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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德南 | 纪实、虚构与抒情的辩证

更新时间:2020-11-13 作者:李德南 来源:《长江文艺》  

在葛亮的小说创作中,《朱雀》《北鸢》作为他书写近代历史的“南北书”,在出版后都曾引起较大的反响。这两部长篇小说,有很多内在的相通之处,也都各具特色。南京是《朱雀》的叙事空间,也是这部小说的主角之一。通过对这座有着独特历史的城市进行凝视、再现与想象,葛亮找到了南京古典与现代的美学关联,凸显了南京的传承和裂变。《北鸢》亦有不少值得看重之处,尤其是它很好地融合了纪实、虚构与抒情,是近年来在家族史写作方面的重要收获。

提及葛亮,很多人都会注意到他的家世。著名艺术史学者葛康俞是他的祖父,新文化运动代表人物陈独秀则是他的太舅公,中国原子弹之父邓稼先则是他的表叔公……这些声名显赫的家族成员,既为葛亮的出场带来不少神秘色彩,也成为他在文学创作和内在精神上的重要资源。写作《北鸢》时,葛亮更是极大地调动了家族史的重要资源。家族的丰厚历史,长辈们对其内在的精神感召和思想感召,是葛亮进行创作的重要动力。此书的创作,与其祖父遗作《据几曾看》的编辑有关:“祖父的编辑,寄了陈寅恪女儿所著《也同欢乐也同愁》等作品给我,希望我从家人的角度,写一本书,关于爷爷的过往与时代。”①葛亮曾想过用非虚构的形式来写,后来却选择了小说的形式,从而在虚构和纪实之间形成了复杂的辩证。小说中的毛克俞,显然是以葛亮的祖父葛康俞为原型;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单行本中亦有这样的献词:“谨以此书献给我的祖父葛康俞教授”。主人公卢文笙的原型,则是葛亮的外公。葛亮的姨父褚玉璞,在上世纪二十年代曾任直隶省长兼军务督办,鼎盛期与张学良、张宗昌并称奉鲁直三英,在《北鸢》中名为石玉璞。这些人物原型的融入,还有葛亮在写作中所融贯的格物精神和实证精神,使得《北鸢》有浓厚的纪实成分。但不能忽视的是,《北鸢》毕竟是小说,虚构和想象的融入,使得这部小说能够做到虚实相生,从而更为灵动,也更有感染力。

除了纪实与虚构的辩证,《北鸢》还极具抒情色彩。这种抒情性,是葛亮小说创作风格的延续。读葛亮的小说,时常会想起黑塞的一个说法:小说是假装起来的抒情诗,是给诗的灵魂的实验借用,作为一种标志去表达他们的自我以及世界。与葛亮早期的作品相比,尤其是与《朱雀》相比,《北鸢》加重了抒情性,减轻了传奇色彩。这并不是说他不再重视小说的叙事性,但他在这部作品中并无意于成为本雅明或莫言意义上的“讲故事的人”,不如通常的小说家那样重视叙事,尤其是宏大的国族叙事,而是更多地以抒情为志业。这种抒情小说的创造,在中西文学史上都不乏典型。伍尔夫的《墙上的斑点》《达洛维夫人》《到灯塔去》《海浪》,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纳博科夫的《洛丽塔》,麦卡勒斯的《心是孤独的猎手》《伤心咖啡馆之歌》,还有鲁迅的《呐喊》《彷徨》,废名的《桥》《桃园》,沈从文的《边城》《长河》,汪曾祺的《大淖记事》《受戒》等等,都属此列。《北鸢》所承接的,也正是这一脉络复杂的写作传统。如果要做更详细的区分,也可以说,葛亮早期的《谜鸦》《德律风》等作品,更多是受西方思想和西方小说的影响,其抒情更多是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的融合;在以《北鸢》为代表的晚近的创作中,他则更多是想回归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的传统,尤其是抒情传统。

按照陈世骧、普实克、高友工、王德威等学者的说法,抒情是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的特质。陈世骧语尤为强调,“中国文学的荣耀并不在于史诗;它的光荣在别处,在抒情的传统里……以字的音乐作组织和内心独白作意旨是抒情诗的两大要素。中国抒情道统的发源,《楚辞》和《诗经》把那两大要素结合起来,时而以形式见长,时而以内容显现。此后,中国文学创作的主流便在这个大道统的拓展中定型。所以,发展下去,中国文学便注定会有强劲的抒情成分。”②在五四以后,随着中西交流的频繁和时局的动荡,风气才开始改变,叙事终于压倒抒情。而不管是遣词造句,还是在布局谋篇,乃至于思想立场的选择上,《北鸢》都与此抒情传统若合符节。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这部小说对于意象的重视。《北鸢》这一书名,出自曹霑《废艺斋集稿》中《南鹞北鸢考工志》一册。在《北鸢》中,风筝是最为重要的意象。它首先是一个结构性的意象,承担着结构整部小说的功能。风筝的意象在小说中不时出现,将仁桢、文笙、雅阁等人物的命运勾连起来,也推动了情节的发展。此外,北鸢还是一个隐喻性的意象,可以被视为整个民国命运的隐喻,也是小说中几大家族、众多人物命运的隐喻。动荡的时势和局势,对于国家、民族、家族和个人来说,正如天时地势之于风筝,是强而有力的牵制。然而,这也并不意味着身处时势和局势中的个人毫无选择的余地。在《北鸢》中,其实每个人都做出了属于他们的选择。以雅阁与文笙为例,他们就走了颇为不同的路。在回顾各自所走的路时,雅各对文笙说,“记得那年,我们在青晏山上放风筝。你告诉我,放风筝的要诀,是顺势而为。”“他走到窗前,望出去。目光停在这城市的天际线。他对文笙说,你看看外头,就是大势。势无对错,跟着走,成败都不是自己的事。快不得,也慢不得。里面有分寸,摔一两次跟头,就全懂了。”文笙则回应说,“顺势的‘势’,还有自己的一份。风筝也有主心骨。”③诸如此类的意象,在小说中随处可见。它们的存在,无疑为小说增添了不少抒情的气息,让小说纪实、虚构与抒情的辩证变得更为有机,也增加了小说的文学性和感染力。

