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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深似海,文学思无疆:《作品》2018至2019年小说一窥

更新时间:2019-10-28 来源:作品真文学半月刊

理想:物质时代的微光与烈焰

奢谈理想的时代,更呈现了理想对于生命的重要性。今天的物质强势地挤压了人之精神空间。而物化时代的理想,依旧是人们生之念想与依存,更是文学表达的使命担当,亦是人之精神系统的复原与重构。物质会在时光的长河里渐次消亡,人之精神会万古不灭,从这个意义上考量,生命的本质就是一种精神的存在。当“理想”这个词久违地以平凡人物出现在小说里时,读者依旧能够读出它纯粹、圣洁、崇高的意义与袭面而来的震撼;“理想”亦不再高端不可触摸,而是平庸颓废人生的幡然惊醒,无趣无味生活中一缕金色阳光,导引着人们穿过坚质乏味走向精神的充实与强大。

穿透坚硬的日常,发掘被物欲横流所淹没的理想之光,是精神疲惫时代的共性精神需求。虞燕《理想塔》(《作品》2018年第1期)貌似一个质朴、素净的故事,而平淡中蕴藏着人生悠远的动量。主人公黑嘴唇虽有隐疾却从不怨天尤人,以脆弱之心最大限度地宽容、理解他人,并执着于超越、克服禁锢人生伟力的小镇与生命本体,虽不能至而心向往之。她在众人眼中的传统、异类性存在,却改写了“我”反叛颓废的人生,为平凡的人们凝铸了理想之塔。小说以生命虚弱不堪的黑嘴唇本真性生命,否决了人性物化常态存在,以她转瞬即逝的微茫、惊艳,重申了理想与生命依存的安妥。这样一个非典型人物,平民式情怀与精神求索,正是我们这个生猛时代赖以向文明不断进发的不竭动力。小说蓄势无痕,于人世的冷漠中完成了同等酷烈青春的比照与承接,在庸常的生命里挤压出物化时代生之依存的本真意义。虞燕叙事从容极简,于生命酷烈的淡然中剥离了理想的虚饰,把黑嘴唇的生命羽化为理想塔之矗立,亦是把理想归还于平凡的生命。

击溃乏味苍白,活出有品质的人生,是人世理想的提振。王哲珠《小品味咖啡店》(《作品》2019年第8期)起底当下社会精神生态,力求在日常与感性排斥的市声喧嚣中,淬炼出人世存在的理性意义。小说以寡味爱情的酷烈永逝,从精神上迫使罗丰们进入有品味的人生态,在涤荡罗丰们长久以来的失意生活态的同时,唤醒了他们宛如白汤的人生,展示了人之精神的真实流变。罗丰们远离经济社会主流方向,枯守、沉溺在自我封闭的空间中,周末妮虽身处社会底层并委身大老板何建荣,依然有着独立的人格与理想。罗丰不能给予爱情很好的落地空间,周末妮借助何建荣在小镇构建了承载爱情的理想平台——小品味咖啡店。罗丰们的不思进取,最终击溃了周末妮仅有的精神依存,她以死唤醒了罗丰们的奋起。小说起底爱情,辐射了较为广阔的生活面,为人们设置了一个可以把握的健康和谐的理想生活状态。结尾周末妮在罗丰的意识里现身,如幽影烛照,完成了精神女神引领,抵达静美之境。王哲珠成功地介入了生命失意者的深层精神,完成了社会广泛群体的涵盖,给予颓废者以精神的微光。

两部小说都以向死问生的方式刺痛了人们习以为常的精神麻木,关注并关照了作为庸众个体的灵魂觉醒,为乏味平庸的生命注入了盐分。在人世无以遏制的生命悲催、感动乃至震撼中,柔弱的黑嘴唇,倔强的周末妮,以她们的生命洞穿了物欲充斥的俗世,让我们透彻地感觉到:生命虽无常,世态虽炎凉,但依旧有温情的烛照;身份平凡乃至卑微,人们依旧有理由去选择奋斗与奉献,谱写某种有意义的存在。

梦想到理想,到实现,不可排斥振奋人心之热爱烈焰。刘健《女儿出嫁之后》(《作品》2018年第12期目录),依旧是普通人忠诚于生命浪漫的理想故事,却传递着个人梦与中国梦互动正动绵绵不绝的力量。世俗眼中的老康(“我”),因着质朴、良善与经济、权力而绝缘,供职的破败的单位,是其家庭勉强正常运转的保障与最后的“救命稻草”。因着沉重的家庭负担,“我”被迫放下个人的芭蕾梦想。女儿的出嫁刺激、复苏了芭蕾梦想。重拾芭蕾梦,“我”开创了属于自己的全新生活,在个人梦想的舞台上收获了不同以往的人生。一场漫长的周游中国之旅开启,历经的不仅仅是壮美的风景,更是壮美的人生。

关于理想主题的表达,《作品》呈现着“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民本意识,有着明确的“人民文学”意识导向。虞燕、王哲珠、刘健从沉闷的现实,从平凡甚至平庸者切入,与日常乃至庸常中捕捉了原本生命久违的诗意与畅想,这正是生命的浪漫,理想之光。小说主题与切入角度选择洽切,梦想与理想,中国梦的构成因子,有着鲜明的“民本”指向。 

自由:生死、觉悟、穿行、找寻、升华

自由是人类美好共性精神的追求,绵延了人类所有时期。自由本身也是生命与世界与生俱来的对峙,一种反叛意识的存在。它不断破袭着沉重程式化的束缚,不断地开拓着精神奔逸的时空。心灵自由是文学的重大命题,它关乎生命存在的依据、支撑、神性、高度与广度等。从物质现实到精神浪漫,直至灵魂无羁,自由呈现着超越性、层次感、有我之境、无我之境等渐次上升的层级,附着着个体情感到人类意识的通感脉象。更是一种对俗世生活的剥离,是生命重新审视,是崇高情感的积淀、涤荡与灵飞。

