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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兰妮 | 悼念翟泰丰部长

更新时间:2020-11-09 作者:李兰妮 来源:中国作家网

近日,我和范小青、秦文君、叶广芩通过北京一家鲜花店,往翟部长家送去一个白玫瑰花圈。挽联上署名学生:翟部长我们永远怀念你。

大概是1998年,中国作协办一个20人左右的作家创作班。同学张平、陆天明、周梅森、张宏森正有影视作品热播,其他同学如“河北三驾马车”等,正处于创作上升期。班里同学都带了正在创作的长篇来,中国作协要力抓反映社会现实、立足人民的精品力作。那时我在北京,给中央台电视剧制作中心写迎澳门回归的电视剧本《澳门的故事》。同时,修改那部写深港渔民题材的长篇小说《傍海人家》。作家出版社社长张胜友提醒我:这个班是翟部长亲自抓的。讲课的老师都是各行业顶尖人物,都是他亲自邀请的。翟部长很认真,强调纪律。你可不要散漫哦。

头一天上课,在讲台上点名的人居然是翟部长。第一堂课,测验!几十道综合题,涉及最新的时事政治、国际形势等等,涵盖面很广。多数同学有点懵。谁也不敢交头接耳。测验结果,全班只有两个同学及格。突然袭击呀。警告全班人不要骄傲,静心好好学习。

每次上课,翟部长挨个儿点名,非要亲眼看见该学生大声回答“到”。来讲课的老师,包括当时的人民银行副行长、中央党校副校长、《邓小平文选》编委会副主任、国家某高新科技首席研究员等等。每次老师授课,翟部长都陪同在一旁,认真听课。那时候,作家对高新科技信息接触少,21世纪的世界将会如何发生巨变?我想象不出来。一位专家讲到,要具备前瞻性思维。新世纪学科领域要关注“五新”:新生物、新材料、新电子、新通讯,还有一“新”,我现在记不清楚了。20世纪末叶,这样的课程很新鲜。作家的心胸和视野在发生着变化。

毕业照人手一张。翟部长在前排正中位置。有同学说,咱们去找翟部长签个名吧。我想了想。没有去。他给我的印象非常严厉,敬而远之吧。

接下来的几年,这个班的大多数学生佳作频出,文坛瞩目。而我连续5年没写作品。3年开了两刀。淋巴转移癌。口服了五个月的化疗药物。我在过生死关。

一天,突然接到深圳作协主席林雨纯的电话,说中国作协党组书记翟泰丰要来调研深圳文学情况,同时参加我的作品研讨会。我很惊讶。1984年深圳作协成立以来,极少开作家的个人研讨会。市作协一年才3万元经费。翟部长还给市委负责同志写过亲笔信,恳请深圳多关注多支持作家的创作。

我平生第一个作品研讨会,似乎开成了我的准追悼会。广州、深圳文坛的朋友来了20多人。这些同甘共苦一路走来的朋友,懂得在深圳坚持文学写作孤寂而艰辛。说的都是温暖的话,鼓励的话。

翟部长来深之前,看了我的长篇《傍海人家》、散文集《人在深圳》。我告诉他,我要对得起研讨会上大家对我的情谊,尽快康复,投入创作。没想到翟部长说:不!目前你不要想创作的事。不能大意。淋巴转移癌比较麻烦,容易转移到身体各部位。需不需要我帮你在北京找个好医生看看?

我楞了片刻。一是,我常听到人们含糊的安慰: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很快你就没事了。二是,帮癌症病人找名医太费事,交情一般的,犯不着为你去欠个大人情。翟部长与我非亲非故。我没有想到他会这么问。

翟部长又问了一遍。目光炯炯盯住我,等我回答。我忙道谢谢,忙摇头。他叮嘱:你来北京记得说一声,我认识几个好医生。

开完深圳文学调研会,翟部长由深圳作家陪同,参观了南岭村等地方。离深前,翟部长提出,要去看看我在《傍海人家》里写的渔村。那渔村在深圳大鹏深处,远离市区,路窄,有些荒僻。几年前我曾在那里深入生活,电视剧《傍海人家》也是在那里拍摄的。我和市委宣传部的刘庆生同志陪他去找。深圳真是日新月异之地,找来找去,那个渔村居然找不到了。我考虑不周,白耽误翟部长的宝贵时间。他却说:好事。发展迅速。傍海人家都不见,一片汪洋水连天。

2003年我抑郁爆发。那几年我关闭手机。不与外界联系。直到2008年《旷野无人——一个抑郁症患者的精神档案》出版,同时入选国家出版总署的国际出版工程系列。《文艺报》登了相关报道。一天,我突然接到一封很厚的信。翟部长写的信,附上6页纸《旷野无人》读后感。

重新联系上之后,翟部长说:你没有音讯。我托庆生打电话找你,想知道你的癌症还有事没事?他找了一年多,找不到。电话也不通。他呀就跟我说,怕是啊……人不在了。我心里头难受哇。没想到……你还活着!还写了一本书。

我告诉他,重度抑郁。我在旷野里呆着呢。翟部长说,那你就要走出来。走出旷野就能看到,关心你的朋友们都在呢。我们念叨你惦记你。记住喽,以后遇到困难,一定要说。我们会帮助你。

