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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学批评︱文学新势力•王十月

更新时间:2019-07-24 来源:《新文学批评》

主持人语

张均

我和王十月既是同龄又是同乡,且都移居广州多年,不过认识他本人却是不久前的事情。此前偶然读过他一篇名为《寻根团》的小说,印象甚深,其间有关乡村彻骨的真实与荒凉令我心有戚戚焉。后来读到他的自述,才知他是有意“重写”鲁迅的《故乡》。不过引起我更切近联想的,却是莫言发表于1985年的《白狗秋千架》。从《故乡》到《白狗秋千架》到《寻根团》,三个年代的三种“故乡”,实在是有着非同一般的文学史意味。在近二十年的文学中,像《寻根团》这样能够保持与时代“对话”能力、深具现实感的作品,其实是不多见的。

我总觉得,王十月能够取得今天这样出类拔萃的创作实绩,与我们遭遇的这个时代有关。在文学界,“70后”被认为是“生不逢时”的一代:他们没有经见过土改、“反右”、“上山下乡”,甚至对“文革”也几无记忆,及至他们懂事、成长,一切“历史时刻”似乎都已落幕。不过,这种看法出自“革命年代”的特定眼光。事实上,在“革命”逝去的同时,另一个波澜壮阔、万千悲欣交集的时代已经拉开大幕。“70后”的人生几乎和这个名为“改革开放”的时代同步展开。王十月和我都是乡村子弟,从我们自己的经历看,“70后”主要是以两种道路开辟人生,一是传统的“读大学”,如我自己,就是从村办小学一路读到重点初中、重点高中,最后读到重点大学。但应该说,这样的“幸运”在当年农村并不多见。我所在的高考强省湖北的一个行政村,近2000人口,但在1998年大学扩招之前的20年内考上大学的仅有2人。比较起来,王十月所经历的“打工人生”更具普遍性,也更切近这个“野蛮生长”的时代的真相。他初中毕业,做过很多营生,无根豆芽生专业户、建筑工、手绘师、服装销售、厨房打荷、丝网印刷、印花厂杂工、玩具厂调色师、瓷砖厂搬运工、蝎子黄粉虫养殖专业户、印刷主管、制程控制员,等等。无疑,这是多数南下广东的“70后”的共同经历。然而,与《平凡的世界》中的孙少平不同,他们中的很多人与这个时代一起创造了奇迹。据王十月自述,他初中同学50人,如今身家过亿的富豪就有十多位,而他们大多是初中毕业就出门打工。用这些同学自己的话说,他们遇上了最好的时代。而王十月自己则走上了文学道路,成为这个时代忠实的记录者与创造者。

这是我们今天理解王十月小说的基点。是这个波澜壮阔的时代,是这个时代与文学之间互相建构的关系,构成了王十月小说全部的丰富性与复杂性。应该说,“改革开放”四十年,当代文学对这个兼具“最好的时代”与“最坏的时代”的特征的“大时代”的正面表现无疑是比较乏力的。《平凡的世界》虽然具有非凡的广度与深度,但其所表现的时期毕竟只是“改革开放”的早期阶段,且局限于现代化相对迟缓的内陆地区,而这个时代真正的“波澜壮阔”之处更多涌动在1990年代以后的沿海发达地区。这个时代,有它自己的与“革命年代”完全不同的“时代精神”。2018年,热播电视剧《大江大河》准确地捕捉到了这种巨大时代气象。然而遗憾的是,就当代文学创作的整体而言,无论是自由主义对于革命的反省与追问,还是审美主义“告别革命”之后对于“日常生活”的沉醉,究其实质还是徘徊在“革命年代”的尾声之中。但与“野蛮”相搏斗的现实命运,使王十月与“革命年代”基本没有关系,而深深与“改革开放”相纠缠、相始终。和他的那些成功的同学一样,也和“这时代车轮滚滚背后那失败的大多数”一样,王十月可谓这时代的造物。王十月的小说,就应该放在这种视野下去理解、去期待。本辑叶君、李勇、李俏梅三位教授的评论,正是从这样的视野去发掘了王十月之于乡村荒野的拒绝、对于那些“落入尘埃的生命”的观照以及对更为广阔的时代的现场见证。唐媛媛的论文则有不同,针对的是王十月最新出版的科幻小说《如果末日无期》。他在这部小说中信守的“未来现实主义”与“改革开放”时代之间的关系,显然又是另一个极具挑战性的创作问题与学术问题。


创作谈

我要给你看恐惧在一把尘土里

王十月

这是艾略特的诗句。

我曾拟用作长篇小说标题,后来,出版社用了“收脚印的人”,将“我要给你看恐惧在一把尘土里”印在腰封上。

我的小说,大体是悲观的。几乎所有的小说,都涉及两个字:恐惧。

所有的写作努力,都在做这件事:给你看恐惧在一把尘土里。

这大抵与安全感缺失有关。与成长经历有关。与我对社会与人性的思考有关。

从2000年发表处女作《出租屋里的磨刀声》开始,恐惧就弥漫在我的小说中。

当时,对恐惧的书写,只是下意识。我写的,是最真切的感受。底层人的不安与惶恐。磨刀人的恐惧源于愤怒而只能用磨刀消解愤怒。另一部短篇《文身》,是对《出租屋里的磨刀声》同一主题的另一种书写。少年的困境,是因为安全感的缺失,想要获得安全,于是去文身,由此陷入更深的不安。

2004年,我写下了第一部长篇小说:《烦躁不安》,烦躁不安是我对社会普遍心态的概括。烦躁不安的根源,依然是恐惧。

我晚熟。读初中时昏昏噩噩,没考上高中,本拟复读,学校认为我复读也没希望,断了上学路。务农、种食用菌,泡无根豆芽,养蝎子,养猪,当小贩,打各种工……转眼三十岁,才想到,我应该写作。其时在工厂打工,深夜趴在八人间宿舍的铁架床上写。这在70后一代作家中是少有的。我时常羡慕同辈作家们,受了完整的大学教育,从高中或者大学就开始写作。他们有明确的文学追求。我没有。

文学并不是我的人生梦想,打工时不是,现在依然不是。

之所以写作,从未想过成为文学家,未想过在文学史上留下名字。

实在是看不到光,于是躲进文字里,寻些生的勇气。一旦动笔,写下的自然是生活所见证的磨难与屈辱。

我的写作,只是有话想说。

过去如此,现在依然如此。我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时常警醒自己。不要无病呻吟。

大约在2005年,我写下了中篇小说《少年行》。

这是我第一次回望乡村,回望来处。那个渴望走出乡村的少年所经历的一切,算是打工前传吧。《少年行》在生活中有原型,是我当时生活的真实写照。时间继续往前推,《喇叭裤飘荡在1983》、《记忆1976》。

我从少年回望到童年。

童年似乎很少欢乐。多病。失恃。性格内向阴沉。童年阴影投射下的,是对未知世界的恐惧。

楚人尚巫鬼。加之体弱而产生的诸多幻觉,同一个噩梦夜夜纠缠我,直到十六岁。村民们的日常,巫风弥漫。哪家猪牛走失,会求助马角,孩子病了,在半夜喊魂。突然流行送冷饭团子,有人半夜偷偷将冷饭团子放在你家窗台上,冷饭团子据说附着了灾难,收到一个冷饭团子,要送两个在别人家的窗台上。越送越多,乡村的夜,人影如鬼,人心如魅。突然,人们明白过来,就不再送了。传说某村有母猪生象,女人生一盆子青蛙,某妇女突然通了灵……这一切,如同梦境。

我的小说,不可避免的弥漫巫风。

有人认为这是在模仿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我不过写下了生命中的真实。离我故乡不远,同样在巫风中长大的批评家季娅亚,认为我的小说接的是荆江老坟的地气。长篇小说《31区》依旧是写恐惧,盲女孩玻璃梦游到31区,从此陷入恶的深渊。这部小说是阴冷而潮湿的,如同童年记忆中那没完没了的梅雨夜。《活物》则如一锅热腾腾的烂粥,所有的人都在为一些无谓的鸡毛蒜皮而折腾。这部小说是一则寓言,动用了我全部的童年记忆。我的童年正值文A革末期,依稀的革A命话语,自然在小说中四处飘荡。我的探寻开始复杂起来,逃离与守据,失落与寻找,对人性与世界的认知脱离早期写作时的简单。

相比之下,《米岛》要冷静许多。

我试图用这三部长篇,来建构起我的故乡。

十四部短篇组成的“烟村”是温暖的。

烟村看似比巫鬼游魂飘荡的《31区》《活物》《米岛》要真实,更接近传统的现实主义。事实上,烟村最为虚幻。有读者读了烟村,想去我的故乡看。我说,烟村并不存在。或者说,烟村只存在于我的幻想中。那是我构建的理想国。我描绘着一种优美的生存图景,这图景,并不曾真实存在过。当然,人们多是看到了烟村系列的美,却忽略了美背后的残酷。我的小说,大抵是黑暗的。

看似魔幻的《31区》《活物》《米岛》,骨子里却是现实的。而看似现实的烟村,却并不存在。

想想真是悲凉。

我果断中止了烟村书写。

烟村是梦,梦是精神鸦片。我怕这样的书写太多,会习惯自欺欺人。

于是,我写《国家订单》,重新回到打工现场。

《国家订单》为我收获了一些名声,也改变了我的命运。相关的评论文章众多,我有时会惊讶,从这部小说里,能看到那么多东西吗?而我真正写的只是恐惧。这恐惧,源于命运的蝴蝶效应。

中篇小说《不断说话》《白斑马》《安魂曲》《九连环》……长篇小说《无碑》,如果我愿意,我还可以写更多。每篇都能收获一些赞美,都发表在重要的文学期刊上。我可以借势将自己塑造成评论家喜欢的样子。

我不喜欢按照别人认为的样子写作。

我再次回望乡村,写下《寻根团》。

《寻根团》在《人民文学》刊出后,获得了当年的人民文学年度中篇小说奖。那时,知识分子返乡的文章还没有火。我的想法,是向鲁迅先生致敬,写出现代版的《故乡》。《寻根团》后是《米岛》,《米岛》是对回望的深入。

我依然在书写恐惧,或者,说忧心更准确。

在《米岛》的结尾,大灾难后,我托七彩山鸡衔来了象征希望的种子。

乡村与城市。是我写作的两极,我一直在这二者间摆动。

不是摇摆不定,是有意的选择。

于是,在《米岛》后,《收脚印的人》再次回到打工场。

依然是与恐惧有关的书写。许多读者只看到了对收容暂住制度的控诉,忽略了隐藏在表象后的真意:对历史与罪恶的回避,才是最大的恐惧。现在,这样的判断依然成立。事实上,在《收脚印的人》之前,我写了中篇小说《人罪》,我写下的,是中国式虚伪的忏悔,是这片土地上复活之不可能。

2017年,我写了长篇科幻小说《如果末日无期》。我的科幻,依然是源于恐惧,对高速发展的科技带来的未知的恐惧。

我似乎热衷于展现恐惧。

事实上,我要给读者看的,从来不只是恐惧。

我要探究的,是我们作为人那不完美的部分。

我用一部又一部作品,努力探究并认识人这种生物。

这算文学吗?

有所谓文学性吗?

对我来说,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是否提供了对社会,对人类的新的认知。

从2000年开始发表小说,到现在20年了,写了20年,想想是件挺恐怖的事。

                                                    2018年2月28日 

阅读王十月

李勇(郑州大学文学院 )

王十月是湖北石首人。这个属于荆州市管辖的县城,我并未去过,但却因为一些特殊的原因,而颇为熟悉。我并不知道,王十月笔下那个名叫“烟村”的村庄,是否是作家本人的故乡。但这也并不妨碍我对它的熟悉,因为这个被他眷恋、厌弃着的村子,也像极了我的故乡。

那些年,我也在为走出故乡而努力。回忆那些不毛的日子,现在感到遥远而陌生。然而,一旦锁定一些具体场景,那些逝去的岁月,便恍如昨日般清晰起来:那个僻陋的县城,升学率惨淡的中学,那些黯淡无光的苦读的夜晚……高中第一个学期结束后,因为生病,不得不休学在家,整整大半年的时间,无所事事。回到远离县城的村里,和一些毛孩子整日厮混在一起。他们都是无学可上的——在当年,村里同龄人,读到初中毕业的已经不多,考上高中更是凤毛麟角。而那个考上高中的,现在也回来了。不过,一起厮混的他们,年龄都比我小。我的同龄人,基本都去打工了。北京、广东、济南、烟台、青岛,甚或县城。村里不时会收到远方来的消息,在那个割麦还用镰刀、全村只有一部电话的年代,这些消息,带给村人更多的是兴奋,而不是牵挂、悲苦——至少当时我的印象是如此。可能也正是这个缘故,我那时羡慕着远方的他们。加上在家时日过长,对学校生活日渐生疏以至恐惧,我开始认真地考虑:我是否应该像他们一样呢?

这个想法后来没有付诸实施,要感谢一位邻家大哥。他大我十岁左右,初中没毕业便辍学,但他心灵手巧,吹口琴、拉二胡、写毛笔字,样样精通。此外,他还喜欢文学。那时,常有写着他名字的“XX收”的笔友来信,千里迢迢送到我家(我父亲是村支书,村支部也设在我家)。我总是主动请缨给他送去。我喜欢去送这些天南海北来的信,它们带着远方的气息,激起我无限好奇和艳羡。是啊,什么时候我也能收到一封“笔友来信”呢?在邻家大哥四壁空空的家里,我看过一本名叫《鸭绿江》的杂志,似乎也看过发表着他诗歌的报纸……

后来,有天傍晚回家,却看到他和我父亲正相对而坐,沉默、凝重。邻家大哥走后我才知道,原来他收到一封北京某杂志社来信,邀他参加笔会,但路费须“所在单位”报销。于是他便来找父亲。这怎么能报销呢?父亲叹道,花费多少不说,没有名目啊……当时是90年代后期,对那时的农村来说,引资、修路、致富,是“名目”,但“笔会”不是。也许,对于说服一个为收几百块钱提留款年年都鸡飞狗跳的村子,出钱供一个青年参加什么“笔会”,父亲是没有任何信心的吧。事情后来也就不了了之。但我却永远记住了邻家大哥和父亲默然相对的情景,也记住了他出门时的黯然背影。后来我回到学校,努力考大学,不知是否和这个难以抹去的记忆有关。

人生就是如此,回首来路,我们总会发现,其实有很多很多生命节点会让我和后来所走的这条路擦肩而过。我常常情不自禁地问自己:如果真的擦肩而过,现在我会是什么样子?读王十月的作品,这个问号便一直在脑海里盘旋。我总是不自觉地将他和邻家大哥联系起来:文学、青年、离开……人生在世,意志和机缘决定了我们的命运。但对他们而言,那命运的起点,应该都是一样的吧?当然,这追问还可以反诸我自己。

这样想时,便不免感到幸运。不管是对于观察者、评论者我,还是对于被观察者、被评论者王十月而言,我们都算是命运的垂青者。对于这样的人而言,返回头再去看那段生活,那段历史,我们是否能够看到和体验到一些别人——那些不曾拥有这种幸或不幸历史的人——所无法看到和体验到的东西呢?