穿越幽暗的苦难,升华情感境界至纯粹,既是作家的一种“造境”(创造文学图景与生命之境),更是心灵自由抵达的路径。鬼金《驶向拜占庭》(《作品》2018年第4期),创作意象源于叶芝最负盛名的同名长诗,是穿越人世幽暗的种种束缚与羁绊,灵魂向自由、安妥之境的行吟。鬼金是善于意识御风而行的作家,更善于“造境”,造就生命的冰火两重天。在剧烈的心灵碰撞中,几乎所有人物都抵达了心中的“拜占庭”,这无疑是依稀缥缈的古希腊梦影引导人类精神向自由之境的攀升。小说以足以击溃生命的苦难(至死的病痛、惊惧的心理阴影、肉体的残缺)在不同时空下统领着爱情两种极致相对的进路:毁灭与重生。西岳的爱情与病魔摧残,“我”的飞来之祸与意志沉沦,他者与自我灵魂动影互映互交,开启了一条灵魂孤影艰难行进的幽暗之旅。鬼金在叙事中以极力的克制、隐忍策动着灵魂的肆意奔放、炽烈张扬,鲜明比照中完成了灵魂自囚所构筑的人性难以逃离的迷宫。鬼金以文艺作品的残酷诗意再现了灵魂脆弱、无助的孤独场域,为抵达灵魂自由之境默默蓄力,展开并完成一场得失同行的心灵救赎。在无以摆脱的精神天网里,心中的“拜占庭”究竟有多远?唯有爱,可以照亮前行的道路。点缀在主体叙事中的邛与,是生命极境之间变通性的存在,因此处处占尽主动与先机,尽享自舒。鬼金的“拜占庭”,更是叶芝的,亦是人类精神和光同尘的出口。鲍十

退守与消散,看似萎缩与保守,事实上亦是对俗世的反击,更是向心灵自由的回溯。鲍十《天空下的岛》(《作品》2019年第4期)是一方净土,在生命庄严、肃穆的告别仪式、诀别、反刍之旅中,完成了生命自然性觉悟与本真的退守。小说从具象跃至抽象,可视为庄子“以此退居而闲游”艰难进发,人生纯粹自舒之境的抵达。磐石岛既是卢韬的妻子尹海灵生命的起点与终点,亦是他情感与生命的重生之地。岛叙事与妻子的生命过往交错徐进,妻子的诀别及其不长的历程,短暂的快乐与长痛,在追溯中被作家淬炼成生命的理性反思。尹海灵的遗愿,是回到岛上,回到生命来处,亦是回到生命本初本真状态。妻子的生命轨迹,就是为了守护爱情而委屈了自己的短暂人生。质朴与本真的内在坚守,一个女人简单生之基本念想,然而生活并没有给予她或他们。岛叙事中不和谐的音符,来自于卢韬顶头上司师兄郑国伟粗暴的指令。毋宁说鲍十力铸了卢韬对妻子生命过往的追忆,不如说力铸了妻子对卢韬生命的比照。从更广泛意义而言,卢韬夫妇的生命时态,又何尝不是我们每一个普通人的生命色彩呢?大多数人的生命,如“一匹匹拴在槽头的马”,是难以摆脱的被囚或自囚。卢韬在人生低谷中开启了终极性生命哲辩,他最终找到生命的尊严,找到人生精神栖息的归路,选择人生的退守,抵达心灵自由彼岸。

自由之境有更高的层次与境界,亦有更广域的找寻,超越国界的共感共知。夏榆的中篇小说是灵魂在逼仄人间与诗意广辽之间的奔突与悠远行吟,是对人类灵魂的追问、解脱与超脱。这是一部随笔体的小说,文本从新闻调查记者巴特尔(蒙古语英雄)的死(弃世)起笔,沿着逝去的灵魂开始了漫长、曲折的跨越地域、国界,甚至人类精神史的找寻。“我对这个世界无话可说”,是巴特尔与这个生猛世界惯性的反叛与对抗。他惊天动地的坠落,是直面现实的一种反叛意识与勇气昭示,是向精神自由之境的凌厉进击。小说跨越年代追溯精神自由的历史进程,夏榆将巴特尔的生命置于众多的世界经典大师与作品中进行解析,并会同“我”及朋友的生命时态作以补充,以人文主义者博大的胸怀,擎起了精神自由的探索之旅,擎起了全人类精神自由的探索史陈列,无异于自由开拓者生命的一次“复活”。巴特尔有着与凯文・卡特同质的生命,亦有反叛意识。直指他心中的理想世界,他在人类文明的进路上,给予世界的反抗精神光照千秋。不仅是精神的梦幻之旅,更是心灵自由的真切存在。矿区青年狭隘闭塞中的精神艰难突破,与披头士摇滚的崛起有着隔空神会的通感。身处北京的巴特尔,杰出调查记者身份背后还有着摇滚乐等先锋艺术的铁杆拥趸等多重身份,他承受着这个世界带给自己与人们的灾难,却无法追寻到应该拥有的快乐。卡夫卡用寓言勾勒世界永存的黑暗,似一道闪电,为众人照亮了这个充斥着黑暗的世界。任何悲痛阻止不了灵与肉的狂欢,柔情与残酷并存是这个世界原本的模样,携裹着巨大荒谬,是世界文明的演进的方式。性情愈真,承载人间的痛苦愈深,巴特尔去了,他与佛祖、基督担荷着人类罪恶之意,而秦俑连同他的摇滚乐队早已残废。纽约中央公园的“草莓地”,遥感生命不朽,遥感他闪电般的精神奔突,怀想更多身心痛楚与灵魂幻灭的朋友,或许精神自由的价值更在于追求的过程。夏榆以灵魂的奔袭,世界人文主义的视域,优化了灵魂的质地与层次,引领了我们穿行于过去,现在,也遥望了正在到来的未来。

《驶向拜占庭》集中彰显着鬼金对小说的认知,他有着完整的设计与自圆其说,也体现着文学创作与现实生活的剥离感;鲍十的《天空下的岛》,有着沈从文的清新、质朴、沉静与专注,实现了社会问题的诗意化表达;夏榆的中篇小说以颠覆传统的叙事切入当代人精神痛点,完成了向精神自由开拓者的致敬。这些小说,从不同角度阐释了现代小说创作的某些时代性理念变化。

历史:追溯、打捞、警惕、戏说、理性    

岁月的尘埃会堙没许多历史的真切存在,高度物质化的时代很大程度上遏制了人们的情怀与视野,于是遗忘历史成为一种最真实的常态。逐利、实用主义正在弱化、消解着人们的历史意识。历史与现实紧密相连,史可鉴兴衰考得失,预判未来。甚至在从理性考量,现实只不过某种程度的历史重演。经由现实对历史的追溯、打捞、警惕及理性认知,既是小说创作的不忘初心,也是社会文明进路的理性源泉。

小说是作家真诚追溯的灵魂之旅,亦是抵达历史现场的过程,激荡着现实对历史的态度与取舍。尤凤伟的《碑》(《作品》2018年第1期),是一场寻找历史与政治秀粉碎的共振,颠覆主流表达的姿态。小说穿过无尽的迷离,抵达了历史幽深的真实,以历史酷烈度量了今天的人们与过往的距离。经由续写着历史流经的惨淡、残酷遗存,最终到了历史见证者面前。一场恶战,惊心、血腥的画面如昨日重现,当年的英雄却永远地隐没在战争的硝烟之中。他们的命运终究如何,他们又终归何处?这次艰难的找寻意义,早已与政治秀无关,只是良知对历史本身及现场的重返,只是文学回归初心意蕴的行为语言。当立碑因找寻名人未果而搁浅之时,文学秀又急切登场,对于历史而言,是一种生造,更是对其无知无畏的亵渎。立碑,是否能将过往与现实的真实永驻?尤凤伟设置了一条暗淡幽长的求索之路,环环相扣,在不断的失望与摧毁中重建了历史远逝的图景,消解了现实中弥漫的虚伪与泡沫。

