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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经典|《虾球传》:粤港澳大湾区几代人的集体记忆

更新时间:2021-05-26 作者: 黄楚旋 陈志来源:南方+

1947年10月至1948年12月,一部以二战结束后的粤港两地为背景,讲述流浪少年历经劫难,最终在党的帮助下成长为革命战士的长篇小说,在中共主持创办的香港《华商报》上连载。作品中斑斓多彩的社会百态,曲折生动的情节,鲜活质朴的语言,尤其是机灵、善良、侠义的少年“虾球”形象,如同一股清新的春风吹进千家万户,在当时的国统区特别是华南地区读者当中引起巨大反响。

这部颇具“大时代写照”气质的作品,便是广东著名作家黄谷柳的代表作《虾球传》。上世纪80年代初,广东电视台制作的电视剧版《虾球传》,红遍大江南北,开创了当时内地电视剧的收视高峰,还成为第一部在香港及东南亚地区播出的粤产电视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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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版本的《虾球传》。揭毓义 摄

在今天的评论界看来,《虾球传》是左翼文学创作与民族化、大众化有机融合的成功典范。不仅如此,《虾球传》从诞生到传播,均鲜明又深刻地体现了粤港澳大湾区同根同脉的文化传统,书中的岭南日常生活和风土人情,更是成为大湾区一代代读者的集体记忆。

“他非常渴望能献身伟大的时代”

“在新中国成立前后,以地域色彩书写见长的华南作家群里,黄谷柳是拥有读者最为广泛的一位,其文学成就堪称是首屈一指。”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林岗这样评价。

《虾球传》之所以能成为一代经典,离不开作品里洋溢的地道浓烈的粤港风情。黄谷柳本人曾经两次在香港定居,其间的经历也让人依稀见到几分少年“虾球”的影子。

1908年,黄谷柳诞生在越南海防市的一间小旅馆,迎接他的,却是拮据痛苦的童年。黄父生性好游冶、不顾家,母亲只得带着年幼的黄谷柳寄食在云南河口镇的娘家,依靠老母挑担售卖糍粑、弟弟微薄的教书薪金勉强维持生活。

“艰难痛苦、屈辱负重伴随着他长大,也使他自小养成了沉默坚强、善于思索的性格。”黄谷柳外孙女黄茵告诉记者,对于命运,黄谷柳未曾屈服,反而愈发刻苦学习,小学毕业时,还曾获得当地督办发给的银质“勤学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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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河奔流不息,沉思者黄谷柳。黄茵 供图

考入学膳费全免的云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是黄谷柳“一生中最感幸运的一件事情。”他曾写道:“这样,我才有能力去阅读小说,并且后来练习写作。”

入学第二年,北伐革命浪潮席卷全国,青年黄谷柳不满足于仅仅参加学校的进步运动,毅然离开生活了18年的云南,取道海防、香港前往武汉,奔赴革命一线。黄茵如此形容:“外祖父非常渴望能献身伟大的时代、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

当他途经香港时,却从报纸上意外得知1927年“四一二事件”发生的消息,革命形势逆转陷入低潮。他不得不客居香港,一住就是近五年。他接来新婚的妻子同住,为了养家糊口,他白天在九龙城一间小店售卖糖果香烟,兼做理发;晚上则在新闻学社读夜校、做校对。另一方面,在清苦的生活之余,他依然心系文学,他在日记中写到与文友们热烈探讨新文艺时的场景:“一毛钱花生米吃得普天同庆!”

那段日子,黄谷柳在香港社会底层挣扎求生,他夜以继日地校对、写作,仍然难以果腹。最终劳累过度,咳血病倒,被迫辞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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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谷柳阅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黄茵 供图

为谋生存,1931年他入伍参军,后辗转抗日前线,参加了淞沪抗战,还曾险些命丧日军对南京的大屠杀。这段军旅生涯时期,他经常“和穷人、烂仔、捞家经常打交道”(夏衍《忆谷柳》), 对抗战时期黎民百姓的悲苦有了更切身的体会。

抗日战争胜利后,黄谷柳敏锐察觉到,一场更大规模的内战正在悄然酝酿中,坚持反战的他自动离开国民党军队。此后,黄谷柳在国民党政府下辖的多个文艺单位工作了数年,结识了不少文艺界人士,也近距离目睹了国统区贪赃枉法、腐朽衰败等各种社会乱象。

1946年,他听从好友黄秋耘的建议,果断放弃在正中书局广州分局的“铁饭碗”,与国民党彻底割席,带着家人回到香港,又居住了四年,《虾球传》就诞生于第二次赴港期间。

“自愿选择的一条光明大道”

关于重返香港,黄谷柳曾在《自传》中剖白心迹:“这是我自愿选择的一条光明正道。”