世纪之初发表的《出租屋里的磨刀声》(2001),是王十月的处女作。这个今天看来在艺术上尚显生涩和幼稚的处女作,在另外一些方面却表现着它的成熟。如阴森气氛的营造:那种悬念重重、步步推进的叙事节奏,显现着一种力道。再如它标题的夺人眼球:混合着阴谋、杀戮、血腥之气的“磨刀声”,加上让疏于底层生活的人感到新异的“出租屋”……这一切,使得这个小说有一种先声夺人的气质。在世纪初的当时,它和其他许多具有同样气质的小说,如陈应松的《马嘶岭血案》、鬼子的《被雨淋湿的河》等,一道构成了文坛声势浩大的“底层文学”。

新世纪之初的“底层文学”,造就了一批底层作家,最具代表性的,当然就是王十月、郑小琼等“打工作家”。他们的人生路大同小异:出身乡村,打工谋生,业余写作,并凭借写作,完成身份转型。同质的生命过程,造就着共性的文学气质。在《出租屋里的磨刀声》中,我们能看到当年“底层文学”的共性气质:强烈的社会批判意识,高昂的道德激情,冲击力十足的故事和饱满的感情……

不过,在这些共性气质中,《出租屋里的磨刀声》也是个性突出的。在那个后来被无数底层写作者重复得了无新意的“复仇”故事中,王十月表面上主要着墨于打工仔天右,但实际上他真正突出的,却是那个“磨刀人”——这个在老家本来安分守己的乡村教师,在城市的残酷生存中,面对妻子出卖身体维持生计,只能以夜夜磨刀来消解心中的憎恨与屈辱。在这里,值得注意的,不是对底层生存之痛的揭示,而是它更深入地触及了蕴藏于底层生命心底里“罪与罚”的纠结。这种纠结,溢出于一般的“复仇”叙事的伦理架构,更深刻地触及了人性和道德。我们甚至可以以一种更浅显的方式追问——“磨刀人”是否有我们自己的影子?因为我们完全可以将王十月所施之于“磨刀人”的那种尖锐化、极端化的处境,进行日常化的还原,进而更普遍地发问:当我们面对不公和罪恶(这些不公和罪恶离我们或近或远)的时候,我们是如何自处的?

这篇小说,是十多年前读的。当时并没有特别的感触,甚至时隔多年,已经忘记了它具体的故事情节,而只记得它异常醒目的标题。但今天重读,却想到很多。可能因为在这个社会浸淫日深,便越能感受到一种“共犯性”的罪恶,从而在心里生出不安。但在当年,正为了毕业和生计“奋斗”的自己,却并不曾体验到这一点。我甚至也怀疑,当年同样也在“奋斗”着的、写这个小说时的王十月,他意识到这一点了吗?

不管怎样,王十月在写作的路上一直坚持了下来。说坚持,似乎需要某种克服坎坷的意志,而至少从表面看来,王十月的写作之路并不曾有太明显的坎坷,甚至,他还是一帆风顺的。不过因为毕业后研究对象转移,我并没有对他的创作进行持续关注,我只知道他写了更多小说,获得各种奖项,但遗憾和惭愧的是,它们并未全读。不过即便在零散的阅读中,他的作品仍给我深刻的印象。

2014年发表的《人罪》,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出租屋里的磨刀声》所潜伏的那个主题的继续。“磨刀人”身上所负载的那个伦理难题,在《人罪》中更鲜明地被呈现出来:多年之前的某乡村中学,教务主任陈庚银动用私权,偷偷扣留了一个名叫陈责我的学生的录取通知书,而让他的外甥冒名顶替上了大学,多年之后,大学毕业、娶妻生子,并在当地法院成为一名法官的“陈责我”,被授命为一桩杀人案的主审官,而被告——那个一怒之下杀死城管的小贩——竟然就是当年被顶替的陈责我。命运让当年两个秘密被牵连在一起的人,再一次神奇地牵连在一起。

如果说当年“磨刀人”的伦理难题尚不是那么鲜明的话,那么,法官陈则我(以及他舅舅陈庚银)的伦理难题则清晰无比地凸显出来了。他们是明明确确的害人者,而面对当年所犯下的罪恶,他们该何去何从?王十月是个非常善于讲故事的人。尽管《人罪》明显取自前些年的热点新闻,但能将这种热点抓住,并一步步设计、转换成文学故事,则不仅需要敏锐的社会感知,更需要文学能力。然而只是讲好一个故事,对于写作《人罪》这样的小说的王十月来说,显然是不满足的。讲述这个“罪与罚”的故事,他明显有更高的追求。其实,《人罪》无论从哪方面看,都无法不让我们想到托尔斯泰的名篇《复活》。不过,和托尔斯泰的故事相比,《人罪》显然还是有些过于单薄了,它只是择取了“罪与罚”故事中那最尖锐、最激烈的部分——罪恶如何发生、如何暴露、如何应对。而托尔斯泰的作品中,最让人难忘的,却恰恰不是罪恶的发生、暴露、应对,而是围绕罪恶所展开的心理纠葛,以及它层层推进、发展变化的过程。

我们注意到,《人罪》中,当“法官陈责我”的难题被呈现出来之后,他的舅舅陈庚银、妻子杜梅等也一同出场,他们与这桩罪恶的关联、对它的态度,其实无形中在分担着这个难题的重量。这样所导致的一个结果,便是小说整个叙事——从“法官陈责我”陷入困境到摆脱困境——的重点不知不觉已经放在了“故事”上。而在《复活》中,整个小说的重点则是聂赫留多夫的心理挣扎与蜕变。我们看到,聂赫留多夫从认出玛丝洛娃的一刻开始,便陷入了剧烈的心理斗争,继而他开始认罪、忏悔,并决心陪伴玛丝洛娃流放以赎罪。也就是说,《复活》不仅仅讲述了一个“罪与罚”的故事,更讲述了故事背后的人性挣扎和道德可能。这可能也是古往今来在如许多关于“罪与罚”的故事中,《复活》最动人、最伟大的地方。

当然,王十月并非托尔斯泰,中国也不是俄罗斯,而中国大地上的“法官陈责我”可能永远也成不了聂赫留多夫。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作者在其他方面成为不了托尔斯泰。在《复活》中,除了灵魂的挣扎和付之于行动的赎罪令人动容外,还有一个让人印象至深之处,那就是对于当时俄国社会历史的呈现:地主和贵族的生活,俄罗斯的司法制度、土地制度,监狱,农奴和地主的关系,等等。可以说,托尔斯泰通过一个并不复杂的“罪与罚”的故事,向我们展现了当时俄国的整个社会。而其实,只有了解了那样一个俄国社会,我们才会真正了解那样的聂赫留多夫和玛丝洛娃。

所以,读《人罪》,一边感叹作家的机敏和才华的同时,一边也感到一种不满足。这种不满足,在《收脚印的人》(2015)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弥补。这部长篇小说首先在长度和容量上,突破了《人罪》作为一个中篇表现社会历史所受的限制。它以一个将死之人临终前收脚印的神异方式,回顾过往生命历程,并对于这段历程中所潜藏的一桩让他死不瞑目的罪恶,进行揭露。小说让人印象最深的有两点:第一,是由主人公王端午身上所表现出来的执拗地追罪、认罪的忏悔意识;第二,是小说所展现的从上世纪90年代直到今天的中国南方的改革发展史。

主人公王端午早年赴南方打工,在和同伴黄德基、李中标、马有贵一起混迹于保安队的日子里,他们共同杀害了一个名叫北川的打工妹。多年后,成为知名作家的王端午被告知生命无多,潜藏在他记忆深处的那桩罪恶,开始让他坐卧不宁,并最终决定揭发。但是现今已升任地方高官的黄德基、身为明星企业家的李中标,却都不出意外地拒绝和他一同认罪。在逼迫无效,试图同归于尽也失败之后,王端午被作为精神妄想症患者接受控制和问询。在问询中,他开始讲述他的生命历史……

王端午的知罪、认罪、究罪,是整个小说的叙事轴心。值得注意的是,不管王端午还是黄德基、李中标,他们都是这个社会的成功人士,而且颇为巧合的是,他们分属了“官”、“学”、“商”三种不同身份,而这三种身份当然也囊括了目前中国社会的整个所谓“成功阶层”。而对于这个阶层,王十月认为他们是有罪的。王端午等杀害了北川,这是王十月讲述的表层故事;而他没有直接讲述的,则是通过这个故事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得到的千千万万的杀害的故事。这种杀害,造就了成功者。而当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北川这样的受害者们,却被掩埋、遗忘。王十月藉由王端午所做的,就是反抗这种掩埋和遗忘。

《收脚印的人》让人想到一个词:“原罪”。事实上,这个词在小说中不止一次出现。对“原罪”的感知,也让王端午决定揭发。王端午的生命轨迹,暗合着王十月的生命轨迹,而他的知罪、认罪、究罪,显然也代表着作家的意愿和态度。这种意愿和态度,结合以作家的生命史,会让我们生出更多的感慨:设想,如果王十月没有早年的生命经历,他是否会写出这样的作品?而王端午究罪时所遇到的阻力,又多大程度上暴露着王十月的愤慨和无奈?……不过,他的愤慨又是多么虚弱啊!在小说中,王端午一再地自我怀疑:如果不是自己大限将至,自己会认罪吗?这个怀疑,让愤慨变为了羞愧,以至于绝望。然而,我们还可以接着追问:这羞愧和绝望,难道只是王端午和王十月的吗?

小说另一个让人印象深刻的,是对社会历史的呈现。王端午回到曾经打工的地方“收脚印”,由此向我们重现了一个打工仔血泪斑斑的打工史。真实的打工史可能远比小说丰富、复杂,但即便从小说来看,很多也已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小说中,王端午灵魂出窍回到当年的收容所,看到了当年发生的一个场景:

我已经忘记了当年那馒头和青菜煮粥的滋味。……我看见,我咬了一口馒头,慢慢吞下去。然后喝一口粥,差点吐了,但我没有吐。因为就在我前面,一位新进来的将粥吐了,这会儿,正被两个管教轮番用耳光侍候。在一轮耳光之后,一个管教将一碗粥倒在地上,又踩了几脚,然后勒令那个吐掉粥的男子趴在地上,将粥舔食干净。

收容所里是非人的生活。他们所吃的粥,会导致腹泻,有人甚至因此不治。那里被囚禁的,是源源不断被送来的打工仔,那些离家千里、带着希望而来的打工仔、打工妹、甚至大学生(如“眼镜”),被作为非法居留者,遭受囚禁、打骂、虐待。有的甚至被逼死、强暴、贩卖,就像北川和阿立。而黄德基、李中标那些“治安仔”,则借用权力无耻榨取打工者血汗,满足龌龊私欲。

读这些,很容易让人想到当年被指责患有“苦难焦虑症”的“底层文学”。但是,在《收脚印的人》中,我却并没有感到那种人为制造苦难的刻意,反而读出了一种难言的愤怒和沉重。因为当作者将他所讲述每一个故事、每一个生命的被侮辱和被损害,都指向一种不合理的成规和现实的时候,这些苦难实际上已经不单单是苦难,而是对社会历史和现实的整体性反思。而有了这种整体性反思,作家所描述的苦难,即便我们未曾经历,但也知道它们并不虚假,甚至在现在和未来仍在发生、可能会发生。

当然,倘若以反映社会历史的力度来衡量《收脚印的人》的话,我仍然觉得它是有遗憾的。尽管它向我们展示了90年代南方发展历史的 “后街”——野蛮的收容制度,官商勾结,超出常人想象的底层生命的被侮辱和被损害……但是这些“展示”所触及的社会历史的广度和深度,还是可以再加强。

比如,小说让人印象最深的一处,是描写“南头关”——“南头关是一道无法逾越的障碍,横亘在城乡之间”,无数的打工者为了通关,想尽办法、受尽盘剥、吃够苦头。一如作品中“王十月”(作者化身为小说人物出现)所言,南头关“代表的是中国制造的伤口”。这个“伤口”所承载的历史,其丰厚程度,可以说再怎么形容都不为过。而王端午和李中标辛酸的南头关记忆,因应了这历史的丰厚,同样成为了小说最饱满丰厚、最让人难以忘怀的部分。但与此相映的是,黄德基的官场“奋斗”史,李中标的商业发迹史等等,则被描写得粗略、空疏。另外,小说中还有一些细节和线索,如“云雀”的复仇,阿立的被贩卖,甚至作为整个小说最大悬念的北川之死等,也都写得似乎不够精细、充分。

造成这方面问题的原因可能比较复杂,因为写作必然要涉及方方面面。但其中有一点,也许与此有关。那就是作者对“现代”叙事技法的尝试,比如“收脚印”这样的情节设置等。这些貌似新颖别致的叙事技法,其实在作品中可能恰恰暴露了它们的问题。比如用“套装”的方式插入“云雀”复仇一节,这除了在小说形式上显得“现代”外,对于故事本身的推进、思想力的增强,实际上并无太大助益。就像同样的多线并述阿立、北川等人的悲剧也是如此,线索铺设过多,反而分散了精力,其实倒不如集中力量主攻一个人物故事(北川之死),这样可能更有力度。