抗战历史近年来的书写,实现了较大的突破,诸如从典型到非典型,从正史到野史,从群体到个人,从正面到侧影等,是一种更贴近人物复杂真实的趋向。

张锐强的《风起野莽》(《作品》2019年第4期)关照民间草莽的灵魂蜕变与英雄化成之路,亦是从家仇到国恨,从自保到坚定抗战、从自私到大义的渐变与激变,更是爱情的长久磨砺与涅槃重生,人世传奇的重书。宏大而惨烈的侵略与反侵略,化作民间人物心灵成长的布景,被历史隐没的草莽英雄李绍麟、项如春,因烽烟遍地而崛起。与其说是一段抗战传奇的撷取,不如说是李绍麟与项如春两人之间的爱情心战,是乱世夺目的一缕异彩。张锐强将抗战大历史溶解在主人公的爱情纠结里,打捞了极近真实的生命张力与灵魂动影。1911年冬天的兵灾,融化了李项两大家族世仇,也给年幼的李绍麟留下如影随形的惊惧。于是他的人生成为纵情声色与醉生梦死,直到他遇到了二十多年来从未遇到的女人——项如春,心灵震撼如同当年惊魂之夜,从此生命拥有着生之不得死亦不弃的命意。小说弃绝了抗战大义的渲染,直指李绍麟的种种勇猛的初衷——博得意中人的赏识。然而,迎接他的只是一再的铩羽而归,他却依旧执着于坚石渐化渐融。为了给项如春搞来“扫地平”,他涉险赴约,她舍命相拼,最终双双落入日寇精心布置的圈套。他们生命终结之际,心战尘埃落定,爱情修成正果,生死相许,情尽烽烟。小说最大限度地还原了战争携裹下的真实人性,亦有古典意蕴的汲取,爱情引领着李绍麟从排他之私爱,走向了大义与担当,走向了勇者无惧,爱者无敌。

对于历史与现实的互动互交映照,鲁迅有着最具超越与穿透意义的表达。《狂人日记》是其典范之作,它在借鉴吸收果戈里《疯人日记》有机因子过程中实现了超越,完成了中国现代主义小说构建。王方晨的《新狂人日记》(《作品》2018年第8期)关注特定历史具象,以卑微人物灵魂的屈辱性奔袭与自陈,接续了鲁迅冷酷、极致、理性、反语等质感风韵,完成了向经典的致敬与摹写的完美挑战。小说直击极权流毒,以不断切换的叙事走向,不同生命状态的对比,刺穿了至高权力的野蛮,展开了极权之下的精神戕害与人格裂像图式。极权承压者“我”对妻子、妹妹精神的“施暴”与互殴,是人性劣根性的集中体现。他者的不知所措,妻子欲望的遏制,是承压极致的映像;单纯、纯真一不小心毁了人生;漂亮女人洞明,期待新生的急切;“我”高度人格分裂直至崩溃发狂……文本剑指极权,亦批判了驯化的国民意识,以启蒙主义、人道主义悲悯情怀定格了人性的丑恶,既是特定历史影像的真实虚构,又突破出历史年代设定,而升华为人类精神桎梏复活的警惕与警示。

关于历史的小说表达,博学者的质地介入,可谓一次提振、御风而行。具有多重职业身份的朱大可之小说创作,绝不是偶然闯入别人的“后花园”,而是开辟自己新的“后花园。他实现了对文学的至高认知,实现了创作的随心而动,浑然天成,妙手有得。他以味觉介入历史的《验毒师》(《作品》2018年第10期),可谓文学无限张力无限空间的激荡与决绝开掘。小说在语言的时空里肆意驰骋,毋宁说是他在戏说荒诞的历史,不如说他是以灵动的思维,绝高的智慧,驾驭、闪击并再造了历史明晰而深刻的人性图景,最终完成了一种对数千年文化沉疴的寓言。更为可贵的是,小说以最高统治者变态的意识与行为,为人类共罪意识做了终极救赎。统治者因地位身份及与生俱来的人类罪恶,如同饕餮巨兽,恋乳癖,食婴,无以满足的口腹之欲等等,引发了整个王朝的整体性荒诞。宦官上位,皇帝随欲望而动,小说在策动整个王朝的荒唐中遗弃着这个王朝。投毒者络绎不绝,阴谋暗战如管涌不断淤积。太监与宫女因验毒而走上不归路,宫女佘如烟长舌辨百毒,上位得宠而成皇后。人间“精怪”的皇帝皇后成为巨型的造粪机器,最终引发了帝国大厦倾覆。皇帝被一直惯宠他的柯夫人与卫太监毒死,帝国倾覆之罪由乱政太监担负,失职的皇帝却再上神坛。一场兴衰存亡之后,验毒师佘如烟得以存身民间,枯守孤庙以赎罪孽。小说既是数千年专治极权历史的淬炼,又有着人类原罪的救赎,荒诞戏说中情怀温暖且锋芒无迹、酣畅淋漓,是数千年极权历史的戏谑与理性之识,更是对民族统治文化隐疾的一次庖丁解牛式清算。清算对象既来自上层统治者,更有着更广泛层面的国民性。小说叙事构建有着巨量吞吐,同时又有着惊人的弹性伸缩,既是历史荒诞的集中凸显,又是对历史与现实同质性乱象的警示,最终神坛的荒凉、寂寥,亦隐喻着社会演进的极端偏颇进程面影。文本既是欲望的极致表达,又如论文般举证了感性与理性的统一,有着经典品相与诱人入胜的独到魅力,读者也能够感知朱大可对世界葆有的孩童般纯真热望。

《作品》小说关于历史的关注,有着独到的视野与深度,更有着怜惜的倾向与体温,亦给予众多文学进击者以“快走踏清秋”的无限疆域。

爱情:心战绞杀与本义的回眸

爱情在新的时代呈现着异常复杂的形态与内质异化,文学表现需要更深地介入世俗的生活,并表达更广泛社会层面的感同身受,这也是作家处理与时代关系的一种理性选择。荒诞的时代爱情成为一种遥不可及的虚妄,甚至无法感觉到光明磊落的爱意,它亦不具备死生挈阔的深情,或许只是人们维系心理隐性需求的苟且。而寂寞似乎依旧是人类共有的天敌,在无所事事的无事生非中,爱情被演绎成人们长久的尊严心战,踟蹰之间爱情已被生生绞杀。我们不由得发出深深的天问:究竟是谁偷走了照亮我们人生的爱情?甚至当小说以爱情为名展开对“变态”生活鲜血淋漓地解剖解析时,人们会明白今天的爱情早已背离了它本义。即便如此,文学依旧给予人们关于爱情本真的畅想,情丝飘逸间,春风永驻心灵。