《北鸢》的语言,也有浓厚的抒情气息,处处体现出对抒情传统的赓续和再造。葛亮是一位有高度的语言自觉的作家,既能根据不同的题材运用不同的语言,也能不断地探求语言和世界的可能性,在两者的复杂辩证中进行文学创造。他的长篇小说《朱雀》和小说集《七声》在语言的经营上既古典又现代,亦西亦中;《德律风》《小金》等小说自觉地融入了粤语方言和粤地文化;《北鸢》的语言则是以雅正的短句为主,有鲜明的民国气息。对于当代人来说,写作历史小说往往容易携带着过强的、过于鲜明的当代意识,在语言表述上也很容易把惯常的表述方式带到写作中。这种历史性的错位,会瓦解小说的实感,让读者无法进入到作品的世界,也使得读者对作品产生怀疑,无从和作者签订阅读的契约。《北鸢》却很好地克服了这个问题。如张莉在讨论葛亮的《北鸢》时所指出的:“他的行文远离了翻译腔,也远离了那种繁复辗转的复合句式。句子长短间杂,有错落感。某种意义上《北鸢》是从古诗词和水墨画中诞生出来的作品,它继承了中国文学传统中的静穆、冲淡之美。作家放弃使用了对话中的引号,通篇都是间接引语;每章中的小标题也都是两个字,‘立秋’、‘家变’、‘青衣’、‘盛世’、‘流火’、‘江河’等等,这些显然都出自小说美学的整体考量。”④

这种对抒情传统的自觉赓续,对葛亮的写作来说大有意义。在“70后”作家中,卫慧、棉棉、盛可以等喜爱的是极端叙事,尖锐而生猛;葛亮、张楚、弋舟、蒋一谈、魏微、付秀莹、吴文君等则另有路径,偏重抒情;徐则臣则重视抒情和史诗的融合,通过抒情的史诗化与史诗的抒情化等方式,写作了《北上》这一抒情的史诗。就总体而言,葛亮以轻灵、轻逸为美学价值,重视古典小说和古典美学对于个体生命的滋养,重视留白的艺术,《北鸢》正是这种美学实践的上乘之作。正如陈思和所说的,《北鸢》“着重刻画了在新旧交替变化的大时代里,某种具有恒久不变价值的文化因素。这是这部小说最大的看点:它展示了现时代人们对‘民国’的一种文化想象。”“我在阅读这部文稿的过程中,不止一次地想到了民国作家废名的小说。这是现代文学史上独特一路的文脉。用委婉而空灵的文学语言来展开日常生活细节,从中隐约可见传统文化的阴影和现代文化的转型,人物也是在半新半旧的纠结中逐渐改变命运。所以,与其说《北鸢》关乎的是政治的民国,还不如说是关乎文化的民国。”⑤可以说,葛亮既选择了适合他的写作题材,也为题材选择了贴身的语言、结构和形式。

《北鸢》是一部以独特的时间节点为中心的作品,对时间节点的选取,别有幽怀,体现了葛亮的文学自觉和文化自觉。还需要指出的是,葛亮的小说创作,除了有鲜明的时间意识,也有敏锐的空间意识与地域自觉。《朱雀》意在叙写南京及置身其中的人物的常与变,城市和个人互相影响,互相成全。小说集《七声》则主要是关于南京和香港两地的人物的故事,小说集《浣熊》《问米》则以香港为中心,书写人物的日常或传奇,《北鸢》则以天津等北方城市为中心,书写大时代里各种人物的喜怒哀乐。不难看出,葛亮的叙事版图在不断地扩大。通过纪实、虚构和抒情的持续辩证,通过对叙事空间的持续开拓,通过持续地思索传统和个人才能的关系,葛亮在拓宽并拓深自己的写作。他在努力为抒情传统在当下开出新的面相,也在不断地营造一个属于他的抒情中国。他的写作已有实绩,他在未来的写作,亦同样可期。

 

注释:

①葛亮:《时间煮海》,《北鸢》,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页。

②陈世骧:《陈世骧文存》,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页。

③葛亮:《北鸢》,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480页。

④张莉:《以柔韧的方式,复原先辈生活的尊严》,http://www.sohu.com/a/117561891_114988

⑤陈思和:《此情可成待追忆》,《北鸢》,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6、9-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