看得出,作者在叙事技巧上是颇费心思的。但它的效果却值得商榷。比如“收脚印”这个点,一开始确实让人眼前一亮,但随着故事进行,它的魅力似乎逐渐销减,当我们看到,“收脚印”最终竟成为王端午揭开一桩桩罪恶的“关键”,而王端午也正是因此而被人视为精神有问题,从而受到监禁、审讯的时候,我们便感到它在逻辑上有些乏力。因为这个情节本身是虚幻的,而作者让它发挥的却是如此实之又实的功效,于是这里便出现了一种难以言表的不谐感。当然,如果说只是为了给小说增添一种神异色彩、地域文化元素的话,这个点倒是可以挖掘、打磨,但王十月的初衷显然不在于此,至少不止于此。

今天的作家大都不甘于那种朴素的、现实主义的写作,总认为那是陈旧过时、了无新意的。但其实,艺术的真谛永远不变,在求新求异之风鼓荡的今天,朴素的现实主义的文学可能更具魅力。在这方面,《寻根团》(2011)也许是一个绝佳例证。不妨先说一句:在目前我所读的不够全面的王十月的作品中,我觉得这是最好的一个。无论从叙事技巧,还是人物塑造,乃至于情感的饱满程度,以及社会历史面的触及等,都是如此。这个作品和其他几个作品一样,主人公也姓王,叫王六一。王六一也是打工出身,现在是作家。一次共同欢迎家乡父母官的宴会,催生了一次包括王六一在内,集结了大大小小几十位老板,外加当年和王六一一起出来打工,而今却身患不治之症的马有贵的返乡寻根之旅。王六一栖身于兴高采烈的大老板、栖栖遑遑的马有贵中间,受到故乡高官接待,看到繁华和虚荣,也看到自己的卑微。待他回到烟村,重回十年未回的家乡,探视旧居,拜祭父母,他也便更进一步置身于了自己曾无比熟悉的荒漠感之中。而这由愚昧落后带来的荒漠感,更因为新的社会转型(工厂的修建等),而具有了一种喧嚣涌动着的新时代特征。

一个新的“返乡”故事就这样出场了。在这个以王六一为视角和中心所呈现的返乡故事中,所涉空间由都市而县城而村镇,所涉人员有政府官员、大小老板、作家记者、打工仔和村民百姓,所展现的现实则包含了城市中产者的窘困、底层打工者的不幸、政商勾结、乡村颓败,等等。可以说,在一个篇幅有限的中篇小说中,集中囊括这么多鲜活的时代元素,且它们互相勾连,共同形成一个毫不冗杂混乱、流畅有机的整体,这是颇让人赞叹的。

将这个小说与《收脚印的人》相比会发现,它完全没有后者那种在艺术技巧上的求新求异,但却反而更给人以一种丰富厚重、浑然天成之感。里面作者也调用了一些神异文化元素(如马有贵死前托梦等),但这些神异文化元素因为被植入了一个愚昧而落后的乡村世界,而并不显得扦格突兀。读这篇作品,明显感到作者在创作的时候有一种如鱼得水之感(不知道真实的情况是否如此)。我相信,写作的流畅和浑然天成才会带来阅读的同感。不过,这种流畅和浑然天成又是如何造成的呢?

首先应该还是这个小说所处理的题材的缘故。这倒不是说因为乡村(故乡)连通着作者早期的生命记忆,从而调动他最真实饱满的情感,这个当然没错,但并不尽然。这个返乡的故事,其实所牵扯的面向已经超出了简单的“故乡”,而是如前面所说的更为广阔。但又必须承认的是,这个更广阔的世界,所植根的还是作者心心念念的“故乡”。从这个原点出发,我们看到在城市生活中寒酸窘迫的作家王六一,看到殒命的马有贵,看到那些表面光鲜亮丽、欢呼雀跃实则惶恐不安的“成功者”……这缠缠绕绕、勾勾连连的一切,都曲曲折折关联到那个“原点”。而王十月就是从那个“原点”出发的,而今他又回到那个“原点”,并安排王六一串联起它辐射的一切。也就是说,写这个小说,所源于的是作者最真实、最饱满的牵挂,所调动的则是他过去和现在最熟悉的生活。当这份牵挂在“过去”和“现在”所构筑的时空中被激起时,我们也便看到了小说中最动人的一段描写:

第二天一早,王六一离开了故乡。依然是清晨,和二十年前的清晨并无二样。人家的鸡子在打鸣,狗子在叫。不一样的是,伴他同行的,不再是马有贵,而是他的堂兄堂嫂。再也没有了父母的牵挂的眼神,有的是秋喜奔丧回家的痛哭声。王六一的意识里,也不再是闯广东,而是回广东。但王六一又分明觉得,这还是二十年前的那个清晨,还是那样一条通向远方的公路。走到湖边,王六一回头一望,看见湖边的山坡上,父母(笔者注:他们其实都已过世)在朝他挥手。王六一也朝父母挥了挥手。王中秋说,六一你干吗呢?王六一说,不干吗。

离乡者带着乡愁返乡,重又带着新的乡愁离乡,父母已逝,少年新老,此去一片茫茫。这一段,可以说写尽了一个离乡者,在一个天地易变的时代里,那种至大而无告的哀伤。读到这段时,我悲茫地感到,作者行笔至此,一定是有些不能自已的吧。

对于王十月这样的作家而言,最珍贵的我想还是在于他们所拥有的那独一无二的生命经验和生命记忆,而拥有这些经验和记忆的他们,也定然有着对这个世界特别的热情、激情和信念吧。这种热情、激情和信念,让他们走向了文学,让打工者王世孝成为了作家王十月。而我们这个激荡变化着的时代,确实需要一些真正了解它,并有意愿、也有能力记录它的心灵吧?王十月说:“我的写作,不过有话要说。在这众声喧哗中,若还有人通过我的小说,听到另一种声音,这声音虽微弱,毕竟发出过,我就满足了。”对于这样的王十月,我们没有理由不抱有最深切的期待。

这期待于我也许有更私人的原因。我总是不自觉地把王十月想象成我那个邻家大哥,我想象着他当年的黯然神伤,也想象着他不放弃,并成功逃离——然而,事实上并没有。所以,那些落入尘埃的生命,那些委顿的、挫折的、令人心痛的梦想,也是应该被记录下来的。所以,就让我们祝福并期望于王十月这样的写作者吧。(完)

2018-6-7于台湾新竹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陈映真评传》(17BZW158);河南省高等学校青年骨干教师资助项目《海峡两岸社会转型期现实主义文学比较》(2016GGJS-009)阶段性成果。

抗拒荒野

──论王十月的意义

叶  君(黑龙江大学文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一、与命名无关

即便王十月的写作发展到今天,在众多评论者眼中,仍无法剥离“打工文学”的标识,在一种相对固化的场域里展开讨论,进行价值评判,几乎一致认定他是“打工作家”的扛旗者。然而,当屡屡被问及这“被贴标签”的感受,王十月更多表现出一份漠然、无奈,甚至某种难以言说的抗拒:“从头到尾我对这个标签不介意也不拥抱。我曾经打过一个比喻,‘打工作家’这四个字就是我的胎记。这块胎记长在我身上,不能把它洗掉,那就是你的精神烙印,但也用不着一天到晚告诉别人说我这有块胎记,所以我出去介绍从不会说我是‘打工作家’,别人介绍我是‘打工作家’时,我也不会反驳。但那与我的写作无关,我按自己的计划写作就行了”[王十月:《要我写小情小调,根本不可能》,《羊城晚报》,2013年9月23日,B2版。]。

诚然,一个作家及其文字的价值,并不取决于他曾经的身份,还有文字所观照的对象。文学就是文学,作家就是作家,不应该有人为的限定;具体到王十月及其创作,其价值自然与“打工作家”“打工文学”无关。值得注意的是,一方面,命名固然给话题谈论、对象指涉带来方便;但另一方面,一批作家或某种文学现象一旦被命名,无疑又会给观照者带来顽固的角度预设和观照惰性。而对预设观照角度的迁就,往往会使人们有意无意忽视已然被标识的作家群体里那些卓异的个体,还有他们的文字所表现出的全新品质。因为,唯有无视新质,惯性的谈论才能得以迁延。毫无疑问,对某个文学现象和作家群体最为便捷的命名,莫过于仅仅出于对作品所呈事象的描述,以及写作者彼时身份的简单认定,并以之作为文学现象和作家群体的限定词。如此命名,如同贴上一个简陋的标签,只是一个肤浅的标识,来不及深入到被命名对象的内在肌理,更不用说把握其独特品质。

不得不说,“打工文学”“打工作家”便属此类。而随着文学创作和作家群体的发展与分化,“打工文学”这一命名的粗暴、浅陋,以及四个字所传递出的复杂信息,愈益令人感到不适甚至生出恶感。所谓“打工文学”,狭义是指创作主体为“打工者”,描写对象也是“打工者”,亦即打工者描写打工者的文学。然而,少有人质疑一个真正的被工业流水线所牢牢困住的打工者,又如何能够产生“文学”?常识告诉我们,艺术存在门槛。打工仔、打工妹们那些简单的日常事象堆砌、情绪发泄的文字谈不上“文学”;而这个写作群体里的富有天份者迅速越过写作的初始阶段,一旦进入到“文学”层面,而导致的显见事实是──他就不再是打工者了。王十月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盛可以、郑晓琼、曾楚桥等亦然。王十月早已是一位职业作家,打工只是他曾经的经历。以王十月近年来的创作而论,“打工文学”之类的标签尤显滑稽。其创作早已跳脱这个狭隘命名的范囿,构筑了属于自己的独特文学景观。正因如此,一旦进入对王十月的谈论,众多论者都要明确表示对以“打工文学”标识王十月创作的不以为然。近十年前,谢有顺就认为“一个作家,如果没有对现实境遇的卷入和挺进,就意味着他未曾完成对存在的领会。存在是最大的现实。看到了这一点,就知道,把王十月的写作简单地归纳为打工文学或底层文学,其实并不合身”[谢有顺:《现实主义者王十月》,《当代文坛》2009年第3期。]。

我想说的是,诸如“底层叙事”“打工文学”之类命名,带给人的心理不适,或许还在于透过这些概念,所分明传达出的阶级优越感。命名一旦完成,面对被命名群体所出现的创作新变,更有甚者还表现出一种力图固化被命名对象的莫名冲动。例如,鉴于王十月被国内主流文学刊物广泛接纳的良好态势,有论者便担心他一旦进入主流就不再讲述底层,进而建议“打工文学可以借鉴左翼文学传统和艺术经验,执守自己的写作意愿而不必急于向主流文学皈依,以祛除命名的焦虑”[周思明:《打工文学:期待思想与审美的双重飞跃──王十月小说创作论》,《文艺评论》2008年第2期。]。除了向主流文学“皈依”,更令论者担心的自然是王十月创作中出现的所谓“精英化倾向”[周水涛:《王十月打工小说创作的精英化倾向及其他》,《小说评论》2009年第2期。]。而从创作规律来看,一个作家的创作出现变貌自是常态,更何况,王十月本就是那种有着高度写作自觉性的青年作家。批评界对其创作变貌的“警惕”也好,“忧虑”也罢,显然源于“打工文学”“底层叙事”这些概念先入为主的设定。一个优秀作家对写作自觉性的追求,在他们看来不过是为了“祛除命名的焦虑”。在我看来,恰是王十月的创作变貌,让原有的概念指涉变得困难,而给一些评论者的言说带来了焦虑。

在所谓“打工文学”出现三十周年之际,这一概念的命名者对其提出过程进行了详细梳理。体制内知识精英对当年打工仔、打工妹们文学创作的扶植之功诚然令人感佩,然而不可否认的是,“草根/精英”却是这篇文字最为基本而显豁逻辑[杨宏海:《“打工文学”的历史记忆》,《南方文坛》2013年第2期。]。而这才是“打工文学”这一概念无法消抹的胎记。只是,时至今日,一个令人困惑的巨大问题是:何为底层?我们又如何认定王十月为底层,并将其文字视为“底层叙事”?与之相应,我们又何以自诩为“上层”抑或“中层”?事实上,王十月本人十多年前便有类似质疑:“另外有个词也让我心生疑惑,那就是底层。什么是底层?与底层相应的是什么,上层?高层?还是?”[王十月:《关卡》,《天涯》2007年第6期。]在我看来,一个愈发令人不安的社会现实是,不管我们身处何处,当我们自身的权益受到损害而无处伸张,我们便身处底层。是否底层无关其它,实则在于话语权的有无。因而,真正值得警惕的倒是“打工文学”“底层叙事”之类的命名,对“沉默的大多数”的现实境遇的遮蔽。人们或许能理解这些概念提出背后的婉曲,但我无法不表示出对这些概念恶感与抗拒。正如有论者所认为的那样:“这些概念的本质性理解,仍然是阶级式的理解”[胡传吉:《未知肉身的痛,焉知精神的苦──王十月小说论》,《当代文坛》2009年第3期。]。事实上,面对打工群体,一些人自诩的阶级优越,不过是一种空幻。姑且不论这些概念的合理性,我想说的是,它们对王十月的创作早已丧失指涉能力。因此,在谈论王十月时,有的论者自会觉质疑、宅清它与所谈论对象的关系;当然,更有基于概念框定的各种“强说”。如有论者由《寻根团》看到了“打工文学与寻根文学的精神衔接”[柳冬妩:《打工文学与寻根文学的精神衔接──以王十月〈寻根团〉为例》,《创作与评论》2011年第5期。]。更有论者十多年前读到王十月笔下的乡村诗意想象,便自然想到“打工文学的话语困境”,将王十月此举视为一种妥协,并得出结论:“打工文学──坚持还是妥协?这是一个问题”。[冯敏:《打工文学的现状与话语困境──由王十月小说引发的思考》,《南方文坛》2007年第4期。]照文章作者的逻辑,王十月写什么,不写什么,好像就因为“打工文学”这一他人贴上的标签被早已框定。如若不然,便是困境、便是妥协。