凡人的爱情是一种易碎的苦心经营,生活常常以悖论作结,甚至摧毁爱情的正是来自彼此的悉心构建。寒郁的《纸婚祭》(《作品》2018年第12期)中,郑一介与林碧微以各自奋斗守护来自不易的爱情,然而他们所守护婚姻,很快被彼此的利动所摧毁。与其说是他们自己毁了他们所竭力构筑的婚姻圣殿,不如说是他们难以匹敌的周立精心设局。小说以不同社会层级人物爱情与婚姻的速朽,凸显了经济通则下人性的异化。寒郁以尊严为神魂,深隐了一场看不见人性厮杀:卑微者互杀魂动泣血的暗影。草根郑一介举办豪华婚礼,负重工作,答应为沈虹抓拍其丈夫出轨证据的差遣,不料想逮到的正是妻子的色相横陈;林碧薇以莫大的勇气直面“死敌”周立,以完美的计划为周立奋力打拼,不曾想却掉进了对方完美设计的深渊;上流社会的周立,不能容忍林碧微曾经的插足而盘剥着她,以林碧薇婚姻的瓦解赢得了自己快意报复及企业危机的解除……几乎所有的人都为了捍卫爱情应有的尊严,却以自身的行为亵渎、毁灭了爱情本身。即便是实现快意报复的周立,依旧难以捍卫与坚守自己爱情,报复仅是一场酷烈的虚妄。一场爱情的混战与心战,只是所卷入的爱情被悉数绞杀,并无胜出者。残酷的生活赋予了林碧薇感恩与包容,亦坚定了她的理性选择。原本即将到来的纸婚纪念,最终被残酷的现实篡改为婚姻的祭礼。或许林碧薇得到了有尊严的生活,但永失爱情,纸婚定格为此时代的爱情告别。寒郁给予人心时代性嬗变以莫大宽容,还原柔性广博于猛进社会,心胸宽广可赞。

时代愈是病态,爱情愈是虚妄,甚至这种虚妄被演化为执着与凌厉反击。黄孝阳的《一男一女》(《作品》2019年第1期),以犀利无形之锋颖,深入灵魂肌理,剥离了所有大都市人群(赵高、饶美丽、徐瑶、刘法、陈丽娜们)沉溺于自我欺骗的生活虚妄,赋予了人心从长久迷失中复归本真的自省。这个漫长的过程中,仍不乏亦不弃对浪漫执着,更有对变残了世界的清晰复原,无异于人类自欺浑然不觉迷梦的渐醒。黄孝阳以古典审美,演绎着现代故事,在爱情变残乃至畸形的现实里,剥离着现代社会赋予人的精神桎梏,亦延宕着潜意识中不灭的生命寄意。黄孝阳将读者引入一个充满着未知与不确定的人性迷宫,饶美丽的爱情虚妄与执着,击溃了劝退师赵高的职业自信与人生意义。从未失手的他,在其貌不扬的饶美丽面前,以强大知识储备托底富于激情的自陈,理性引导,感性感化,心理暗示等等都瞬间化作强橹之末。饶美丽,徐瑶,隐没在她们身后的刘法,徐瑶的闺蜜陈丽娜,每个人的情感都是幽暗而违背常态的存在。小说谜团愈探愈深,所有美好的精神寄念,整体上都处在与冰冷现实的对峙、被摧毁中。赵高,包括社会层级不高的饶美丽,他们都不放弃精神的浪漫与情致,但他们紧紧不放的,只是现实社会的一种病态心理。直到后来,他们发现所谓的现实存在,只不过是伪装的永无底线的套路而已。昨天乃至过往,对于他们而言,不过是一场精神狂欢与长久的梦魇。小说的情节的推移,亦是精神至死的沦陷,哲学终极性思辨。每个人都沉溺在自己对生活的设计虚幻中难以自拔,文本更是主要人物走出迷失自我的一场绮丽璀璨的精神反刍盛宴。情节时而舒缓,时而陡进,纷乱中有安静的把控,有世界变残的震撼,一切似乎都是答案,又都是谜题,随处是节点,随处又都是新的起点,小说在时间的缘起与终结间游弋,迷离着。黄孝阳间或以“路人甲乙丙”们的插叙补叙,挫败着赵高引领时尚时潮的职业自信,消解着他曾经坚实的精神依托,在现实世界可怕冰冷的深渊中,引诱着他走向真实自我。上篇是赵高对饶美丽心结的艰难探视,他们从对峙走向了和解,各自走出了迷失;下篇既是对刘法与饶美丽悖论性反逻辑关系存在的起底解密,又是徐瑶人性的自我救赎,是精神强弱的哲变。小说是一种宏阔视野的审视,是打破小说既定模式的砾石,是世界经典范式不期而至的冲击。精神徜徉于小说中,犹如置身于博尔赫斯忽暗忽明的时间长河里,沉醉而享受无穷。

尽管爱情被众声喧哗浮虚及其他事体所涤荡,依旧无法荡尽人们对真爱的想象与神往。大斯的《深夜粥铺》(《作品》2018年第11期),以意识造境,赋予人们爱情真义的虚构:精神性孤独的享有。大斯以美学意蕴的隐忍,克制着叙事情绪,还原爱情真义于精神本位,于灵魂之所,以大多数人的情感疏影,在纯澈灵魂深处发出了深沉的呐喊。爱情的本义人们早已忘却,大斯复原的爱情的精神图解:一刹那间的心动,排他性的精神寄托之所,关注与关爱,无碍的交心,诗意与远方的畅想,珍藏与放下。是来去无痕无迹,而唯独不是占有与撕裂,甚至是一个人专注的孤旅,与他人及世界无关。小说中深夜粥铺的老板,一个中年美丽女人,是都市的精神大隐者,置身纷杂之中而葆有了高贵独享的情感追求,她以对20岁男孩的关切为自己造境,使得远逝的爱情暂得重生。对20岁男孩的情感依恋,不是畸恋与情感异变,而是纯爱久违的重温与推演,真爱本身的呈现。真爱本义就是自私排他与无私至境的共生体,是纯粹的精神瞩望,是俗世索取、或明或暗蝇营狗苟的天敌。大斯为被物质绑架的人们,以真爱的名义圆梦,无异于真爱的深情回眸。深夜粥铺是情感与精神的虚构,更是人们现实情感的隐喻,是对未来无以落地情感的前瞻性想象与期许,是绝望中残存的微渺希望。