然而,这条“光明正道”走起来却并不容易。黄谷柳拖家携口,租住在九龙一间不到四平方米的破屋里,房内除了放一张床,再无转身余地,只能在走道里摆个肥皂箱充当书桌。

他一度被迫把子女分散到亲戚朋友处寄食,妻女兼做临时打纱工贴补家用。由于他不愿迎合当时流行的趣味,投出去的稿件十有八九不为采用,揭不开锅时,只能把唯一稍微值钱的钢笔送去典当,领到稿费后再赎回,如此反复多达六七次。

钟敬文在《回忆谷柳》一文中这样描述黄谷柳:质朴、诚恳、好学,天性乐观,面带微笑,稍带口吃,谈到生活的困难,一向不动感情,有时候还很幽默地回应。

就在那个用木板隔成、嘈杂晦暗的小房间里,黄谷柳开始满含热忱地动笔撰写《虾球传》。 他身上那种“冲着困难去闯开通俗文学新道路的美愿、雄心和勇气”,让钟敬文十分感佩,“我现在想,这种坚定、乐观,是跟他对祖国未来的信心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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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白鹤洞新村黄谷柳故居旧址的虾球雕像。图源《黄谷柳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根据夏衍的说法,黄谷柳创作《虾球传》的缘由,是因为他曾为一个像虾球那样的流浪儿打抱不平,遭人殴打,“谷柳同情这些人,但又没有办法援助他们,这才迫使他开始寻找解放穷人的真理”。

在黄谷柳三女儿黄燕娟的印象里,为了写好角色,父亲曾天天去香港跑马地、“肖敦球场”等地观察形形色色、三教九流的人物,和流浪儿童聊天。他会询问他们的家世、兴趣和遭遇等,从中获取创作灵感。

1947年秋,黄谷柳在渡轮上重逢正在筹办《华商报》复刊的夏衍,便将《虾球传》第一部《春风秋雨》的原稿交给对方。夏衍一读当即大为惊奇:“这是一部很有特色的作品……既有时代特征又有鲜明的地方色彩,特别是文字朴素、语言精炼。”于是决定在副刊上逐日连载《虾球传》。

为了满足报刊连载小说的要求,黄谷柳按照夏衍的提议对原稿进行了修改,每千字成一段,设置了许多引入入胜的环节和悬念,以增强读者的兴趣。

小说从1947年11月开始连载,当即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各界读者纷纷来信鼓舞、提出意见。《春风秋雨》连载完毕不到两月,就由香港新民主出版社发行单行本,一年内重版5次。茅盾曾写道:“一九四八年,在华南最受读者欢迎的小说,恐怕第一要数《虾球传》的第一二部了。”(《关于<虾球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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虾球传第一部《春风秋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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虾球传第二部《白云珠海》。

在书中,涉世未深的虾球曾误入歧途,最终是党组织和游击队战士们帮助他走上了一条幸福的光明大道。而据黄谷柳女儿黄燕娟在文章里披露,家里最困难时,是香港文艺界的共产党员同志向一家人伸出援助之手;父亲也从与夏衍、黄秋耘、黄药眠等人的接触中,对共产党、对革命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1947年底,黄谷柳将自己的二女儿黄鸣送去十万大山参加游击队;次年春,黄谷柳申请加入共产党,经过一年查考获得组织批准。“他来自于底层人民,入党是他的必然选择。”外孙女黄茵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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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9月,小女儿燕虹满月,黄谷柳夫妇携儿女们摄于香港九龙联合道。黄茵 供图

曾是本报特派记者,赴抗美援朝前线采访

1948年12月,《虾球传》第三部《山长水远》在《华商报》上连载完毕后,黄谷柳原本计划在第四部《日月争光》中,书写虾球投奔游击队后的磨练经历。为了更好地把握人物在战火洗礼中内心发生转变的细节,他主动提出到战场前线去的要求。

此后,黄谷柳在桂边纵队司令部担任秘书,为迎接大军南下解放湛江市和海南岛做了不少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他调任《南方日报》记者,随军派驻海南岛。

1951年至1953年期间,他先后参加中国人民赴朝鲜慰问团、以巴金为首的“朝鲜战地访问团”,还以《南方日报》特派记者的身份,深入战场前沿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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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3月7日,南方日报记者黄谷柳奉命参加第一届中国人民赴朝鲜慰问团。黄茵 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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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黄谷柳、巴金摄于朝鲜开城前线坑道。黄茵 供图

当时,黄谷柳已是名满香江的作家。《南方日报》首任总编辑李超在接受黄茵采访时曾提到,战地前线条件艰苦又很危险,并非一般人能承受得住的,“当时不是很多作家愿意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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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在北朝鲜肃川的崇山峻岭中,黄谷柳访问38军112师。黄茵 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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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10月6日,黄谷柳走出掩体,和“战地猫”一起晒太阳。黄茵 供图

在抗美援朝前线,黄谷柳不仅圆满完成了采访任务,还因冒着生命危险掩护战友而荣立三等功,获得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军功章”一枚。回国后,黄谷柳将入朝见闻集结成册,发表了朝鲜战地通讯、散文集《战友的爱》,歌颂志愿军战士的英勇善战,以及崇高的爱国主义、国际主义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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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黄谷柳在粤西体验生活,两年后他在《人民日报》发表饱含深情的长篇报告文学《旧闻新事话湛江》。黄茵 供图

