侨之中,了解并体验他们的生活。因为靠海的独特地理位置,广东人最早走向世界,曾作为劳工去往美国、加拿大、东南亚等地,他们跟家乡的关系、其历史命运以及100年来的风云变化,恰恰是100年来世界的风云历史的一部分,写好了它就等于写好了100年来的世界历史。恰好我去了开平赤坎镇采访,镇上的两大家族跟广东的历史联系紧密,跟国家的命运联系紧密,跟世界的历史风云更是紧密联系在一起,我想在新作中从两大家族的历史中引出更为波澜壮阔的世界历史。

作家无论创作什么题材,心中都要有人民,要有大爱,要有悲悯情怀,艺术的境界因为这样的爱才会得到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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