正如王十月的自述,“打工文学”的标签,实际上并没有对其创作产生什么影响,其创作始终由都市叙事和乡村叙事两部分构成。而从《国家订单》《无碑》《寻根团》《米岛》《收脚印的人》等作品来看,其文字彰显出愈益浩大的情怀和宏阔的视野,对当下的文学创作具有启示性。王十月及其文学的意义与命名无关,而在于他对自身都市经验和乡村经验的勇敢表达,还有他对当下国人境遇的认知,以及他的抗拒精神。

二、南中国的黑夜

《收脚印的人》(2015)之于王十月,分明带有对其过往都市经验进行反顾与总结的意图。在我看来,是其都市叙事的集大成之作,与此前那些多少泥执于打工事象的篇什相比,彰显完全不同的格局与品貌。

在湖北,“收脚印”似乎是个流传很广的说法,意谓人死前会重走一遍人世的所到之处,作为向此世告别的准备。在王十月笔下,这自然是一个意味深长的象喻。有人对此的解读是:“这也是作家在为身后的沉默群体以及他们的时代‘收脚印’”[郑周明:《王十月:我为一个时代“收脚印”》,《文学报》2016年3月31日,第005版。]。告别一个群体和时代,这对王十月来说似乎不言而喻,但又似乎不仅仅止于此。《收脚印的人》的主人公、叙述人,亦即那个“收脚印的人”王端午,同样是一个由打工仔而成长起来的著名作家,在仅剩的三个月阳世时光里,忙于收集自己进城三十年的“脚印”。在这部虚构性的叙事文本里,作家王十月难以遏抑他那极其峻切的言说冲动,时而将自身经历如实写进小说而与王端午合二为一,时而让王端午跟自己展开对话,大篇幅引入自己多年前所表达的观点,处处现出王十月“有话要说”,而让小说隐现非虚构的品质。对此,他坦言:“我混淆了作者和小说主人公的身份,小说中的王端午,和现实中的王十月,究竟是谁在讲述这个故事?不知庄周梦蝶,蝶梦庄周”[王十月:《收脚印的人·跋》,《收脚印的人》,花城出版社2015年版,第259页。]。而在就这部小说接受访谈时,王十月更强调“文学的意义之一,在于为时代作见证,直面时代主要的真实”[郑周明:《王十月:我为一个时代“收脚印”》,《文学报》2016年3月31日,第005版。]。

那么,透过作家王端午,作家王十月到底要“说”什么?抑或,《收脚印的人》到底要以什么样的个人发现,为一个时代作见证?

我想,答案就在于小说开篇对艾略特《荒原》的部分引述,还有那部闪现于小说不同位置名为《荒原纪事》的未竟之书。它缘起于王端午觉得“荒原”二字,很能代表他“对某段时光、某些往事的概括,或者说对某种心境的描述”[王十月:《收脚印的人》,花城出版社2015年版,第2页。]。而谈及写作计划,王十月同样表示,除了有写短篇的冲动“还有一个计划,是完成规划了多年,只写了一个开头的长篇小说《荒原》”[王十月 高方方:《为都市隐匿者作证──对话王十月》,《百家评论》2013年第3期。]。王端午和王十月的高度叠合,自然不在于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写作计划,更在于两者之间共同存在着一种强烈的内心感受──那就是对社会历史、世道人心极其分明的荒野感。很显然,“荒野化”是王十月凭借自身数十年的都市经验,而达成的对过往历史和眼前现实的洞察。这是他作为作家的卓异之处和勇敢之处。《收脚印的人》从珠三角都市生活的一个侧面,力图写出荒野之所以成为荒野的过程,并以此作为一个时代沉重的见证。

《国家订单》(2008)、《无碑》(2009)无疑标志着王十月都市叙事的成熟,让人看到飘荡在珠三角的打工者的肉身之痛,亦揭示出南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真相。而在人口红利不再,中美贸易摩擦加剧甚至贸易战一触即发的当下,重读王十月的这些文字,自然更其令人感慨。不得不说,作家委实用自己的文字,为时代做了一个见证。而与控诉“肉身之苦”不同,《收脚印的人》毫不留情地指向“制度之恶”,呈现当年的收容制度给那些进城求生者所造成的侮辱与损害。个中最为黑暗的图景,则莫过于这一制度对那些年轻女性的伤害。于是,便有了小说中不断出现的打工妹与“南中国的黑夜”这一组合。

初坠爱河的女孩阿立,因与“我”的一场约会而招致噩梦,被治安队员收容,随即被人贩子赎出,辗转被卖的过程中不断遭到强暴,直到河南省某偏僻山村的一个哑巴成了她最后的卖家。绝望的阿立跟这个陌生的男人生儿育女,多年后,罹患癌症的她在收脚印的时候与“我”相遇于那个美好同时也是噩梦开始的南中国的黑夜。女孩阿喜在“我”面前被治安队员带走的那个南中国的黑夜,生成了“我”的原罪;而女孩北川在一个南中国的黑夜被逼投河而死,则成了“我”始终无法走出的心狱。形形色色的收容事件,让人看到了制度之恶充分激发出的人性之恶,以及世道人心逐渐荒野化的过程。而随着这一制度已成过往,那些黑暗亦随即被消抹,如同没有发生一般,留下的唯有经济高速发展的神话。王十月却自觉将自己的写作作为一种抵抗遗忘、抗拒心灵荒野化的方式:“多年后,我开始写作这部书时,收容造成的恐惧已成历史。但是,当人们在分享一代人付出血泪换来的改革红利时,并未意识到自身背负的罪恶。我们习惯了对社会、对别人的指责,将自己当成受害者,却忘了我们同时也是加害者”[王十月:《回首向来萧瑟处》,《文艺报》2016年2月24日,第003版。]。

女孩北川的故事因讲述被一次次刻意延宕而贯穿小说首尾,成了整部作品的叙事驱动和情绪笼罩。北川之死之所以成为“我”的心狱,就在于收容之恶莫过于此。二十年前,王端午、李中标、马有贵三个打工者进入了黄德基的治安队;拥有了权力之后,针对打工妹、打工仔们的小“恶”遂成常态。漂亮女孩北川的出现,引发黄德基对其身体的垂涎,以查暂住证为由控制了她。北川寻机从禁闭之所逃出,却最终死于四个男人的深夜追捕。一条年轻而美好的生命就此消逝,貌似了无声息;追捕者自此散开,二十年后各自有了全然不同的人生。黄德基当上了公安局长,“从一个编外的治安队烂仔,混到了主管一方警务的地方大员”[王十月:《收脚印的人》,花城出版社2015年版,第64页。];李中标成了腰缠万贯的成功商人;王端午成了著名作家;马有贵仍在继续其打工生涯。四人身份的设定,明显带有社会阶层的指涉与隐喻:拥有权力的官员、拥有金钱的商人、拥有声望的作家、还有除了日渐耗干的身体一无所有的打工者。王十月让他们在多年前共同犯下的一桩罪案面前,展示各自的内心世界。北川之死令“我”(王端午)饱受自我谴责,陷于“一个人的战争”而无力自拔。而透过“我”死前对另外三人的寻找、劝说,企图说服他们以对当年罪孽的直面达至救赎的这一过程,让我们看到了官员的傲慢、商人的畏怯、还有打工者的麻木。对此,“我”感到万分失望。一个理想主义者的失望自是必然,经济高速发展的三十年,并没有丰富人们的心灵世界,相反,却是愈见荒野化。正如小说里王端午抑或是王十月的表述:“我认为,每一个改革开放的获利者,无论是像李中标这样获得了金钱,还是像黄德基这样获得了权力,或者说像我这样获得了名声的获利者,我们都是有罪的人”[王十月:《收脚印的人》,花城出版社2015年版,第131页。]。罪感似乎是原生,差异只在于面对罪感的态度。“我”由失望以至绝望,铤而走险设计毒杀李中标和黄德基。结果,李中标中毒而亡,死亡之约却被黄德基识破。由此,罪孽深重的权力拥有者继续逍遥法外,一个深刻自省的理想主义者却被送上了审判台。众多读者不能接受这一结局,王十月却认为“施虐者如受到了审判,则不是真实的现实。荒原之荒亦在于此”[郑周明:《王十月:我为一个时代“收脚印”》,《文学报》2016年3月31日,第005版。]。

挑开经济高速发展的光鲜外衣,显露人性以及社会的荒野景观,无疑体现了王十月那强大的批判意识和直抵言说限度的巨大勇气。而批判意识和言说勇气的丧失,恰是这个时代的文学极其虚弱的根源。王十月的文字,某种程度上让我感受到了写作的尊严。即便如此,他认为最大的遗憾还是“不够勇敢”,在“最想写的一本书中,有太多回避”[郑周明:《王十月:我为一个时代“收脚印”》,《文学报》2016年3月31日,第005版。]。然而,由他这些自谦为“不够勇敢”的文字,让读者分明意识到,直面荒野才是抗拒荒野的有效之途。在我的理解里,写作之于王十月,是对黑暗的直面,亦是对荒野化的抗拒。

因为自觉抗拒意识的存在,王十月的文字沉重但并不灰颓、绝望。诚然正如有论者所认为的那样,王十月“是现实主义者,但他身上间或焕发出来的理想主义精神,常常令我心生敬意”[谢有顺:《现实主义者王十月》,《当代文坛》2009年第3期。]。这种理想主义精神,投射在王端午身上,也鲜明体现在《无碑》中老乌那“一个人的打工史”中,还有老乌这一形象的塑造上。与《无碑》不同,图景黑暗的《收脚印的人》的理想主义的亮光,更多源自作家始终葆有的原罪感。而原罪意识,同样生成于王十月早年经历的那个“南中国的黑夜”。据其自述:“许多年前,在深圳的松岗,我和一个叫李中标的打工者,冷漠而无情地拒绝了一位四川打工妹的求助,将她推到了如狼似虎的治安员手中。我永远也忘不掉,那个南中国的黑夜,当她哭泣着被治安队员抓走时的情形。这件事成了我灵魂的一个巨大的黑洞。我所有的写作,都源于那个夜晚。我意识到我的罪恶,我得写下这些,我有话要说”[王十月:《回首向来萧瑟处》,《文艺报》2016年2月24日,第003版。]。很多读者从《收脚印的人》里读出了救赎,在我看来,原罪感的葆有,是王十月抗拒心灵荒野化的有效之途。

三、无乡可返

在王十月笔下,与都市叙事相对,其乡村叙事亦极具个性。“农裔城籍”是许多中国现当代作家共有的身份标识,典型如沈从文、汪曾祺、贾平凹等莫不如此。一个进城乡下人的写作,其观照对象自然少不了作为“此处”的城市,还有作为“别处”的乡村;只不过城市是“当下”,乡村是“那时”。进城后,一方面由于一开始难以适应“被抛于”都市的痛感,而生出对于当下的批判意识;另一方面,在空间位移和时序错置的作用下,“那时”的乡村却自然而然被乌托邦化。如此,基于城/乡二元对立的情感态度,便有了沈从文式的乡村想象方式和抒情传统,并在当代文学中得以赓续,典型如贾平凹上世纪80年代“商州系列”的创作。商州世界的美好,几乎成了一个进城乡下人面对都市喋喋不休的夸炫。事实上,对乡村的想象与夸炫,不过是创作者时空错乱症的外在显现,一旦理性回归,笔下便会出现别样的乡村图景。乡村乌托邦想象只是离乡者的精神返乡和故里梦回。既是“梦回”,便总有梦醒时刻,不过时间久暂而已。贾平凹新世纪以来的乡村叙事便是确证。一如王德威所言:“沈从文的原乡情结可以《边城》所召唤桃源梦境为极致,但这寄托块垒的边城到底还是个落入时间陷阱的失乐园”[王德威:《想象中国的方法──历史·小说·叙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31页。]。

“70后”作家中,能达成对沈从文式乡村想象方式和抒情传统的深度传承者,似乎以王十月为仅见。这或许与他到底还是一个“有传统文化底色的文人”[王十月 李德南:《扎根传统 面向时代》,《创作与评论》2014年4月号(下半月刊)。]有关,写作之余书画自娱。而这一点,又跟作为“50后”的贾平凹十分相似,在“70后”中自不多见。不过,正是贾平凹以《秦腔》等长篇小说传达出对乡村的批判性观照之时,王十月却以“烟村系列”试图构建其“水乡世界”。回首当年,王十月坦言“是受沈从文先生和汪曾祺先生的文学观的影响,要写一种‘优美而自然的生活方式’,写一种生活的可能性”;而十四部短篇小说所构筑的水乡世界,是其“童年记忆中的乡村,一个不存在于当下的乡村”[王十月 高方方:《为都市隐匿者作证──对话王十月》,《百家评论》2013年第3期。]。除了地域风貌、个人趣味、乡村经验的不同,在写作动机与表达旨归上,王十月笔下的“水乡世界”与沈从文、贾平凹笔下的“湘西世界”“商州世界”非常相似。彰显了这一乡村叙事传统的代际传承。只是,跟上两代作家相比,王十月的精神返乡与故里梦回却非常短暂。亦即,关于城市/乡村的情理悖谬,作为一种心理机制,在王十月身上表现为只有短暂的乡村情感流连,理性旋即占了上风。其后,他多次谈到“事实上那种生存状态是我想象中的、渴望的方式,在我家乡是不存在的”[王十月:《要我写小情小调,根本不可能》,《羊城晚报》,2013年9月23日,B2版。]。

我想说的是,稍加推究,王十月的乡土之梦之所以破灭得如此之快,或许根源于包括他在内的这一代人,对城市和乡村早有了超越简单二元对立的认知:“我到了城里,但从不觉得自己是城里人,跟城里的生活还是有点格格不入。可事实上我热爱城市,我跟很多认为‘乡村美,城市恶’的作家不一样,否则我不会到城市来。城市确实给人生长的空间更大,农村有很多东西不是我们理想中的状态,可那毕竟是生我养我的地方。可我回不去,我在那又没户口,又没土地”[王十月:《要我写小情小调,根本不可能》,《羊城晚报》,2013年9月23日,B2版。]。而出于对故乡的回望与审视,“烟村系列”之后,《寻根团》(2011)、《米岛》(2013)便呈现出别样的乡村图景。

