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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周文|“非虚构”与《张竞生传》意义的阐释

更新时间:2021-04-07 作者:吴周文来源:文艺报

“非虚构”文学正式走入中国读者的文化视野后,诞生了一大批代表作品。这些作品中,张培忠的《文妖与先知:张竞生传》是一部具有典范意义的“非虚构”作品。《张竞生传》之所以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是因为它在“非虚构”创作机制中坚守着、代表着这一思潮的创新理念。

21世纪的中国社会进入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深度转型的阶段。直面社会、直面生活、直面时代与直面万事万物的秘密而还原本质和真相,是当下普泛的社会心理,也是广大读者的人文诉求。穷尽“真相”并解密“本质”,成为“非虚构”文学作家的责任与使命,唯其真实,“非虚构”写作便成为时代一种写作的“力量”。《张竞生传》的作者张培忠,正是坚守“非虚构”文学的责任与使命,对传主张竞生进行了一次从“文妖”到“先知”解密性的“翻案”。

众所周知,历史上张竞生因其策划、编辑、出版《性史》一书,顿生事端,落得一身洗不掉的骂名,被扣上“神经病”“卖春博士”“性学博士”的诨号,为世俗社会所不容。尽管李敖曾经计划为张竞生翻案并立传,可他没有实施他的写作计划。而最终真正为张竞生翻案、解密其一个“真实”张竞生的,是张培忠。应该说,张培忠的选题是一次文学的冒险。由于封建专制与封建礼教对“性”话题的封闭,“性”的科学启蒙与“性”的知识教育是被禁忌的。张培忠敢于涉及“性”话题,而且是为现代中国“性学”第一人的张竞生立传并翻案,这是对“假道学”文化陋习进行的反叛,是置个人荣辱于不顾的文化批判,无疑是需要胆识、勇气和冒险精神的。近一个世纪之前,“孤独的寻梦人”因《性史》而颓然倒下,而今《张竞生传》的作者却也敢于站起来“孤独寻梦”,敢于“吃螃蟹和吃蜘蛛”,用不着等到五个世纪之后,就敢于直面那位“串起了‘不一样’的中国现代史”的“失败者”,将他从故纸堆里捡拾起来,重新在中国文化史上定位并让其鲜活起来。这充分彰显了“非虚构”作家创作的前沿性与先锋姿态。

“非虚构”文学作家必须坚守真实性,只有穷尽真相,才能阐释真相。为此,张培忠“念兹在兹近三十年,积累考证近二十年,研究写作近十年”。《张竞生传》彰显的意义在于,必须坚守“非虚构”文学的真实性,它是一切“非虚构”作品的灵魂,其绝真值往往是考量一部“非虚构”作品是否具有文体审美价值的主要依据。此传还告诉我们,对于解读历史事件与解读人物的传记文学,其“非虚构”的“在场性”,是另一种形式的“在场”,虽然不是亲历、临场或者是新闻记者的调查取证,但张培忠的“在场”,是积累资料、调查取证的“在场”,是爬梳剔抉、去伪存真的“在场”;作者给我们的启迪是,历史的还原,在于最大化地用资料接近原始的真实。如果不是穷尽张竞生研究的全部资料,如果不是穷尽传主一生活动的时空轨迹,包括“一网打尽”人物的日记、书信、自传、作品、报道、评论以及相关的政治史、经济史、教育史、文化史等方面的背景资料,那么,穷尽、钩沉、还原张竞生这个人物的真实,则是完全不可能的。

然而说到底,历史、人物与事件的还原,是受作家个人记忆与史料记忆的局限的。怎么还原?从什么视角还原?以什么样的价值理念与审美思想还原?这些又取决于作家的“三观”和审美的艺术理想,最终落实于文本的操作。从审美理念方面来说,真实与虚构是一个悖论。“非虚构”文学并不回避真实性与实际操作中的“虚构”想象。不少作家与评论家都在某种程度上强调“非虚构”文学可以“虚构”,认为“非虚构与虚构本质上是一种因果相续、相辅相成的关系”。而笔者认为,不适当地提倡“非虚构”文学“虚构”,是对真实性原则的动摇与伤害,也是对“非虚构”文学创作的一种误读与误导。一方面名曰“非虚构”,一方面又提倡“虚构”,一方面提倡“诚实写作”,一方面又真真假假、真假难辨,呈现这种写作伦理的混乱是可以理解的。因为,“非虚构”文学是一个新的旗号,理论的建构还必须从创作实践的经验中进行探索与总结。