90后:纯粹专注开拓多彩空间

《作品》很早就介入对90后作家的发现与推出,甚至说90后作家的迅速崛起与《作品》不无关系。90后作家是最无心理负担的一代,对文学有种纯粹与专注的心态,他们有着经典意识和向心而进的执着,有着让文学回归艺术本身的明确指向。90后小说家创作手法呈现多元化摄取,而且在运用中游刃有余,他们有庞大的参照系,有用之不尽艺术营养资源,他们的艺术认知是自觉的。文学对他们来说是无界的开放,甚至他们用最短的时间,迈向全国文学一线。这,正是中国文学走出去的一股不可忽视的后备力量。

古典意境的现代反向解构与重构,思维的逆袭,西式技法重返中国古典视域,是90后探索进路烁目的亮点,也体现民族文化的和合进取精神。靳朗《梦蝶》(《作品》2018年第1期)中的庄生如同《安娜・卡列尼娜》之安娜、沃伦斯基等刹那之间发现既定生活巨大的缺陷般,意识里长久的美好被瞬间摧毁,颠覆了规范、拘谨、本分人生,击溃了人之羸弱的精神依存。庄生终于从迷梦般人生中醒来,即时洞明了人世难以洞穿之牢狱生活。世人眼中,醒悟即是疯癫。伍蝶或蝴蝶,只不过是我们美好而空幻的意象;庄生非庄周,不过是我们生命时态的他者幻化。文本无疑是对现代文明的大胆质疑与拷问,小说内在气质、构建模式与弋舟《我们的踟蹰》有异曲同工之妙:个体生命诗性的坍塌,最广泛群体生命状态的统摄,存在真切之本质性鲜血淋漓的解析。重返中国古典是创作突破的理性选择,本身意味着彰显着中国小说内敛的魅力。

孙鹏飞《不来不去》(《作品》2018年第10期),犹如迷途知返彼岸。文本再造了关乎人类自虐及自解的审美图景,再现了大一统思维的卓然优越。小说以天道自然轮回自陈,完成了中国式宇宙观的终极昭示,犹如华美大块散文诗流淌,演绎了从人生际遇到社会乱象纷扰,从社会生猛进行时到人类堪忧未来,赋予恣意汪洋的想象与入微至深的理性透析,重塑人文主义者千年孤独心史,隐含着人祸罪谁的天问。孙鹏飞把人类社会种种乱象具象幻化成万物有灵的发声,承接了庄子华章的骨干风韵。流水、马蹄谷、落花、黑水、沼泽、黑虫、冬风、玫瑰、黄鼠狼、野狼、顽石、蝙蝠、下水道、大海等等,目不暇接的种种承载含混又指向明确的意象拟人演绎,是人生、社会甚至人类的自虐种种具象的萃取、提炼与升华,同时又是道之不变的天象合成。自然具象与人类抽象在共进中凝铸了对人类进路之忧的理性反思,小说最终重返庄子古典寓言美学境界。流水贯通全章,承载了全然人文主义者的孤寂与凄凉,他拥有坚定的信念,纯澈的理想,落花是他的爱情际遇,他们彼此有过交集,却从未踏进对方的世界。生命的过程原本自然有定,历经一番涅槃,才有放下悟道,实现生命羽化的可能,《不来也不去》无异于人类自解的寓言。

失序的爱欲、生死夹缝之间至美的重构,彰显着90后作家凌厉进击。宋阿曼的文本,既是个体经验、体认的积聚,同时也是其专注、稳健创作心态的体现,自由无拘表达的流淌,更是迷离生活间隙中执着至美的苛求。在阻隔红尘袭扰里,散射着她对文学艺术认知与精悟。她有着超乎同龄作家的叙事耐心,如琢如磨,使自己的作品透着悠远的古韵古雅,时空转换常常很是迅疾,流变的现实中精神能够始终如一地葆有诗意。《午餐后航行》(《作品》2018年第6期)是描述了爱情不存时代无以搁置性欲的何溪,遭遇了在她看来是自己一直苦苦寻觅的爱情——室友王灿灿的男友徐魏。她安妥了自己的欲望之后,有了对爱情有了新的期待。然而徐魏并不能给予她归宿,她只不过是他午餐后一段航行的缓冲。直至死亡降临的最后一刻,她想到的依旧是徐魏。情感、爱欲之殇,最终以死相殉,生之静美,欲之浓烈,死之酷烈,构筑了失序的人生中人性至美情态。小说有着张爱玲式的决绝之意境,李清照词境的凄美、冷峻与清冽之韵。                         

对于长篇构建,90后作家亦有令人心动的表现,他们执着于在残酷的现实中以生命切实的穿行去追寻惨淡诗意,其间所蕴藏的震撼性、爆发力、创造力不可小觑。周岂衣《十八岁》(2019年第6期)以不堪重负的青春动影,铸就了对背离教育本质规律的产业化荒诞世相陈列与犀利批判——艺考已无关理想与艺术,只是心灵炙烤中的青春失航。《十八岁》是艰难的成长历程,是理想坠入坚硬大地碎裂的余音,更是社会对青春残酷而冰冷地冲撞。青春以感性碎片的形式被素描、定格,亦是一种束之高阁的行为语言,泣血的祭礼。小说简笔聚焦了一群艺考生,亦勾勒出了社会整体性概貌:被生活宠溺者的肆意妄为,生活优越者情感纠结的游戏,良善者被欺辱,底层者卑微、虚荣的追逐,肉体与空花幻影的交换,贫困者脆弱崩溃的神经,艺术的真谛与虚构的生活等等。马永泉的第四次艺考再次铩羽而归,看似一连串偶然事件的反应,冯小小关键时刻的跌跤骨折似乎亦是意外,然而这一切只不过是高考影子下社会残酷法则正常不过的演绎。即便重演千次,或许结果依然如故。艺考不再是为理想而战,而沦为一场青春的撕裂。周岂衣把人生常态上升为哲思的起底式总结,完成了文本从感性横陈到理性苍凉的华丽转身。