在这两部作品里,王十月所传达出的乡村发现,某种意义上,与其都市叙事对城市的认知趋于一致,那便是乡村正遭遇无法遏制的荒野化。他笔下那个诗意的水乡烟村早已不复存在,置于前景的只是一片荒野。《寻根团》应该是王十月迄今最为成功的作品,而作为典型的返乡叙事,它让人不禁想起鲁迅的《故乡》。百余年来导致中国乡村荒野化的根源殊异,不同代际的作家所呈现的图景却如此一致。几十位当年的打工仔,在珠三角经过一番打拼,现如今都成了腰缠万贯的商人,社会的“成功人士”。他们那“富贵还乡”的虚荣与楚州地方政府“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工作思路一拍即合,于是,策划出这次“楚州籍旅粤商人回乡投资考察文化”之旅。裹挟在“寻根团”里的两个异数,一为经济上并不宽裕的楚州籍著名作家王六一;一为被二十多年打工生涯耗干了身体,怀揣二十万尘肺病补偿款的“老打工仔”马有贵。

前文说过,“烟村系列”不过是王十月精神返乡的产物;一旦回到故乡现场,观照视角的诗意被剥离,真实的乡村图景便得以裸裎。烟村最具冲击力的荒野化景观,莫过于王六一返回老屋所见。到家门口的路,早已被齐腰深的苦艾、野草封堵,老屋需要蹚进去才能艰难接近。首先映入眼帘的邻居家,早已屋空多年,蛛网结尘、荒草萋萋;转过去便是自己的家:“家还是那个家,只是已经破败,屋顶中间塌了下去,几根巨大的竹突破了屋顶穿堂而出,荒草苦艾一直蔓延到了台阶上,铺过水泥的台阶被窜出来的竹根顶得七拱八翘”[王十月:《寻根团》,《人民文学》2011年第5期。]。这名副其实的荒野化,显然根源于随城市化进程而来的乡村空心化。然而,如果说苦艾、荒草封路,竹子疯长侵入屋内,还只是烟村荒野化的外在表征的话,那么,其内里更表现为乡村世道人心之变。昔日温煦的人际早已不复存在,离乡游子归来,引不起忙于打麻将的老人们的兴趣,直至牌局终了,王六一便被老者们七嘴八舌地追问在外挣了多少钱,并好奇于他是否真的如传说中的那样一个字一块钱。如此情景让人看到心灵空虚和金钱至上已然没有城乡之别。一如《收脚印的人》,人心的荒野化才是更令人震悚的图景。在父母坟头,当王六一发现低声下气,做了一辈子老好人的父母,死后竟被人钉了桃木桩施以恶咒时,他立时觉得“此次回家寻根,根没寻到,倒把对根的情感给斩断了”;从此,无论在现实还是精神层面,他都变成了一个“没有故乡的人”,“成了一缕飘荡在城乡之间的离魂”[王十月:《寻根团》,《人民文学》2011年第5期。]。一个返乡者发现自己早已无乡可返,自然是王十月最沉重的乡村发现。烟村的世道人心之“荒”,更随着马有贵之死而得以彰显。他那在王六一帮助下,从工厂所争取来的二十万职业病补偿,不想返乡后这活命钱却成了夺命钱。马有贵的父亲逼迫儿子将钱交出由其保管,为的是怕儿子死后被儿媳独吞,而儿媳一旦改嫁,钱便不再姓马。面对父亲有违自己意愿的逼迫,最终导致马有贵服毒而亡。金钱对亲情的挤压,还有乡村伦理道德的崩坏可见一斑,让人看到今日乡村愚昧与黑暗的程度丝毫不输城市。抑或,人心的荒野化如同瘟疫蔓延,早已不分城市乡村。

除了“乡不可返”,《寻根团》还揭示出那个曾经的美丽水乡已然不可居留。地方政府为了招商引资,无视环境风险,让大量化工企业进驻,导致生存环境的急剧恶化。这曾经发生在珠三角的一切,不想复制在当年打工仔们的故乡。《无碑》里的老乌以自己的打工史,见证了美丽的瑶台村不觉中失去了碧绿的河涌、大片的蕉林,还有乡村宁静。王十月说《寻根团》的创作缘起于回乡“听父亲讲村里的人事,许多我童年时的玩伴已死去,死于癌症。化工厂正在改变着乡村的生态。村民意识到了这种改变将带来的灾难,但他们无力阻止,也无心阻止。他们不会发出呐喊,哪怕是轻微的反抗……逆来顺受,这是他们的生存方式──沉默,安于命运的安排。这愈加让我心痛。回来后,我写下了中篇小说《寻根团》,那是我第一次因文学回望并审视我的故乡,打量那片土地上人的生存困境与精神苦难”[王十月:《后记》,《米岛》,作家出版社2013年版,第424页。]。痛心于乡村的沉默,《寻根团》里便出现了一个反抗者王中秋。只是,这个乡村知识分子的“一个人的抗争”,一如《无碑》里分别发生在李钟、老乌身上那“一个人的罢工”,悲壮而于事无补。权力的威压,加上村民很容易被小小的利益分化,而无视哪怕就等在不远处的生存困境。即便如此,这不时出现在王十月笔下的一个人的壮举,却是他作为一个理想主义者的情怀的流露。

长篇小说《米岛》在更大规模上承续了对故乡的回望与审视。有所节制的魔幻色彩,某种程度上符合了外省对湖北人那“楚人尚巫”的想象。然而,在我看来,魔幻只是一种外在形式,甚至个人趣味,似乎也没有给小说带来更多光彩。《米岛》的动人之处,无疑还是源于写实的力量。而跟《寻根团》不同的是,它在一种更其宏阔而深远的历史背景下,呈现一个村庄的变迁。很大程度上,米岛的历史亦是中国乡村的历史,正如作者所说的那样:“米岛是我故乡的缩影,其所经历的,是中国成千上万的乡村正在经历的”[王十月:《后记》,《米岛》,作家出版社2013年版,第426页。]。只是,细细品味,米岛的历史亦不过是一部乡村逐渐荒野化的历史。摧残人性的政治运动、伴随现代化而带来的价值观扭曲、城市化进程所导致的空心化、直至城镇化而来的生存威胁,这些都是不同时期导致乡村荒野化的推手。而从王十月的写作里,可以看到一个作家直面这一切时所传达出的感伤、愤怒,还有抗拒。抗拒荒野化,才是留住故乡的方式。

令人感慨的是,当下文学创作过度沉溺于私人经验的表达,实在太过久长。这是小时代,也是大时代,是一个理应产生大作家的时代。由转型而导致深刻的社会变貌和诸多社会问题的纠结,关键在于写作者是否具有直面当下,以文字为时代作见证的勇气。而在现实处境和精神世界都在加剧荒野化的时代,王十月的文字以直面的姿态,传达出了对都市和乡村荒野的极力抗拒。我以为,这是作家王十月的意义所在。

(项目来源:2012年度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编号:12BZW113)


作为时代在场者的见证文学

——论王十月的小说

李俏梅

摘要:王十月的小说,可以说是“一个时代在场者的见证文学”。他的写作,触及的是一个生生不已的巨大的流动生活体,他既有宏阔的眼光来理解这个生活体的结构性位置,也能深入到这个生活体的内部,纤毫毕现地还原这个生活体的具体场景和人物的心理——精神世界以及它运行的内在逻辑,而对其中的罪责做见证式书写和不懈怠的追问亦是其不可或缺的内容。贴近现实、对现实恰如其分的书写是王十月小说的最大特色,然而在此基础上,他的小说亦可以获得更为深刻的象征性解读,具有超越的力量。

关键词:王十月;时代在场者;见证文学;超越

如果必须用一句话来概括一个作家的写作,那么我愿意用“作为时代在场者的见证文学”来概括王十月。王十月的写作,从描写上世纪90年代打工者的生活出发,到转型期的乡村系列,到更为综合性的现代经验的书写,题材上越来越广阔,然而莫不紧贴着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人的流动性的生活经验和内在精神世界这个最大的“中国现实”,他是我们这个时代当之无愧的“历史的书记官”。他的写作,进入了未必是当代每一个中国人都体验了的“肉身之痛与精神之苦”[ 胡传吉《未知肉身的痛,焉知精神的苦——王十月小说论》,载《当代文坛》2009年6月第3期,第50页。],也必成为后来的人们回望这个时代的可靠依凭。

一、时代自行生长出能够表述它自己的作家

王十月是靠自己的“野蛮生长”产生的作家。所谓野蛮生长,指的是外部条件对于一个作家的成长来说似乎非常匮乏,包括受教育的程度、写作条件等等,除了生活的苦难和写作的意志,似乎没有什么有助于这个作家的诞生,而他们偏偏诞生了。王十月就是这样的作家。王十月,1972年出生于湖北石首,初中毕业后十六岁就出来打工,如他在很多小说中写到的人物,拖着一条“蛇皮袋”,离开了清晨的村庄,从此把自己抛入了命运的汪洋大海之中,走过很多城市,家乡的县城、武汉和珠江三角洲的佛山、东莞、深圳、广州,干过无数工种,经历过失业和流浪的痛楚以及其他的因缘际遇,最后奇迹般地把自己培养成了一个知名的作家。

王十月最初的写作动力来自于“抚慰自身”,只是由于他所写的群体的特殊性,所以也就成为了这个群体生活的“见证”。越到后来,他那种通过写作见证历史的意识越来越自觉和清晰。在一篇访谈中,他谈到他的写作是“为都市隐匿者做见证”[王十月高方方《百家评论》,2013年第3期];在《收脚印的人》里他通过人物之口,说“我很早就知道我写作的价值所在。我曾说过,我想做一个时代的记录员,记录我们这一个群体所经历的不为人知的生活。”[王十月《收脚印的人》,花城出版社2015年,第96页。]而在最近的一篇短文里,他意识到他所做的不仅是在记录他所在那个群体的生活,他所写下的同时是一个特定时期的国家记忆和历史记忆。他说“这是中国前所未有的景象,数亿农民离开了土地,离开了固守的地域,在大地上流动。而这流动带来的一系列复杂的改变,这背后的酸甜苦辣,这背后的国家意志与个人梦想,造就了中国神话。这是近 40 年来,中国最主要的真实。如果中国作家无视这个巨大的真实,回避它,不去书写,这代作家是不称职的。正如,如果唐诗没有杜甫用他沉郁的诗歌将个人离乱与家国动荡记录在案,那一代诗人是失职的一样。”[王十月《流动,近四十年最主要的中国经验》,《文艺报》2017年6月14日。]关于他所说的这个“中国最大的真实”,我想很多人都认同,但也不是所有作家都有写出它的条件。是超过十年的近乎残酷的打工经验磨砺了王十月,也给了王十月机会。他从最底层的跌打滚爬中起身,穿过生活的风风雨雨,经由手中的笔进入到城市的中产阶层和知识阶层,这其中的肉身经验的丰富性不是纯书斋作家们可以比拟的,也使得他对现实的书写更为深广。我们常常有一种感觉,即使是当代最有写作实力的那些作家,他们写得好的还是他们年轻时期六七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初的那段生活,而一旦描写当下的现实生活,就表现出某种漫画化、狂欢化、极端化的风格,比如余华的《兄弟》(下)、莫言的《酒国》及《丰乳肥臀》的当代部分,都是如此。这里暴露出的实则是肉身经验的不足。相反,王十月的书写更加从容、节制而结实,即使他的某些作品不拒绝魔幻现实主义的手法,他给读者的最终印象依然是:他恰如其分地写出了一个更为辩证和更有灵魂深度的现实,他是时代自行生长出来的可以如其所是地表述它自身的作家。

二、写出一个生生不已的巨大现实的复杂性及其细腻纹理

王十月的写作通常被称为“打工文学”或“底层文学”。对于这样的命名,王十月并不很认同。早期,他的创作主要是反映打工生活的,然而随着他经历的开阔,他写作的范围其实已经远远超越了打工题材,涉及到转型期的城市、乡村及其中各个阶层,是一个巨大的社会生活体。比如《寻根团》就写出了改革开放前沿广东和家乡之间的关系图谱。《人罪》所写则主要是城市生活,人物包含了底层小贩,城管、法官、律师和记者等。即使是典型打工题材的作品,它们所包含的也是一个活跃而复杂的社会生活体,比如《九连环》,其中描写到九个人物,从吴一冰到郑九环,包含了大小企业老板、打工者、中下层工厂主管、小贩、治安城管人员、无业游民、开快餐店的等等,真是三教九流皆在其中,这是一个典型的南方工业小镇的生存链和生态图谱,他们之间是一种既互相需要又互相牵制、套牢的复杂关系,王十月的特长在于总是能把这种乱麻般的关系写得既清晰又有相当的深度,能写出一团活跃着向前滚动的复杂生活。《九连环》如此,其他作品莫不如此。因此在王十月看来,将它们称作“打工文学”,好像是某种特殊的、边缘的题材的文学,在艺术上似乎可以降低准入门槛的文学,王十月心里是颇有微词的。在王十月看来,他写的仅仅是现实主义的文学,是书写当代中国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过程中的痛苦裂变的文学,他描写的是“当代中国”、“当代中国人”的文学,仅此而已。评论家的命名有其困难之处,但我们的确必须在这样一个格局中来理解王十月的文学才庶几近之。

