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

标题

内容

作家云空间 > 报刊中心 > 新世纪文坛报 > 七八九新军突起 | 黄金明

七八九新军突起 | 黄金明

更新时间:2019-02-22 来源:广东文坛

黄金明:以文学降伏内心的猛虎

黄金明,广东化州人,一九七四年九月出生。现为广东省作家协会专业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鲁迅文学院第13届作家高研班、第28届作家高研班(深造班)学员。出版长篇小说《地下人》《拯救河流》,小说集《吃了豹子胆》,散文集《田野的黄昏》,诗集《时间与河流》等十二种。作品入选《新中国60年文学大系》《全球华语小说大系》等200多种选本。有作品译成英、俄、日等语种。获得第九届广东省鲁迅文艺奖、首届广东省小说奖、首届广东省诗歌奖、第二届广东省散文奖、第三届《文学港》“储吉旺”文学奖、第三届《广州文艺》都市小说双年奖、第六届花城文学奖提名。

创作年表:

2006年,出版长篇散文《少年史》(上海三联书店);出版随笔集《乡村游戏》(南方日报出版社)。  

2008年,参加第24届诗刊社青春诗会。

2010年,出版诗集《陌生人诗篇》(中国戏剧出版社);散文集《少年史》获得首届广东省“香市杯”青年文学奖;《我是你们的陌生人》获得首      届广东省“大沙田”诗歌奖。

2012年,深圳戏剧家学会举办个人专场朗诵会,获得中国诗歌学会颁发的“第一朗读者·最佳诗人奖”。

2013年,诗集《陌生人诗篇》获得第九届广东省鲁迅文学艺术奖;散文《跟父亲的战争》获得第二届广东省“九江龙”散文奖;短篇小说《巫        师》获得首届广东省“大沥杯”小说奖。

2014年,出版长篇散文《与父亲的战争》(南方日报出版社)。

2015年,出版长篇散文《田野的黄昏》(百花文艺出版社)。散文《器物记》获得第三届《文学港》“储吉旺”文学奖。

2016年,出版长篇小说《拯救河流》(南方日报出版社);中篇小说《倒影》获得第三届广州文艺都市小说双年奖。

2017年,出版诗集《时间与河流》(花城出版社);出版小说集《吃了豹子胆》(江西高校出版社)。

2018年,出版散文集《凤凰村的昼与夜》(花城出版社);出版长篇小说《地下人》(花城出版社)。

创作谈:

我的小说写作既瓜熟蒂落,又充满未知与意外。我不知道下一篇小说何时动笔,我只是持着铁风筝捕捉文学天空上的闪电,而难以预测及控制其后果。长篇科幻小说《地下人》(花城出版社,2018年11月版)同样是意外的收获,而这同样是一部“思想小说”。套用基尼亚尔的话说:“我在读写中有一种不寻求达到目的的等待。读书就是漫步。写作就是游荡”。每个作家都有他的理想读者。理想读者有让人敬畏的水准,属于“无限的少数人”。我尊重读者的方式,就是做好手艺活,无暇他顾。

故事只是糖衣,里头得包裹严肃思考。这符合我对“思想小说”的想象。我一度认同自然论或萧沆式的怀疑论。这是《地下人》的隐秘来源之一。我读过萧沆的《解体概要》。该书是对地狱的复仇,尤其是精神牢狱。他致力于摧毁一切信念、意志、绝对主义之类的庞然大物。在这里,“解体”有溶解、粉碎、摧毁、颠覆和解构之类的含义。他认为被奴役的根源在于对偶像和权威的崇拜。吊诡的是,他揭示了罪恶世界应当解体而实则岿然不动;某些貌似美好和清澈的源头,在他的穷诘下纷纷坍塌,而建立于神秘主义及怀疑论的世界却越来越凝固。于是,他的绝望牢不可摧。可以说,《地下人》主人公陆深正是萧沆式的人物,也就注定了他不得安宁。