马晓康《墨尔本往事》(《作品》2018年03期)既是异域打拼者的青春自述,更是自我生命、自我精神的探析与天问。小说总是在他者生命里返照自身,在凝重、沉郁里潜隐着灵魂的突奔,无以把控命运的诗性残酷,质疑精神安妥的存在。墨尔本的种种惊心的遭际,洞穿了生命的基底,直抵生命的背面。小说在同等叙事场域里,涤荡出属于自己任意驰骋的艺术空间。文本在中西文化生活观念比对中,直刺我们民族爱慕虚荣下的人性残酷,彰显了一种对生命真正尊重的温情与关注。小万之死,摧毁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想象,凸显了现实生活的残酷性。作品建构了一种自由体式的横陈,在坚硬如铁的传统叙事流中,以终极生命诗意的重书、归结,在幽暗的低谷赋予理性而微茫的灵魂通道,起势与落地沉稳有力,有着灵性的中国传统式审美意蕴。马晓康以排山倒海之力,在追溯青春过往中,释放了生命所有的承载,让生命重归诗意与安妥。小说集中凸显了90后作家的创作优势:开放的心胸与视野,执着于自我表达的勇进,诗意与哲思的融合,不失传统审美情趣。他们几乎是以世界的眼光审视现实,其叙事、观念、生命场域等等,不再局限,他们眼中现实不再是局域性局限性现实,而是中西文化碰撞中的现实。

伦理:城市症候与失序的承压

传统的伦理秩序正处在进一步的分崩离析中,来自社会演进所携带的生存压力,让普通人一时难以应对已骤变的伦理担负。小说家以发现与聚焦思考着社会变奏热点,他们从各自独有的视点切入,揭示着社会心理负荷,城市症候与失序承压成为强力的核心表达。

一步之遥的幸福生活,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选择问题,亲情的背负成为难以逾越的阻碍。所有美好的计划无声地流产,演变为应对不暇的无尽慌乱,这似乎是一种生命的既定时态。虞燕的《你不能只是你自己》(《作品》2018年第1期),主人公何乐在婚姻家庭、孕育、养老交织的焦灼中沦陷了自己,沦陷在老去变得卑微父亲,为幸福生活奋力打拼的丈夫,孕育与工作及生活纠结之间。现实生活就像一块极具棱角的砾石,磨尽人们对它的美好畅想与设计,也磨尽凡人的意志力。小说呈现了作为平凡者的何乐直面生活的精神惶恐,亦借助精英人物姐姐何欢的离婚、从九楼一跃而下绝望中的自嘲,完成了对沉重生活的他山攻玉。凝滞、尴尬在带着父亲去浙江的火车站的那一刻,何乐脑海里闪现张臂飞下九楼面带微笑的何欢。这一凝神,既是生活惨烈的回照,也是对当代社会残酷的叹谓。

焦红琳的《共享安定》(《作品》2018年9期)直击都市人现代生之精神困境,阐释了卡夫卡自我解除焦虑的梦境想象逻辑,亦是佛洛依德潜意识多姿的摇弋,更是中国式梦境诗学的延宕。小说赋予都市众生的不仅仅是这些,在精神焦虑的表层下面还有更深层次更珍贵的东西:爱情的浪漫及其想象的延展,贯通数千年的孤寥悲切。小说淡化了现实与梦境的界限,甚至更多的情节、灵魂游弋处在梦境之中,以反语修辞的精准植入,有力凸显与强化了当下社会现实存在的虚幻性,将生命置于荒诞之中。在这个意义上,人类都是可怜的虫类。

丰一轸的《后遗症》(《作品》2018年第1期),是年轻恋人一次有些无味甚至极度无聊的重逢,没有浓情蜜意的缠绵,只有无底的窒息。褚楚的日常动影,与许东陌寂寥的相聚,到梦中惊魂,小说勾勒了一种难以挥去又如影随形的常态性不安。后遗症是多层面的,毋宁说来自爱情与就业的不如意,导师的极尽盘剥压榨,理想与事业的现实崩溃,不如说是对未来的莫大恐慌与对这个世界的深深绝望。褚楚外化性不安,比照、反衬了许东陌更为幽深的精神不安,这次相聚成为他们二人相互舔血式虚弱的精神依偎。正如那首歌,当你悬浮得像个炮弹时,你就很难落下。社会学博士面对人性变残的社会,依旧走不出凝重的幽暗。丰一轸于成功地关照、定格了无以排解的伤魂,精神有深察而无解。他的《说难》,在今天本身是一种难以说清的悖论存在。本该安享天伦之乐的祖父,却不得不一次次在县城地图上寻觅,为老弟踅摸姻缘。祖父艰辛的寻觅显然是徒劳的,那不是地图,而是强大经济猛进的承载,地图不过是经济生态的符号罢了。老弟也一次又一次的寻觅,一次又一次的无果而终。为此,祖父与父亲关系恶化,甚至动手,甚至老泪纵横地跪倒在姑父姑姑面前。找个过日子的人就这么难吗?经济生态颠覆了乡土正常伦理的今天,最基本的伦理归宿已成为难以企及的奢望。丰一轸所撕裂的不再是一个人的精神之痛,而终结之中乡土社会之痛。

社会伦理失衡失序,留给普通人的是来自生活深处的证言。梅妝的《青木原》(《作品》2018年09期)以去尽浪漫、心酸的戏谑式幽默,调侃了都市凡人生命到诗意远方遥不可及的距离。生活对司机大老吴来说是脆弱瓷器,一刻的欢愉丢了精神病人,惊惧之下,心存侥幸的他拉了正常人以充数,最终作为家庭顶梁柱的他,失去微薄的保障而入牢狱。正常人被送进青木原无一例外地被精神病,社会病象横陈,悲喜交替,现实扎心,背离人性。这里更是时代器质性缩影的凝练:天使被患者重伤致死;有人被妻子恶毒设计而顿悟人生;有人近在咫尺的爱情骤失,永远留在了青木原,有人被调查、双规,有人因祸得福,一夜暴富……似乎一切经不起生活偶然的重击,喜忧福祸杂陈才是本味。梅妝酣畅淋漓的叙事激进中,亦隐藏着处在困境包围中人们对诗意与远方的强烈渴望。

包倬的《那就晚安吧》(《作品》2018年第11期),男人为明线主线徐进叙事,女人为暗线补线递进力度,全然表征了都市底层人群灵魂漂浮无着落的真切动影。逼仄的租赁房间因隔墙被强行拆除,两线相交,男人女人一览彼此残存着一点想象的空间,同时也摧毁了他们对生命的热望与想象力。与其说女人是男人生命日常的补叙,不如说她是男人虚妄精神的终结者,她亦击溃了自身。男人房间里那些所谓励志书,不是强大的精神支柱,而是自我封闭的迷药。女人是理智与清醒的,这是一个无法用信念支撑生活的冷铁时代。作品以沉闷忐忑的叙事,聚力于日常生活之一瞬间,辐射与承载的却是蚁族全部生命状态。男人臆想了无数次的面对,却最终没有丝毫的浪漫、温馨,只有无尽的苍白、乏味。“晚安”,光鲜都市遮蔽下的幽暗的夜里,芸芸众生能够安眠吗?不具姓名男人女人的符号性存在,以理想之鸡蛋猛击了现实的石头,碎裂惊心而无声。