与此同时,黄谷柳的创作观念也发生了转向。他不再满足于描写旧社会的痛苦和伤残,而是将新的写作目标投向了新社会的英雄人物,打定主意“想通过他们来刻画亚洲巨人的兴起”(夏衍《忆谷柳》)。

原计划的《虾球传》第四部,便由此发展成了书写志愿军英雄形象的长篇小说《和平哨兵》。遗憾的是,直到1977年元旦前夕,黄谷柳突发脑溢血病逝,《和平哨兵》因为种种缘故,最终未能面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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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黄谷柳告老退休,与家人隐居广州市郊白鹤洞新村。黄茵 供图

在黄谷柳身后,《虾球传》多次再版发行。1979年至1985年,《虾球传》在广州4次印刷达40多万册。除小说被译介到日本、英国、南斯拉夫等国之外,《虾球传》的影响力跨越了众多文艺领域:在粤语评书界,林兆明讲古版《虾球传》最为知名;著名画家关山月曾绘制《虾球传·山长水远》精品连环画;《虾球传》话剧版曾在日本东京演出。1981年,广东电视台将其改编为电视剧,从北京到香港,该剧在街头巷尾掀起一股“虾球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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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日文版的《虾球传》(虾球物语)。揭毓义 摄

回顾外祖父黄谷柳的一生,黄茵最大的感受是:“一路走来,他卑微委屈,却从来是倔强不甘、寻求光明的。” 她根据十几年来研究外祖父生平资料的成果,写成《黄谷柳小传》,并为这篇传记起了一个题目——“逆风千里,向阳而生”。

不避艰险,这一点也是钟敬文对黄谷柳的评价——他为人正直敞亮,在生活上“敢于走别人不敢走的最困难的道路”,在创作上敢于创新,善于吸取传统和外国的经验。

研究学者林岗将黄谷柳视为“真正扎根大地写作”的作家中的一员,现实主义精神的驱动,使他们萌生投入“另一种生活”的愿望,哪怕经历生死考验也在所不惜。林岗称:“黄谷柳的写作足迹,例如亲赴战场,在战火中构思表现新任务、新世界的作品,这种态度非常值得我们思考和记取。”


专家解读:

《虾球传》是联结粤港两地文脉的一把“钥匙”

黄谷柳的《虾球传》,被后世研究者普遍认为是解放战争时期旅港左翼文坛最重要的创作收获之一,香港文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茅盾对《虾球传》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认为作品“从城市市民生活的表现中激发了读者的不满、反抗与追求新的前途的情绪”,而在风格上“打破了‘五四’传统形式的限制而力求向民族形式与大众化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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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虾球传》连环画。揭毓义 摄

“《虾球传》三部曲的逻辑非常明显,讲述了岭南一名底层儿童,怎样在粤港的历史背景下讨生活,继而成长为一个有革命觉悟的战士。”华南农业大学中文系主任傅修海认为,《虾球传》是一部地域色彩浓厚的小说。书中所描写的粤港生活、大量方言俗语的运用,渗透着浓厚的地方特色、生活经验、文化氛围,是其他同类型小说无法代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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虾球传第三部《山长水远》。

同时,《虾球传》也代表着香港本土通俗文学脱离了长期浸淫的、功利化的市场环境干扰,开始向地方的、历史的、文化的和革命的叙述靠拢。“从近代到当代,粤港地区的革命角色处于不断转化之中,而黄谷柳对此有着相当的把握、高度的概括,才能把地方特色植入到宏阔的历史进程中,转化为小说在红色文艺、地域文学上兼具的代表性。”傅修海说。

傅修海进一步分析指出,《虾球传》是粤港地区一个“非常典型的文学缩影”,通过“虾球”的转变,呈现粤港地区在现代史潮流中的发展变化——用一个人的成长隐喻一个地方的历史进程,恰当地代表了岭南地方文艺和中国红色文艺的结合。 而“虾球”这个人物形象,正是联结粤港两地文脉的一把“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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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黄谷柳在粤西体验生活。黄茵 供图

“黄谷柳较早地认识到香港和广东非常密切的、同步生长的地域关系。”傅修海指出,当时在香港“讨生活”的人,大多成长在共同的岭南文化背景下,他们和广东有着天然的联系。“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粤港两地的中下层人民,从情感、历史、文化、生活上是相通的。”

兼具成长小说、地域小说、红色小说三重特征的《虾球传》,回答了“岭南人民如何参与大历史”的问题。傅修海认为,今时今日,在建设粤港澳大湾区的背景下,《虾球传》仍旧为我们思考地方文艺的重要性,以及文化的统一性、经验的相容性提供了“镜鉴”。


【记者】黄楚旋

【策划】陈志 李贺

【统筹】郭珊