我不应该也不可能被什么主义所捆缚。我承认我被自由所诱惑,但更信仰艺术。艺术家的道德就是创造。在这一点上,我跟陆深有相似之处。一个人最重要的是精神自由,但自由的学说也五花八门。我倾向于认同以赛亚·伯林的自由论,他倡导宽容和多元论。这跟穆勒的学说或“人只有不侵犯他人的自由”一脉相承。伯林指出人类困境没有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法,乌托邦只是神话;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在《面向二十一世纪的小说》中认同以赛亚·伯林的观点:“自由即个人选择的神圣权利和既无外来压力、亦无附加条件,完全尊重个人的聪敏与智慧。这就是几个世纪后以赛亚·伯林所说的‘否定的自由’,即不受干扰的和非强制性的思想、言论和行为。寓居于这种自由思想的灵魂具有怀疑权威和否定一切滥权的深刻性。”

我终究是一个失败者并乐于享受失败。我的写作,不计成败得失,不计后果。我甚至不计较是否能达到预料中的艺术境界,只专注于写作本身并享受这个过程。我认为可能性蕴藏于生活的未知或不可知当中。一切尽在掌握中的工作不值得去做,而某种危险的、未知的世界却在吸引我迈出脚步。我愿以实验写作的方式,涉入未知与神秘之境。我在写作上避开安全、可靠的道路。我在生活上倒是步步后退。我以后退、消减、否定的方式捍卫了最大的神秘。那既是大自然或宇宙的神秘,也是内心浩瀚如汪洋的精神世界。这是使生命活跃如火焰的方法,元气由此而充沛,不轻易耗损。这也决定了我写小说时对形式感的偏爱与追寻。

二○一二年五月,我蹦出一个念头,决定撰述思想小说《地下人》,先写了《实验室》《蝉人》《寻我记》《胶囊公寓》等四个章节。二○一三年又写了《看不见风景的房间》《倒影》和《小说盗》等最后三章。人物具有多重身份,各怀心事,踪迹诡秘。当小说完成,我已被改变。正如《小说盗》中的作家跟小说相互影响,这组小说也跟作者相互塑造。小说像人一样,具有独立的生命,自有其轨迹,并因引力使周遭发生了变化,譬如读者的反应乃至某个范围的文学生态。

我为什么会写《地下人》呢?要追根溯源是困难的,但这肯定也是现实的产物以及我长期打量现实并思索的结果。在今天,物质已极大丰富,但地球并非乐园。人类在历史上承受着内部的相残和奴役,又面临着外部环境的崩溃。对地球无情地掠夺和榨取,将万物分成有用或有害两大类。精英发号施令,群氓蜂拥而上:“干杯吧,我们已大功告成,花了数千年,将大自然改造成四季如春的温室。”好比于黑夜中,一艘满载着旅客的大船,在茫茫大海中航行,风高浪急,船舱入水,酩酊大醉的船中人浑然不觉。显而易见,人类命运的分水岭在于人祖被逐出乐园,也在于山丘被越堆越高的塑料、橡胶、旧电器和核废料填埋。连天空也被腐蚀,连土地也被毒化,树林中的空气悬浮着尘埃,江河湖海都被污染了,人类只好饮用瓶装纯净水。你瞧,武器专家津津乐道于导弹的射程和威力,而不关心打击的对象是谁,航天专家津津乐道于宇宙飞船的性能和安全而不关心要到达哪里。人类坐上了一列单向行驶的高速列车。越来越快,越走越远。无人在中途下车,也没有服务站,在到达终点之前,无人知道到底要去哪里,但没有一个乘客扭头往回走。地球被损毁的部分,是玛格丽特·尤瑟纳尔的小说——《死去女人的奶》里的女主人公,死了,仍在哺育着人类的孤儿;也是一只穿烂了的鞋子,被随手抛弃。 