城乡:告别铭记中永失的家园

城市化进程,使得中国大地上绵延了数千年的农耕文明处在疾速地瓦解之中。在进城之困与返乡之难双重夹击下的村落,成为我们远去渐渐模糊的记忆。尽管家园正在逝去,尽管从农村进城的每个人都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剥离,人们还是不断地挤进城市,寻求生命新空。

回望乡土,农村记忆已成寂寥的挽歌,慢节奏与高速猛进的震荡中,依旧有着抚摸岁月的温情。叶清河《农耕记忆馆》(《作品》2018年05期)中,父亲走了,他所守护的村庄成为“我”故土情感联结的“真空”。因着遗留的林林总总的农具,“我”在对哑仔的讲述中,复苏与重温了父亲多年来的生命过往,于逝去中完成了生命的重新认知。“农耕记忆馆”成为对父子间冲突的理解与谅解,成为父亲无法逃离与“我”无法回去的命运注解。叶清河以散文笔调达成了自己的预设,以时空的浮光掠影构筑了精微的孤独感、本真态,探索了人生庸常存在的之外的精神意义;以农具为载体钩沉人与乡土的双重命运,将斑驳的记忆凝固成农耕文明终结的挽歌。关于乡土个体生命的记忆、情感、纠结等陈列至真入微,直抵乡土生命存在本质,无疑是对乡土的隽永地回望。

陈仓的《反季生长》(作品》2018年第八期)是返乡之难的理性直面,返乡长途车各色人等具象凝练出抽象——“伪上海人”棍子山药、大白菜等诸多进城者,一路脆弱优越感的横陈与欷吁,亦是城市他者无法抵达的归途。对于大多数从农村进入城市的人来说,改变的只是职业与生活节奏,而不是命运、身份。他们以“城市他者”的状态悬浮于城市上空,落地生根的几率罕有。从挺进城市的那一刻,空间、心理上与故乡渐行渐远,乃至失去依存的幸许之地。试马镇的“那棵樱桃树”反复闪现,既是生命“痛点”对过往的勾连与重温,更意味着作家陈沅与过往的诀别。扎根故土的“那棵樱桃树”味道依旧,蔚然成林,对于进城者而言,亦是反季生长,小说是众多的城市他者幽远心声的代言。

付秀莹的《啊!》(《作品》2019年第1)是诸多城市他者余绪在天的咏叹、惊诧定格。小说从芳村正月不剪头的风俗遥遥说起,继而转进城市他者小见打工的北京。小见勤快机敏,完全收起了淳朴,以高度的职业素质及状态,服务着每一位顾客。旷姐满意与享受中,擎起了脱离打工者社会身份的优越感。工作之余的小见们,不再拥有属于自己的空间,甚至工作间隙,只能不断地找活干以缓冲心灵的莫大空虚。上午带着新年好心境开心而去的旷姐,下午又一次来到小店且悲伤不已,然而她并未倾诉什么,她亦无法诉说,她有着怎样的故事呢?农村人纷纷进城,苦苦打拼,究竟为了什么呢?他们委屈尊严,得到又失去什么?城市的他者,纵有万般余绪,又能向谁人诉说呢?市声繁杂中的一股清亮而至,沉静中潜隐着灵魂的奔突,或许又是一个新的故事的序曲。王哲珠《姐姐的流年》(《作品》2018年第4期),以寻找姐姐起笔,浓墨追溯了聪明能干的姐姐富于担负的人生过往,追溯了沉静而暖心的农村生活。这一切依旧足以安身立命,却依旧不足以安妥狭隘天地里向往广阔的心灵。姐姐是有着变通思维,勇于打破和改变现状的人,她的出走,是责任承担告一段落后新生命新生活的开启,亦是迈向城市文明的理性决绝。

艺术:固有壁垒打破后的共融

关于文学艺术本身,《作品》小说从现象层面和创作内质层面给予了充分的探究。文学现实充盈着浮虚,各色人等纷纷介入,伪大师层出不穷,功利奠基的种种热闹与繁荣本质上与文学无关。与此同时,文学亦不乏热忱而精进的探索者,他们以自我艺术敏锐感知,在众声喧哗中异类存在,在艺术融合中向着新的表达之境不断突进着。

充满泡沫的文学现象,从来是喧嚣与众星捧月的感觉。文学的真性感悟者从来都是寂寞地自说自话,寂寞与自我话语原本文学的属性。江冬《一小时的大师》(《作品》2018年第12期)鲜血淋漓地刺穿了充满炫彩肥皂泡的文学聚会,在新叶公好龙时代,真正的文学信徒被视为“文学”的“公共敌人”。陌生的文学聚会上,“你”以对文学精悟的一小时演说,击溃了席面上荡漾在浮虚之中的各色人等。然而“你”所拥有的只是寂寞和寒意,这是文学的俗世性面孔,小说刺世力度颇深。矛盾可能设置与美学思辨,存在性的哲学构建,是小说艺术开拓性路径。

李衔夏《子弹做的刀》(《作品》2018年07期)以超乎常态逻辑颠覆了逻辑性,以可能性极致性矛盾设置,探究了小说艺术本体的存在,可谓向自身创作及中国文本发起的以石击卵式的挑战。冷血杀手爱上行动目标,并且作为杀手的核心存在意义被目标的选择所解构所冰释,为捍卫职业艺术最终不得不选择自杀,这在常态逻辑下是不存在的,却完全是一种现实性的艺术逻辑存在。突破逻辑就是艺术逻辑性存在的属性。这是关于小说美学存在推演与演绎,是一种美学极境的构建,更是作家与创作自我的角力。

从小说内质层面考量,通感的妙用,不同艺术类别固有壁垒的打破,最终都能在共融中实现突进。杨袭《苍茫大地》(《作品》2018年04期),以过往时代的众多亲历者的不同视角透析了女人杜梨纯真、坦荡、崇尚美的生命轨迹,追溯了一个文艺真魂与世俗共存的时代。杜梨无惧世俗的别样目光,将尘世的一切灾难化作追求、捍卫美的生命惊艳,其惊鸿一瞥的人生铸成人生终极、理性、恒性大美。大地苍茫,曾承载着无尽的人生悲凉与艺术惊艳,世故的惯性依旧无法遮蔽转瞬即逝的倔强存在。杨袭在叙事上将现场情境与理性探究融为一体,纷扰的世事表象下潜隐着艺术肌理透析,时代之过往与反思苍凉而有力。毋宁说小说是以他者视角对女人杜梨生命轨迹与逝去的文艺时代的追溯,不如说是杨袭对艺术生命的至深认知与盛赞,对艺术苍茫的咏叹。小说复原了原本艺术存在的理想的空间,更为可贵的是,小说以油画般的丰富色彩与层次,赋予那个时代的艺术本色,勾勒了艺术真魂的时代景深,因着这种不同艺术种类与不同时代的通感,文本的叙事展开中,生命、艺术之丰沛诗意,油然而生。          