《张竞生传》的“诚实写作”经验告诉我们,作者在张竞生及其相关事件真实性的前提下,用了必不可少的“合理想象”。从人物生平事迹林林总总的材料碎片,到“传记”人物的完整呈现,需要经过一系列再造的过程;作者让传主回到真实人生经历的起点上,进行加工、改造、重构,同时赋予了“讲故事”的思想意义与文本形态。这个拼贴、组织、加工的“合理想象”,在本质上不是虚构,而是真实性的“膨化”与文本构成的“细化”的过程。

《张竞生传》中的“合理想象”,有这样几个看点。第一,以人物活动的时空逻辑顺序,再现人物传奇性与戏剧性的特征,以建构一个“人物+故事”的叙说框架。第二,注意到人物阶段性活动的历史背景的描述,以整合过去的相关历史资料,充分地、有声有色地给人物活动进行时代氛围和历史氛围的烘托性与渲染性描述。第三,文本基本是“讲故事”的小说叙事的呈现,主要表现为凸显人物对话、补充放大细节、环境气氛的着意渲染,对此,笔者曾经指称为“假性”虚构。这三方面的特征总体上构成传记小说化叙事的崭新模式。张培忠充分利用“合理想象”的张力,关于张竞生人生经历中的叙说,那些添加、渲染的人物之间的对话、行为动作的细节以及事件叙说的场合情境,都是顺乎事理逻辑的、符合情理的“想象”,是“合理”的推想与补写,是在真人真事的“骨架”上,丰富、重构了“人体”有血有肉的身躯。可见,《张竞生传》在保证真实性的基础上,用“假性”虚构充分进行小说方式的形象思维想象,这就在很大程度上“拿传记当小说写”。它的意义是将“非虚构”的真实性与文本的写实操作,提高并升华到一个新的量级和高度,即“非虚构”文学“写作技巧优化”的诉求与境界。惟其如此,一个被历史扭曲的“失败者”、然而又是“成功者”的“先知”张竞生的形象,才能在纸面上栩栩如生地站立起来。

“非虚构”文学强调“写作技巧优化”,是就整体而言的。“非虚构”写作除了报告文学、传记文学与散文而外,还包括新闻、通讯、专题调查及网络形式的一些文类。将本来不是文学体裁的文类纳入“非虚构”写作,于是整体地提高“非虚构”的文学性,就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即便像传统的、不太注重文学性的人物传记与作家评传,也就更应该加强“技巧优化”。正如洪治纲所指出的,“非虚构”写作“限制了创作主体的艺术想象力和创作力”,“叙事资源无疑是非常有限的”,“作品的艺术性普遍偏弱”。惟其如此,所谓“写作技巧优化”或“叙述精彩”的诉求,讲的都是“非虚构”写作的文学性提升。而文学性品位的提升,最终集中表现为文体与文本文学化的提升。在这方面,《张竞生传》为“非虚构”写作进行了很有成效的实验。

作者在“非虚构”思潮中,突破了一般传记常有的文体形式,或者说在基本保持传记文本形态的基础上,进行了多方面的“文学”创新。突出的是三个方面。首先,因“拿传记当小说写”,故文本呈现上将传统的文史叙事与小说叙事结合、混搭起来。围绕着传主的行年轨迹,插入了很多富有情节性的小故事,这些小故事俨然可以当作小说的片段来读。第二,围绕着张竞生的叙事,常常使用肖像描写、动作描写、心理描写与环境描写的手段,使传统的传记人物叙述的扁平化,演绎为人物刻画的立体化。第三,《张竞生传》的语言因文学呈现的需要,出现了五彩缤纷的色调,比喻、拟人、象征、讽刺、渲染、隐喻等修辞,改变了一般传记固有死板的书卷气。历史背景描述中杂文式的议论,文史叙事中故意插入散文味的“闲笔”,在小说叙事情节中诗情画意描述的糅合,构成了语言表述的斑驳、绚丽和陌生化形态。三方面文学技巧元素的融入和整合,使《张竞生传》的传记文体发生了生动而新颖的变异。作者张扬自我、不守规矩的实验,显然是给“非虚构”写作诠释了跨体、破体与创新的意义,并昭示着未来人物传记写作很可能发生类似延展的审美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