对现代性的反思,是长篇小说《地下人》的另一个隐秘来源。我一直以为,东方文化强调整体虽有忽略个体或个人的弊端,但其天人合一、崇尚自然的思想却使大自然生生不息,循环往复,能保持物种的多样化及生命的活力。而西方文明虽然对个人给予了最大的尊重,但其享乐主义和科技至上乃是建立在掠夺和毁坏大自然的基础之上。人类扰乱大自然的结果必是扰乱自身而在劫难逃。在瓦特发明蒸汽机之后,大自然隐秘的链条已断裂而无法修复。这不仅是人与自然冲突的根源,也是种族之间、国家之间乃至文化之间冲突的根源,在争夺能源、核威胁、恐怖袭击、生态恶化和社会非正义笼罩的今天,和平深受威胁。雷蒙·潘尼卡在《文化裁军——通向和平之路》等著作中深入揭示了现代性的后果。他从人的本质、宗教、政治及宇宙本体诸个角度重新定义了和平:和平是和谐、自由和正义三等分扇面构成的圆,而被“爱”之圆心所联结。但丁诗云:推动太阳和星星的爱。他认为建立在现代科学及文化基础上的竞争、发展、进化、胜利和征服不可能通向和平。他清晰而严谨地论证了和平的条件就是文化裁军,而特指肇始于西方而肆虐全球的现代性文化尤其是技术统治和进化宇宙论,将使其成为垄断文化而最终崩溃。进化的、竞争的、战争的上帝,不是和平的上帝。只有吸取人类数千年的历史教训,在平等基础上寻求诸种文化的对话才可能有和平。这表现了他对某些狂热和绝对主义的彻底否定,也要求个人有足够清醒的头脑及植根于宽恕的行为。

我写《地下人》,可以说是对雷蒙·潘尼卡在文学上的声援或呼应。《地下人》是对当下现实的反应,也是对当下小说现状的反拨,这是一组相互支撑的镜像。我不讳言这建立在不满的基础上并试图揭示或变革。该系列描述人类在后工业时代的生存境遇、精神生活及其出路,题材涉及新科技、建筑学、房地产、生态学、现代都市、地下世界等领域,杂糅科幻、悬疑、言情、侦探、商战等元素。主人公陆深经历复杂,行踪不定,具有画家、作家、特工等多重身份及职业。正是这翻来覆去的多重身份及生活,及多年来出生入死的冒险生涯,使陆深精神分裂,丧失了记忆。他疯狂写作,试图以书写对抗遗忘。现实、记忆、想象以及他写的小说相互交融,混淆不清。但在《地下人》中,他不过是一个另类的抄袭者,别人在头脑里孕育的小说,还没有来得及创作,就被他像摘果子一样盗取了。见识了奇幻的小说园、小说树及小说果后,他立志写出一部创造另一个现实的小说。他被地下城“绿盟”头目海黛以类似于催眠术的手段控制了精神,参与创作史诗性长篇小说《绿色秘史》。该“小说”实是“绿盟”的档案纪录,其记载的亦是事实或潜在的现实,事情一边在发展,一边被记载,书写与行动融为一体。人物、时空与事件,乃至叙述及语句,都在一个话语万花筒中高速旋转,让人目不暇给。

二十世纪之前,一个自然论者意味着是一个艺术家,以诗句提炼大地的水晶和蜂蜜,以颜料捕捉夏日天空变幻的美及向日葵的金黄。以乐曲模仿百灵鸟的歌声和整座森林的飒响。是一个和平主义者,厌弃一切武器和战争。在今天,一个自然论者意味着是一个收殓者或哀悼者。自然界是一座墓地——在这具大象无形的尸骸上,聚集了动植物、微生物乃至森林、河流、云朵和空气的魂灵。也意味着他是一个永不使用暴力的战士,是在工业巨兽面前疯狂地挥舞长矛的堂·吉诃德,必败无疑,但必须战斗。然而,今天某些海外生态组织采用的极端手段也让我不安,这也是《地下人》所关涉的。