他的批评让我感动。上海世博会那一年,翟部长邀请我们班几个同学一起去上海看中国馆。人山人海的,不一会儿,我就掉队了。我找不到我们这支小分队,就独自出了中国馆,在馆外发呆。同学关仁山满头大汗、急急忙忙找到我,说:掉队了吧。翟部长发现你没跟上来,派我们找你,赶紧归队。老爷子下令,归队。

归队的感觉很愉快。

在北京开中国作协全委会,接到翟部长夫人韩大姐的电话,说翟部长叫我去他家坐一坐。我知道,他俩是关心我这个伤病员,要问我近况,需要什么帮助?韩大姐竟自己开车到会议所住的宾馆附近来接送。翟部长有司机,但是这样的私人小聚他不麻烦司机。我曾跟叶广芩一起,吃过翟部长亲手做的北京炸春卷,也啃过韩大姐在牛街给我买的冰糖葫芦。空着手去,回宾馆时手里拎着几样北京小零食。这种脱离世俗功利的师生情谊,很难得。

中国作协全委会小组会上,讨论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要求作家们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在新时代写出人民欢迎的作品。作家们纷纷说自己准备去什么地方深入生活。我说,我要去精神病院“卧底”,直面精神病患者的困境与挣扎,看看医护人员怎样医治、帮助这个群体。作家们给我支招。有人笑说:估计也就你能混得进去,还能把书写出来。

会后,接到翟部长的电话。他说:作家就要有这种勇气和胆量!但是,你要依靠组织。计划要周密。必须保证安全出来。

韩大姐接过电话说:你要报备。以防万一。

我犹豫。确实有危险。

世卫组织提出:没有精神健康就没有健康。2010年第一期《自然》杂志的编者按就提出:2010年至2020年是精神障碍的10年。欧美及中国科学家都在关注“脑计划”。人类社会发展到如今,疾病谱发生了深刻的变化。21世纪的人必须具备这种常识。我想在精神病学和文学交汇地带试着探索一下。即便失败,摔得头破血流,但我尝试过。深圳人不怕摔。我向中国作协、省作协做了报备。

精神疾病是全球公共卫生问题。据WHO统计,全世界约10亿人正在遭受精神障碍困扰,每40秒就有一人自杀。而中国14亿人口中,约2亿多有精神心理问题。作家有责任关注这个沉默而边缘的群体,为他们发出声音。传递爱,传递生命的尊严和希望。

我先选择了广州市惠爱医院。中国第一家精神病院,成立于1898年,创始人嘉约翰医生是孙中山学医时的老师。我在惠爱医院病房里住了35天,直到因全麻醉电休克引发短暂失忆才撤出。由广东省作协党组给惠爱医院党委办传真公函,写明:作家李兰妮在贵院深入生活,现有文学工作需要立即出院。

出院后,我有一个多月短暂失忆期,见到邻居记不得人家姓什么?说话张嘴没听见声音。不敢出门。

翟部长曾问我:是医生要你接受电击吗?我说:是我自己提出接受电休克疗法。翟部长说:很危险啊你知道吗?我说:知道。我做公益活动时,告诉大学生,要了解精神障碍的常识,该吃药吃药,该住院住院。我得亲自试一试。把这些真相告诉他们。

翟部长感慨道:好。实在。没出事就好。

中国作协主席铁凝也几次提醒我:兰妮,你要特别小心。我担心你。要知道你出院了,我才放心。

我又去了北医六院住院。这是中国精神专科医院科研、管理连续8年排名第一的精神病院。我一人北上。一住28天。

出院后我才报告翟部长。不愿劳烦他们去精神病院探望我。翟部长批评我:精神病院怎么了?怎么就不能去看你?顾忌多余!

在京住院,当天就被从澳洲回国治疗的患者认了出来。一些留学生看过央视《开讲啦》我的演讲“好好活着”。实习的住院医生说,他们博士专业课老师在课堂选用《旷野无人》书里的实例,要他们深入病人的心理,学习怎样与病人沟通互动。

翟部长欣慰地说:作家的心血没白费。这叫造福社会。

我写《野地灵光》这部纪实长篇时,特意告诉翟部长夫妇,我会关闭手机。不要担心。

2020年1月12日完成长篇。交稿给人民文学出版社。1月下旬得知新冠疫情的严峻。2月,老父亲胃出血入院。3月病逝。焦虑。抑郁。似乎诱发了创伤后应激障碍。我努力,努力往光亮处看。

4月初,翟部长通过微信发来了他创作的长诗《大武汉颂》。气势磅礴。电话中,他豪迈大笑,说:我就是对武汉有信心。对中国有信心。你应该听听交响乐!

9月上旬,翟部长来过电话。他中气十足地大声问:你那本书出来没有?我要看。

我说:快了。

翟部长说:野地……有光了。

我说:是啊。旷野,心灵。有爱的温暖和光亮。

翟部长说:噢我要看看。我要了解这个领域。精神领域啊,这个……尖端必须了解。你要了解世界,不懂这个不行。

我想起了那年上课,授课老师讲高新科技,翟部长坐在讲台一旁,与我们一同听课。听得那么认真。学无涯。赤子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