面对一个如此庞大的现实,王十月的创作首先给人的感觉是他能写出这个现实的全部可感细节和它的细腻纹理,这实际上表现的作家的体验深度。作为一个亲历者,他的作品的一个突出特点在于,他似乎一动笔,就能使人进入一个真实的场景之中,这种生活超出想象部分的质感和细微之处触手可及。比如在那么多年轻的打工人口涌向珠三角之际,他们青春期的生理冲动通过什么解决?王十月写到那些便宜、简陋而偏僻的出租屋;写到南方小镇附近的香蕉林;甚至写到可能就在住了十多人的集体宿舍里。《收脚印的人》里写到一个细节,某一晚睡在上床的初来者拍了一下床板,提醒下面铁床上的一对“悠着点”,挨打的竟然是上面铁床上的人。《开冲床的人》写工厂区那种如布满陷阱的危险森林一般的机床、电锯和王水,那种残酷到要失聪才能忍受的噪音环境,那种手指被冲床轧到后,“跳了起来,接着又蹲了下去,又跳了起来,身子像陀螺一样转着圈子……直到把身子扭成麻花状”[ 王十月《开冲床的人》,见《人罪》集,中国言实出版社,2016年版,第122页]的具体真切的样貌。《不断说话》写夜半下班时分那种几千人的服装厂,打工妹们潮水一般蜂拥而出,而作丈夫的难以认出谁是自己的妻子时产生的恍惚感,这些都给人无限逼近生活现场的实感。我们不能小看细节和感性呈现的力量,正是这些细节和深入到毛细血管的感觉力量,恢复了历史的真实性,其审美力量和道德力量是润物无声,不可抵挡的。

第二是他能够写出人物的心理深度。在很多人看来,打工者群体是一个晦暗不明的群体,不仅他们的面孔模糊,他们的内心世界更加难以捉摸,而王十月却既深且细地还原了他们的内心世界,使他们成为可以理解的活生生的亲切个体。比如他的《国家订单》,写那个小老板原本是从打工者上来的,所以对工人并不苛刻,然而半年发不出工资,一旦大单到手,即使没有能力如期做出,他也舍不得外包给别人,于是上演了一出连续五昼夜不休息的赶工大战,最后出了人命。小老板为什么一下子变得如此贪婪呢?不完全是人性的贪婪所致,也和中国制造业在世界格局中的脆弱位置相关,抓住一个大单就像抓住一根救命的稻草。而他的生产主管李想原本应该阻止他这样干的,但因为他事前提出过辞职,两个人的信任关系有了一定程度的损伤,所以他虽然劝了一下但没有力劝,而老板挽留他的时候眼睛里不经意流露的得意也伤害了李想,“这一得意,像一把锋利的刀,将他和李想之间的裂缝切得更大了。”总之,伴随着情节的发展的,是这些心细如发的心理捕捉,正是这些心理过程,使得他们每一个人站在他们自己的角度成为内在自足的、可以理解的人,而从文学的角度看则成为丰满的个体。《出租屋里的磨刀声》则写出了苦难和压力如何内化为人的心理结构,引发人本身的扭曲和变形的问题。所以在王十月的小说里,每个人都是复杂社会关系中的心灵个体,他深入到了现实不可见的部分。

而这些生活的细节和细微的心理图景的背后是一个巨大的现实,无论是一个场景,还是一个眼神,我们都能感觉到这是一个巨大的生生不已的现实的组成部分。王十月如何达到这种辩证性的现实表达呢?在文本中,他往往采用一个既集中又发散的结构来容纳这些丰富的内容。使得作品集中的可能是一些意象符号,或核心事件,比如《国家订单》就是一个核心事件,一个小厂必须五天内完成一个20万面美国国旗生产的几乎不可能的订单,他们怎么做到的?他们为什么要做这个单?最后的后果如何收拾?在这个过程之中,中国当代制造业的困境和人们的生存图景、心灵图景都被揭示出来。《寻根团》也是以核心事件结构小说的一个典型案例。所谓“寻根团“,指的是在一个文化公司的策划下,在广东发了财的大小老板们组成的一个“还乡团”,受到家乡地市级领导的隆重接待,这是一个表面风光,内里各怀目的然后各取所需的“表演团”,而其中最为刺目的是这个“寻根团”中夹带了一个打了一辈子工,患了尘肺病,最后死在家乡的马友贵。无论是在回乡的路上,还是在地方政府官员接见成功人士的宴席上,马友贵都是一个“不和谐音”,然而正是这个不和谐音,这根“鱼刺”,显示了作家的包容性和现实主义深度。《白斑马》则以一个核心意象连缀了极不相同的五个人的生活,“白斑马“不是所有人都能看见的,这些看见了白斑马的人的命运就这样联结起来了。《不断说话》里的核心意象则是一座大桥,一些人在这里结束生命,一些人在这里表演跳桥,一些人在这里相遇,它仿佛成了一个社会的公共展示平台,我们时代的“特殊广场”。总之,我们感觉到王十月小说的格局明显受到过巴尔扎克、左拉、肖霍洛夫等经典现实主义作家的影响,他写的是一个庞大的社会生活体本身,一个活力、机遇、苦难与罪恶相生相伴的总体,而细节的绒毛可感可触,它们共同形成一种巨大的包容性和感染力量,实现了他见证一个时代的文学野心。

三、人罪:见证历史和人性不可或缺的角度

而在王十月对现实的整体书写中,我们可以看到,有一种追问从很早就开始了,那就是对“罪”及其救赎的追问。这个内容在他的作品中如此重要,以至我不能不专辟一节来谈论这个问题。在王十月笔下,“罪”似乎是我们这个时代一种结构性的存在,也是我们的时代和个人有意无意地,最愿意遮蔽和掩饰的东西,也是正在被遗忘的东西,而他恰恰在尽最大的努力把它发掘出来,并在这里表现出他的洞察力和责任心。他是一定要把光鲜的表面揭开来,露出那里面的罪恶;又从那罪恶里发掘出未泯的良知的那个人。他的很多小说都涉及到罪案,如《出租屋里的磨刀声》《人罪》《白斑马》《九连环》《国家订单》等,固然罪案有结构小说、推动情节的形式意义,然而它也是进行灵魂拷问和历史追问最好的契机。因为罪案是人的心灵之恶变成实际的行动所导致的可见结果,罪案的背后是人心的病变和社会的病变。

王十月2015年出版的长篇《收脚印的人》,是他集中追问罪及其救赎的代表作。它有一个非常巧妙的结构,利用楚地民间流传的人死前会“收脚印”的传说,再现了王端午(王十月的化身)一生所走过的路,实际上是一部回忆之书,也是一部反思和总结之书,王端午四十五年的人生经历和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基本重合,所以它既是个人的回忆,也是国家历史的记忆与反思。小说通过“收脚印”将过去的一幕幕历历重现,又通过在法庭做自首陈述自由地安插议论。正是在这些议论的段落里,王十月借王端午之口,相当直接地说出了自己的观点:“我一直认为,深圳,或者说广东,或者说,中国这三十年的发展,是建立在原罪之上的。”“我们每一个改革开放的获利者,无论是像李中标这样获得了金钱,还是像黄德基这样获得了权力,或者说像我这样获得了名声的获利者,我们都是有罪的人。伟大的邓小平在设计改革开放时,说要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起来的人带动后富起来的人。为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有些地方政府对于无视人道、法律的做法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在政策上一边倒地倾向资本,在劳工和资本发生冲突时,无条件地站在资本一方,于是,资本的利益获得了最大化。用马克思的话说,资本来到世间,每个毛孔里都沾满了肮脏的东西。”[王十月,《收脚印的人》,花城出版社2015年,第132页。]

在王十月看来,“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有它的历史合理性,但在实际的过程中,由于管理跟不上发展,由于制度性的缺陷,造成了许多人为的苦难,“比如没完没了的加班,比如低廉的工资标准,比如随时让务工者失去自由的治安条例……当然还有对环境的毁灭性的破坏”[王十月《收脚印的人》,花城出版社2015年,第132页。](132)这些苦难在王十月很多小说中都有具体入微的书写,但只有到了《收脚印的人》,他才如此径直道出这种制度之恶。这意味着那些具体的苦难,它不是偶然出现的,在一个不完善的制度里,那些与发展伴随的苦难几乎是不可避免的。而在所有的制度之恶里,始终让王十月耿耿于怀的是治安收容制度。这个制度于2003年大学生孙志刚被收容至死之后彻底地废除了,然而留在打工者内心中的噩梦和恐惧却永远没有废止。一个在王十月小说里出现过无数次的场景是打工者被治安人员追查暂住证的事。《收脚印的人》的核心情节也是写王端午当“打工仔”时被治安队抓捕和后来成为治安队之一员参与抓捕打工妹陆北川,导致后者跳河自杀的事,并通过书写王端午和阿立这对情人被抓捕之后的遭遇首次在中国文学中披露了治安制度的黑色产业链,有些做法简直骇人听闻。比如治安队到收容所这是第一步,在收容所里如果七天还没有人拿钱来赎,就送到劳教队去做苦力,做三个月期满再放人,有的放了又被抓回,反复多次。王端午因为李中标够朋友,被赎出去了,阿立却被强奸后拐卖到河南农村,给一哑巴做了老婆。王端午后来成了治安队副队长黄德基的马仔,而通过自身成为治安员的书写,王十月从内部揭露了它的无法无天。正是在这样的恶制度之下,黄德基的欲望膨胀起来,不但自己免费享用发廊妹的性服务,还把所有下属拉下水;在没有新鲜感了之后想“干脆搞搞打工妹”;然后发现了尚未进厂的陆北川漂亮清纯,然后恐吓、关黑房子、围追,最后导致了陆北川跳河自杀的人道悲剧。黄德基后来和李中标合办企业,以他的身份为保护伞,并自编自导了一场抓捕“三无人员”的戏,克扣了他们厂女工的血汗钱,迅速积累了罪恶的第一桶金。

在王十月写作《收脚印的人》时,治安收容制度已经结束了差不多十年,务工人员的各方面条件和保障也比从前有了进步,为什么王十月还要耿耿于怀?第一,如王十月在小说中所表达的,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我们很多人看到的是表面的光鲜,比如改革开放所带来的“人口红利”,比如黄德基、李中标、王端午这样的掌声中的成功人士,而那背后的罪恶是隐蔽的,知道的人心照不宣,不知道的人无从知道。作为一个有良知的作家,见证是第一步,所以王十月要打捞这些记忆,说出他的“见证”。第二,无论是个人还是民族,必须反思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罪责。徐贲曾提出过“共同人性”的概念[徐贲《见证文学的道德意义:反叛和“后灾难”共同人性》,《文艺理论研究》2008年第2期。],他认为在一个共同体社会中,人道灾难发生以后,人性、人格的受损是全面的,不仅仅是加害者,包括旁观者、受害者在内,所有人的“共同人性”都会受到损伤。事实上,我们在王十月的小说中,的确发现了一个“我们的罪”的现象,所谓“他人有罪,你又何尝无辜”。比如《收脚印的人》里逼死陆北川的固然最主要是黄德基,然而马友贵是帮凶,王端午和李中标虽不忍但也客观上配合了恶,纵容了恶。而在此之前,黄德基、马友贵他们曾经也是该制度的受害者,黄德基作为退伍军人找到他从前的首长,不要别的工作,单要一个治安队小队长,就是“曾经受气的媳妇”要当婆婆的心理。《白斑马》里作者也借人物之口轻轻说过一句让人不寒而栗的话:“现在的人,都变坏了”[ 王十月《白斑马》,见《人罪》集,中国言实出版社,2016年,第45页。]。可以说在王十月的小说中,可以说很少有一个真正洁净的人,甚至打工者本人,也或者由于历史因袭的劣根性,或者因为绝望,或者因为苦难所造成的心灵扭曲和变形,也常常轻易地拿起刀子,做莽撞的杀戮和自杀。所以无论什么阶层,在王十月的小说中无一幸免。他们的罪不是基督教所谓的“原罪”,而是实实在在的可见之罪。社会的这种道德状况是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如果不经过每一个人的深刻的反思,它将像有毒的空气,像隐性遗传的基因,毒化我们现在和将来的共同体生活,影响一个社会“共同人性”的提升。小说中时刻流露的“荒原”之感,或许即来源于此。

当然在王十月的小说,也有部分人表现了反省和自我救赎的意识,比如《收脚印的人》里的王端午,《人罪》中的陈庚银、小贩陈责我、法官陈责我,记者杜梅等。虽然不尽人意,但也属难能可贵,获得了作者的同情与理解,然而他也犀利地看到,这些人仅仅在不影响自己的生存格局的限度内赎罪。中国社会的反省救赎之路任重道远。

四、见证书写的实与虚

见证书写的一个特点是尚“实”。严格的见证文学,必须是非虚构的文学,而我仅仅是在广义的含义上使用“见证”一词的意思。尽管如此,王十月的小说还是严格地遵循写实的风格,他总是恰如其分地写出现实中人的复杂处境,恰如其分地写出事理逻辑和人物的心理逻辑,然而王十月的小说亦有超越实写的层面,毋宁说,他小说的最大艺术魅力在于实与虚之间的配合,实与虚之间的张力,他的实使他的作品成为当代中国社会人心的一面镜子,他的虚使他的作品具有更为普遍和超越性的艺术魅力。虚实相生,是王十月的小说之道。