《作品》打破文学艺术固有的壁垒,给予牺牲可读性的执着追求者以海阔鱼跃的空间,也给予读者世界经典范式惊鸿一瞥的机遇。残雪对于中国文学来说,永远是一个独特的存在。她颠覆传统表达,以跨文本、跨主义、突破程式逻辑等超常的思维,自由地游弋于自我的文学疆域里,执着地追求着文学的理性之美。几乎所有的小说都是对世界存在的寓言性创造,甚至她在文本中竭力构筑着失序世界的幽暗秩序。残雪的《成长》(《作品》2018年第7期),是以感性文本表达人类理性成长史的一种创造性文学图式。残雪用人类之爱情、亲情、世情、友情及内心、顿悟等等,勾勒出灵魂成长的精神流图。小说的感性图景,无一不被赋予象征意义:龙泉山无疑记录着人生的各种流逝与流变;野百合是人类人文情怀的表征;东北虎象征着源自人类外在的各种诱惑;狼嗥表征着来自内心的真实声音;玫瑰象征着美好平和的内心;夜晚的女人是爱情之外友情、情欲延宕的载体;黑衣人则是人类理性之识的昭示与导引者;……或许时间是静止不动的,流失的只是人类自身。人类在成长的过程中,爱情要经受外在诱惑的考验甚至失去(小勺奔虎而去);亲情(父母)永远守护、陪伴左右;要遵循内心的呼唤也须直面俗世的误解甚至嘲讽;生命的历程中需要友情对爱情的激荡与滋补;需要自我内心的放下与顿悟,进而获得心灵的安妥与平和。人生永远是得失同行,在失去的同时获得、收获了成长。对残雪而言,无象征不成小说。人类难免有自身隐疾,却是为了更好地成长,在失去与得到反复中,人们在永逝不变的时间中须有理性引领(黑衣人)。范墩子《树杈小孩》亦是理性之识根植于乡土的重构性终极表达。小说中的人物只是生命状态的符号性存在:“我”是“树杈小孩”,是生命纯粹及人文的存在;天太,是大智如愚,变之不变的存在,以不同视角看世界的不凡眼光;山羊则是理性而功利性的生命存在。对范墩子而言,乡土不再是记忆中承载故事的乡土(要在小说中寻求故事性基本上是徒劳的),而是历经他艺术震荡之后的富于世界文学长廊意蕴的乡土,是他现代艺术重构的重要场域。“我”与天太在精神思想上有了交流甚至默契的愉悦乃至心牵魂动。天太是以人间最低的姿态看世界的,天太完成了自己的“飞行”,“我”学会了以新的视角看世界。天太走了,他的葬礼成为众多孩子们的天堂与狂欢。“我”与天太交流交往,重要的不是玻璃球或弹簧青蛙,而最终弹簧青蛙被直奔目标而去的山羊得到。小说有着卡尔维诺的理性极致,是生命存在状态的抽象及寓言,是人类遥远本初自我完全拥有的喜悦,亦是不再拥有的长痛长叹。

科幻:想象天域里的社会思考

科幻是一种想象力驰骋的文学类型而不是文体,它是文本籍以飞行的外壳依托。科幻文学的突起与上扬,亦给予众多作者创作转进、探索的机遇及空间,《作品》以超乎常人的敏锐把握前沿律动,关注和捕捉着这股文学的新姿态新势力。

生命有没有突破常态的可能?田兴海《负限奥运会》(《作品》2018年第2期)穿透与否决了我们对生命的固化认知,在生活节奏日益加快的今天,负限奥运会无疑给予人们一种重新审视、理解生命的别样视觉。以“慢”为高标,亦是对物质高效迅捷的警惕。文本破袭、质疑了现代社会,完成了一种对生命本体本真意义的终极寓言与解读,重申了体育竞技的本质意义。这是一种生命回归本真的昭示,一种生命选择性意义的重构。霍金的《时间简史》里曾问到,“时间的本质是什么,它会到达一个终点吗?我们能在时间中返回过去吗?”

王秀梅《咖啡师》(《作品》2018年第6期)赋予人类重返生命过往现场,直面未来的无限遐想及变之不变的确定性。“故事的终结”咖啡馆,只不过是特定时间、纬度、物象、环境下转化的时空隧道,知道了生命过往与未来的“我”,火车司机,咖啡师,重返过往为了改写命运,然而冥冥之中能够改写的却可以忽略不计。小说探讨了文本建构的极致性可能与恒性,最终于无以抗拒宇宙力量里奏响了挥之不去的千古悲歌。王秀梅从容地凝铸了自己对小说艺术的认知:无限可能与确定性,魔性与逻辑性,主线与枝蔓,形态与思想,感性与理性,浪漫与悲情等诸多因素,于相斥共进中抵达统一之境。海德格尔曾言,今天的人们已无法与生命本身相逢。                                      

超侠《观察者》《作品》2019年第1)以生命本体的裂像与不同的人生站位实现了人类与自身的相逢与交汇。观察者与被观察者的换位,既是平庸人生的改版,亦是人生欲望极致的一种推演。人的欲望是无穷的,它可以抛弃家庭无视伦理,甚至打破宇宙既定的秩序,成为一种失序失魂的疯狂。超侠最终以观察者与被观察者的思辨,道出了世界存在的极致虚无性,在平庸与极端之间达到了文本的平衡之美。林潇《生命的另一种可能》在脑波电流幽冷交融的时空,在宇宙寂寥的苦寒里,演绎了人类的神性——爱情超越一切魔力,即便遥望浩瀚冷寂的地魁星,亦能感知爱之存在的力量。离默对李茸茸的爱超越生死,因此他逃离精神病院潜入飞行器,来到地魁星找寻爱人。在与外星电流对抗的过程中,离默、李茸茸以自身的彻底毁灭给予宋洛洛、辛念生存持续的机会。小说重申了爱之力量的永恒,在无边的宇宙爱是人类依存的坚实根基,无论时空如何变幻,爱总是另一种可能性的存在。

科幻只是表达的一种载体,是作家对人类未来的延伸性探究,体现着作家智慧存储与社会学思考。《作品》的科幻文本,紧扣社会内质变迁现状,以想象之羽给予生命全新的理性时空,给予人们以超越性别样的解析与洞见。在真幻迷离间予人以颤栗的欢愉与理性的归结,在想象力的俊逸奔腾中,给人以言外之味,弦外之响的久久余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