长篇小说《地下人》重视形式创新。说我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不要说他人反对,我也不好意思。说我跟伪现实者不共戴天,那也言过其实了。我背对舞台,走向荒野。但我的确看重现实感。有人擅长写实却写下了伪现实,有人以超现实的方式揭示了现实。比起风光者,我的小说形象略显尴尬。有论者认为,我注重先锋实验意图,处于边缘,难免吃亏。这是自找的,也就没有挫败感。正如弗罗斯特《未走之路》一诗云:我选了一条人迹稀少的行走,/结果后来的一切都截然不同。

实验不是目的,而是艺术的途径。这跟我的天性或对现实的理解有关,也跟先锋派影响有关。1992年,我在小县城读高中时发现了《花城》,之后读到了王小波、余华、北村、鲁羊、吕新、格非、行者等等,并藉此完成了文学启蒙。现实瞬息万变,难以捉摸,呈现出钻石或棱镜的立体感及复杂性。我常琢磨小说与现实的关系。小说不是镜子,不能满足于反映;也不是奴仆,不能被现实呼来喝去;当然要关涉生活,但还得挖掘生活中潜在的、可能的现实。当下,各种事件及信息铺天盖地,小说家必须有所发现并挖掘其精神性。文学不为现实服务,但现实应为文学服务。我对当下时髦的摄像头纪录性写作敬而远之,也不信任一竿子捅到底的线性叙事。现成的道路有千万条,但不是我的。形式是小说的内衣、面具,甚至是面孔,你借用了别人的形式,跟借用内衣没有两样。当然,语言有穷尽,现实却无限宽广、丰饶和复杂。不管从哪个窄门入去,我都试图揭示人物的内在心理、事件的细小分岔及事物的隐秘边界,指向开放、未知乃至神秘之境。我在文本中尽量少写,但希望读者看到更多不写的。

在《地下人》中,我摈弃了常规或写实的叙事方式,这既由题材所决定,也跟我对小说的理解有关。我以为,小说不是故事,故事固然重要,但光有故事意义不大。福斯特说,国王死了,王后也死了,这就是故事。国王死了,王后死于心碎,这就是小说。故事是单向链条的线性滑动,只关心然后然后……而小说内部充满了因果的齿轮和隐秘的链轨,这些构件在叙事机械中转动,发出的声音蕴含了命运的秩序——这就是小说的声音——只要有几个结实如钢制支架的细节,就足以支撑叙事的帐篷了。然而,有的人将故事奉为圭臬,对小说内部的声音毫无感知。当下时髦的叙事模型,大多仍是巴尔扎克式的俗套或对博尔赫斯的模仿,这都是没有创造性的表现。好的小说反映现实,更好的小说揭示现实乃至创造新的文学世界。也许,现实主义是“无边”的。谁能否认卡夫卡的现实性?他的写作跟他生活的世界及他创造的世界是统一的。巴尔扎克也是,但他的时代远去了,卡夫卡式的世界仍在持续。当代作家千人一面,对生活像镜子那样反映,像看门狗一样忠实,现实就是主人。那些小说的致命之处,就是缺乏创造性,想象力乏善可陈。每一个作家都必须为自己的写作发明一套叙事方式,一套语言密码,而不能将他人方法据为己有。当某种形式变成经验,就会因教条而僵化。作家不能重复别人,也不能重复自己。这一点,经典作家卡尔维诺给我们树立了榜样,他每一部小说都不同,他的风格就是流动,就是变幻莫测。

可以说,长篇小说《地下人》的每一章都有多种阅读或阐释的可能。《实验室》是一个关于测试人造星球的实验报告。《看不见风景的房间》是一封情书、一份申诉状、一卷忏悔录,又有男欢女爱,阶级斗争、侦缉暗杀……每篇都有双重乃至多重文本的属性。《小说盗》则是一篇关于小说修辞学的文论,一篇包裹着人物、思想与故事的超级创作谈。《小说盗》泄露了我的写作秘密。正如小说盗对洞城小说界的冒犯是无心的,《小说盗》对当下小说界的冒犯亦属无意但已难免。我在书写时曾陷入话语的风暴、故事的漩涡及人物的悲欢中不能自拔,此刻回头来看,我为此略感惊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