王十月小说中的虚实相生的第一种表现在于,他很善于提炼“原型情境”或说经典性的困境,这些困境都具有象征的意味,超越了具体之事,也超越了“问题小说”式的提问方式。以他正式发表的第一个小说《出租屋里的磨刀声》为例。小说写了两对男女,天右和何丽,隔壁的磨刀男人和他的女人。天右和何丽因为隔壁的男人每夜疯狂磨刀感觉到恐惧,他们俩因此而分手,天右因此而上班走神,手指被冲床轧断。失去理智的天右买了刀,准备杀不肯赔偿的老板,结果却向隔壁的磨刀人动了刀。磨刀人和他的老婆后来走了,“而每当深夜,劳累了一天的人们进入梦乡时,那间偏僻的出租屋里,依旧会传来霍霍的磨刀声。/磨刀的人是天右。”[王十月《出租屋里的磨刀声》,见《人罪》集,中国言实出版社,2016年版,第63页.]这是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结尾,它的恐怖性是一种行为不是消失了,而是被复制了。同样意味深长的是《九连环》。小说中的“九连环”是一个玩具,香港老板郑九环将它交给林小玉,说你什么时候解开了,你什么时候就能来拿货款了,然而林小玉没能解开,郑九环的大厂也倒了,他也上吊自杀了,然后这个镇陷入恐慌之中。它象征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生存关系就像这个连环套一样复杂,互相依存又互相套牢。而《不断说话》也设置了一个悖论性的细节:因为一段时间好多起跳桥事件,所以临时设置了“守桥人”这么一个职位。守桥人的职责就是阻止人跳楼,如果有人跳楼,那么他工作没有成效,可能饭碗不保;可是如果很长时间没有人跳楼,那么这个职位也可能被取消,他也没有饭碗。《白斑马》里则有“泥做的船”这样的象征性意象,小说的结尾有桑城写的一首诗:“你说彼岸有幸福,我要抵达,哪怕划一艘泥做的船”[王十月《白斑马》,见《人罪》集,中国言实出版社,2016年版,第110页]。以“泥做的船”来比喻打工者的人生困境。一个最为意味深长的原型情境是鲁迅式的“无物之阵”,《收脚印的人》对它进行了当代还原:所有的罪行都历历在目,然而谁都不必为它负责,并且无法找到具体的罪人。“不仅无法指控别人,让它们一起伏法,连自证有罪都做不到。我所有的指控,都被当成了精神病患者的疯话。”[王十月《收脚印的人》,花城出版社2015年,第238页。]这些原型性情境的提炼表现了作者对人性与社会的深刻洞察,既深化了作品的主题,也提升了作品的艺术价值。

而在情节的设置上,王十月也是善于虚实相生的。《不断说话》里写到“我”和一个陌生女子在桥上有过一次邂逅,交谈了很久,各自把生活和工作中的烦恼倾吐出来了,后来老想再次见到她,可是却再也没有见到,那么这个女子到底是谁呢?是实有其人还是内心的幻影呢,不得而知,但是不管这个女子是虚是实,在外打工者的生活和精神之苦,不管是做办公室文员,还是流水线上的工人,还是守桥人,是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了,整个风格令人想起施蛰存的《梅雨之夕》。而《收脚印的人》在情节的设置上更是巧妙。“收脚印”来自于荆楚大地的一种民间传说,即相信有的人临死前要将自己所走过的路走一遍,把所有的脚印收起来,然后就可以上天堂了。在小说里,作者将它描述成确有其事,只是人们受科学思维影响不承认它罢了。小说中“收脚印” 这个情节的设置起到了一箭三雕的作用:一方面使得过去以现在进行时的形式重现,大大增加了历史现场感;另一方面也使作品带有了神秘主义的、诗意的色彩,很多诗意的段落也因为这个设置而得以呈现,比如小说写王端午和阿立的灵魂相遇,两个人都伸出了手,却不能像正常人一样握手,“我们的手,那无限空虚的手,相握在一起,像空气握着空气,像幻觉握着幻觉,像影子握着影子,像风握着风,像梦握着梦”[王十月《收脚印的人》,花城出版社2015年,第216页。]等。然而它最重要的功能还在于它帮助作品完成了更深广的主题。王端午的自首为什么没人相信呢?因为他最后不小心暴露了他是“收脚印”时记下陆北川的身份证号码的。“收脚印”,这个途径意味着王端午所有的话都是儋妄,都是精神分裂症的臆想,真实的历史无人相信,于是《收脚印的人》成为另一部含义深远的《狂人日记》。

总之,王十月的小说,“实”是其基本底色,或者以虚入实,或者由实入虚,虚实相生,既达到了见证时代的目的,也实现了它的艺术品质。

结语

王十月对于自己的作品经常被称作“打工文学”或“底层文学”,而他本人则被称作“打工作家”并不认同,认为这是狭隘地看待了自己的文学。的确如此。从内容上看,他的小说虽然以打工经验为主,最初是现在时式的反映打工生活中的苦难,而现在则从记忆与反思的角度进入,然而它的意义都不是“打工文学”或“底层文学”这个词所能概括的。与其说他写的是打工文学,不如说他所写的是“一个时代在场者的见证文学”,他的写作,触及的是一个生生不已的巨大的流动生活体,他既有宏阔的眼光来理解这个生活体的结构性位置,包括其在历史中和在世界中的结构,也能深入到这个生活体的内部,纤毫毕现地还原这个生活体的具体场景和人物的心理——精神世界以及它运行的内在逻辑,而对其中的罪责做见证式书写和不懈怠的追问亦是其不可或缺的内容,因为罪是这个时代中结构性的存在。贴近现实、对现实恰如其分的书写是王十月小说的最大特色,然而在此基础上,他的小说亦可以获得更为深刻的象征性解读,具有超越的力量。

作者简介:李俏梅(1968-)广州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副教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当代文学研究。

一部“软硬兼济”的科幻作品

——论王十月的《如果末日无期》

唐媛媛

摘要:许多评论者将《如果末日无期》定义为王十月转型科幻之作。但无论是现实中的作者王十月还是小说中子世界的作家张今我都更倾向于将自己的作品称为“未来现实主义”之作。究其原因,还是小说在科幻的外表下,依旧延续了作者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本文便从此角度展开,首先论述了《如果末日无期》硬科幻外壳的表现,即以当代科技理论建构的时空模型与宇宙观念,其次阐述了小说具有的“软科幻”特征,具体表现在作者对现代科技社会的反思与对哲学终极命题的追问。

关键词:王十月  如果末日无期  科幻

《如果末日无期》是由五个既相互独立又相互关联的故事组成的长篇小说。在第一章中,作者经由子世界的未来现实主义作家张今我的创作建构了自己的宇宙模型:沿着莫比乌斯时间带分布的的元世界、子世界、〇世界以及由这三个世界相互交错、相互影响而形成的多维时空。小说主要人物便在这多维时空之网中穿梭变身、解构重组,元世界的艾杰尼即是子世界的张今我、〇世界的安德鲁,元世界的瑞秋即是子世界的杨如是、〇世界的朱恩,元世界的奥克土博即使子世界的李文、〇世界的内森。人物在不同世界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的活动构成了小说各个相互独立又环环相扣的故事,小说的主体构架因此建构。于作者王十月而言,宇宙是一个轮回。今天和未来的关系,并非单向地前者决定后者,而是“今天决定未来,而未来又决定今天”[王十月、杨袭:《对话王十月:我写的是万年孤独》,《中华文学选刊杂志社》,2018年09月07日版。]的双向互动。正是在这种轮回宇宙观的影响下,《如果末日无期》呈现出迷人的闭合迷宫式结构,线性的时间被弯曲成神奇的圆环,没有起点,也没有终点。

在《子世界》中,未来现实主义作家张今我在开完世界科幻文学大会回家的大巴车上偶遇VR(虚拟现实)程序员杨如是。在两人交谈甚欢、互生情愫之际,车祸却意外发生,杨如是成为植物人。出于内疚,在张今我创作的小说中,他试图让杨如是躲过一劫并为其死里逃生找到令人信服的理由,便将人类生命想象为一串串程序代码,将其生活的世界想象为另一世界(元世界)利用VR技术创造的子世界。子世界中人类的命运被元世界的人类左右着,只要元世界对子世界人类的生命代码进行重新编写,她就将再次获得生命。张今我在创作如是和自己的故事,但小说中过去与未来的人物却反过来影响现在——如是真的苏醒过来,而且苏醒时间与小说虚构其苏醒的时间相吻合,元世界里掌握如是生命代码的奥克土博也真的出现在张今我和杨如是的生活中;在第二章《我心永恒》中,子世界的张今我在办理杨如是的父亲怪烟客杨亚子后事的过程中,竟意外发现杨亚子的义女朱小真是自己元世界里的祖母,而杨亚子委托张今我送给朱小真的扫地机器人“小真”正是自己在元世界的母亲。因为杨亚子的努力,机器人“小真”在不依靠程序设计的情况下,获得了人类的情感和高度智慧,并将其知道的知识交给元世界里张今我的父亲朱元一,使其成为商业奇才,并创造了ZERO集团,支持奥克土博实验室“子世界”的虚拟现实计划。因而,子世界里的张今我帮助朱小真与朱元一获得机器人“小真”,就间接改变了元世界里父亲的命运,进而改变了自己在子世界的命运。世界因而呈现出一个环形;在《莫比乌斯时间带》中,生活在2190年的“我在未来”通过量子隐形态和事后选择技术联系生活在2017年的张今我,试图劝说今我改变其创作的有关“我在未来”爷爷司徒退之的故事的结局,以拯救2190年地球被其它星球统治的命运。但他却并未想到,他从未来联系过去这个行为本身,就不是原有历史的一部分,因而这一联系行为本身已经影响了2017年的现实,进而改变了未来;在《胜利日》中,安德鲁(〇世界的张今我)以为杀死自己的爱人朱恩(〇世界的杨如是)、敌人内森(〇世界的奥克土博),让兄弟皮特变为白痴后,自己就可以成为真正的大主宰,左右天地万物间的一切,却不料自己一生的梦想与努力只是Dr.梅设计好的游戏中的一环。在安德鲁触碰到的世界之上还有另一层世界。而安德鲁杀死朱恩与内森,将导致三人无法通过VR技术从〇世界穿越到子世界,进而回到元世界中。环形的世界因此割裂,胜利者一无所获。那么人类呢?未来的人类将会以何种形态存在于世界之上?在最后一章《如果末日无期》中,作者提出了人类进化的终极形态,即脱离肉身、脱离一切外在束缚的意识流态。而张今我创作每个故事的灵感,正来源黄蝶与他的对视,他与黄蝶意识的相通。那么到底是张今我在创作呢,还是冥冥之中有更高一层次的世界在指导其创作?小说最后一章看似宕开一笔,与前四章的主要人物毫无关系,但从更深层次看,它却是在更高层次上表现出小说的环形时空结构。

但《如果末日无期》呈现出的这种异于我们日常生活认知的环形时空结构又并非完全由作者凭空幻想而成,它既与中国古人用阴阳双鱼描述宇宙的观念遥相呼应,又与由科学技术发展带来的新的宇宙认知相契合。我们通常以为宇宙诞生于一个质量无穷大而体积无穷小的奇点,因为质量太大,宇宙向内坍塌,坍塌到一个极限以后,宇宙便向外爆炸、扩张,最后形成无穷的黑暗与荒寒。这就是我们熟悉的宇宙大爆炸。但近来科学家们在宇宙间新发现了一种暗物质,这种暗物质为另一种宇宙模型的存在提供了依据,即宇宙大爆炸膨胀到一定的极限之后,又向内坍塌为一个奇点,然后再向外爆炸。宇宙就是这样一个不断坍塌又不断爆炸的周而复始地循环过程。这种凭借新的科学发现设定的时空架构,使小说呈现出一幅超越现实生活的奇幻多姿的画卷。小说也因此满足了科幻文学对科学性、幻想性与陌生化的追求,被贴上“鲁迅文学奖得主的烧脑科幻”的标签。

但转型“科幻”,尝试新的风格,并非《如果末日无期》这部小说的全部。众所周知,我们生活在一个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时代。科技的发展不仅带动了生产力的巨大变革,也推动了社会的向前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说,科学技术的发展与现代性的发展是相辅相成的。科学技术是科幻小说的核心内涵,因而科幻小说从其诞生之日起就与现代性有着近乎天然的密切关系。从现代性概念存在的基础——文化人类学的角度看,现代性是指与传统文化特征相对立的状态,虽然在很大程度上它与进步的意识相态相联系,但也有可能与真正的进步背道而驰。自上世纪90年代起,科学技术与现代性在中国迅猛发展,社会在走向进步的同时,也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问题。当下中国正经历着激烈的社会变革和转型,因而对现代性的反思一直是主流学界关注的焦点。而科幻小说对这一议题讨论的天然优势,使许多作家纷纷尝试从科幻的角度着眼于当下的社会现实,在作品中表达自己对当下现代性社会的反思[本文有关现代性、科学技术、科幻小说之间密切关系的论述,主要参照陈果:《新生代科幻小说的现代性反思》,湖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6年。]。作者王十月也不例外,正如无论是现实中的王十月还是小说中的作家张今我都将自己的作品称为未来现实主义而非科幻小说所显示的,作者想要描述的并非未来远在天边遥不可及之事,而只是想在作品中陈述一种可能的现实,“这现实,基于他对这世界的观察和思考,基于他所知的一些差不多是绝密的,而又众所周知却无人相信的科技成果”,以表达自己对科技社会现实困境的思考。

“写科幻是因为,我要表达的,是人类正面对科技高速发展带来的困境,我想表达对这一困境的思考,用科幻文学这一载体,就是一件最合适的衣服。”[王杰:《“科幻文学是件合适我的‘衣服’”——对话广东省作协副主席、<作品>杂志社副总编、鲁奖得主王十月》,《贵州民族报》,2018年11月05日版。]科幻小说无疑是最适合王十月表达其对科技发展态度的体裁。王十月并非科技乐观派。在一次访谈中,他谈到自己对科技发展的隐忧:“科幻小说写作无非有两种态度,对于科技大爆炸,一种是乐观派,一种是忧患派。我是忧患派,赞成科技要向前发展。如果不发展,我们还在山洞里面住着,但在大方面乐观的同时,更多的是忧患”[王十月、杨袭:《对话王十月:我写的是万年孤独》,《中华文学选刊杂志社》,2018年09月07日版。]。在《如果末日无期》中,作者并未过多地描绘科技带来的世界是多么绚烂迷人,而是更多地在思索科技发展有何负面影响?科技发展对人的生存环境产生了这样的影响?在影响人的生存的基础上,又给人的精神存在与道德伦理带来了那些想要的变化,从而思考与昭示现代社会的的困境。

(1)

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科技的负面效应是科技发展中不可忽略的问题。《如果末日无期》中的每个故事,作者都在冷静地审视科技发展将把人类带到何处去,科技在带来发展时,又会使人类失去什么。2016年是“VR元年”。虚拟现实(Virtual Reality)技术经过多年的酝酿,终于在消费市场和资本市场厚积薄发,频频推出的消费级应用产品受到了时人的热烈关注。在《子世界》与《胜利日》两章中,作者对这一技术进行了关注与思考。在《子世界》一章中,作者将VR技术的发展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将小说人物生活的世界(子世界)设定为另一世界(元世界)通过VR技术虚拟出来的计算机程序,将其生命设定为一串串可以改写的代码。生活在子世界的人类以为自己用视觉、嗅觉、味觉等感官系统触碰到的就是真实的世界,却不知这只是大脑接收到的来自另一世界控制系统传来的讯号,是元世界控制的虚拟现实的一部分。那么,对于生活在子世界的人类来说,真正的“真实”是否存在?如果存在,什么又是真正的“真实”呢?作者从当代科技的角度出发,将读者引入到对一个终极哲学问题的追问之中。但倘若我们仅从科技发展的负面效应看,VR技术在增强用户现实体验、引导用户沉浸于虚拟现实现场、给用户带来全新感官体验的同时,是否也会使人类模糊现实与虚拟的界限,进而失去应有的清醒呢?如果我们将小说中的故事对照着读,第四章《胜利日》是作者对这一问题的潜在回答。在《胜利日》中,生活在〇世界的安德鲁既然难以分清自己是在大主宰游戏还是在现实中杀死了自己的爱人朱恩。因为大主宰是一款具有极强真实感的网络VR游戏,它利用大数据对玩家的所有信息进行分析,并应用强大的虚拟现实技术,使游戏中的人物与场景等同于玩家的现实生活。自从进入大主宰,安德鲁就迷失了方向,分不清何时在游戏里何时在现实中,最终将现实中对自己爱人的杀害误认为是游戏闯关。

互联网是二十世纪最天翻地覆的发明之一,发展到今天,它已从高尖端技术领域步入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我们每天都在享受着互联网带来的种种便捷。只要输入关键字,就能寻找到我们需要的目标信息,我们的疑惑便有了答案。但我们是否曾思考过我们检索到的信息本身存在着问题?在《胜利日》一章中,〇世界的人类面临着严重的垃圾信息泛滥,于是出现了专门负责清理信息网络堵塞的清道夫,以确保所有人都能获得想要的公共信息。但在一次例行维护时,清道夫安德鲁却偶然闯入了垃圾清理程序MC(Master Cleaning)隐藏着的一个禁区,发现MC表面的功能虽是清理垃圾信息,但深层的功能却是感染并侵入公民的大脑,使公民只能接受其所指定的信息。也就是说,被感染者访问到的信息都是经过筛选的,他们只能知道操纵者让其知道的,只能相信操纵者让其相信的。对他们而言,世界的真相被屏蔽了。而且倘若人类中的大多数被此程序感染,操纵者将以科技的手段控制人类,完成其想做的任何事。

我们见证了科技发展给我们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我们相信它、依赖它,甚至有些人沉溺于它。但这是十分危险的。作者精心建构这个以科技为核心的异时空,正是为了警示人们在信赖科技、享受科技带来的娱乐与便利之时,也应保持对科技发展带来的负面效应的警惕,避免对其过度依赖沉迷。

(2)

警示人们勿对科技过度依赖沉迷只是作者对科技反思的一个层面。此次基础上,作者要探讨的是科技发展给人性、给人的精神存在带来了何种影响。

在《莫比乌斯时间带》一章中,“我在未来”的爷爷司徒退之十五年来足不出户,却并未因此隐居,逃离掉蜂巢思维矩阵设计者维达的搜索。因为虽然他的肉体隐居,他的生活却离不开互联网。他“在网上阅读,下载论文,购物,点餐,甚至生病的治疗记录,领取失业人员社会保险金的记录”都是维达追踪他的线索,他“在哪天读到什么文章,在哪篇文章的哪个句子停留多长时间,在阅读哪篇文章时心跳和呼吸发生的变化,都有据可查”[王十月:《如果末日无期》,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51页。]。这让人联想起开启科幻文学政治批判传统的乔治·奥威尔的《1984》。在《1984》中,乔治·奥威尔塑造了一个经典的“老大哥”形象。“老大哥”夜以继日地监控着大洋国的居民们,并且用“新话”控制了居民的日常生活,以致谁也不敢轻举妄动。在《1984》的时代,控制一个人的思维依靠的是某一具体的形象,而在如今的网络时代,控制一个人的思想则是依靠科技的力量。我们以为网络是一个他者看不见的、相对私人化的空间,但其实我们遍布网络的痕迹早公之于众,置于“监控程序”的实时监控之下。现代社会的科技越来越发展,监控系统也越来越发达,而人们却渐渐失去了思维的自由,这确是令人深思的问题。

小说最后一章《如果末日无期》也表现出作者对现代科技社会人性、人的精神存在的拷问。在此章中,作者将故事设定在按照钱权关系将人类划分为自然人和永生人两部分的未来世界中。自然人即与现在的人类一样,要经历生老病死,生命是有限而短暂的。永生人是自然人进化的高级状态。科学家们利用先进的纳米技术和基因技术扭转了人类衰老的过程,使人类得以永生。但并非所有人都能享受这一先进技术,就像“这世上有人拥有私人飞机,而有些人还在为拥有一辆自行车而努力。有些国家大部分人在使用苹果公司生产的智能手机,有些国家,人们连最落后的手机都用不上”[王十月:《如果末日无期》,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283页。],世界上先进的技术从来都不是人人共享的。永生人俱乐部的成员仅控制在政客、豪杰等极小范围内,但随着保障永生人的利益成本越来越复杂,永生人俱乐部正在不断吸纳各方面人才以保障永生人的利益。从事人类不死之法研究的罗伯特教授在没有选择的情况下被迫加入了永生人俱乐部,但加入后他又不得不遵守永生人俱乐部的规则,维护永生人俱乐部的利益,不向任何人透露永生人存在并已统治地球的信息。这与他从小在头脑中形成的坚固理想——“自由”是相背离的,也与他从童年时就被告知要做一个“诚实”的人是相违背的。成为永生人将意味着失去自由与诚实。更为可怕的是,当罗伯特教授独享永生时,他不得不面对心爱之人一一逝去,进而逐渐丧失了人类最伟大的品质——爱。最终天地间只剩他一人,连死都不能。这是多么痛苦和绝望的事情。在《如果末日无期》一章中,作者借用二元对立的方法来反思科技社会中存在的阶层分化与人权自由问题。

科技以令人瞠目结舌的速度在不到两个世纪的历史进程中对人类社会进行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科技发展自然有其进步的一面,但倘若人们一味坚持科技至上的准则,忽视科技背后的人文因素,科技的发展最终必是不利于人类的。王十月以科幻、隐喻的形式将科技中的某个不利因素放到最大,并任其自行发展,以预示如果人类对其不采取适当措施将不可避免导致地可怕恶果,从而引起人类对科技发展带来的对人的精神控制的注意,以促成读者积极的行动意识。

(3)

科学技术在二十一世纪经历了爆炸式的发展,与人们对科技至上观念相呼应的,是人们对道德的忽视。社会整体价值体系崩塌、道德滑坡、人性丧失,是当下社会面临的重要议题。在《如果末日无期》中,王十月将小说人物置于极端紧急的情境中,重新思索科技社会判断人性善恶的道德准则,以期人类能不断完美自我,社会走向至真至善至爱。

在《莫比乌斯时间带》一章中,作者将故事的背景设定在“我在未来”生活的2190年。此时地球的科技发展速度远远落后于其它星球,正受制于来自天鹅座的Kepler-452b星球的统治。在此紧急之际,生活在2190年的“我在未来”试图通过量子隐形态和事后选择技术联系生活在2017年的未来现实主义作家张今我,劝说今我改变其创作的有关“我在未来”爷爷司徒退之的故事的结局。原来,自人脑机器互联后,科学家们又在尝试人脑与人脑的互联,梦想有一天人们能像享受互联网一样享受脑联网。科学家拉奥试图集合人类最有智慧的大脑,组成蜂巢思维矩阵,以解决长期困扰人类的WA病毒。但加入蜂巢思维矩阵的人将成为科技的奴隶,他们的大脑不再有自我意识,只是一个以目标为导向的集成大脑的组成部分。“我在未来”的爷爷司徒退之被邀参与蜂巢思维矩阵,但从人伦道德的角度出发,司徒退之认为蜂巢思维矩阵是非人道主义的,它使人丧失了人之为人的自我意识和思维自由,所以他十五年潜伏于蜂巢思维矩阵,寻找蜂巢思维矩阵的漏洞,最终将其毁灭,并证明了WA病毒不过是一些利益集团支持的由黑客矩阵制作的试图使蜂巢思维矩阵合法化的阴谋。当时的司徒退之成为人们敬仰的英雄,蜂巢思维矩阵也被改造为纪念馆,以警醒人们不再越过科学的道德边界犯下罪恶。但时过境迁,当被征入矩阵的一代人相继离世、蜂巢思维矩阵带来的红利逐渐消耗殆尽、地球面临被其它星球统治的危险时,人们便开始怀想曾经拥有过的蜂巢思维矩阵及其带来的科技红利。于是,“我在未来”便试图联系生活在过去的张今我,劝其改写有关自己爷爷的的故事的结局,使司徒退之未毁灭蜂巢思维矩阵,并终身为其服务,以促进地球科技的发展,维护人类的长远利益。

当地球面临其它星球的攻击,地球人与地球文明处于极度危险之中,人类选择何种方式应对此种危机,将面临巨大的道德与理性选择难题。不同于刘慈欣将技术的邪恶与人类社会的终极目标相联系,将人类动物性的生产与繁衍当作首要目标,从而选择一种超越道德底线的,以牺牲部分人的利益来保留整体的方式实现人类的延续,王十月从人性的道德角度出发,使张今我保留了原来的小说结局,让司徒退之毁灭了蜂巢思维矩阵,因为“他坚信,如果人类连思维的自由都失去了,这个物种也就失去了继续存在的价值”[王十月:《如果末日无期》,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201页。]。这是小说中未来现实主义作家张今我坚定的信念,也是现实中作家王十月坚守的道德准则。只有以人为中心,保持对人的基本道德伦理的尊重,科技的发展才能有利于人类。技术与人伦道德是科技发展中两难取舍的问题,王十月显然是站在后者的立场上表现出对现代科技社会的反思。

从科学技术与人文精神的内容所占比重上看,科幻小说和科幻电影常分为“硬科幻”(Hard Science Fiction)和“软科幻”(Soft Science Fiction)两类。硬科幻主要以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天文学等自然科学为基础,描述新技术、新发明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影响,表达作者对科技、科学精神的尊崇;而软科幻则主要从哲学、心理学、伦理学等人文学科领域出发,探讨科技发展对人文社会带来的影响,表现出浓厚的人文精神。作为《如果末日无期》整部小说时空架构基础的《子世界》一章无疑是一篇带有硬科幻色彩的作品。王十月巧妙地将VR技术融入小说创作中,使小说建构起多维的时空,小说人物便在这奇丽的时空中穿梭变形,活动发展,衍生出小说的其它故事情节,使整部小说具有“硬科幻”的外壳。

但《如果末日无期》新奇之处便在于作者从“硬科幻”引发出对当下现代科技社会的反思,衍生出对诸如“何为真实”、“我从哪里来”、“我将到何处去”等哲学终极命题的追问。元世界的人类利用VR技术建构了一百年后的子世界,子世界的人类又建构一个比自己更晚的世界。一代一代的人们都重复着不停的追问,即“我们的世界将去往哪里”;而当〇世界的人类对自己往何处去这个问题越来越有自信时,他们便将视线转移至时间的来处,开始追问“我们从何处来”。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这是一个自古希腊柏拉图以来一直困扰人类的问题。对这些问题的追问没有休止,因为他并无确切的答案,但人们却在对这些终极问题的追问中,更清楚自己想要的生活,更明了生命的意义。

《如果末日无期》还在带领我们一次又一次地追问世界的“真实”。小说中的未来现实主义作家在虚构着小说,但他的每一次创作,都与黄蝶的对视、与黄蝶思想的交流有关。而黄蝶,正是另一个人——从事不死之法研究的罗伯特教授生命进化的更高形态的存在。那么,是作为作者的张今我自己在创作着小说,还是在其创作之上有一种冥冥之中控制人类命运的力量,作者的写作只是为他代言?作为子世界设计者的奥克土博,他与子世界人类之间关系,看似与小说作者和小说人物的关系一样,是前者左右后者,前者掌控修改后者生命历程的关系,但连奥克土博自己也并未否定子世界的人类只是一串没有情感的代码,“我们不是子世界的人,怎么知道他们的感受?我们看他们是一串代码,而在他们自己看来,他们就是活生生的人。他们的痛苦,和我们一样真切”[王十月:《如果末日无期》,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30页。]。而倘若读者接受奥克土博这种类似老庄“子非鱼安知鱼之乐”的齐物论的观点,那么我们将不得不思考这样一种事实,即我们现在生活的世界也可能是另一个世界创造出来的世界。我们不知道这一事实,仅因为我们只能知道我们生活的这一世界的事实,我们仅能感受到我们生活的这一世界的“真实”。但我们却并不需要因此悲观虚无,因为正如作者借小说中常吸空烟斗的怪烟客杨亚子之口传达给读者的,“为什么要悲观?什么是虚?什么是实?虚实可以是外在的,属物;也可以是内在的,属灵。如果我们内心的感受是真实的,那么,虚也是实,我们不会感受到生命是一串代码”[王十月:《如果末日无期》,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55页。],只要我们真实的生活,真实的面对我们的内心,我们就真实的存在着,我们的内心就将不再虚无。

在《如果末日无期》中,王十月设计了一个“比真实更真实”的第三时空,它区别于我们先前对“真实”与“虚拟”二元对立的简单认知,引导读者从更新颖的角度思考我们存在的时空,思考我们生活存在的意义。没有作者对当代科技理论的充分了解,缺乏作者深厚强烈的人文关怀,《如果末日无期》将不会呈现出“软硬兼济”的特征,即“硬科幻”外壳下的现实关怀与哲学追问。读者也将难以在享受新奇的科技元素与奇丽的幻想带来的巨大震撼的同时,引发有关当下社会现实与终极人生命题的深思。(作者单位:中山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